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田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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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场的情况看袁我父亲决心已定遥 他还从没开枪杀过自己的部下袁而且是当着那么多师团长的面遥我小叔来到我母亲的房间袁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母亲遥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袁我小叔说袁明天通电就会发表袁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袁我们叛变了祖国遥我母亲惊愕地看着我小叔袁她的内心此刻比我小叔更加焦急遥时间紧迫袁必须马上阻止我父亲的行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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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一切如常。清晨她起来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回到家中吃早饭。这是她多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几乎雷打不动。吃早饭时她对我说,她又梦见了大雪。那段时间她常常梦见雪。“雪下得很大,雪片有巴掌那么大。”她多次这样描述说。她还梦见我父亲在大雪中奔跑,她想追上他,喊住他,可怎么也做不到。“雪真是太大了!”她不止一 次地这样感叹道。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她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母亲身体很好,虽已九十高龄,但腿脚便利,行动自如,尽管她早年缠过小脚,走路时一摇一摆,但这并不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她的眼睛虽然花了,耳朵的听力却很好,这在她这个年龄的老人中并不多见。她的身体也无大病,除了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外,其他器官都很健康。她每天早晚都要出门散步半小时,还经常为门前的花草浇水。有时我们不放心,要陪她一起散步,她便会很不高兴,说自

己还没有老到不中用的地步。不认识她的人都不相信她已是鲐背之年。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衰老的征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她身上显露出来。尤其是脑子不记事,前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很快就忘记了。她还常常忘记吃饭的时间。比如,你去叫她吃饭时,她会说不是刚吃过吗?有时刚刚吃过饭不久,她又会说怎么还不吃饭啊?都几点了?我们告诉她你刚刚吃过的啊,她还似信非信,说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尽管母亲的记忆衰退严重,但对以前的事却记得十分清楚,而且事情越久远记得越清楚,包括一些具体细节,都能详尽道来。心情好的时候,她常会和我们絮叨一些过去的事。她说她的名字是她父亲给起的。她出生时,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村子周围的山野上开满了大大小小的花朵。按田家族谱,我母亲这一辈是“香”字辈,外公便给她取名为田香梅。

据我母亲说,她的老家在合肥西乡十里庙田家岗,这里离城关约十里路,父亲是个茶商。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深得外公的喜爱。在她之后,外公膝下又添了两个女儿,这就是我的大姨和二姨。兴许是长女的缘故,我母亲格外受到宠爱,就连一向严厉的外公也常常要让她三分。我母亲八岁时,我的亲外婆过世了。外公续弦为丁氏,我母亲叫她二妈。二妈是个小户人家出身,为人心胸狭窄,爱使一些小手段,私心特别重。我母亲和大姨、二姨都不喜欢她。有时,母亲也会对我们谈起父亲,说起他们一些过去的事情,但对父亲的死却很少提及,甚至讳莫如深。

“他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她总是这样对我们说。如果有人谈到这件事,她也总是这样回答。“这事是日本人干的!”她的口气坚定不移。

可我总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关于我父亲的死,长期以来就存在各种说法。我曾问过 母亲,没想到一向脾气很好的母亲却大为光火。“你怎么也相信这些说法?这全是乱编的,完全不负责任!”她气得浑身发抖,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几句话。她还说这是栽赃,我要去告他们。我大哥和二姐连忙安慰我母亲,并责怪我不该惹母亲生气。

事后,我曾向大哥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大哥沉默不语。他默默地抽着烟说,母亲也许是对的,这事是她心中最大的隐痛。“有些事已经过去了,”他对我说“,还是不要再触碰为好。”

大哥的话中似有隐情,我说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大哥慢条斯理地看着我说: “你就不要刨根问底了。这事早有定论了,你就不要再惹妈妈生气了。”他越是这样说我越感到疑惑。我父亲死

1937 12 29亡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即 年 月日。此时,正是日军即将进攻安徽的前夜。在之前半个月,日军占领了南京,并在城里进行血腥的屠杀,三十多万人倒在血泊之中。随后,日军主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等沿津浦路北上,侵入安徽境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父亲突然死了。

这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我父亲名叫贺文运,时任安徽省保安司令兼新编第三十一军军长,担负着安徽防务重任,他的死自然引起各方关注。

我曾查阅过《民国日报》《申报》和《大公报》等有关报纸,上面都对这一事件予以了报道,内容也大同小异,认为我父亲是死于日本人的阴谋,目的就是为了瓦解国军防务,为进攻安徽做准备。《民国日报》上还刊登了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暨新编第三十一军的公告。公告称,倭寇入侵,皖省告急,就在吾保安司令部暨新编三十一军全军将士秣马厉兵,严阵以待之时,吾司令兼军长贺文运先生惨遭日本特务刺杀,身负重伤,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夜八时不治身亡,令人殊为痛心。查凶手关口泽吉系日军第三师团谍报人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多次前来吾军进行拉拢策反,均被严词拒绝。公告最后还宣称,吾保安司令部暨新编三十一军全体将士将继承吾司令之遗志,誓与倭寇血战到底,与国土共存亡。云云。

在随后几天的报纸上还陆续刊有蒋介石对贺司令的哀悼电,及国民政府追认我父亲为烈士,并给予优厚抚恤的文告。本来这事已成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1949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直到 年后,有人在《文史汇编》第五辑上发表了一篇《贺文运死亡真相》,认为我父亲的死并非日本特务暗杀,而是他试图投敌,被部下秘密处决。至于对外公布的情况,不过是欲盖弥彰,为了稳定军心。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洪明柱,曾在新编三十一军担任营长。我母亲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愤怒,在我大哥陪同下,她先后找了有关领导进行申辩。她还让当时在三十一军担任卫队旅旅长的小五叔写了有关材料,一起交了上去。有关领导批示对此事进行调查。《文史汇编》的编辑人员找到了洪明柱,问他此文依据何在?洪明柱说依据倒没有,只是军中私下里有这样的传闻,他也是听说而已。领导认为,仅凭传闻便捕风捉影,很不严肃,要求《文史汇编》予以补救。于是,《文史汇编》便在第六辑上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份调查,纠正了洪文的说法,并刊发了我母亲的声明和小五叔的回忆文章。

这件事虽然平息下去了,但余波未了。各种说法仍在不胫而走,有的说法甚至十分离

1982奇。“文革”中我母亲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年有一家小报以《花心将军死于原配枪下》为题,杜撰了一篇文章,认为是我母亲杀了父亲,理由是情杀。因为我父亲娶了姨太太引起了我母亲的嫉恨。这个说法极为荒唐。为此, 我母亲委托我大哥将报纸和作者告上了法庭。虽然官司胜诉,但我母亲并不开心,好像一个旧伤疤又被重新揭了开来,旧疤新伤,痛上加痛。应该说,这件事对我母亲伤害很大。她大病一场,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我曾问过我母亲,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母亲似乎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她沉默很久,才摇摇头说“:人啊,都是会变的。”

她的表情十分感伤,这让我颇受触动。大哥说得对,母亲心里一定埋藏着什么不为人知而又刻骨铭心的隐痛,而这个隐痛又与父亲的死有关。

但这个隐痛究竟是什么呢?

2

我母亲是个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境殷实,加上外公走南闯北,思想较为开明。我母亲和大姨二姨虽是女孩,但外公还是在家里为她们延师开蒙。后来我父亲流亡日本时,我母亲随同前往,又就读于东京女子学校系统深造。这所学校除了教授文化知识以外,还设有一些关于女人规范和礼仪的课程。我母亲在这所学校受到熏陶,举止言谈自然不同凡响。见过她的人都被她的高贵气质所折服。

据我大姨和二姨说,我母亲年轻时极为漂亮。这话我毫不怀疑,我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是她和大姨二姨三人合影照。照片上的母亲楚楚动人,气质高雅。虽然大姨二姨也个个称得上是美人坯子,但与母亲相比还是略逊一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端庄漂亮心性颇高的姑娘,却发疯似的爱上了我父亲。这让当时很多人感到不解。

据我大姨说,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是在她十七岁那一年。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就遭到外公的反对。我父亲虽然后来飞黄腾达,官至安

徽最高军事首脑,不过年轻时他的家境并不好。我父亲的父亲,即我爷爷,是个剃头的。虽说也算个手艺人,可却是个下九流的行当。所谓“一流戏子,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五剃头,六擦背,七娼,八盗,九吹灰”,可见地位之低下。我父亲从小就跟着我爷爷学手艺,一年到头挑着个剃头挑子,走村串户给人剃头修面掏耳朵。开始是打下手,后来便独当一面,手艺渐渐超过了我爷爷。尤其是掏耳朵掏得好,掏得人欲醉欲仙,舒服得不得了。乡里人常常夸赞他,说这伢灵性得很,是把好手。

听我大姨说,我父亲家与我外婆家是一个村的,还有一点什么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因此我爷爷和我父亲来田家岗剃头时,常在我外婆家吃饭。不知怎么一来,我父亲就与我母亲对上眼了。“那时候,我和你二姨都还小,”大姨说“,有些事也搞不懂。不过,你父亲倒是挺招人喜欢的。”

据我大姨描述,我父亲长得一表人才,大眼睛,高挑个子,口才也好,常年行走乡间,肚里装满了各种奇闻逸事,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我父亲还会拉二胡,休息的时候便吱呀吱呀地拉上一段。我母亲爱唱黄梅戏和小刀戏,有时候我母亲唱,他就在一边拉。大人们都说,这两个伢一拉一唱,还蛮像那么回事的。

记不清哪一年了,据大姨说,不是光绪三十二年,就是三十三年。那是一个秋天,我父亲来我外公家了。他穿着一身蓝布军服,腰上扎着皮带,看上去十分英武。我外公看到他那副装扮不禁十分诧异“:文运啊,你怎搞这身打扮啊?”

“伯父,我投军了。”贺文运把手里提着的糕点盒子放到桌子上。“投军?” “是的,安庆讲武堂招生,我已经被录取了。”

我父亲在说这段话时,目光中充满了兴 奋和期待。原以为会得到外公的几句夸奖,没想到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文运啊,”外公摇着头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好好的有门手艺,怎搞得要去吃兵饭啊?这不是瞎胡闹吗?”

我父亲听了这话好不扫兴,这也激起了他的自尊。他开始婉转地反驳我外公,说明他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偏见,并阐述了军事对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是如何重要。他还说到甲午之耻,凡我血性男儿,岂能甘于沉沦?“他说得真好!”我大姨和二姨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们就在客厅板壁后面向里边偷看。我父亲的这套新思想对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充满了魅力,可我外公却对这些夸夸其谈不感兴趣。他打断他的话说“:伢哩,说这些大话有甚用啊?你还年轻,记住我的话,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说完又摇了摇头,瞅了一眼桌上的糕点盒子,问“: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我父亲听他这样一问,便拘谨起来。他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尖,两只手握在一起搓个不停。“文运啊,你有话就说吧。”在我外公的催促下,我父亲便鼓起勇气,抬起头来,脸憋得通红,一向伶牙俐齿的嘴巴也变得结巴起来。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什么?你说什么?”外公听了他的话,差点叫了起来“,你想打香梅的主意?就凭你?伙

!家,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绝不可能 ”

我父亲受到了羞辱,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不过,他并不甘心,很快又鼓起了勇气,向我外公表白说,他是真心的,他喜欢香梅。

我外公的嘴巴向上一撇,笑了起来,那笑充满了轻蔑和挖苦。“伢哩,”他说“,我看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喜欢?你喜欢得起吗?”

我父亲一下被噎住了。他的脸由红变紫,显然受到极大的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

应有尊严,向我外公保证说,他会努力的,他一定会让香梅过上好日子。我外公又笑了起来,这一回笑得已经十分难看了。“歇,你给我歇吧,”他打断我父亲的话,拎起桌上的糕点盒子,不由分说地往我父亲手中一塞,就向外撵人。

! “走,趁早走,你就断了这个念想 ”我父亲简直有些无地自容了。就在进退两难之际,我母亲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

“爸,”她叫了一声“,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说什么?”外公一脸躁动地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田家闺女难道嫁不出去了?阿

!狗阿猫都想打主意了?这事门都没有 ”

外公的话刚落音,我母亲便接了上来。“我愿意。”她说。

“什么?你说什么?”外公瞪大眼睛,差点跳起来。“我愿意。”我母亲又说了一句。“你这个死丫头,还要不要脸?”外公扬起

!手来“,你再说一句,看我抽死你 ”我母亲迎上去,仰起脸来说“:抽啊,你抽啊!”外公有些不知所措了,他的手举在空中

!晃了晃,然后朝外喊了一声“:来人啊 ”宋妈应声而入,外公气急败坏地指着我母亲说:

! “把这个不要脸的给我拖下去 ”

这件事让我外公大为恼怒,不光因为我父亲来提亲让他受到侮辱,更气人的是,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让这个剃头佬的儿子勾了魂,他却蒙在鼓里。事后,把家里上上下下都问了一遍,想弄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可这种事谁也说不清楚。为了打消我母亲荒唐的念头,他让二妈赶紧为我母亲说亲,不久便物色到一家,是个做巡检的,家境不错,儿子是生员,在庐州府学入学。我外公很满意,当即拍板定了下来。事不宜迟,很快请人定下吉日,男家也下了聘礼。可是,就在定亲的前一 天,我母亲突然失踪了。

外公派人四处寻找,几个月后才传来消息,说是我母亲去了安庆,与我父亲住在了一起。外公气得暴跳如雷“:这个搪炮子的枪冲的,我没这个女儿,田家的脸都让她丢尽了!”从此宣布与我母亲断绝了关系。

3

我母亲去安庆时,我父亲已由讲武堂毕业,分配到马炮营任排长。在那里他认识了熊成基、范传甲等革命党人,并加入了岳王会。岳王会是当时安徽最大的革命团体,由柏文蔚、陈独秀等人发起。它成立的日期甚至比同盟会还要早。在我母亲去安庆的前一年,岳王会整体加入了同盟会。我父亲是其中的骨干之一。

我母亲到达安庆后不久,在我父亲的影响下也积极参与岳王会和同盟会的活动,帮助传递情报,参与联络工作。当时很多有名的革命党人,我母亲都见过,像柏文蔚、陈仲甫(独秀)、倪映典、熊成基、范传甲等。我母亲有时心情好的时候,便会和我们聊起这些往事。她说,倪映典是咱合肥人,说话一口合肥腔,语速很快;熊成基相貌英俊,说话做事都很沉稳,而范传甲长相老成,表情严肃,平时不苟言笑。范是寿州人,说话总是带着“俺”“啥”的北方腔。我问母亲见过陈独秀和柏文蔚吗?母亲说,当时陈、柏都不在安庆。陈是岳王会的创始人,安徽巡抚恩铭遇刺后,他逃往日本,柏在南京任职。民国二年,柏文蔚督皖,陈独秀任秘书长,那时你父亲在独立旅任旅长,柏、陈都来家里吃过饭。“陈先生还夸过我的厨艺哩!”母亲说到这里时,颇有几分得意。

我母亲到安庆半年后就怀孕了,有一次她去军营送会单(入会表格),遇到密探跟踪。当时,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一案刚刚发生不

久,安庆的形势很紧张。为了摆脱跟踪,我母亲加快脚步,由于天降大雨,路面湿滑,不小心摔了一跤,回来后便流产了。这事让我母亲很伤心。我父亲安慰她说,没关系的,孩子以后还会有的。熊成基有一次来杨氏会馆还专门看望母亲,说小妹这是为革命做出了牺牲。我母亲由于年纪小,当时很多会内的同志都叫她小妹。

1908我母亲去安庆是光绪三十四年( 年)开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便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这就是震动全国的马炮营起义。

事情的酝酿早就开始了。一年多前,徐锡麟刺杀恩铭被捕后,被凌迟处死,刽子手割下他的头颅,剜其心脏,供祭恩铭。恩铭的卫队中还有人将其肝脏烹而食之。官府的残暴不仅没有吓倒革命党人,反倒激起了他们的斗志。有一次在杨氏会馆开会,与会者纷纷发言,都说革命党人的血不会白流,这个仇一定要报,而且要清廷狗官加倍偿还。我父亲也发表了演说,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最后还高声背诵了徐锡麟写的一首诗“: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场的人热血沸腾,我母亲也很激动。当晚,她对父亲说“:文运,我没看错人。做男人就得像你这样,顶天立地。我会永远跟着你,哪怕是死也会跟着你。”我父亲说,你能这样想很好,革命就会有牺牲。我自打加入岳王会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你不能死,你得好好活着。我母亲说,如果你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你错了,”我父亲纠正她说“,你要为革命养育后代,十几年后他们又会成为革命党。革命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的胜利早晚有一天要实现。”我母亲听了热泪盈眶。那是一个激情如火的年代,我父亲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母亲。她紧紧搂着我父亲,对他简直崇拜极了。 11月,马炮营起义失败了。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父亲随着起义残部退往桐城、庐州一带,生死不明。安庆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军警到处抓人、杀人。起义领导人薛哲、范传甲等人先后被捕就义,薛哲还被枭首示众。据说,那次死的人很多,被牵连受害的党人、士兵及进步学生多达三百余人。杨氏会馆也被查抄了,所幸的是我母亲和其他同志事先得到消息全部撤离了。

我母亲回到了合肥,由于她没有与我父亲正式成婚,按习俗是不能进入夫家的,只好又回到田家岗。我外公大发雷霆,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货,还好意思回来?我没你这个女儿,你有多远滚多远,别来给我丢人现眼。我母亲一声不吭,任他骂个沸反盈天,等他骂累了,才说:“爸,你骂也骂了,气也出了,你不认我这个女儿,可我不是你的女儿又是谁的女儿?难道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外公一听这话,气得两眼直翻,从椅子上一蹦而起,火冒三丈地喊“:你个搪炮子的枪铳的,想给老子耍泼皮啊?你给我滚,马上滚!”

