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碑文考释
摘 要：本文通过对《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碑文的考释和核定，对撰写者衔名中提及的行政层级及佛教管理职衔进行了梳理，为研究泽州地区佛寺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信息。
关键词：神道碑 衔名 行政层级
《大慈灵和尚觉灵神道碑》（下文简称《觉灵神道碑》），是笔者在晋城市晋庙铺镇大池头村发现
196的。该碑保存完整，字迹和图案清晰，长 厘米，
61宽 厘米，青石质，正面朝外横嵌于旧大队的外墙上。碑面刻有文字和图像，主体为文字，分别是碑右上小楷书写撰文人的姓名，以及花押，正中为正楷书写的墓主尊（谥）号及法号，左下角为立碑人及时间；作为装饰的图案，分布在碑左右边沿，分别格出十个栏，栏内是浅雕。根据落款时间，可
知碑刊刻于清咸丰九年（1859
年）；观其内容，大略可知是佛教弟子们请他寺僧人为其师———法号觉灵的僧人———撰写的神道碑。尽管文字数量很少，内容也简单明了，但仍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专名考释，以及图像的说明。本文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考释，略述如下。
碑额题有三个字，为“山丙向”。这种碑额，笔者首次遇见。翻检近几年所出墓志铭诸书册，亦未见同类碑额，可谓孤例。“山丙向”，是传统堪舆风水学中辨位定穴的专有名词。由于神道碑被搬离
20了原位，加之当地乡民说墓穴在 世纪五六十年代平整土地中已被铲平，对当时墓穴的方位也没有确切的记载，故而无法根据墓穴的方位及方向，确定是“壬山丙向”，还是“艮山丙向”等。碑额选择堪舆专名的缘由，笔者认为并非简单地标识方位，而应该包含更丰富的内涵。至于具体的内涵，尚需要进行细致的田野访谈，方能有合理的解释。
神道碑右起文为“特授山西太原省承宣布政司使泽州府选充灵岩寺僧纲司僧纲源习”，是神道碑撰者源习的职司、地望、衔名、法号等。短短二十八字中，有很多值得推敲的信息需要挖掘。从衔名中职官名“承宣布政使司” [1] 前的直省名称来看， “山西太原省”的表述非常罕见，且有悖于现有政 书、志书提供的行政等级结构。简单将此种表述，归为僧人对常识理解不清带来的讹误，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无法揭示历史的真实。
稽考《东华续录（咸丰朝）》、《清文宗实录》等材料，以及《大清会典舆图》、《（光绪）山西通志·舆地志》等典志体志书、政书，清文宗咸丰年间，山西并没有太原省独立设置为直省的记载。从习见的行政等级结构来看，自明洪武时，山西由行中书省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之后，太原府便是其附郭及布政使司治所，且隶属于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在神道碑树立的咸丰年间，泽州已经升为府，与太原府同级，属于府一级的行政区划。这种知识体系下的行政层级及隶属关系，如图所示：
而碑刻中的“山西太原省”的表达和成文，与上述政书、志书中的行政层级及隶属关系迥然不同，初步示意如下图：
“省下有省”的情形，《觉灵神道碑》并非个案，但区域已超越山西。侯杨方教授根据乾隆七年
1742
（ 年）《奉天等省民数、榖属汇总黄册》档案中列举的“西安省”、“安庆省”，指出省会城市西安、安庆后加“省”，是作为陕西省、安徽省的代称出现的，其行政空间和辖区与陕西、安徽省完全一致[2]。从前述诸个案可以得知，清人概念中的“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地方一级政区，涵义较为广泛，用法也很灵活，“清代官方对此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志书、政书也仅代表官方意识的一种，并无成文法甚至习惯法的约束力 [3]的论述，可谓的确。但侯氏所居例子中，“西安省”、“安庆省”皆为单独列举，其省城代指直省的结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觉灵神道碑》中的“太原省”，上从属山西省，下辖泽州府，从这样的行政层级来看，作者强调的是递次统属关系，故而侯教授的结论不适于这一种“省下有省”的个案。山西“省”中“省”的确切含义，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太原省承宣布政使司”的职官名已经十分清晰，其行政空间亦不局限于省城附近，而囊括山西全境。前面加“山西”，并非作者的冗余与同义反复，背后有着乾隆时期督抚制取代清初的布政使司制的历史大背景。作为清代官制系统里外官的一种，布政使亦非一成不变。清初沿袭明制，地方一级长官称承宣布政使；乾隆时改为督抚，沿至清末不改。随着巡抚辖区固定，巡抚逐渐由临时差遣变成了地方长官，而布政使则成为巡抚的下属。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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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十三年（ 年），清朝官方正式确定督抚升于布政使之上，“今外官之制，督抚专制一方，而《会典》载天下府县及外官品级，犹以布政使司布政使领之，称名殊觉不顺。清改《会典》所载外官品级，以督抚居首，次及布、按两司 [4]， ”这标志着巡抚正式取代布政使成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神道碑刊立的咸丰年间，山西巡抚亦已固定，故可以对前述图作如下修订：
作如上解读，《觉灵神道碑》中“山西（巡抚）太原省承宣布政使司泽州府”的衔名及职官名的复原，方符合咸丰时期的历史事实，亦不致囿于“省”的舆地沿革考察，而忽略“省”相关的职官变化。
衔名后半部为“选充灵岩寺僧纲司僧纲源习”，提供了清代泽州僧政管理的很多信息。神道碑中的“灵岩寺”，亦见于《（雍正）泽州府志》：“松林寺，在城西南松岭山。一名灵岩寺，隋建；明僧法亮于南都造藏经六千四百卷，六百四函，建塔藏之，刘龙有记。金刺史杨庭秀碑，李俊民篆额，金太和（泰和）丙寅端午。一名法轮禅院。 [5]田野调查
20 80中，松林寺原址只有 世纪 年代建筑，旧貌已不可知。惟山顶有一祠，亦非旧物，稽考《松林法轮禅院碑》，“岭之阳，有佛宇耶，即古之灵岩院也……是寺僧感念卫公之惠，乃于山顶建祠，迄今存焉。 [6]根据碑志记载，咸丰年间泽州府僧纲司驻锡在灵岩寺（即松林寺）。而在明清诸方志中，泽州地区僧纲司驻锡地记载阙如，倘或如是，此点可补史志之阙。《（雍正）泽州府志》虽然没有明言灵岩寺为僧纲司驻锡地，但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灵岩寺藏有大量的经卷，“明僧法亮于南都造藏经六千四百卷，六百四函，建塔藏之，刘龙有记”。与之相比类，大同府僧纲司所在华严寺亦有大量佛藏经，“大同华严寺，国朝洪武三年改正殿为大有仓二十四年即教藏置僧纲”司寺复立焉 [7]。清代的僧纲司，设于府一级的佛教管理职衔，为末流散职。《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僧录司左右善世各一人，左右阐教各一人，左右讲经各一人；左右觉义各一人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曰僧纲司，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曰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属曰僧会”司，僧会一人，各掌其属释教之事 [8]。由《皇朝文献通考》可知，府一级设立“僧纲司”，职衔为“都纲”，而《觉灵神道碑》中为“僧纲源习”。两下比照， “僧”或许为“都”之讹误。
《觉灵神道碑》的刊刻者选取堪舆术语为碑额，带有晋东南浓郁的地方气息；撰文僧人衔名中“山西太原省承宣布政使司”，是清代“省”行政层级概念和运用的重要个案，可以与他省信息相互参证；“僧录司”的信息，又可补泽州地方佛寺管理的史志之阙。以上是对碑文内容简单的考释，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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