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台与镜槛

———汉唐时期铜镜置镜方式刍议

World of Antiquity - - NEWS - 刘瑞霞

摘要:本文通过对文献、考古出土材料以及传世收藏品的梳理,对汉唐时期的铜镜置镜方式进行探讨。铜镜置镜方式早期形式并不固定,到东汉至两晋时期,基本固定为支架型和立柱型两种,由于该时期垂足坐具还未出现,古人席地而坐,为了满足照容的需求,置镜或在几案上,或直接在坐席上。关键词:铜镜 镜台 镜槛 汉唐形制

有关铜镜的形制、纹饰、镜铭、铸造工艺等内容已经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还有很多相关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古人照面的时候,铜镜是如何放置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进

[1],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笔者也查阅行了讨论了一些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尝试对汉唐时期的铜镜置镜方式进行考察。

铜镜在照面时,除手持使用之外,主要借用外物承托,所承之物,翻阅历史文献资料,有称为“镜台”、“镜槛”与“镜架”者。

最早见到“镜台”的文献资料,是魏武时期的《上杂物疏》:“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子贵人公主镜台四。” [2]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曹操高陵曾出土刻有“镜台一”三字的石牌,表明东汉时期,“镜台”就已经成为置镜的常用之物。《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服用有玳瑁细漏镜台一。”刘义庆《世说》曰:“刘聪为玉镜台,温峤辟刘越石长史,北征得之。”刘宋元嘉《起居注》曰: “韦朗为广州刺史,作铜镜台一具”。可知镜台材质有银、玉、铜之别。另有,梁刘缓《照镜赋》:“欲开奁而更饰,乃当窗而取镜。台本王宫氏姓温,背后铭文宜子孙。”《木兰辞》:“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3]黄。”镜台放在近窗的位置,应是光照所需。《无题》:“长眉画了绣簾开,碧玉行收白玉台。”白玉台即玉镜台,说明镜台也不一定长期摆在外面,也可收纳起来。但是,如唐代那首著名的偈子:“身是菩 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4]应是不方便收纳的一种,需要长期摆在外面,作为固定的梳妆台使用。

“镜台”,也被称为“镜槛”。谢朓《咏镜台》:“玲珑类丹槛”,程注:“题云镜槛,当是镜台耳。” [5]

宋以后,文献中才开始出现“镜架”的称谓,这似乎意味着置镜方式的转变,或与家具的变革有关。

文献当中记载的“镜台”与“镜槛”具体是什么形制?笔者尝试通过考古出土的汉唐时期的相关实物予以探讨。通过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支架型和立柱型两类。

1.

支架型。

1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置镜实物是九连墩 号楚墓西室出土的一件漆木梳妆盒,上下盒盖内凿空置放铜镜、木梳、刮刀、脂粉盒,同时在上下盒盖内各装有可伸起的支撑[6] (图一)。笔者未见过实物,但是仔细看图片,支撑上并没有嵌镜的沟槽,怀疑可能是上下盒盖呈半合状态时,将铜镜放置在支撑上,并斜靠在半合的盒盖上。这件梳妆盒的设计蕴含了古人的巧思,是贵族精致生活的反映。

1

临淄商王村 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一面铜镜背后有一支架,由细竹、空心木塞、八棱体铜件及圆形箍构成。使用时,竹尖套在木塞里,木塞嵌入铜件内,铜箍固定于细竹末端。用时以支架撑于镜后,不用时将支架收起[7] (图二)。

3

重庆涪陵点易墓地 号西汉早期墓清理出土一件与镜同出的附属物。发掘报告称:“出土时,镜面向下,镜背上散存两件木质束腰多棱杆、几件小圆柱体构件及少量金箔。两件多面体束腰木杆形制规整,一面上粘接金属条状物,虽已炭化,但木质坚硬,长度各约为铜镜的半径,当是作为镜架使用。”根据描述推测,两件束腰木杆、镜面与承托平面形成纵面三角结构,以达到立镜的目的[8] (图三

2、3

中 为镜架)。

连云港灌云龙苴城遗址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墓葬出土一枚铜镜,铜镜后有一个铜镜架,“镜架为长条形,作四龙交织状,两端各伸出两只相背的龙首,整体对称分布。一端的龙首后部卡在镜钮内,另一端两只龙首”伏地支撑[9] (图四)。