我母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外公操起鸡毛掸子就要打,我母亲说“:打啊,打吧,打死算了,我也不想活了。”

外公举着鸡毛掸子的手哆哆嗦嗦的,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大姨、二姨这时都跑过来,跪在外公面前哭着喊,爸,爸啊,你让姐去哪儿啊?你就饶了她吧。

外公的心有些软了。正踌躇间,二妈给他上小话了。二妈说,大小姐回来倒没啥,只是她那个男人可是个革命党,官府要追究起来,只怕家里也要跟着吃瓜落。这话提醒了外公。前几天官府还差人来贺家搜查,把贺文运的爸也抓进县大牢关了起来。外公本来就是个胆小本分的人,听二妈这样一说,心里便打起了小鼓。

正在犯难之时,九叔公出面说话了。他说这伢也怪可怜的。男人男人,不知下落,夫家又去不了,毕竟是田家的后代也不能不管。“这样吧,”他想了一个折中的法子“,让她去老屋住吧。今后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将来官府过问,你们也好撇个干净。”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我外公便就坡下驴,答应下来,说“:那好,那好,就照九叔公说的办吧,以后要是有事,九叔公可得出面替我们说话啊。” “那是自然。”九叔公一口应承。于是,我母亲便搬进老屋住了下来。老屋是我们家的老宅子,位于村头的一个山坡下,与村子隔了一条小河。这房子是外公的父亲修建的,后来外公造了新宅子,这个老屋便空置下来。有一年,村里有个老先生借这个房子办学,办了没两年,老先生身体不好,这学也办不下去了。房子又空了下来。

我母亲搬进去后,把屋子打扫了一番。屋子虽然老旧了些,多年没人居住,倒廊磕壁的,院里长满了杂草,有几间偏房年久失修,屋顶也开始漏水,但前院的几间正房还算不错,能够住人。我母亲为了收拾这个房子可没少花力气。宋妈偷偷找来家里的茶农帮着整理,几天下来便也收拾得差强人意。于是,我母亲就在老屋住了下来。

住处有了,但生计仍是问题。我母亲积蓄并不多,原先有一些首饰,后来为了救我爷爷(因我父亲一案被抓进县大牢)花了去。为了维持生存,她不得不揽些女红来做。她还在院子前后开了一些地,种些蔬菜瓜果,勉强度日。那段时间,我母亲过得很清苦。不过,由于老屋与村子隔了一条河,平时倒也安静,除了宋妈和大姨、二姨隔三岔五过来看看,很少有人走动。

外公从来没有来过老屋,也绝口不提我母亲,包括家里人谁也不准在他面前提,一提 他就光火。不过,大姨、二姨和宋妈背着他偷偷给我母亲送些接济,他也是知道的,但却装聋作哑。有几次,二妈向他捣小话,揭露大姨二姨和宋妈她们送东西给我母亲,他却大发脾气,骂我二妈说“:什么狗屁倒灶的?你闲着没事牙痒了是吧?不磨牙你能死啊?”骂了两次,二妈也就老实了,不敢再挑事了。

起义失败后,贺文运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在起义当晚被炮弹炸死了,也有人说他被捕后被秘密处决了。据我大姨二姨说,你妈提起这事就抹眼泪。直到有一次,官差拿着通缉告示来找你妈,你妈才知道贺文运并没有死,至于下落谁也不知道。官差来了两次,把你妈左审右审,想审出一点名堂来,却毫无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你妈可高兴死了,”大姨说“,官差一走,她就一个劲地念叨,说文运没有死,他还活着,活着哩!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我们也都为她高兴,陪着她一起掉眼泪。她还专门跑到你爷爷家去,把这事告诉了你爷爷。”

起义失败后,我爷爷被县衙抓去关了好长时间,但是还算好,后来多方求人总算把他救出来了。“这事你妈可出了不少力,”大姨说“,她把自己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但是,我母亲的高兴没多久,就在这之后没多长时间,有一天,大姨二姨去看母亲,当时宋妈也在。大姨说,你妈坐在那里,老长时间不说话,眼圈红红的,宋妈问她怎搞的,她说文运死了。“我们吓了一跳,”大姨说“,你打哪儿来的消息?”我母亲说,她去镇上碰上陶二狗了。陶二狗是陶岗村的人,在六十二标做文案,前两天回来探亲。因是合肥同乡,与文运相熟。我母亲向他打听文运的情况。陶二狗说,你还不知道啊?起事人员从安庆败退后,在三河遇到河南提督姜桂题的部队,被包围了,死了很多人,贺文运也在其中。我母亲似

乎并不相信,问他打哪儿来的消息。陶二狗肯定地说,这事错不了,因为死亡人员名单后来上报到了标部,他在标部亲眼看到上边有贺文运的名字。我母亲说到这里,便捂住脸哭起来。“我们一看不好,都赶紧劝她。”大姨说。

我父亲的死讯传开后,村里人都很同情我母亲,背后议论说,这伢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今后可怎么办啊?只有外公说,死了好,这个丧门星,不死将来还不知要怎么害人哩!显然,他对我父亲拐走我母亲一事还在耿耿于怀,难以原谅。

这件事对我母亲打击很大。打这以后,她像是变了一个人,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就更少了。以前她常爱唱几句黄梅戏或小刀戏,现在也不唱了。人也变得诡秘起来,平时深居简出,一副神经兮兮的样子,就连大白天也门窗紧闭,有时要敲上半天她才来开门。她还对大姨、二姨、宋妈说,没事你们就不要来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对于我母亲的状况,我大姨、二姨都很担忧。她们说,姐是太痴心了,这样五迷三道地下去,非做出病来不可。不过,宋妈倒并不太担心,她说日子一长就会好的,我男人刚死那阵子也是这样。宋妈守寡好多年了,一副过来人的口气。

日子过得说快也快,说慢也慢。转眼到了宣统二年。这是我母亲从安庆回来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开春不久,大姨便出嫁了。男方家是合肥东乡长临河的,家里有百把亩地,合肥城里还开了一家粮铺,家境殷实,我外公很满意,便大操大办起来。那段时间,家里洋溢着一片喜庆,大家都忙忙碌碌的,谁也没有注意我母亲。然而,就在这时,一件塌天的大事发生了。

那是在我大姨出嫁的当天,我母亲在老屋里悄悄产下了一个男婴。当时,大家都忙着送亲,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件事。我母亲居然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据说是她自己咬断了 脐带,完成了生产的全部过程,这个孩子就是我大哥。当宋妈和我二姨去给她送大姨结婚的喜糕时,简直惊呆了。“你妈躺在床上,脸上白绡绡的,被褥上全是血,”二姨描述说“,葆仁(我大哥的名字)在一边哭个不停。”

我母亲怀孕的事当时谁也不知道,她一直瞒着大家,包括大姨、二姨和宋妈。我母亲身材小巧,当时是冬天,她裹了不少衣服,虽然身子有些沉了,但谁也没有往那方面想。宋妈倒是说过,大小姐胖了不少,可谁也想不到她是怀了孩子。这下事情闹大了,我外公一听,简直羞辱难当。

“伢?哪来的伢?”他怒气冲天地问道,但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回答。我母亲从光绪三十四年冬回来,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了,显然这个孩子不是我父亲的。外公捶胸顿足地哭喊起来“: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怎么出了这种丑事啊?”

九叔公让人把我母亲带到了祠堂。由于失血过多,我母亲十分虚弱,连站的力气都没有,是宋妈把她背到了祠堂。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对这种风化案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九叔公要我母亲老实交代,他还说你一个弱女子,受了人家欺侮,只要你说出奸夫是谁,可以饶你一死。可是任凭九叔公一遍遍地盘问,我母亲就是一声不吭。九叔公有些恼了,在桌子上磕了磕烟袋,说“:你这个女伢死犟死犟的,好嘛,你搞死不说,那就别怪你九叔公了。”

! “去,去把明堂找来 ”他接着又吩咐道。明堂是我外公的名字。那天祠堂断案时,我外公自觉丢脸,躲在家里没有去。现在九叔公派人来唤了,他不能不露面了。

“明堂啊,”九叔公对我外公说“,好话歹话我都说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可这伢就是搞死不开口,你说我怎搞?”

!我外公说“:该咋搞就咋搞 我没这个女

!儿,田家也没这个孽种 ”他咬着牙齿说,腮帮上的牙槽骨一鼓一鼓的,那模样实在气得不轻。

“唉,”九叔公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明堂啊,这事也怨不得我了,就只有按族规办了。” “等等,”我母亲这时忽然开口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九叔公问她。我母亲道“:香梅死不足惜,但孩子无辜,但求能饶他一命。”

九叔公沉吟了一下,走到我母亲面前说: “伢哩,九叔公也不想这样,但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个交代。我早对你说过,只要你说出那个野男人,一切都好办,我保你和伢都能够活下来。”

我母亲听他这样一说,又低下头去不作声了。九叔公轻轻叹息了一声,背过身去,朝族丁们摆摆手。

当天下午,我母亲便被剃了阴阳头,游村示众。她的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由族丁们架着,一路走来。一个族丁敲着锣,一边敲一边高声喊道:“偷丁养汉,大逆不道,咣咣……伤风败俗,族规不容,咣咣……奸夫淫妇,十恶不赦,咣咣……沉塘下狱,罪有应得,咣咣……”

村里人都出来围观,人群里窃窃私语。有人说,这女伢平时不则声不则气的,原来是个闷骚。还有的说,色胆包天,什么事都敢干,先是私奔,这男人前脚刚死,后脚就偷起人来了。“总之,什么难听话都有!”二姨说“,当时我们家的脸都让你妈丢尽了。你外公更是感到奇耻大辱,在家拍桌子打板凳,连心脏病都气犯了。”

“这能怪谁呢?”二姨心里一点都不同情外公,她对我们说“,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当初要是把我姐留在家里,哪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游街的第二天,按照族规要对奸夫淫妇进行沉塘。族丁们连夜把沉塘的竹笼子编好了,到时只要把人关进笼子,然后沉入塘底即可。原定的沉塘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村里不少人早早就来到了祠堂里等候。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九叔公露面,也不见我母亲的身影。过了好久,九叔公终于来了。他宣布说,沉塘的事暂时缓缓,族里还要再议议,大家都先回吧。至于议什么,他也没说。

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不禁大感扫兴,纷纷抱怨说,搞什么搞吗?说好的事怎说变就变啊?但九叔公是族长,一言九鼎,众人有意见归有意见,但九叔公的决定却无法改变。后来,陆续传出消息,说是九叔公放话了,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奸夫没抓到,不能便宜了那家伙,等抓到这个人再一起处置不迟。

九叔公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母亲,也救了我大哥。村里人都说,我母亲命大,不知哪辈子烧了高香,土都埋到脖子根了,又一口气喘了上来。

不过,我母亲虽然活了下来,日子却更艰难了。以前村里人看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心接济她,家里有女红什么的也主动送过来让她做,可现在她的名声坏了,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再也不愿上门了。二姨和宋妈有时偷偷给她送点东西,现在也不行了。我外公看得很紧,他说,你们谁要是再和那个不要脸的来往,看我打断她的腿。二妈更是变本加厉,隔三岔五就要对家里的粮食、衣物等进行清点。发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便要兴师动众,挨个盘查。即便二姨和宋妈想把东西拿出来也办不到了。

那段日子,我母亲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都早卖光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人还好办,孩子一饿就嗷嗷哭叫。为了省下粮食给我大哥吃,母亲每天只喝一点米汤,有一次竟昏倒在地。多亏

大姨知道了这事,便不断送来接济,加上我母亲在前后院子和河边上开荒种地,这以后日子才逐步有了保障。除了生活艰难外,母亲的处境也相当不堪。没人愿意和她来往,大家看见她就像躲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人们那异样的眼光令人心寒。当地的混混也开始打起她的主意,不时对她骚扰。为了防备不测,我母亲便在门后藏了根扁担,还在怀里揣了把剪刀。有一次,一个混混调戏她,她便拼死反抗,并用剪刀划破了他的脸。这事让大姨知道了,便十分担忧,她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男人。大姨的男人姓左。左家在合肥城里开的一家粮店,由大姨男人打理,因而人们都叫他左老板。左老板很同情我母亲,他提议重新给母亲说个人家。“你姐长得标致,又读过书,年纪也不大,找个人家怕也不难。”左老板说。大姨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便向我母亲提起这事,我母亲一听就摇起头来。“这事恐怕不中。” “不中?怎搞不中啊?” “我走了,九叔公怎么交代?我可是答应过他。再说他也不会让我走的。”

“嗨,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姨说“,他不让走,咱偷偷走呗,这事我们家老左有办法。”我母亲还是摇头。“怎么了?”大姨疑疑惑惑地看着她说, “你不要跟我讲,你还在等那个人吧?”

“快别胡说了,这都啥时候了?”我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答应过九叔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 “那你告诉我,这人究竟是谁?”我母亲苦笑了一下,说“,事情都过去了,还说他干吗?”

