21世纪的海上战略竞争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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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当前,海上安全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在您们看来,这种关注有哪些具体成分?

朱锋:亚太海上安全局势依然处在不平静时期。不仅南海、东海的军事紧张态势未能降低,围绕着南海岛礁建设引发的“军事化”争议仍在升温。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主权争议是在趋缓,但从南海、东海到印度洋,围绕领土主权的管辖权争议、海上力量间的竞争,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始终都还在紧张进行。

海上安全成为东亚安全最突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亚太地区权力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海上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让中国开始有潜力打破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控制权。而为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维持东亚海上秩序主导权,保证海空自由介入和力量投送能力,美国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和干预、在日本不断增强前沿军事部署,以及继续“妖魔化” 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也是必然的。

中国也面临自身海上安全与维权的重大挑战。历史上,我们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而只是“陆权国家”。中国要想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有效完成陆海统筹,实现“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完美结合,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观念、体制和能力,迄今还没有科学的答案。中国作为“海权国家”的崛起究竟应该经得起怎样的考验和磨难,时间同样没有给出答案。

但实现这一“结合”的历史性进程毕竟已经展开。中国有必要结合周边海上安全局势的具体发展,以及与邻国和美国关系的调整互动,深入分析在海上力量碰撞和竞争的新时代,到底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努力解决,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究竟该如何统筹协调各种要素和力量、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方案,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21世纪的海上战略力量的竞争和博弈必然会具有21世纪的特点,在我看来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海洋强国战略不能简单地依赖海上军力建设。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其实说得很清楚,重点是放在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不局限于海洋军力建设。

第二,海洋是世界公域,不仅有最繁忙的水道、丰富的资源,更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开发和利用海洋,需要有规则和法律意识,需要提升多边合作能力,需要有遵守和引领海洋规则、规范和制度建设的本领。大国的海洋竞争如果只狭隘地局限于军力方面,是对时 代特点的误解和扭曲。

第三,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必须包括海上军力建设,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和“马汉(美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曾两度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全面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马汉海权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全球性的大国必然有着从生产资源获取到商品贸易和产品输出的全球性利益,也就必须去影响和控制海上战略通道,发展有全球控制力的海军。

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对海上航行自由的维护,要依靠国际制度,依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靠相关国际海事机构。时代变了,简单地把海上力量建设集中于军力方面,是对全球治理时代基本精神的背离。

举个例子,西太平洋有着世界最繁忙的水道,比如马六甲海峡;也有世界上最开放的海域,包括南海。不管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存在有多大程度的演进,南海航道安全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南海地区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保障南海航行安全,反对海盗、海上走私、海洋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威胁,都符合中美共同利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南海确实存在中美战略博弈,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南海又为未来中美海上合作提供了舞台。

今天我们思考中国的海上力量建设、未来海权发展的具体形态,必须紧扣时代特点,紧扣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的本质,同时清楚了解占据全球治理道德制高点这样一个外交政策基调所赋予的具体任务。

朱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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