以上均为简易的铜镜支架,方便支撑和收纳。支架高度均未超过铜镜的直径,支架与铜镜镜缘 共同构成支撑点,使用时估计是放在几案等家具上。

此外,还有一种支架,由三条支撑腿构成,类似现在的相机三脚架。

28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号东汉晚期墓出土一件鎏金三足座人像镜架。人像似羽人,呈跪姿,双手拱于胸前。底座下有三条支撑腿,由上、中、下三节圆形铜管与木柱构成,上节铜管与底座伸出

6.1部分以铆钉相连,为活节,管长 厘米。上节与中节铜管之间以木柱相连,木柱已残断。中节铜管分为两部分,亦以铆钉相合,可折叠,在上部分管内有一孔,孔内有一铜栓,用来固定中节活动铜管。中节与下节铜管之间也是由木柱相连。人像加上

33.1

三脚架,通高约 厘米[10] (图五)。

类似的支架还见于洛阳新安县西晋墓和南京仙鹤观东晋墓中。

262

洛阳新安县 号西晋墓出土的铜支架,鎏金,架座衔接三个支架,每个支架分上、下二节互相衔接,上节中部各伸出一钩,两上曲一下曲。钩下内侧有一环,以铜链互相连接;下节中部各饰弦纹三,下端为蹄形足。一铜人双手交置于胸前,跪

73

坐于架座上。通高 厘米[11] (图六)。

6

南京仙鹤观 号东晋墓出土的铜支架器表鎏金,三只细长竹节形支腿,顶端出榫,中央有小孔,中部一侧各有一小环纽,可以链环相连接固定,下端为兽蹄形足。另有一圆形台板,中央有圆孔,周

3

围有 组卡销,两边皆有孔,可以细钉固定连接台

78.8

板与支架顶端。通高 厘米[12] (图七)。这三件支架造型与结构均相类,只是南京仙

6

鹤观 号东晋墓的镜架在支架顶端置镜,而洛阳

262 28新安县 号墓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号东

汉墓的镜架在支架的中部钩曲处承镜。时代也集中在东汉晚期到两晋时期,似乎表明至迟在两晋时期成为固定的形式之一。置镜后的高度大约在70

厘米左右,刚好是成年人跽坐的高度,应是直接放置在席上使用的。2. 立柱型。

玉 域 玉该型又分为 式和 式。 式由立杆、长方形台板、圆形底座构成,在沂南东汉晚期画像石 [13] (图八)、传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14] (图九)以及三国朱然墓贵

(图一茵)均有见到。使用族生活漆盘上[15]时,用绶带将镜钮与支架系在一起。台板的功能可能是梳妆时收置一些物品。

式镜台[16]目前尚未见到考古出土实物,但是笔者在首尔民俗博物馆见到一件复制品(图一一),时代在高句丽时期,与画像石等图像上见到的时代一致。

域式镜台由四叶形台座、立杆、龙首状半圆形槽口构成。使用时,将铜镜卡进槽口内。所见实物有:上海博物馆藏东汉鎏金龙纹镜台[17] (图一二)、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汉代双龙首弧形鎏金镜

(图一三)、Lally

台[18]公司展东汉铜镜台、息斋藏镜

台、洛阳金村出土东汉镜台,这五件镜台均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甚至有几件可明确到东汉初期[19]。

域式镜台造型统一,应为东汉时期贵族使用的一种镜台形式。有学者认为“是由九连墩楚墓出土漆木梳妆盒中镜架的形式发展而来” [20] ,但九连墩楚墓支撑较平,且无凹槽,应无传承关系。域式镜台所见的资料均未提及有关其高度的信息,通过铜镜和镜台的比例,大致可以推测,该镜台也是放置在案几等有一定高度的家具之上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的镜缘相较之前的凸缘,发展平缘或者斜缘,或与铜镜要卡入凹槽有关。

此外,还有两件镜台与域式镜台相似,但是置镜方式介于支架型与域式镜台之间,它们分别为:涿州东汉墓出土陶质镜台 [21] (图一四)、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瓷镜台 [22] (图一五)。前者“由两部分组成,下部镜台中空,长方形孔,正面设三个圆孔。镜

T

台上部呈 字形,横断面长方形,下端向内略收成榫,插入镜台下部的长方形孔中。榫至上部镜架中部有四个小圆穿,穿至架顶中下部设一弧形镜托,

[23]。后者由放置一面陶镜”。该镜台与镜均为明器立柱、弧形镜托和长方形底座构成,据原报告线图,推测铜镜应是放置在镜托上并靠立于立柱上。原报告将其归入日用器物模型一类,也应属于明