尽管我母亲三缄其口,但人们私下里的猜测却从未停止。我母亲在村里很少与人来往,去她那里的人也屈指可数。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村里人排来排去,最大的嫌疑有两人。 一个是贺文魁,他是我的小叔,我父亲的胞弟。我母亲回来后,他时不时地来看望我母亲,送些东西,帮着干活。贺文魁比我母亲小两岁,人也机灵,与我母亲关系一直很密切。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不来了。等到我母亲生下我大哥时,人们才发现他已不知去向。贺家人对他的行踪也讳莫如深,一会儿说他去河南投亲戚了,一会儿又说他去芜湖跑生意了。听贺村的人说,他离村出走的时间约在我大哥出生前五至六个月。人们推测,他一定是发现我母亲怀孕后,感到掉不了爪子,这才脚底板抹油一走六二五。

除了贺文魁,还有一人嫌疑也很大。这人是淮北来的一个泥瓦匠。人长得高高大大,是那种典型的北方人,国字脸,浓眉大眼,胳膊和腿都很粗壮。他是来帮我母亲修房子的。一连干了半个多月。每天歇工后,人们便看到他在河边上擦洗身子,虽然时值冬季,但他丝毫也不感到冷。有小媳妇到河边洗衣裳,看到了便私下议论,说这人皮肤白条条的,胳膊上也满是老鼠肉(指肌肉),一动就乱跑。一个死了男人的年轻寡妇碰上这种烈燥的男人,难保不出事情。我母亲出事后,还有人先见之明地说,我早看出来了,这事有名堂。当地泥瓦匠有的是,我母亲偏偏不找,反倒要大老远请一个外乡人来修房,这事想想就不大对劲。但这些议论除了供人们茶余饭后聒聒蛋外,并无根据,何况不论是贺文魁,还是那个淮北泥瓦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露过面,想查也无从入手。

4

宣统三年的夏季,庐州府的几个县都连降大雨。大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听说淮河又决堤了,许多地方都被淹没,合肥城里也到处都是逃荒的灾民。有人预言,天象示警,要出

大乱子。果然,到了秋天,天下就大乱起来。

这一年的阴历八月,寒露过后不久,有人从合肥带回了消息,说是武昌革命党造反了,撵跑了巡抚大人,把武昌城也给占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有人从省城回来,说安庆也闹起来了,革命党架起大炮朝城门楼上轰轰地放,黑烟冒起几丈高。“乖乖弄你东,那可是真枪真炮实打实地干啊!”来人咂着嘴巴说,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

此后又过了几天,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来了,说是庐州光复了。就在前一天,有人进城还一切如旧,可一夜过来,天就变了。现如今合肥城里到处都是革命党的兵,扛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有十八星铁血旗,也有五颜六色的三角旗、四方旗以及长方形的旗帜,这些旗帜或镶红边,或镶黑边,也有镶黄边的,都是戏台上演戏用的。武器有鸟枪、土铳、抬枪,以及长矛、大刀、木棍等。穿着五花八门,腰里扎着红带子,说话侉里侉气的,听说是从北方开过来的。除了这些杂牌兵外,也有一些穿戴正规的新军,青呢制服,足蹬皮鞋,背着新式步枪,从街上走过时排成一列“,一二一”地喊着口令,辫子也剪了,留着半截头发,盘在大檐帽下,老百姓称之为“和尚兵”。有人问,知府穆大人呢? “早颠了。” “那李会长呢?”这个李会长便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后裔李国松,在合肥地界上是个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主儿。

“他呀,”有人说“,颠得更快,好几天前就去了上海!” “看来这天真要变了!”有人感叹道。就在人们对世道变化惊叹不已时,当天下午,一个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进了村里,有人看到了我父亲。那是在合肥城天后宫举行的光复大会上,我父亲代表新成立的庐 州军政府登台讲话。

“噫,这不是贺大塘的那个小剃头的吗?”有人认出他来。“可不就是他。” “乖乖弄你东,当上什么官了?” “听说是个啥的总司令。” “乖乖,这官不小吧?” “那你说呢?”人们议论纷纷,嘴巴咂得吧吧响。天后宫的光复大会一散,就有人兴冲冲地回村把消息传播开了。有人开始还似信非信:“呔,伙家,你没看走眼吧?他不是死了吗?” “没死,我亲眼看见的。“没看错吧?” “怎么可能?我可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如今人家可是总司令了!” “乖乖弄你东,真看不出来啊!”就在人们还未回过神来的当口,当天傍晚,我父亲便来到了村里。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戴着蓝色的大檐帽,腰上扎着皮带,挎着手枪、洋刀,身后跟着十几个护兵,全都背着新式快枪。那模样威风凛凛,神气得不行!我父亲进村不久,族丁便咣咣敲起锣来,通知各家到祠堂里开会。听我二姨说,当时我外公听说我父亲回来了身子一下软了,差点站不起来。他害怕极了,吓得浑身发抖,根本不敢去祠堂。他还让下人赶紧关上大门。宋妈让我二姨快去找我母亲,想让她躲一躲。你想我母亲偷人这事要是让贺文运知道了,那还了得?如今人家可是总司令了,连当官的都敢杀,杀我母亲还不是小菜一碟?可我二姨跑到老屋前前后后找了两圈也没见着我母亲,后来一想也许我母亲得知消息已经躲起来了。这样一想,她便稍稍放下心来。回来时路过祠堂,老远就看见里边挤满了人。我二姨忍不住挤了进去。当时天已经黑透了。祠堂里点起了马灯,堂上堂下,照得一片雪亮。一个熟悉的声

音在高声说着什么,二姨挤了进去,从人缝中看见一个人正站在堂上说话,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说话的那个人正是我父亲。更让二姨惊讶的是,我母亲抱着我大哥就站在他的身旁。

“这就是我的儿子!”没等我二姨反应过来,堂上便传来我父亲的声音。他朗声大笑着,指着我母亲手里抱着的我大哥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我贺文运的儿子!”

“贺文运的儿子!”他接着又大声重复了一句,像是在庄严地宣告。我母亲站一边,抱着我大哥,脸上洋溢着欣慰而又满足的笑容。

“来,把儿子给我!”贺文运伸手从我母亲手上抱过我大哥,在他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又把他高高地举起来。我大哥当时才一岁多,吓得哇哇大哭。我父亲开心地大笑起来“,瞧瞧这熊孩子,连你老子都不认识啦!”

我二姨看着这光景愣愣的有些傻了。这时,不知是谁推了她一把,说“:香桃,快见你姐夫!”众人一听这话都扭过头来,看着我二姨。

二姨有些不好意思了,连忙向后退缩。“噢,是二妹啊,”我父亲这时也看到她了,向她招手说“,过来,快过来!我今天来就是为你姐正名的。她是为我、为革命受了冤屈。她是好样的,不愧是我贺文运的革命同志和革命爱人,我要向她致敬!”说着,啪的一声,双脚一碰,朝我母亲敬了一个军礼。

“好啊!”有人喊了一声。接着是掌声一片。

“我当时真有些发蒙,”二姨说,由于来得晚,我父亲前边说了些什么她也没听到,一时间还不明白事情的原委,直到后来才听说,原来安庆起义失败后,你父亲向庐州退却,一路遭到官府追杀。为了逃生,熊成基下令分散突围。我父亲负了伤,只好躲进山里,待风声平息后,打听到我母亲已回到村里,便悄悄地潜 了回来,在老屋里躲了大半年,等伤愈之后才离开村子经由上海逃往日本。

“你妈真不简单啊!”二姨说“,这么大的事,她居然放在心里,谁也没说。为了保护你爸的安全,她还在屋里悄悄修了一个夹墙,真是绝了!”

我问二姨,我母亲找那个淮北泥瓦匠是不是就是为了修这个夹墙。“可不是。”我二姨说,起初大家还不明白她为何舍近求远,大老远地找一个外乡人来修房子,原来是怕走漏了风声。“你妈真有心思,这事做得滴水不漏,真不瓤经(合肥土语,不简单)啊!要搁我和你大姨早就乱套了!”

当然,我母亲能够活下来,还得感谢九叔公的暗中相助。据说,就在沉塘前一天晚上,我母亲斟酌再三,让人把九叔公找了来,向他道明了实情。九叔公是个明事理的人,加上他本来就同情我母亲,况且他也知道这事的严重性,如果说官府得知朝廷通缉的要犯就在村里,藏了多达半年之久,他这个族长也难逃干系,起码也要落个失察之罪,于是便找了个由头将这事捂了下去。我父亲对此非常感激。那天在祠堂里,他当众跪下给九叔公磕了三个头。

听我二姨说,那天和我父亲一起来村里的还有小五子和我小叔贺文魁。贺文魁也穿上了军装。原来,我父亲潜往上海时,就是靠他与外边联络,先是找到我父亲的护兵小五子,再与革命党接上关系,使我父亲成功地逃脱。后来,我父亲东渡日本时,他也跟着一起去了,难怪会突然不知去向。

我曾问过我母亲,当年她怀大哥时,我父亲是否知道。我母亲说,我告诉过他。他让我一定不能要这个孩子。可他走后,我还是决定把肚里的孩子留下来。我父亲后来为了这事也埋怨过我母亲,他说你不要命了?这太危险了!我母亲则说,在安庆时,第一个伢就流掉

了,这个我不想再失去了。再说,你这一走,生死难料,我好歹也得为你留点血脉吧。

我母亲说这话时轻描淡写,但在话语的背后却有一种朴素、真挚而又伟大的力量,我父亲被她深深打动了。他默然许久,然后一把抱住我母亲说“:香梅,你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我贺文运娶了你,三生有幸!”

5

我父亲那次回村,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返回合肥城,组织北伐联军,准备北上抗击清军南下。那晚祠堂里的会一散,我父亲便领着我母亲和我大哥去拜见我外公。一进门,他就朝我外公磕了一个头,叫了一声“:爸。”

我外公虽然感到有些别扭,但还是应了一声,上前把我父亲扶了起来。我二妈这时一反过去,对我父亲巴结得不得了,一口一个姑爷地叫。她还提议让我母亲立马搬回来住,这样也好有个照应。我二姨看着她那副谄媚的样子,十分不屑,事后她对我们说“:瞧她那个巴结劲,就跟个哈巴狗似的没两样。”

,1913 7民国二年 年 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厚积重兵,大举南下,而国民党内部由于患得患失,意见不统一,只能仓促应战。战事一开始就极不顺利。我父亲此时在安庆任学生军司令。辛亥年间,我父亲率北伐联军北上,被编入柏文蔚的第一军任独立旅旅长,在京浦线与清军作战,打得十分顽强。柏文蔚是安徽寿州人,曾任革命党的主力第一军军长,是我父亲的老上司。清帝被推翻后,他被任命为安徽都督,与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湖南谭延闿并列为南方四大都督。柏文蔚督皖后,他把原来第一军中的一部分部队带往安徽。我父亲也随同前往。不久,袁世凯以裁军为名,将我父亲所在的独立旅进行了撤裁,改任我父亲为安庆讲武堂总办。我父亲对此很 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接受下来。二次革命打响前,随着形势日益紧张,柏文蔚有一天把我父亲找去了。

“华章(我父亲的字),”柏文蔚将我父亲领进书房对他说“,看来老袁要动手了,你是什么态度?”

我父亲说“:文运不才,但革命到底,矢志不渝。”

“好,很好,”柏文蔚对我父亲的回答感到满意。他让我父亲坐下来,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父亲“,这次裁军,我们上了袁世凯的当,现在手上的老本都被裁光了。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就在这次谈话中,柏文蔚决定以讲武堂为班底成立学生军。我父亲回去后立即行动起来。他把过去撤裁掉的旧部重新召回。这支部队后来果然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下旬,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北洋军先是攻占九江、湖口,江西讨袁军节节败退,与

7此同时,江苏讨袁军也放弃徐州,退守蚌埠。

28月 日传来消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竟然放弃南京,一走了之,整个讨袁阵营立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此时,正在皖北与北洋军苦战的安徽讨袁军也军心大乱,全线崩溃。

尽管大局败坏,形势艰难,柏文蔚仍然没有放弃,一边努力调动部队,重新部署,一边做好退守徽州的准备,打算从屯溪经祁门,由婺源进入江西,与李烈钧的江西讨袁军打成一片,再图恢复。

然而,就在这当口,安徽陆军第一师师长胡万泰突然回师安庆。胡万泰的父亲是北洋宿将胡殿甲,由于这层关系,他的第一师在裁军中得以保留下来,其编制甚至超过了柏文蔚从南京带来的第四旅,成为安徽最大的一支军力。这次,柏文蔚重新部署作战方案时,令胡万泰率部去太湖作战,没想到他没有接到命令,便擅自从前线返回安庆,显然别有图

谋。

柏文蔚闻报十分警觉,就在胡万泰前来都督府时,他将军刀放在手边,以防不测。当时我父亲也在都督府,事后他对我母亲说,当时情形很紧张,只见胡万泰腰佩手枪,大咧咧地走进来,开口就对柏文蔚说“:克强(黄兴的字)走了,你知道吗?”

柏文蔚十分冷静地敷衍着他。他说,克强走的事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大势如此,安庆也难保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里的一切交你负责吧。胡万泰一听这话立马变了态度,高兴地说“:这样好,这样也好,我已派人向倪嗣冲、段芝贵接洽了。”

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段芝贵时任北洋第二军军长,都是袁世凯进攻安徽的主要干将。胡万泰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已派人与他们联络了,说明他已决定投敌了。鉴于当时安徽讨袁军的主力,包括柏文蔚从南京带来的第四旅,都已派往前线,安庆空虚。柏文蔚只能先稳住胡万泰说“:你好自为之吧,我走后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你不要糜烂省城,为害百姓。” “这个还用说吗?”胡万泰连声应承。结束谈话后,柏文蔚转过脸来对我父亲说“:华章,你替我送一下胡师长。”

“是。”我父亲应道,便把胡万泰送到了门口。胡万泰与我父亲是老相识了。当年我父亲考入讲武堂时,胡还做过他的教官。事后,据我父亲说,他把胡万泰送到门口后,胡万泰问他今后怎么打算。“是跟他走,还是留下来?”他把嘴巴朝都督室努了一下,意思不言而喻。

我父亲明知故问道“:胡师长的意思是什么?”

胡万泰笑了起来“:你只要留下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你的学生军我保证给你编成一个旅,由你做旅长。”

我父亲说“:那好啊,我就跟着胡师长干 吧。”

“这就对了!”胡万泰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父亲的肩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咱们兄弟一起干,有我吃肉的,就少不了你喝汤的。”

第二天一大早,胡万泰便翻脸了。本来说好让柏文蔚主动撤离,第一师不予干涉。没想到柏文蔚起床后,正在洗漱,卫士便跑进来报告,说第一师把都督府包围了。柏文蔚似乎早有预感,一边通知应变,一边打电话给胡万泰,问他想干什么。胡万泰在电话里打着哈哈说,我对都督本人并无恶意,你也可以走,但你手下的一些人必须交出来。“哪些人?”柏文蔚问。“名单马上送到。”胡万泰回答。不一会儿,有人送来了名单。柏文蔚一看当时就火了。名单上的这些人都是坚定的革命同志,他的忠实部下,他拿起电话明确告诉胡万泰,这绝无可能!我柏文蔚不会卖友求生,哪怕兵戎相见,亦在所不惜。两人在电话里大吵起来。胡万泰一看柏文蔚发火了,便退了一步“:都督放心,将来大家还要见面嘛。无论如何,我会保你的安全。”

柏文蔚说“:那就多谢了,你我二人,和平解决最好,你让开一条路,我尚可原谅你,否则你将猪狗不如!”最后胡万泰答应让开东门,以便柏文蔚

8撤离。上午 点多钟,包围都督府的第一师部队按约定开始撤走,柏文蔚也如约带着卫队营撤离都督府,可刚出辕门不久,四面立时枪声大作,原先撤离的第一师又出尔反尔,发起进攻。柏文蔚和卫队营被迫退回都督府,据门而守。双方发生激烈枪战。紧要关头,狗头山上的大炮忽然响起,向叛军和胡万泰的司令部连连发炮,与此同时,一支部队从叛军身后掩杀过来。我父亲带着学生军赶到了,与柏文蔚的卫队营会合一处。叛军一时大乱,四散退

去。众人拥着柏文蔚杀开一条血路,从小南门撤向江边,乘船向芜湖方向退去。据小五叔讲,部队且战且走,到达江边时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六七十人,几乎溃不成军。

6

柏文蔚退到芜湖后,本想重整旗鼓,但已力不从心。此时革命军四分五裂,不仅各自为政,而且内讧不断。柏文蔚眼看无力回天,只得下令解散部队。临别前,柏文蔚在船上与我父亲谈了一次话。他说“:华章你后悔不后悔?如果你不跟我的话,也许会升官发财。”我父亲说“:我贺文运生是革命的人,死是革命的鬼。为了革命,哪怕是死都在所不惜,岂会为了一己私利,放弃革命。”柏文蔚很感动,他说可惜啊,如果我们的同志都像你这样,何至如此?第二天,我父亲便与柏文蔚分手了。他带着小五子一起逃往上海。

小五子是我父亲的勤务兵,他是安徽霍山人,早在我父亲在马炮营任排长时他便跟了他。当时他只有十五岁,自幼双亲亡故,沿街乞讨,连个名姓都没有,只知道小名叫小五子。有一次他在街上偷东西被人抓住吊打,被我父亲救了下来,并留在了军营。我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振武,至于姓便随了我父亲,叫贺振武。小五子虽然不识字,但人非常机灵,而且对我父亲特别忠诚。我父亲也很信任他,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兄弟看待。

二次革命开始前,我父亲出于安全考虑,事先派我小叔贺文魁将我母亲和大哥、二哥送回了老家。二哥是我母亲在安庆时生下的,取名葆义,此时已经快一岁了。我母亲这次回乡,没去田家岗,而是名正言顺地去了贺大塘,即我爷爷家。听我二姨讲,我母亲回乡后曾去田家岗看望我外公,并住了两个晚上。这时二次革命已经打响了,而且战事很不顺利。 我母亲很为我父亲担心。她经常让人进城买报纸,了解战事的进展情况。但那时的合肥还

8很闭塞,消息并不灵通。月间,讨袁行动完全失败了,我母亲还蒙在鼓里。9月下旬的一天,就在我母亲四处打听消息时,小五子突然来到了家里。他是趁着夜色悄悄进村的。只见他上身穿着粗布短褂,下身是一条黑裤子,一副庄户人家的打扮。我母亲第一眼差点没认出他来。

“小五子,你咋搞这身打扮?”我母亲颇感惊讶。

“出事了!出事了!”小五子顾不上礼节,迫不及待地连声说。“出了什么事?” “司令被捕了。”我母亲吓了一跳,连忙问起事情经过。“唉,别提了,”小五子喘着气,满脸憔悴,又饥又渴。我母亲倒了一杯凉茶递给他,让他慢慢说。他一口气咕咕喝了下去,然后抹了抹嘴巴说“,我们一到上海就被盯上了,到处都是密探。司令很谨慎,但还是没有逃脱。”

据小五子说,芜湖解散后,我父亲潜往上海,先是住在北大桥礼查饭店,以前他到上海常住这里,情况比较熟悉。他住的房间在二楼,小五子给他送行李时,看到二楼楼梯口站了两个穿黑绸衣的北方大汉,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向我父亲报告。我父亲便借晚上在楼下餐厅吃饭时,从后门溜出了饭店。小五子按照吩咐,早已叫了辆黄包车候在后门。我父亲上了黄包车,由北大桥到极司菲尔路,一路上换了六次车,最后到了他熟悉的一个朋友家,在那儿住了三天,然后又通过这个朋友在静安寺赫德路租了一间房子,又躲了十来天,这才订了船票打算前往日本,尽管做了仔细的防范,上船时还是让密探给发现了。

“人现在何处?”我母亲问。

“提篮桥,”小五子说“,听说就关在提篮桥。” “人还好吧?” “不清楚,什么消息也没有,那里也不让探监,”小五子说“,我没咒念了,只得赶紧来报信。”

两人正说着话,我小叔贺文魁也来了。三个人商量了一番,觉得事态严重,得赶紧设法营救。那段时间,各地不断有处决革命党的消息传来。大家不敢耽搁,第二天便赶往上海,找到了住在极司菲尔路的我父亲的那位朋友家。这位朋友名叫梁善鸿,是南京人,在上海做五金生意。梁老板同情革命,辛亥革命前就资助过同盟会,与黄兴、柏文蔚都很熟悉。我父亲在第一军任职时与他相识。梁老板告诉我母亲,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料到革命党人会从上海出逃,因此加强了戒备,派出了大批密探,在码头、车站布控。听说这次抓了一百多人,都关在提篮桥。“老袁心狠手辣,”梁老板说“,这些同志看来性命堪忧。”我母亲听了这话便哭了起来,请求梁老板一定设法相救。我的小叔和小五子也帮着求情。梁老板一边安慰我们,一边答应想办法。

可是,一连几天,梁老板四处活动却毫无进展。据说这批案犯是由总统府执法处督办的,上海地方也插不上手。就在事情陷入僵局之时,有一天,我的小叔贺文魁拿着一张报纸跑进来,说“:快看,快看,徐树铮来上海了。”看着他那副高兴劲,我母亲和小五子都有些莫名其妙。我母亲甚至不知道徐树铮是谁。贺文魁向我母亲解释说,徐树铮是现在的陆军次长,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下的大红人。“可是,”我母亲还是有些不解“,这和我们有啥关系?”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贺文魁说“,你还记得陶岗村的那个陶二狗吗?”

“记得,”我母亲说“,不就是那个在六十 二标当文案的吗?” “正是。”贺文魁说。我母亲当然记得这个人,当年就是他告诉我母亲,在死亡名单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害得我母亲伤心了好久。“陶二狗怎么了?”我母亲仍不明白我小叔的意思。

贺文魁说,据他所知,陶二狗现在是徐树铮的副官,徐树铮来了,说不定他也会跟着来。我母亲听他这样一说,便明白了。“你是说去求求陶二狗?他能行吗?” “谁知道呢?”我小叔说“,眼下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不妨试一试。”

陶二狗大名陶顺良,二狗是他的小名。陶岗村与田家岗只有不到十里地,参军之前,我父亲常随我爷爷去陶岗村剃头,从那时就与陶二狗相识了。那时陶二狗家很穷,有时连剃头费都掏不起,我爷爷也不计较,说是没钱就先赊着吧,可赊着赊着便成了一笔糊涂账,我爷爷也从未追讨过。陶二狗心存感激,后来到了部队,与我父亲同在六十二标,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我父亲一度还想动员他加入岳王会,可陶二狗对革命不感兴趣,还劝我父亲不要和这些乱党瞎掺和。尽管思想政见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父亲和陶二狗之间的关系,陶二狗明知我父亲是革命党也从不向上报告。不仅如此,有时还暗中给我父亲递些消息。

清帝退位后,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段总长原先就是陶岗村人,陶二狗便跑到北京去找老段,没想到竟被留了下来,后来又受到陆军次长徐树铮的赏识,当上了他的副官。

当天下午,梁老板便摸清了情况,说是陶二狗确实来了上海,是随徐次长一起来的,就住在上海迎宾馆。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母亲便带着我大哥、二哥去了。当时的天气热得要命,我大哥那时才三岁,我二哥还不到一岁。我母亲背上驮着我大哥,手里抱着我二哥,浑身大汗淋漓。当

时她去上海时,家里人都劝她别带孩子去了,可她执意要带。据她自己说,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救不出你父亲,哪怕让他最后再见一见自己的孩子也好。只是这个想法并没有说出口,害怕不吉利。

迎宾馆戒备森严,守卫的士兵态度蛮横,不容我母亲多说,便让她滚开。我母亲苦苦哀求,全无效果。但她仍不死心,便带着孩子守在大门外边。烈日当空,酷热难熬,我大哥二哥热得直哭,我母亲找了个荫凉的树下,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不停地向迎宾馆门前张望。不断有汽车和马车进进出出。我母亲心里想,陶二狗说不定就在这些车里,只是不知哪一辆而已。她有心上前拦阻,又怕惹怒了这些当官的,误了大事,只好耐住性子等待。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我大哥、二哥哭闹累了,都睡着了。终于有一辆马车驶到门口停了下来,一个军官从车上下来,大约是要买什么东西,他走到街旁的商铺里。我母亲连忙跟了上去,叫了声长官。那个军官年纪不大,中等身材,皮肤黑黑的。他回过头来看了我母亲一眼,眼神里的轻慢拒人千里之外,可我母亲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硬起头皮说“:请问长官,你认识陶副官吗?” “陶副官?” “是的,陆军部来的。”那人又看了我母亲一眼,态度似乎有了一点变化。

“我们是亲戚,”我母亲解释说,我是老家来的,能否烦请长官帮我们通报一声。“你叫什么?”那人问道。

“田香梅,”我母亲说,接着又补充道“,你就说是合肥田家岗的,他就知道了。”

“哦,”那人点点头“,我知道了。”他的声音显得漫不经心。之后,他进商铺里买了东西,然后重又上了马车。我母亲跟在他后边连声道谢。那军官也不搭理,朝车夫示意了一 下,马车便驶进了迎宾馆。我母亲忐忑不安地看着远去的马车,也不知他会不会帮着通报。看他的口气像是答应了,又像是没有答应。

不知又过了多久,天这时完全黑了,迎宾馆门前亮起了灯。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我母亲真有些绝望了,就在这时,一个护兵模样的人从迎宾馆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啥,那个啥?”那个护兵操着一口河南腔,走到我母亲跟前“,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啥,从合肥来的?” “是,是啊。”我母亲连声说。“走吧,跟我走。”那护兵说着便领我母亲进了迎宾馆。一路上,那护兵也不说话,领着我母亲在院子的花园里七绕八绕,然后进了一幢小楼。在二楼的房间里,我母亲终于见到陶二狗。陶二狗刚刚吃过饭,满嘴喷着酒气,一只手夹着烟卷,一只手捏着牙签不停地剔着牙。我母亲一见他便像见了亲人似的连声叫道“:陶大哥,陶大哥,可把你找到了……你可得救救我们啊……”

陶二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穿着上校军服,头上没戴帽子,露出光光的脑袋。“哎呀呀,原来真是弟妹啊,你咋搞来了?”

我母亲等了大半天,好不容易终于见到了陶二狗,不禁百感交集,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陶二狗说“:弟妹啊,别急,别急,有话慢慢说,你还没吃饭吧?”说着便吩咐护兵通知厨房备饭。我母亲哪有心思吃饭啊,迫不及待地把我父亲被捕的事告诉了陶二狗。

陶二狗咂着嘴巴说“:哎呀呀,我这个文运老弟啊,什么都好,就是个死脑筋。我劝过他多少回,别和那些乱党搅在一起,他就是不听。上回马炮营起义差点丢了小命,这回又跟着那帮人瞎起哄。这能闹出啥名堂?简直是鬼迷心窍!”

我母亲附和他说,谁说不是呢?事到如今,再说也晚了,只求陶大哥能伸伸手把他救

出来。陶二狗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救出来?这谈何容易啊?”他摇着头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案子吗?总统府亲自督办的!谁敢碰啊?”

我母亲一听这话又抹起了眼泪,她说无论如何你得救救文运,我也知道这案子难办,这不才来求你吗?“陶大哥,你行行好吧!如果文运走了,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说着,扑通跪了下去。我大哥、二哥一见这情景也都哇哇大哭起来。陶二狗这时心也软了。他说,好了好了,快起来吧,我来试试吧,不过你也别太指望。“这案子太大了,太大了。”他嘴里咕哝道,眉头皱得老高。

从迎宾馆回来后,一连两天,都没有消息。这期间,梁老板听到风声,说是袁世凯已下令将抓获的革命党秘密处决。我母亲担心极了,正打算再去找一下陶二狗。第三天上午,电话铃响了。是陶二狗打来的。

“弟妹啊,好消息,”陶二狗在电话里说, “徐次长发话了,同意放人。”我母亲一听喜极而泣,连声道谢。“你别谢我了,”陶二狗说“,算他命大,徐次长可不是好讲话的,这次倒是给了面子。不过,徐次长也说了,出来前得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并拥护袁大总统。”

我母亲当时来不及思考,甚至连想都没想便连说好的,并千恩万谢。

当天下午,我母亲便被允许探监了。她带着大哥二哥,还带了好酒好菜,来到监房。自安庆一别,我母亲已有好几个月未见我父亲。父亲瘦了不少,胡须也因多日不剃,显得有些蓬乱,但精神尚好。他抱着我大哥二哥,一通乱亲,我大哥被他胡须刺挠得乱躲,引得父亲哈哈大笑。我母亲把来上海以及找陶二狗救他的事说了一遍。我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听着。他双腿相盘,坐在地上,一副神态自若、置生死于度外的模样。

“没想到这个陶二狗还念着旧情,”他放 下酒杯,抓起一只卤猪蹄啃起来,这是他平时最爱吃的食物。“这个陶二狗他是攀上老段了,”我父亲说“,当年民国建立,他也邀我去北京,我没答应。”父亲举起手中的猪蹄子, “我怎么可能去呢?我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

“不过,这回陶大哥是真帮忙了,”我母亲说“,要不是他找徐次长,他们是不可能放人的。听说这是总统府执法处的案子。”

“这个我清楚,我进来后就没打算出去。”父亲又倒了一杯酒喝进肚里,“只要放我出去,我还会从头开始。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只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人民。你就等着瞧吧!”他又抓起一只猪蹄咬下一口,显得十分兴奋。“哦,对了,”他一边嚼着一边说, “他们说了什么时候放人吗?”

我母亲说,陶大哥说了,只要签一份声明马上放人。

“声明?”我父亲警惕起来。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后,便把手中的猪蹄子一扔。“要我写声明,这不可能!”他怒气冲冲地说“,还要我拥护袁世凯,这更是痴心妄想!”

“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把面前的酒菜盒子用力一推,捏起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这个屠夫、刽子手!独夫民贼,千古罪人!他干了多少坏事,践踏共和,无视约法,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双手沾满了革命党的鲜血,凡我国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我贺文运怎么可能发表声明去拥护他?”我父亲站了起来,脸颊通红,两眼瞪得溜圆,那股愤怒的样子就像要与人决斗似的。

我母亲没想到父亲的反应会如此激烈,连忙劝他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如先保命,出去后再作计较。

“不,这绝不可能!这是对我的侮辱!”他在屋里急促地转了两圈,把手用力向空中一劈,用一种毅然决然的语调说“,我贺文运死不足惜,但绝不向袁贼低头!”

“文运,”我母亲急了,她说“,你死了我们怎搞啊?孩子还这么小,你总得为他们想想!”

我父亲摇了摇手,打断她的话“:香梅啊,我早对你说过,我贺文运生是革命的人,死是革命的鬼,从我决心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请你保全我的人格,将来孩子大了,也会为他们的父亲骄傲!”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母亲呜呜地哭起来,我父亲走过去,一边抱起我大哥,一边抚着我母亲的肩膀说: “好了,香梅,你要坚强。你去告诉二狗,我贺文运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只是这件事断难从命!”

我母亲心都碎了,当她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时,又热又累又饿,一进房门便晕了过去。第二天,我父亲托人从狱中带了一封信给我母亲。信上再次表明心迹,并交代了后事。信中还附了一首绝命诗。诗云:

血染大地从吾志岂肯贪生遗世讽地下笑看袁贼灭金戈铁马唱大风

据我大哥说,那时候的父亲真是一腔热血,铮铮铁骨,让人钦佩。陶二狗得知消息后,很不高兴,他对我母亲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叫怎么回事吗?这不是死心眼吗?写个声明能死人啊?他这样搞,把我也撂进去了,徐次长要是问起来,你让我怎么回答?说着,抖起手,一副懊悔不迭的样子。

监狱里开始秘密处决革命党人了。每天夜里,都会有人被点了名带出去,然后再也不见回来了。我父亲这时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一

42天夜里,牢门打开了,一个狱官高声叫道“:号,出来!” 42号是我父亲的狱号。他知道最后的时 刻来临了。他站起来,与狱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都不说话,只是在握手时加大了力度,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名字?”走到牢门口时,狱官冲我父亲喝道,以便确认他的身份。“贺文运。”狱官合上了手上的文件夹,摆了一下头。两个狱警上来关上牢门,带着我父亲走出牢房,来到院子里。我父亲抬头看了一下满天星斗的夜空,心想这也许是他这辈子看到的最后的夜景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我父亲的预料。狱警们带他穿过院子,一直走到监狱的大门口,然后把他释放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父亲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站在闷热的夏夜里足足好几分钟,直到确认这一切都是事实后才迈开脚步离开了这里。

拂晓时分,他来到了我母亲的住处。这时外边正下着雨,雨点很大,我父亲浑身上下都淋透了,在朦胧的微光中显得阴森恐怖。我母亲以为遇到鬼了,吓得大叫起来。小五子和我小叔闻声跑了过来,当他们看见我父亲后,不禁欢呼起来……

7

我父亲这次得救完全是一次偶然。据陶二狗说,我父亲拒绝发表声明后,这让他十分难堪。他好不容易从徐次长那儿讨来个天大的面子,偏偏我父亲不买账,这让他无法交代。本想不声不响,瞒过此事,偏偏徐树铮没有忘记。有一天傍晚,陶二狗给他送电报,他忽然问起了这件事,说你上次找我放的人放了没有。陶二狗一看瞒不住,只好如实禀告,并大骂这个贺文运不识好歹,简直是猪狗不如的王八蛋,当初我是瞎了眼,替他求情。“请徐次长宽宥,务必宽宥!”骂完之后,他又冲徐

树铮点头哈腰,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徐树铮阴沉着脸听着,听完后忽然大笑起来“:嘿嘿,这小子有点种啊!” “他叫什么名字?” “贺文运……” “嗯嗯……”陶二狗不知徐树铮是何意思,连忙说: “这家伙真是死硬脑壳,胆敢反对总统,早该枪毙了!”徐树铮不置可否,低下头去看电报,一目十行几下就看完了,然后拿起话筒,一个电话打到执法处,居然把我父亲放了。