[24]。明器是丧葬用器,制作时只追求形似,而无器实际的功能,并不能作为实用置镜的严谨材料,但是可以作为外观形制的参考,如果将其视作立柱型镜台的范畴,那么这种形式的镜台最晚时段即可到隋。

唐代出土的置镜实物较少,目前仅见河南偃 师杏园李归厚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件铁镜架。“这件铁镜架的结构,是用铁条锻打成两个梯形框架,框架之间用一轴连接。”上部框架上端之左、中、右各有三个折叠凸起,以便于悬挂铜镜。“下框底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中空凸起,便于穿系绳索,控制镜架的开合角度。”(图一六) [25]这种镜架形式,不见于唐代以前,却开启了五代宋辽元时期一种交床型镜架的先河。

综上,我们对汉唐时期的置镜方式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置镜方式大致分为支架型和立柱型两类。支架型又可分为简易支架和三脚立架两种:简易支架时间在战国到西汉时期,形制并未固定,可能和照容方式还没固定有关,毕竟盛水之“鉴”仍在使用;三脚支架集中在东汉至两晋时期。立柱型又分为带长方形台板的玉式和带龙首状卡槽的域式,玉式时间在东汉至两晋时期,域式集中在东汉时期,但是由于材料所限,推测立柱型使用的时间可晚至隋,到唐代出现一种新的置镜形式。

汉唐时期,垂足坐具还未出现,古人席地而坐,为了满足照容的需求,置镜或在几案上(简易

支架、立柱 式),或直接在坐席上(三脚支架、立柱域式)。

参考文献,汉唐时期的置镜之物称作“镜台”或“镜槛”,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唐以后文献出现的“镜架”应是指交床型或者更晚出现的座椅型。

(本文得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的帮助,特此感谢)

[1] 朱仁星《镜台与镜架》,《故宫文物月刊》1990 年

第 9期;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艺术品》2014 年第 8 期;刘芳芳《镜台小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 3 期;霍宏伟《镜架与镜台》,自《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三联书店,2017 年 10 月。

[2] [3] 引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2004 年 2 月。[4] 唐慧能《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 年 9 月。[5]《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 年 11 月。

[6] 湖北省博物馆编《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 年 9 月。

[7] 临淄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 年。

[8]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涪陵点易墓地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10 期。

[9] [17] [23] 刘芳芳《镜台小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10] [18] [25] 霍宏伟《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三联书店,2017 年 10 月。

[1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安县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12 期。

[12]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 年第 3 期。

[13] 蒋英炬、吴文藻《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 年。

[14] 网络,大英博物馆藏,摹本引自霍宏伟《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三联书店,2017 年 10月。

[1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4 期,摹本引自霍宏伟《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三联书店,2017 年 10 月。

[16] 因为有底座,以“镜台”描述。

[20] [22] 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艺术品》2014 年第 8 期。

[19]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艺术品》2014 年第 8 期;霍宏伟《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三联书店,2017 年 10 月。

[21]史殿海《涿州凌云集团新厂东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7 年 3 期。

[24]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 年第 10 期。

(作者工作单位: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1 图一 九连墩 号楚墓出土漆木梳妆盒

图三 重庆涪陵点易 3墓地 号西汉早期墓出土铜镜支架

图二 临淄商王村 1号战国晚期墓出土铜镜支架

图四 连云港灌云龙苴城汉墓出土铜镜支架

图一三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汉代双龙首弧形鎏金镜台

图一茵 朱然墓贵族生活漆盘镜台图像摹本

图九 《女史箴图》 镜台图像摹本

图一一 首尔民俗博物馆 铜镜台复制品

图一二 上海博物馆藏 东汉鎏金龙纹镜台

图八 沂南东汉晚期 画像石镜台图像

图五 青海大通县 28 上孙家寨 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支架

图六 洛阳新安县 262 号西晋墓出土的铜支架

图七 南京仙鹤观 6 号东晋墓出土的铜支架

图一六 河南偃师杏园李归厚夫妇 合葬墓出土铁镜架

图一五 安阳隋张盛墓 出土瓷镜台

图一四 涿州东汉墓 出土陶质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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