“天晓得他是怎么想的?”据陶二狗说,我父亲这条命真是捡来的。这件事也真是奇了。徐树铮公务繁忙,千头万绪,求他办事的人不计其数,事后他很少过问,偏偏这次居然想起了这件事,这是一奇。此外,徐树铮位高权重,脾气也辣躁,敢于顶撞的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谁知这次不仅不以为忤,反倒格外开恩,这又是一奇。更奇的是,就在徐树铮打电话放人的那天傍晚,我父亲已被执法处定于当晚处决。徐树铮这个电话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到了。“我这个贺老弟啊,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啊!”以后陶二狗见到我母亲不止一次地这样说。

我从小叔那儿听到这个故事后,当时既惊叹又感动。父亲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母亲对父亲的真实情感都深深打动了我。我很激动地找到母亲,问她怎么从没说起过这件事,母亲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我说这太了不起了,父亲在狱中的表现完全可以称得上英雄。母亲听了之后的反应却大出我的意料。她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此一时,彼一时啊。”她当时这样说。

我大惑不解:“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母亲苦笑起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显然,她不愿多谈这件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母亲深爱着父亲,这一切不言而喻。为了父亲,她不顾一切地随他私奔,甘冒沉塘的危险而为他怀孕生子,后来为了救他又千辛万苦四处求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深爱着父亲,曾经为他感到骄傲,并对他十分崇拜的人,为什么在我们面前却从不愿谈论他,这究竟为什么?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我曾走访过许多人,包括我父亲的老部下。他们都认为,这一切与我父亲后来的变化有关……

我父亲被释放后,很快离开了上海,先是到香港,然后辗转由香港去了日本。这次流亡,我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由于我二哥太小,我母亲便带他随行,大哥则被我小叔送回了老家贺大塘。到达日本后,我父母三人先是住在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姓姚,原先在《明报》工作,也是同盟会员,家就在东京牛込区若宫町附近。我父亲第一次流亡日本时曾在这条街上住过,对这一带比较熟悉。之后不久,我父亲便在离若宫町不远的东五轩町租了房子,带着我母亲二哥搬了过去。

在日本期间,我父亲报考了日本士官学校,我母亲则上了东京女子学校。清末民初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国内女子学校还十分罕见。我母亲原先在家随外公读过一些书,但从未正经入学。到了日本,受新思想影响,便有了入学的想法。尤其是读了梁启超的《论女学》后,这种心情就更迫切了。梁启超的文章说,女学盛则国强,女学衰则国弱。我母亲对此感触很深。我父亲非常支持我母亲的想法。他说,天下女子之才力,不在男子之下,西方早已男女平权,而我国还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岂不大谬?

当时,与我家住隔壁的是原江西第十三师师长,名叫刘廷佐。辛亥前,他在云南新军

第十九镇任标统,后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刘师长与蔡锷将军关系密切,早在唐才常起义时,他们就开始相识,成了患难之交。民国成立后,刘廷佐被授少将军衔,率部驻湖口。二次革命打响后,他起兵反袁,失败后逃至日本。刘将军是河南信阳人,为人豪爽,心直口快,与我父亲脾性相投,一见如故。由于他比我父亲年长十来岁,加上资历老,我父亲对他很尊重,口必称前辈。刘将军的夫人罗太太是个不识字的河南妇女,但待人厚道、热情,与我母亲也很投缘。因此两家来往密切,不分彼此。我母亲入学后,就把我二哥放在她家里。罗太太来日本时也带了一个女儿,已经七八岁了,经常帮着照看我二哥。

东京女子学校除了教授一般书数之外,主要以绘画、烹调、女工、持家等课目为主,其宗旨乃培养“佐夫相夫之贤内助矣”,虽然这些还算不上真正的新学,但我母亲在这里还是受到了新观念的熏陶,眼界进一步开阔。当我大姐出生后,她便坚决不让她缠足。因为在学校里,老师就严厉地批评过中国的缠脚之风,声称“缠足一日不变,则女性解放一日不达”。后来,家里人都为大姐庆幸,说她生当其时,这都得益于我母亲接受了新式教育。

我父母在日本期间,生活并不宽裕。他们走得匆忙,身上带的钱并不多,虽然爱国华侨自发组织了一些救助团体,对流亡者定期有一些资助,但十分有限,除了交房租、学费,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全靠我母亲精打细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饭桌上只能看到咸菜、咸萝卜和白饭团,就连蔬菜也不是每天都有。每个月,只有我父亲回来时饭桌上才偶然能见到一点荤腥。刘将军看我们家生活太苦,有时会主动借钱给我们,但我父母大多婉拒,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向别人伸手。我父亲是个精力充沛的人,爱交朋友。每当朋友来访,就 是再困难,我母亲也要好酒好菜热情招待。这些钱只有靠勒紧裤带从以后的生活费中挤出来。

父亲的朋友中很多都是国内的流亡者,也有一些是到日本后新交的,包括他在军校的同学。其中还有一些日本朋友。有一个名叫关口泽吉,是熊本县的人,身材矮壮,目光炯炯。他和我父亲同为步科的学生。此人很健谈,而且爱喝酒,酒量很大。每当喝到高兴时便会高声吟唱,用的是日语,听上去有板有眼,韵味十足。我母亲后来听我父亲说,关口唱的是一种日本民间的说唱浪曲,起源于大阪,后来流行于东京、横滨等地。

有时聚会时,刘将军也会过来参加。他喝酒不多,非常节制,但有时情绪上来了,也会唱两句河南豫剧。他的嗓子不是太好,但咬字准确,一口河南腔十分地道。每次表演时,他都要站起来,极为投入。尤其是《铡美案》中包公的那段唱词,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每当唱起这段时,他都声情并茂,美髯飘逸,高大的身材,腰板挺得笔直,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为了助兴,我母亲有时也会在这种场合唱上一段黄梅戏或家乡的小刀戏,我父亲则在一边拉二胡。这把二胡是他来日本后一个朋友送他的。尽管在日本期间,生活十分清苦,但我母亲仍然认为这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充实最美好的时光。

到日本第二年,我母亲生下了我大姐,取名葆琴。这是我们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唯一的女孩。我母亲后来又生下两个孩子,包括我在内,都是男孩。因此我大姐被我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宝贵得不得了。由于大姐出生,家里的生活更拮据了。我母亲不得不靠典当物品来维持生计。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我父亲接到通知去一个军事学校担任教官。这个学校由流亡者秘密开办,主要是用来对流亡的进步青年进行军事培训,以便为今后

回国开展军事斗争做准备。学校设在东京郊区,对外名义上是一家木材厂,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中国华侨和日本进步人士的资助。刘将军参与了这所学校的建立和筹划,并向有关方面推荐了我父亲。基地教官的薪酬比较丰厚,从此家里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

那段时间,我父亲十分忙碌。经常是军校和基地两头跑,业余时间则潜心研究军学。他认为国民党败就败在军事上。要想打败袁世凯,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刘将军对他的想法很赞同。他说建立这个学校就是要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将来回国好抓军队。他还为学校提了四句口号“:十年教训,君子成军,九世复仇,再造英才。”

民国四年冬,袁世凯称帝的消息在日本的报纸上陆续披露出来,引起了中国留学生和革命者的愤怒。那段时间,东京和神户经常有抗议集会。我父亲多次参加,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不久,护国战争打响了,有一天晚上,刘将军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文运,你都准备好了吗?”

我父亲说是的。早在半个多月前,他就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对我母亲说,回国的时候就要到了。刘将军拿出蔡锷的电报给我父亲看“。松坡(蔡锷的字)已经回国组织了护国军,”他说“,他要我回去帮他,你和我一起走吗?”

我父亲二话没说,几天后便与刘将军一起出发了。

民国五年春,我父亲随刘将军先期回国,由香港转赴云南,投身于护国战争。之后,我母亲也带着我二哥大姐乘船抵达上海。我小叔事先接到信,赶到上海将我母亲和二哥大姐接回了合肥老家。我大哥葆仁这时已经五岁多了,能够满地跑了。几年未见,他见了母亲倒有了几分生疏,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奶奶说“,看这伢哩,连你妈都不认识啦?快 叫妈,叫妈!”说着拉起他的手把他推到我母亲面前。直到这时,我大哥才羞答答地叫了一声妈。我母亲高兴地抱起他们,一个劲地亲着,并从我爷爷手中接过我大姐说“:来,过来,见见你们的小妹妹。”

我大哥好奇地看着我大姐,问我母亲她叫什么名字,我母亲说叫琴琴,接着又对我大姐说“:叫哥哥,琴琴叫哥哥。”

“锅锅,”我大姐稚声稚气地叫了一声,顿时引来了一片笑声。

8

民国五年春,护国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

4断传来。月初,我母亲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战争打得十分胶着,尽管北洋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但护国军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得到

3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月中旬,他们与北洋军第七师张敬尧部进行了决战,并打到纳溪、泸州一带。此后很长时间,我父亲没有再来信,我母亲十分担心。但不久报上就登出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消息。我小叔说,看来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但不知为什么,我父亲一直没有消

9息。 月间合肥的天气极为炎热,夜晚无风时简直就像个大蒸笼。我母亲牵挂我父亲常常整夜无法入睡,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里,听着遍野的蛙声,内心充满了焦躁。

就在我母亲茶饭不思之际,秋分过后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回来了。跟他一起来的只有小五子一人,两人都是便装。我父亲不修边幅,神情低落,显得十分憔悴。这情况很不正常。我母亲问他怎么一直没有来信,他摆摆手,似乎不想回答。我母亲又问刘将军还好吗?“好?能好吗?”他突然提高嗓门,勃然大怒“,这帮乌龟王八蛋,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全是一路货色!革命同志的血全都白流了!”

我母亲吓了一跳,不知他发的是哪门子

火。小五子在一边急忙向我母亲使眼色,我母亲便知趣地不再问了。

事后从小五子那里了解到,护国战争开始后,蔡锷将军出任护国军总司令,刘将军任第三梯团参谋长。我父亲任独立团团长,随同第三梯团作战。独立团中有很多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同志,他们士气高涨,战斗力极强。我父亲的独立团也打得十分英勇,官兵们浴血奋战,至战争结束时,伤亡人员达半数以上。蔡锷患病去日本后,云南都督唐继尧把持大权,开始排斥异己,他逼走了刘将军,又以军费紧张为由下令撤裁我父亲的独立团。我父亲非常生气,这时又得知消息,陆军部下拨的四十万元遣散费其中有三十万被新任师长万雨平贪污了。我父亲冲到师部声讨问罪,万雨平起先矢口否认,后来又说这是奉唐都督之命。我父亲说,不论是谁的命令,这是官兵们的血汗钱,你必须如数交出来。

万雨平冷笑道“:嗬,你口气不小啊!一个小小的团长,难道还反了不成?我劝你闭上嘴巴,不要造次,否则后果自负!”

我父亲也火了,拔出手枪顶住了万雨平的脑门说“:你们这帮浑蛋蛀虫,打仗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现在一个个都跑出来捞钱捞利益,就连官兵们的血汗钱也不放过,你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吗?你们还是不是人,简直猪狗不如!”

我父亲气得浑身发抖,大吼大叫,面色狰狞,多日来压抑在肚里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小五子当时就站在一边,他后来对我母亲说,他从没见过司令气成那样,他真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自己扣动扳机。万雨平吓坏了,连连告饶。在我父亲的逼迫下,当场写下了三日内交款的保证。

三天期限一到,我父亲便如约前往师部领款。当时他只带了一个排的兵力,走到离师部约三里路的一个山谷里,忽然伏兵四起。我 父亲知道上当了,马上进行反击,怎奈对方人数太多。“起码有一个营,”小五子说“,还配了十几挺机关枪。”我父亲带着人拼命突围,最后好不容易逃了出来,身边只剩下小五子一个人了。

万雨平并不罢休,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对我父亲进行追杀,并在大街小巷贴满了通缉我父亲的布告,罪名除了谋反、通敌之外,其中还有一条竟然是贪污遣散费三十余万。简直是颠倒黑白,反咬一口!

我父亲在云南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往广东。当时广东也是一片混乱。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为了抢占地盘,互相混战。国民党这时也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看到这个局面,我父亲心灰意冷,满腔爱国热情也一下子降至冰点。

回到家乡后,我父亲情绪消沉,常常一整天不说两句话。不是闷在屋里抽烟,就是在池塘边垂钓。有时傍晚时分,他会站在村边的小山坡上看着夕阳西下,暮色西沉。远远地看去,那个身影显得无比的颓丧和寂寞。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一些诗作,诗意低沉,充满了苦闷。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数年茫然志成灰,大风歌罢凄凉归。一腔热血付东流,钓翁塘边恨成堆。

我母亲很理解我父亲。为了革命他不惜抛家别妻,牺牲自己,结果换来的却是理想破灭,山河破碎,这怎么能不让他心里感到难过和痛苦呢?有时在他心情好时,我母亲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啊?“这个国家完了,彻底完了,已经没有救了。如今是坏人当道,污水横流。就连那些过去的战友同志也都一个个变了,变得无耻、自私、贪婪,而正派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还是陶二狗看得明白,什么革命,什么志向,全他妈的扯淡!”

他说着说着又激愤起来“,这些年我都干了什么?简直愚蠢透了!看看现在,这难道就是我们提着脑袋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是我们抛洒鲜血为之奋斗的救国目标?”

我母亲默默地听着,等他抱怨完了,才慢慢地劝上几句。其实,我母亲觉得这样也好,多年来她一直支持父亲革命,但又无时无刻不在为他牵肠挂肚。如果父亲真的想开了,从此淡出江湖,不问世事,夫妻相守,终老林下,不是也挺好吗?毕竟我母亲不是那种具有远大志向的人,对她而言,丈夫、孩子和家庭才是第一位的,这在她心目中更为重要。

然而,我父亲终究不是甘于寂寞的人,虽然他多次说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而且还对家里的老房子进行扩建,打算为养老之用。但我母亲知道,他并不甘心如此。那段时间,他订了好几份报纸,对政事依然十分留心。他还经常进城走动,打听政局的变化。虽然我父亲无官无职,但合肥城里的官员和士绅都知道我父亲的大名,对他十分客气。他每次进城都会受到热情款待。从这些渠道,我父亲了解到不少时局的动态。

那段时间,内战开始逐渐平息,国内出现一片和平景象。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了总统,但北京真正当家的却是皖系的段祺瑞。他以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由于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人气爆棚。有人把他看作重建民国的伟人。西南方面和国民党中的某些派别也开始拥段。新成立的内阁也受到广泛好评,南方人士占了全部九名阁员中的五席,其中还包括国民党的孙洪伊、唐绍仪、张耀曾等。报上把这个局面称之为“南北融合,气象一新”。当时,国内外人士都一致看好段祺瑞,认为他是一个把中国带向新时代的伟大人物。

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颇为心动。有一天驻合肥的新任保安团团长前来拜望我父亲。 他见了我父亲啪地就是一个敬礼“:贺司令,我是李树南,你还记得我吗?”我父亲看着他面熟,却记不起来了。听他介绍之后,才知道这个李树南原来是他在安庆建立学生军时招的一个小兵。“没想到就连他都混上团长了。”李树南走后,我父亲感慨地说,口气中既有得意又有失落。

这一年的新年,陶二狗回乡过年了。他如今已是陆军部的军需处长,少将军衔了。他的回乡惊动了合肥的大小官员,人们蜂拥而至前来拜谒,通往陶岗村的路上冠盖如云,他家的门槛几乎都被踏破了。我母亲劝我父亲也去看看,说他毕竟当年救过你的命,可我父亲却一口回绝。“不去!”他说“,我贺文运不是趋炎附势之徒,别说他一个陆军少将,就是中将、上将,我也不会去舔他的屁眼沟。”我母亲见他如此,便说你不去我去。“你敢!”我父亲吼了起来“,谁也不准去!你给我听好了,我贺文运有自己的人格!”

我母亲知道他放不下架子,也不再强求。不过,我父亲没有去看陶二狗,陶二狗倒主动上门来了。这天是大年初六,陶二狗骑着马,身后跟着两个护兵。一到我家,两个护兵便忙着往家里搬礼品。陶二狗见了我父亲,又是握手,又是捶肩打背的,一口一个“伙家”地叫着,别提多亲热了。我父亲开始还有些矜持,端着架子,渐渐也放了下来。中午吃饭时两人喝了不少酒,越喝越近乎起来。

“呔,伙家,”陶二狗说“,你打算咋搞啊?就这么待在家里等死啊?”

我父亲答“: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陶二狗说“:伙家,别清高了。你文运老弟一身本事,窝在家里岂不可惜?不如跟我一起去北京。如今是合肥(指段祺瑞)当家,你去了肯定有用武之地。”

陶二狗一番吹捧鼓动,我父亲心里挺受

用的,也渐渐动了心。那天,陶二狗走后,我父亲给刘将军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刘将军在护国战争后也回乡赋闲。我父亲一直与他保持通信。两人在信中倾诉苦闷,抨击时局,在很多问题上都保持一致的看法。刘将军很快回了信,他说你这个乡党(指段祺瑞)我还要再看一看,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对我父亲出山他表示支持。如果他们真的信任你,让你带兵的话,正好可以借此抓一支军队,将来也好为革命积累资本。刘将军的话正好说到了我父亲的心里。经过一连串的挫折,他早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在这个强权世界,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

民国六年春,我父亲束装北上,前往北京。陶二狗十分热情,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并积极向段祺瑞引见。我父亲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段祺瑞,可等了半个多月后都没有消息。陶二狗说,你别急,老总(指段祺瑞)现在忙得很,有的督军、省长要见他照样得等上十天半个月。后来有一天终于等到了通知,段祺瑞要见他了。陶二狗兴冲冲地把我父亲带到了国务院。那天,段祺瑞正在会见外国使节,我父亲在候见室内等了一个多时辰,会见才结束。当时候见室里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待接见。轮到我父亲时又过了一个多时辰。秘书把我父亲带进会见厅,只见段祺瑞坐在沙发上看着一个什么文件,秘书在他耳边低语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看了我父亲一眼。“你叫什么呢?”我父亲心里有些不快,心想怎么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啊? “贺文运。”我父亲回答。段祺瑞噢了一声,又低头看起文件,接着拿起茶几上的笔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交给秘书,这才又抬起头来看着我父亲说“:你的事他们都跟我说了,哦,对了,你是哪个村的 呢?” “贺大塘。” “贺大塘?”段祺瑞眯起眼睛,似乎在回忆“,我想起来了,那里离陶岗村不远。” “是的。”秘书这时把我父亲的履历递上去,段祺瑞一目十行地扫了一眼,然后又拿起笔批了几个字。“好了,”他说“,你去找又铮吧。”

就这样,前后不到两分钟,接见就结束了。这与我父亲原先的想象完全不同。秘书把我父亲送到门口,将段祺瑞批过字的履历交给我父亲,只见上面批的是“请又铮办理”。又铮是徐树铮的字。我父亲感到受了怠慢。陶二狗安慰他说,老总就这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不啰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父亲见到了徐树铮。徐树铮说你就是贺文运啊,当年可是我救了你。我父亲说是的,多谢徐次长。

徐树铮哈哈大笑。“知道我为何要救你吗?”他问。我父亲说不知。“就因为你不怕死,是条汉子。”徐树铮说着又笑了起来“,我喜欢你这种人。来,坐,坐……”他让我父亲坐下来,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内容主要是忠诚至上,要服从元首。他还说到了有些人不怀好意,专门与老总作对,我们要有所警惕。最后他问我父亲“:说说看,你想做什么?”我父亲说希望能够带兵。徐树铮迟疑了一下,说“:你还是留在部里吧,部里需要人手。”

几天后,我父亲的任命下达了:陆军部一等参议,少将军衔。我父亲感到失望,他知道他们并不信任他。“是不是因为我曾经是革命党?”他对陶二狗说。陶二狗心知肚明,但他却劝我父亲说,你先干着吧,以后有的是机会。

9

第二年春上,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包括我爷爷和我奶奶。据我大哥说,北京的房子是个很大的四合院,院子分三进,每进都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中间围着庭院。内宅还有一个边门通着花园,花园里有假山、池塘和古树。院子后边是下人居住的,配有马房、卫兵室。院门高大,雕梁画栋。院子门口还有两个高大的石狮子。家里的用人里里外外有二十多个。我母亲很惊讶,问我父亲哪来这么多钱。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香梅啊,你跟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如今也该享享福了。”

一年多未见,我父亲发福了。他红光满面,肚子微微隆起,脾气似乎也有了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牢骚满腹、愤世嫉俗。他又交了许多新的朋友,而那些过去的革命党同志也几乎不再来往。每天去部里办公,我父亲都穿着那套蓝色的将军制服,制服上镶着金线,军帽上飘着白缨,皮靴擦得铮亮,腰上挎着老长的指挥刀。他的坐骑是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两个卫兵,显得十分威武。我爷爷和我奶奶都说我父亲出息了,为老贺家光了宗耀了祖。有一次,大姨来北京住在我家,看到这情景更是惊得眼珠子瞪得老大。“乖乖弄你东,青菜炒大葱,”她咂着嘴巴说“,这派头连知府大人也比不了啊!”

据我母亲说,那段时间我父亲变化很大,革命激情似乎正在消退。他那段时间的诗作大多是一些风花雪月,内容空洞无物。他过去最恨别人花天酒地,如今也常去八大胡同,甚至彻夜不归。我母亲对此很不高兴,劝说过他多次,可他总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都是必要的应酬,逢场作戏云云。那时节,北京流行评剧。为了安抚我母亲,每当有名角挂 牌,我父亲总要在戏园子里包下包厢,让我母亲去听。我母亲的心里非常矛盾,我父亲早年为革命四处奔走,让她担惊受怕,现在父亲甘于堕落同样让她不安。

到北京后不久,我母亲便怀上了我。那期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了,直系的军阀和政客开始不断抨击段内阁。有一次,报纸披露说陆军部利用职权侵吞军费,数额巨大,其中点了陶顺良(陶二狗)和我父亲等人的名字。这让我母亲感到震惊,不是因为侵吞军费这件事本身,这在当时的官场司空见惯,而是因为我父亲也卷入其中。“这都是直系那帮人搞的鬼!”我父亲对我母亲说,语气颇为不屑“,他们不是针对我的,也不是针对二狗的,而是对着老总和次长的。”我母亲说那报上说的是否确有其事,我父亲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现在谁不捞啊?他冯国璋不捞?曹锟不捞?一个比一个捞得凶!腰包早就撑得鼓鼓的了!”我母亲十分惊讶,想当年他为了万雨平贪污遣散费的事,冲冠一怒差点打死万雨平,如今居然说出这种话,这让母亲无言以对。

民国八年阴历二月十六日,我母亲生下了我,取名为葆康。满月的时候,还在饭店里摆了酒席,我大姨、二姨当时都在北京,我母亲非常高兴,酒宴上还破例喝了两杯酒。就在全家欢天喜地之时,我父亲在外金屋藏娇的事传了出来。听我大姨说,有一天我父亲回来,进了我母亲的房间,一进来就说“:你们都出去吧,我有事要与香梅谈。”他的声调有些奇怪,这让我们都有些诧异。当时,我大哥正在逗我玩。他拿着一个摇铃对着我摇一下,我就咯地笑一声;再摇一下,又咯地笑一声。“那模样把我们全都逗乐了。”大姨说。我母亲抱着我也在一边笑。就在这时候,我父亲走进来了。要在平时,他一定也会和他们一起逗我

玩,但是那天却没有。

我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我大姨,让二姨把孩子们全都带了出去。时值阴历三月,北京天气还有些寒冷,不过院子里的月季花已经开了,黄的红的,在阳光下开得鲜艳。几只鸽子正在房顶上咕咕地叫着。那是一个让人心情愉悦的晴朗天气,谁也没有预感到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尽管事后回想起来,我父亲那天的神情的确有些不同寻常。可谁又会往那坏的方面想呢?即便想也不可能想到。

认识我父亲的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过去带兵时就杀伐决断,作风凶悍,如今到了部里依然保持这种强势的作风,因此很多人都怕他,他也得罪了不少人。不过,在我们眼里,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和我母亲红过脸,家里的几个孩子也都不怕他。我们也很少看到他在家里发脾气。“他还曾经趴在地上给我们当马骑哩!”我大哥对我说,要不是我母亲看不下去了,制止了我们,这种游戏还会持续下去。“你们以后谁也不许这样!”我母亲警告我们说,我大姐不服气地顶撞道“:又不是我们想骑,是爸让我们骑的。” “那也不行!”在家里,我母亲的权威远远大于父亲。父亲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反倒劝我母亲,说小孩子闹着玩嘛,你何必顶真?我母亲很严肃地回答他“:你已是场面上的人,岂能没有体统?”我父亲见我母亲这样说,也不再争辩。以后虽然不再趴在地上给我们当马骑了,但每当高兴的时候,还会把我们举起来,让我们骑在他的脖子上,在院子里转圈子。“每当这时,”我大哥描述说“,他的嘴里还会叮咯隆咚呛地打着鼓点,就像戏台上走台步似的。”

应该说,我父亲对我母亲一直感情很深。他们是患难夫妻,共过忧患,也经历过生离死别,但他娶小的事一直瞒着我母亲,家里没有 任何人知道。直到那天,他与我母亲谈话后,事情才真相大白。

据我大哥后来回忆,那天他出了房间,便和我二哥一起在院子里用弹弓打鸟玩。春天到了,屋顶上停了许多麻雀。它们被打得惊慌失措,四处乱飞,但过了一会儿又会不知好歹重新落下来。“别打了,”我大姨冲我大哥他们喊着“,瞧你们把瓦都打烂了,看我告诉你妈去!”可我大哥他们并不理睬,我大姨生气地对二姨说“:瞧这俩孩子,真是太沸了!”沸,是合肥话调皮的意思。我二姨是个好脾气,她说你就让他们疯去吧。说着,一个抱着我,一个牵着我大姐,在廊檐下的椅子上坐下来晒起太阳。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父亲从房间里出来了,他沉着脸,表情木然,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径直走了过去。这情景有些反常,尽管如此还是没人往不好的地方想,直到我大姨二姨走进屋里才发现出了事情。当时我二哥也跟了进去,没一会儿就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老远地就冲我大哥喊“:大哥,大哥,妈在哭哩!”我大哥一听,连忙跑进房里,果然看到我母亲坐在桌边抹眼泪,两只眼睛红红的,像两个熟透了的桃子似的。

我大哥那时才九岁,还是个小孩子,有些事也不太明白。后来大了,才听家里人说,我父亲喜欢上了一个女人,是在八大胡同吃花酒时看上的。后来把她赎了出来,在外边买了一个院子,已经快一年了,家里人全都蒙在鼓里。前不久,这女人怀上了孩子,我父亲才决定把这事公开,纳她为妾。那天他找我母亲谈的就是这事。我母亲非常伤心,伤心的倒不是我父亲纳妾,而是我父亲瞒着她在外边养了一个女人,时间竟长达一年之久。“他不该瞒着你妈,”我大姨事后说“,如果他早点告诉你妈,她心里或许还会好受点。”为了这事,我母亲后来把小五子找来狠狠骂了一通。我父亲进京后,小五子一直做他的副官。他倒是对父

亲忠心耿耿,那段时间我母亲问过我父亲的情况,但他居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了?”我母亲责问他,这是明知故问。

小五子支支吾吾地说“:是司令……司令不让说……”他一直沿用我父亲在学生军时的老称呼。

我母亲骂他“: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他让你吃屎你吃不吃?”小五子很委屈,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嫂子息怒,嫂子息怒……”

我母亲气得浑身发抖,她用手指着小五子说“:你……你,你,你就是个浑蛋!”

“是,是……”小五子诺诺连声,“我该死……该死……”他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看我母亲。

然而,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半个多月后,这个女人就进门了。她穿着很朴素,脸上也没有抹脂粉,看不出一点风尘女子的样子。不过,长得确实漂亮,瓜子脸,细眉毛,眼睛水灵灵的,皮肤白净,步履轻盈,说着一口软软的南方官话。见了我母亲便扑通跪下,口中不停地喊姐,请我母亲原谅。我母亲心里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能不应付几句。

这个女人姓曾,原名叫小秀。从良之后,我父亲给她取名蕙兰。我们都叫她曾姨。曾姨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虽然受到我父亲的宠爱,但进府之后,却十分低调,时时谨慎,处处示好。她经常花钱买来各种吃的用的,送给方方面面,即便是下人也不忽略。因此,府里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她。她还不断给我大哥二哥买礼物,还教我大姐弹钢琴。我大姐后来从事音乐工作,与她小时候学会弹钢琴也有一定关系。当然,对我母亲她更是小心侍候,多方取悦。每周七个晚上,她总是让我父亲到我母亲房里去四个晚上,而在她那里只是三个晚上。在我母亲没有离开之前,她一直严格遵守这一不成文的规矩。这一方面是出于畏惧,另一 方面也有感谢的因素。据说我父亲和我母亲谈到纳妾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坚决反对,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可我母亲是个顾全大局同时又很要面子的人,她知道我父亲喜欢蕙兰,如果拒绝她入门外界又会怎么看呢?况且她也不愿被人说成是个容不得人的悍妇,于是便松了口。为了这事,曾姨打心眼里感谢我母亲。“这人还是挺懂事的,”我大姨总是这样说。

曾姨进门后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我母亲也慢慢对她不再反感,不过这件事终究让她心里有了芥蒂。这年秋天,我爷爷写信来说奶奶患了重病。我爷爷和我奶奶来京住了半年,由于生活不习惯又返回了家乡。我母亲接到信便向父亲提出要回去照顾老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我父亲知道她心里不顺,但家乡的老人也确实需要照顾,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我母亲便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了合肥。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10

我母亲回乡是民国八年底的事。在这之后不久,我父亲的命运忽然发生了重大转折。民国九年元旦刚过,陆军部就发布了一项任命,任命我父亲为长江上游警务军直辖独立师师长,军衔也由少将提升为中将。

这项任命是由徐树铮向段祺瑞建议的。当时,直皖对立的形势已越来越紧张,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鉴于长江流域地区皖系实力薄弱,段祺瑞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精心布局,以长江防务为由,建立了长江上游警务军,总司令由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担任。该军除了直辖一个独立师,外加四个旅外,段祺瑞还把陆军第八师、第二十师、第二混成旅和第十三混成旅划归吴光新指挥。虽然段祺瑞对他信任有加,可这位小舅子却很不争气。

“他就是一个屎头混子!”这是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听我大哥说,我父亲对吴光新很不感冒。此人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并无真才实学。平时养尊处优,夸夸其谈。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而且开口就带脏字。不仅如此,他还爱讲大话,常说“:中国真正懂军事的只有两个半人。一是袁项城,二是舍亲段芝泉(段祺瑞,字芝泉),那半个即是区区。”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徐树铮非常看不起他,但碍于段祺瑞的面子,有些话也不好多说。如今大敌当前,对他实在放心不下,这才决定起用我父亲。

我父亲第一次见到吴光新是在湖北荆州的警务军司令部。吴光新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斜起眼睛看了看我父亲,开口就是一句弄妈的。

“弄妈的,”他说“,你知道我这里的规矩吗?”我父亲说不知。“弄妈的,那我就告诉你,”吴光新说“,这里一切由我说了算。不论对的错的,弄妈的,都得听我的。”

我父亲听了十分反感。这家伙太狂妄了,连起码的尊重人都不懂,还怎么带兵?“要依我过去的脾气,”我父亲后来对人说“,当场就和他崩了。”不过,好在这些年的修炼,我父亲已经学会了隐忍。

5这一年的 月,直系主力吴佩孚的第三师开始向北开拔。段祺瑞立即密令湖南督军张敬尧准备迎击吴军,同时急电吴光新星夜南下,与张敬尧部会合。

吴光新接到密电后,下令部队迅速向南开拔,在岳州一线集结待命。警务军直辖的部队当时分扎于宜昌、宜都、沙市、枝江、松滋、监利等地。接到命令后,我父亲的警务独立师和警务第一旅迅速赶至岳州,但第二、三、四旅却进展迟缓。原因是湖北督军王占元闻报 吴光新调兵东进,以为是袭击武汉,于是紧急部署,调集重兵沿长江两岸及襄樊一线布防,警务第二旅渡襄河时遭到堵击,伤亡较重,退守沙市;第三、第四旅也因被堵无法前进。

此时,吴佩孚的大军已逼近长沙。张敬尧屡电吴光新,要他率部迅即赶往长沙,合力阻击吴军北进。可吴光新仍然按兵不动,试图等待另外三旅赶到岳州后再采取行动。我父亲向吴光新建议,吴佩孚主力计有五万余人,现张敬尧的第七师在长沙有三万人,加上我独立师和第一旅,兵力与吴军不相上下,且占据有利地形,完全可以制胜。

“机不可失,必须马上行动!”我父亲强调说。

吴光新一听就火了“:弄妈的,老子不知道啊?还要你来教我啊?弄妈的,你给我少废话,我还不知道要咋搞啊?”

我父亲又气又恨,回来后便与第一旅赵旅长商量,认为战机急迫,稍纵即逝,一致决定联名致电北京,请求立即行动。电报用十万火急密电发出,但北京未复。次日又发两电,亦如石沉大海,估计是在汉口电报局被扣。由于北京没有复电,谁也不敢擅自行动。几天后,吴佩孚的部队开始渡过洞庭湖,皖系军队只能眼睁睁地坐失良机。

更为糟糕的是,当吴佩孚的军队进入武汉时,吴光新竟然毫无警觉,反倒接受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邀请前往武昌赴宴,被当场扣留。

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等命令,当即率部向安徽方向开拔。“这一决定相当正确,”小五叔后来对我大哥说“,要是晚一点就来不及了。”事实正是如此。我查过有关史料,吴光新被捕后,直系部队便开始对长江上游警务军进行合围。该军直属的四个旅或被击溃,或被收编,那些非直辖的部队则纷纷倒戈。短短一个月,皖系苦心经营的长江上游警务军便灰飞烟灭,而我父亲的独立师由于行动迅速,

等到直系军队合围形成之时,已经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成了长江上游警务军唯一幸存下来的部队。

之后不久,直皖大战在直隶境内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我父亲的独立师这时进占安徽东部一带,宣布中立。接下去的几年,各地军阀混战,你争我夺,互相抢夺地盘,我父亲则在安徽打出了一片天地。北伐结束后,我父亲的独立师经陆军部正式批准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十一军,由我父亲担任军长。此时,我父亲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安徽王”了,就连历任省长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

“那是一段残酷而血腥的历史,”一位历史学家曾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记述道。的确,我父亲的实力不断扩大,靠的是一次次征战、杀戮、掠夺、阴谋和屠杀。“老子是一点点打出来的!”我父亲后来常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的独立师刚进安徽时,安徽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十几个。这些军阀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我父亲的独立师甚至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不过,作为皖系的嫡系军队,警务独立师建立之初就受到陆军部的特殊关照,其装备精良,武器全部由日本购买,每团均配有火炮营,火力强大。人员素质也较高,军官多出自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下辖三个旅,共一万余人。加上我父亲带兵有方,在直皖战争中毫毛未伤,人员齐整,士气高昂。我父亲手下的三个旅长也个个能征善战,尤其是参谋长龚新鹏更是足智多谋。“他是肥东陆家畈人。”听我母亲说,我父亲在日本开办秘密军事学校时,他就是学员之一。“你父亲很信任他。”我母亲说“,重要的事情都要和他商量,并听取他的意见。”后来,龚的夫人病逝后,我父亲还把自己的小妹,也就是我的小姑嫁给他做了续弦夫人。“我们都叫他小姑父。”我大哥对我这样说,可我从未见过龚新鹏。

龚新鹏在台儿庄战役时壮烈殉国,当时 军衔已是陆军中将。我看过他的照片,是一张在照相馆照的与我小姑的合影,身后是当时流行的园林布景。照片上的他尽管穿着军服,但看上去一点不像军人,相反倒更像是个儒雅的教书先生。“你可别看他长得文绉绉的,”我母亲说“,他马骑得好,枪也打得准,能够百步穿杨。”

在他们辅佐下,我父亲一步步吃掉了安徽境内大大小小的军阀,成了当仁不让的安徽老大,坐镇一方,俨然藩镇。

就在这期间,父亲的变化越来越大。他狂热地追求权力,生性变得多疑,而且残酷无情。有一次,他居然下令将三千多名战俘活活砍死。

杀俘的事后来被报纸披露出来,我父亲受到各方谴责。由于他早年剃头出身,有人便送了他一个绰号“:贺剃头”。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感到极为震惊。有一次父亲回老家来,她拿着报纸质问他,我父亲接过报纸连看都没看便扔到了一边。“你别听他们胡扯!”他说“,这些报纸一天到晚唯恐天下不乱。”

我母亲追问道:“那你究竟有没有杀俘虏?”她重新拿起那张报纸,直视我父亲,那口气不容回避。我父亲似乎感到了一丝不快,但并未表现出来。他告诉我母亲有些事也是不得已。“这是战争。”他强调说。那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我母亲更加愤怒。她说杀俘虏也是战争吗?你也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折寿吗?我父亲毫不在意,他说我的脑袋每天都别在裤腰带上,还怕折什么寿啊?“那你也该为孩子们积点德。”我母亲痛心地说。

“这都是被他们逼的。”我父亲尽可能耐心地解释说“,这世道就是如此,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他还说宁可做曹操,也不做刘皇叔。

我母亲非常难过,她不明白我父亲怎么会变成这样。“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嫁给你!”

她愤愤地表示。

据我二姨说,这是她看到的我母亲与我父亲唯一的一次争吵。有人认为我父亲与我母亲关系恶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至于恶化更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的是,我父亲的变化让我母亲感到失望,但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她对自己的丈夫还是一如既往地顺从,尽管曾经发生过争吵。正如我大姨、二姨所说,你爸妈的感情一直很深,虽然你爸后来纳了妾,两人很长时间不在一起,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改变,以至于你爸死后,你妈难过了好长时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

11

民国二十六年冬,我父亲遇刺身亡(这是官方的说法)。一开始就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所为。日本方面也是持这样的看法。应该说,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我父亲响应北伐后,一直担任安徽省保安总司令兼新编第三十一军长,这项任命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老蒋开始对我父亲极力拉拢,据小五叔说,他到安庆视察时还专门接见了我父亲。在接见中,老蒋对我父亲赞赏有加,并说安徽的事今后就交给你了。我父亲那时对蒋介石也充满信任,表示一切唯总司令马首是瞻。

我父亲是辛亥元老,资历一点儿也不比蒋介石差。尽管如此,他仍然对蒋介石表现出了极为尊重,并寄予厚望。然而,蒋介石嘴上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他表面上对我父亲甜言蜜语,实际上却把我父亲视为异己,打心眼里不放心。他从编制、军费、辖地等各方面对新编三十一军的发展予以限制和打压。为了剿灭大别山的红军力量,蒋介石多次令我父亲率部围剿,并派中央军第六师协同会 剿。然而,在围剿中,第六师总是缩在后边,而让新编第三十一军打头阵。在待遇上,双方也是天壤之别。第六师的给养直接由中央拨付,而三十一军却要自筹,靠自个儿想办法,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官兵们怨气极大。更气人的是,有一次,我父亲的一个团被红军包围,第六师居然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团被红军歼灭。我父亲打电报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却虚与委蛇,劝说我父亲振作精神,而对责任却毫不追究。不仅如此,原先许诺的优厚的军费也不见踪影。我父亲很快发现了蒋介石居心不良。“这是借刀杀人啊!”我父亲说, “老子不干了。”于是,开始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蒋介石多次来电督促,我父亲表面上大张旗鼓,实则每次进剿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他还接受龚新鹏的建议,暗中与红军秘密联络,每次进剿前都把消息透露给红军,让他们提前避开。这样的围剿自然毫无效果。

蒋介石心知肚明,非常恼火。民国十八年,他以所谓“编遣”为名在全国进行裁军。在这次“编遣”中,他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杂牌军进行大规模的撤裁。我父亲的新编三十一军也由原先的六个师压缩到两个师。这让我父亲非常不满。不久,蒋介石以省保安司令不宜兼任新编三十一军军长为由,派员劝说我父亲让出军长兼职。来人还许诺说,只要我父亲让出兼职,下一步将委任他为安徽省长。我父亲一听就勃然大怒。

“你去告诉蒋介石,”他对来人说“,他要撤我直接下令好了,别和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阴招子。”

来人连忙解释说蒋主席没有这个意思。他让我父亲千万不要发火,凡事皆可商量。我父亲不等他说完,便站起来,结束了谈话。

“你可以走了,”他板起脸来说“,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贺文运能走到今天,全靠自己一点点打出来的。”他尽量保持心平气和的

态度,但口气却十分强硬“,别以为我是个软杮子,想捏就捏!”

不知是我父亲的强硬态度,还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这件事随后便不了了之了。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合反蒋。我父亲也加入了反蒋阵营。此战打了半年之久,双方损兵折将,最后由于东北军入关,蒋介石才赢得了胜利。中原大战后,我父亲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为了暂避风头,我父亲主动辞去新编三十一军军长,由龚新鹏代理军长。

可是,蒋介石并不就此罢休。就在我父亲辞职几个月后,国民政府突然决定将新编三十一军一分为二,编为新编六十三师和新编六十四师,同时取消原来新编三十一军编制,任命龚新鹏为新编六十三师师长,任命原中央军第六师副师长晏哲甫为新编六十四师师长。这一决定,明摆着是要架空我父亲,并削弱他的实力。这一下,我父亲不干了。“老蒋这是逼人太甚!”他连夜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发表讲话,问大家怎么办,众人都说听从司令的。“好,”我父亲说“,那咱就和他干到底!”会后,由我父亲领衔发表通电,公开抵制中央政府的改编决定。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怒,但由于战

7事紧张,无暇东顾,直到 月底,他才调集两个军开进安徽,准备武力解决。

“那时的局势真是万分紧张,”我小叔对我说,他当时在三十一军任军需处长。“老蒋这回要动真格的了!双方实力悬殊,真打起来,明摆着要吃亏。”我父亲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战败他就准备把部队带往山西,投靠阎锡山。为此,他派了好几拨人去和阎锡山联系。

然而,就在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几个月后日军又进攻上海。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取消军事行动,安徽局势才暂时缓和下来。

不久,蒋介石恢复了我父亲新编第三十一军军长的职务,要他负责安徽地区的防务。虽然表面上矛盾似有缓解,实则不然。有一次,蒋介石在江西召集会议,通知我父亲参加。我父亲走到半路上得知消息,蒋介石可能对他有不利行动,于是他急忙调头回到安徽,称病不出。还有一次,我父亲外出,在徐州车站遇到刺客行刺。那刺客伪装成车站人员,向我父亲开了三枪,幸运的是我父亲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就在护兵们拥上去搀扶时,刺客的枪响了。两个护兵中弹伤亡,我父亲却毫发未伤。后来,刺客在乱枪中被打死,其身份一直未查明,不过根据各种蛛丝马迹推断,这事很有可能是老蒋干的。“他妈的,直到现在他还不想放过我!”我父亲气得大骂。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

11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 月间,上海、无锡、苏州、安阳、大名、太原等城市先后失守。就在这期间,一些日本人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父亲的周围。其中就有我父亲在日本的老同学关口泽吉。此人的真实身份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后来我查找有关资料,才知道他是日本侵略军第三师团的侦缉处处长。我父亲的动向引起各方关注。一些关于他将投敌的传闻也若隐若现传了出来。不过我父亲对此一概否认,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这件事他心里很纠结,”我小叔后来对我说, “日本人一直在做他的工作,可你父亲犹豫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据我小叔说,我父亲曾在很小的范围里讨论过这件事。参加讨论的都是他认为最信得过的人,包括龚新鹏和我小叔在内。

“如果,”我父亲当时这样说“,我是说如果,我与日本人合作,你们怎么看?”

众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认为这是叛

变投敌,万万不可!一旦背上汉奸的骂名,那将是千古罪人,遭人唾弃。我父亲的神情很沮丧。他默然无语,站起来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

蒋介石也听到了风声,两次派人来见我父亲进行试探。他要我父亲消除误会,大敌当前,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我父亲对来人说,请委员长放心,文运不才,将恪尽职守。然而,南京沦陷后,情况急转直下,我父亲不再遮遮掩掩,决定与日本人合作的想法开始坚定起来。我父亲的一些亲信,包括龚新鹏和我小叔等人都开始担心起来。

对于这些情况,我母亲并不清楚。直到有一天,我小叔突然来到合肥,说了这些情况,我母亲才大吃一惊。

“什么?文运要投敌?”我母亲简直不敢相信“,那你们为什么不劝他?”

“劝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劝了,可他就是不听。”我小叔有些无奈地说,他告诉我母亲,他今天就是专门来接她的“,新鹏说让你去劝劝他,你的话他也许能听得进去。”

“好吧,”我母亲二话没说,当即收拾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便随我小叔上了汽车。

我父亲的司令部当时驻扎在蚌埠。我母亲赶到时,父亲已吃过晚饭,正在花园里散步。暮色西沉,寒风凛冽。我父亲穿着军大衣,双手插在口袋中,在他身边的是一个身材矮壮的男人,他穿着灰色棉袍,戴着礼帽,脖子上围了一条淡色的羊毛围巾。尽管已是多年不见了,我母亲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当年那个常到她家里喝酒,并高声唱着日本民间说唱浪曲的关口泽吉。关口也认出了我母亲,满脸堆笑地向我母亲打招呼。他用一口流利的中文,称呼我母亲为嫂子。我母亲则对他很冷淡,因为我小叔已经告诉她策动我父亲投敌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关口。

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到来有些意外,他问我母亲怎么来了,我母亲没有回答,他似乎意 识到了什么。当天晚上,他走进我母亲的房间,没等她开口便说“:是他们让你来的?”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我母亲点点头。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我父亲在酒柜里倒了一杯酒,坐下来,啜了一口。“你真打算这么干?”我母亲看着他问道。

“我还能怎么办?”我父亲耸耸肩说,他的神态十分坦然,显然早已深思熟虑。“蒋介石早晚会要我的命,与其如此,不如放手一搏。”

“可你这是做汉奸!”我母亲叫了起来,她说你要这样做总有一天要让人掘了祖坟,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她还劝我父亲说,蒋介石已经改变了态度,而且恢复了你的职务。可我父亲却认为他这是在利用他。“这种人两面三刀,根本不能相信,”他对我母亲说“,老蒋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早把他看透了!”

“那你也不能投降日本人!”我母亲说, “即使你想当汉奸,也得为我们想想,为孩子们想想!”

这天晚上,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父亲十分愤怒,他把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曾姨在隔壁房间听到响声,连忙跑了过去。只见酒杯的碎片和残存的酒液散满一地。我父亲脸色很难看,他冲着我母亲喊道“:别说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曾姨说她还从来没见过我父亲对我母亲发这么大脾气。“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后来对我大哥说。

我母亲的劝说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这让龚新鹏和我小叔等人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他们本来寄希望我母亲能够说服我父亲,现在看来完全失败了。第二天,这是我父亲决定叛敌的前一天。据我查找的有关史料表明,我

12 30父亲已与关口达成了最后协议,即于 月日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当天下午,我父亲在司令部召集了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小五子带着卫兵旅将司令部围得严严实实。会场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入会场前,与会者

都要卸下武器,交由指定的人统一保管。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使会

3场气氛显得格外紧张。会议从下午 时开始,我父亲开门见山,宣布了他的决定。会场上一片哗然。有人还是刚刚得知这一消息,不禁大感惊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父亲用手敲了几下桌子,人们这才安静下来。

“诸位,”我父亲清了清嗓子,接着发表了一段讲话,其大意是诸位跟随我多年,鞍前马后,生死与共,这一次愿意跟他走,他举双手欢迎,不愿意他也绝不勉强。他在说这段话时,目光不停地在会场梭巡着,与其说是在察看每个人的反应,不如说是在施加压力。尽管他的声调不高,用的也是征询的口吻,但与会的军官们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好了,”他最后扫了一眼众人,然后坐下来说“,大家有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发表了。”会场一片沉默。时间仿佛停滞了。“司令,”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人说话了。众人抬眼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参谋长龚新鹏。他站起身来,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据我母亲说,龚新鹏原先一直希望能够说服我父亲改变态度,但当这些努力全部失败后,他不能不站出来了。“他的头脑很清醒,”我母亲后来对我说“,他是你父亲最信得过的人,从来对你父亲言听计从,但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父亲不动声色地听完他的发言。他显然非常生气,但脸上却毫无表情。直到龚新鹏说完之后,他才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龚新鹏摇了摇头。“很好。”我父亲说。“来人啊!”他接着喊了一声。卫兵们应声而入。“把他抓起来。”我父亲吩咐道。卫兵们面 面相觑,就连小五子也愣住了。“我以为我听错了。”小五叔后来对我说,直到我父亲朝他瞪起眼睛,说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他才反应过来,下令卫兵们遵命执行。

龚新鹏被带下去后,会场上好长时间没人说话。我父亲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窗户外开始飘起了雪花。我父亲以为不会再有人发表意见,便打算结束会议。就在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团长站了起来。“司令,我有话要说。”我父亲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那个团长似乎有些紧张,他支吾了两声, “这个,这个……”

我父亲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你究竟想说什么?”

“这个,这个……”那个团长稳定了一下情绪,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我是中国人……”他说“,这个,我不能当汉奸……”我父亲皱起眉头,让他过来。“过来,你过来。”那个团长从后边走到我父亲面前。“你叫什么名字?”我父亲问道。“焦长贵。”那人回答。“好小子,你挺有种啊!”我父亲说着不紧不慢地拔出手枪,哗的一声拉开了枪栓。“你能再说一遍吗?”我父亲龇起牙齿,冲焦长贵笑了一下。

焦长贵看着乌黑的枪口,眼睛里闪出了恐惧的目光。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打咯噔,而是脱口而出“:我不想当汉奸……”

啪!啪!我父亲不等他把话说完,便一下子扣动了扳机。“一共开了两枪。”小五叔事后回忆说,但有人也认为是开了三枪。焦长贵当场倒地身亡。我后来查找过有关资料,焦长贵是合肥西乡人,民国十一年投军,时任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卫兵们上前将焦长贵的尸体拖了出去。

此时,会场一片死寂,再也没人敢发表反对意见了。我父亲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脱离国民政府的通电,让每个人在上面签了名字。

12

“他准是疯了!”我母亲得知会场上发生的事已是黄昏时分。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小叔来到我母亲的房间,还没开口便哭了起来。“完了,”他说“,全完了!”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母亲。从会场的情况看,我父亲决心已定。他还从没开枪杀过自己的部下,而且是当着那么多师团长的面。“现在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我小叔说,明天通电就会发表,全国人民都会知道,我们叛变了祖国。“我可不想这么做,”他说“,但他是我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母亲惊愕地看着我小叔,她的内心此刻比我小叔更加焦急。时间紧迫,必须马上阻止我父亲的行动。她问我小叔还有什么办法,我小叔摇起头来,一筹莫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找不到任何办法。何况龚新鹏被抓后,我母亲和我小叔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了。

“一切都无法改变了,”我小叔当时这样认为。他甚至想到了解甲归田,无论如何他不能投降日本。我曾向他提出过疑问,新编三十一军那么多人难道铁板一块,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抗我父亲?“那是不可能的,”我小叔说“,他的威望太高了。军内的许多人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不可能公开反对他。”据我小叔说,当时军内的情况十分复杂。尽管我父亲决定投敌,军中仍有很多人忠于他,包括小五子在内。在三个师长中,除了第三师师长态度暧昧外,其余两个师的师长都表示服从。

不过,我小叔也谈到,龚新鹏曾想过采取 非常手段挟持我父亲,迫使他改变计划。为此他暗中召集一些师团长开了秘密会议,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极为隐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内情。“除非万不得已,”龚新鹏对我小叔说过“,我不会采取行动。”的确,从感情上讲,他不想这样做,因此犹豫再三。在我父亲召集的会议上,他试图再一次劝阻我父亲,没想到我父亲竟然当场将他抓了起来。“这一下,我们全都蒙了!”我小叔说,由于失去了主心骨,原来的行动计划也随之搁浅。

我母亲想到了救出龚新鹏的主意。在她看来,如果能救出龚新鹏,或许还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我小叔认为这简直太难了,小五子这关她就过不了。但我母亲并不这样看,她让我小叔去把小五子找来。“我来和他谈谈。”她说。

谈话的结果让我母亲陷入绝望,不论我母亲如何发火,还是耐心劝说,小五子只有一句话,除非司令发话,他不敢放人。我母亲气得大骂“:小五子,你想害司令吗?”小五子连声说不敢。“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司令往火坑里跳?让全国人民戳他的脊梁骨吗?”我母亲用手指着小五子质问道。小五子毕恭毕敬地站在我母亲面前,还是一个劲地说不敢。他向我母亲解释说,他不想惹嫂子生气,可司令的命令他不能违抗,请我母亲原谅。他的忠心让我母亲感到哭笑不得。说到最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朝他喊了起来: “滚,你给我滚出去!”小五子一边躬起身子,一边向门外退去,嘴里连声说道“:嫂子息怒……息怒……”

那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回来吃晚饭。他在司令部用完餐后才回来,然后径直去了书房。我母亲听到楼梯上传来他的脚步声,又听见书房的关门声传来,便知道他进了书房。当时

7 5是晚上 点过 分,因为她看了一眼墙上的座钟,记得很清楚。“我一直在等他,”我母亲说,

“我想和他再谈一次。”她来到书房敲了一下门,里边传来我父亲的声音。“谁?” “是我。”屋里安静下来。我母亲感到他似乎并不想见她,不等他允许便推门走了进去。我父亲坐在书桌后边抽着烟。他看着我母亲,不等她开口说话,便伸出手来做了个制止的手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停了一下,他又说“,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我母亲耐下性子,在他面前坐下来,试图用一种平静态度表明自己的观点,可是她一开口便感到自己根本做不到。我父亲的冷漠深深地刺伤了她。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丈夫竟如此陌生,而他们之间距离也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仿佛来自不同的世界。谈话很快就变得充满了火药味。我母亲正告我父亲,你如果走出这一步,我将和你脱离关系,孩子们也不再认你这个父亲。“我说到做到!”我母亲态度坚决地说。

“随你的便吧,”我父亲说“,我已准备好了下地狱,哪怕千夫所指。”

我母亲绝望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小五子进来报告说,关口先生到了,正在楼下客厅等候召见。“好的,”我父亲说“,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来。”

他站起身来,随手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然后走到镜子前,梳理了一下头发,并扣好军服上的扣子。“你明天就回去吧,”他一边向外走,一边对我母亲说“,我让他们送你回去。”

“不!”我母亲一下子拦在了他的面前, “你别去,你不要去见他。”

我父亲表情冷漠地看了我母亲一眼,拨开她的手,把她推到了一边。我母亲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小五子赶紧上前扶住我母亲。看着我父亲拉开门走了出去,我母亲眼睛里 顿时涌出泪水。“把枪给我!”我母亲冲着小五子喊。“你想干什么?”小五子吓坏了。我母亲情绪激动地说“:小五子,你想当汉奸吗?”

小五子茫然地看着我母亲,不知如何回答。“崩了他,”我母亲说“,崩了那个鬼子!”我母亲指的是关口。在她看来,一切都是那个日本人造成的。小五子有些不知所措,他按住枪盒,好像生怕被我母亲夺去似的。“我不可能那么干。”小五子事后回忆说“,除非司令有命令。”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停了一会儿,他才说嫂子,我送你回房间吧。

我母亲身心俱疲,仿佛耗尽了力气,她叹了一口气说“:出去,你出去吧。”小五子如蒙大赦,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便扑朔迷离,留下了很多疑点。许多年来,我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曾走访过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把接下来半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完整地讲清楚,包括小五子在内。

据小五子说,他的内心非常矛盾,他并不赞成我父亲投敌,也知道我母亲是对的,但对我父亲的命令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从没想过要违抗,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闪念都不曾有过。“这都是愚忠害了我。”“文化大革命”时,小五叔在写检讨时这样写道。我曾在小五叔家里看到了这份检讨的底稿,在检讨中他回顾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很多事情仍然语焉不详。

我曾多次找小五叔了解当晚的情况,据小五叔说,那天他离开我母亲后,来到楼下。司令公馆是一座灰色的小楼,原是商会所在地,上下两层。楼上是书房和卧室,共有十来间房子,楼下则是会议室、会客厅以及餐厅。会客厅共有两个,一个大会客厅,一个小会客

厅。“司令当时就在小会客厅会见关口。”小五叔说,会见时只有他们两人,显见事情十分机密。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大门走出楼去。外边的雪已经铺天盖地,飞舞的雪花密密匝匝地落下来,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那天的雪下得非常大。这是入冬以来下得最大的一场雪。”小五叔说,他当时心里也很乱,站在楼门口点着了一支烟,看着漫天的雪花,任凭冷风吹拂,不知将来究竟会如何,而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福是祸也无法预测。就在一支烟快抽完时,屋里忽然响起了枪声。

枪声是从小客厅里传来的,在静夜里显得极为刺耳。小五叔惊了一下,随后拔出枪便冲进了小客厅。屋里的情景让他头脑轰地一下,只见我父亲倒在地上,胸前正在冒血。我母亲在他身边扶着他,大声喊着“文运,文运”。关口站在一边,显得有些惊慌,他手里握着枪,看见小五叔冲进来,握枪的手便下意识地举了起来,并警觉地转过身子。“我看他举起了枪。”小五叔对我说,他不能再迟疑了,连忙扣动了扳机。“这一枪直接命中关口的胸口,要了他的命。”

军医很快赶来了,对我父亲进行了抢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天晚上,他就因为伤重不治停止了呼吸。事后据军医的报告说,我父亲挨的这一枪击中了心脏和左肺,死亡时间

8是 点一刻。

不久,我小叔也赶来了。我母亲这时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已经说不出话来。由于事发突然,令人措手不及。我小叔看到事情紧迫,便把小五叔拉到一边,商量了一下,决定赶紧把龚新鹏放出来,以应对眼前的局面。

“我们当时全都乱了,”我小叔后来说,直到龚新鹏回来后,我们才有了主心骨。“他三下五除二,接连下了几道命令,这才把事情搞定了。”

第二天,我父亲死亡的消息对外公布了。 公告强烈谴责日本特务杀害我父亲的行径,表示全军将士将同仇敌忾,与倭寇血战到底。这份公告是在龚新鹏召集有关人士密商统一口径之后对外发布的。龚新鹏号称新编三十一军的智多星,他被释放之后,面对乱局立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一是对外封锁消息,以免引起混乱;二是命令全军做好战斗准备,等候进一步的命令,以备不测;三是把随同关口泽吉前来的两个日本人立即抓起来。他还让小五子把关口的尸体拖出去就地掩埋。在这之后,他又与我母亲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是在我母亲房间进行的,参与谈话的只有龚新鹏和我母亲两人。谈话结束后,他便召集有关人员定下调子,统一口径。

当天晚上,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致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电报。内容与公告大致相同。天亮时分,蒋介石亲自回电,对贺司令的死表示哀悼,并任命龚新鹏为代理安徽省保安司令兼新编第三十一军军长。随后,国民政府还追认我父亲为烈士,并给予优厚的抚恤。以上消息当时许多报纸都加以了报道。

然而,日本方面却坚决否认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日本方面不可能刺杀贺文运,并相信贺文运的死是一场阴谋。据他们推测,这很可能是蒋介石排斥异己,嫁祸于人。他们还公布了我父亲与关口泽吉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的全部内容,以此作为佐证。但国民政府根本不承认日本人的这种说法,而且这份协议没有最后签署,其说服力大大降低。据我小叔说,那天晚上,关口就是前来与我父亲签署这份协议的,如果不是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此后过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一般史书上对我父亲的死都沿用“日本刺杀说”,被视成正宗。不过,几十年来,各种研究包括猜测、假想从未断过。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我母亲杀了我父亲。还有的文章无中生有,胡乱编造,把这场血案说成是我母亲与

姨太太争宠而起。“这全是胡说八道!”我大姨愤愤不平地说。就连曾姨也否认这一点,认为受了侮辱。事实上,我父亲纳妾是民国八年的事,我母亲不可能在时隔十几年之后再去行凶。

那么,这件事的真相如何?我母亲始终闭口不谈。她坚持认为是日本人杀了我父亲,而这个杀人凶手就是关口泽吉。

“这是日本人干的!”她总是这样强调说, “你们别信那些流言蜚语。”至于日本人为何要杀我父亲,我母亲也有自己的合理解释,那就是我父亲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可这显然与当时的情况并不十分吻合。我曾谨慎地提醒母亲,听说我父亲当时已决定与日本人合作,并决定出任苏皖赣救国军总司令。

“这不是事实,”我母亲的反应非常激愤, “这都是谣言。”她还解释说,日本人一直在拉拢你父亲,你父亲也曾考虑过这事,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日本人这才杀了他。

她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留下的疑点太多,以至于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有一篇研究文章分析说,关口泽吉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日本特工,他不可能鲁莽草率地在戒备森严的司令官邸开枪杀人,而且孤身一人,事前没有做任何预案,这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此外,关口手里的枪,即枪击我父亲的那把,并非他随身携带,而是一把勃朗宁手枪。这是一

HP原35种大威力的 型手枪,为当时世界上最

13 9新款式,双排弹匣,可装 发子弹,口径在 毫

8 50米以上,弹头重 克,能够杀死 米以内的任何人。众所周知,这把手枪是一个英国军官送给我父亲的。它是我父亲的珍爱之物,如何到了关口的手中?这些都无法做出解释。

这篇文章分析详细,说理充分,我也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其中必有隐情。据我大哥说,这件事也许永远成了谜。当时房中的三个人, 已经死去了两个,唯一活下来的便是我母亲。她是唯一的见证人。只要她金口不开,便无人得知真相。“不过,也许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大哥说“,那就是龚新鹏,可他已经殉国多年。”我大哥在说这话时,口气中带着深深的遗憾。

13

1985

年春节前夕,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突然离开了人世。当时家里人都外出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我母亲和大姐在家。“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我大姐后来告诉我们说,那天早饭后老太太像往常一样拿着水壶在客厅里浇花,接着又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看报纸。上午十点多钟,她感到有些犯困,便进房里躺下了。她每天上午都要小睡一会儿,我大姐也没当回事,当她做好了中午的饭菜,进屋喊她时,才发现她已经静静地睡了过去。接到大姐的电话后,我们立即赶了回去。“老人走得很平静,没有一点痛苦。”赶来抢救的医生宽慰我们说。在等待殡仪馆的车辆时,我们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就像平时她生病时守在她的病床边一样,只见她面部安详,仿佛睡着一般。

“我又梦见了大雪,”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天早饭时她的唠叨。“雪下得很大,雪片有巴掌那么大……”她一个劲地重复着,就像她以前重复许多事情一样。我对她说,妈,你说过好几遍了,我们都知道了。她便笑了起来。可没过多久,她又嘀咕起来。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她在人世间留给我们最后的话。

遗体告别那天,合肥下起了小雪。众亲友都赶来送别。小五叔也赶来了,他哭得很伤心,一再对我们说你妈是个了不起的人。丧事办完后,有一天,小五叔打电话让我们去一趟。那天,我是与我大哥一起去的。“葆仁、葆

康啊,”小五叔叫着我们的名字,对我们说,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爸究竟是怎么死的吗?”我说是啊。小五叔沉默了一下,说你妈现在不在了,我可以告诉你了。据小五叔说,那天我母亲找他要枪,他没有给她,可等他下楼后,她从你爸的抽屉里找到了那把勃朗宁手枪,走下楼去,走进了会客室。她想既然劝不住你爸,那就打死关口,阻止你爸投敌。“她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小五叔说,你爸看到她拿枪进来,十分紧张。他站起来说香梅别乱来,你听我说。你妈说你别过来,说着把枪指向了关口。你爸为了稳住你妈,便说香梅,你先别急,等我把话说完。“你想说什么?” “你先把枪放下。”我父亲把手向下按了按,一边做着手势,想让我母亲冷静下来,一边朝我母亲慢慢靠近。“不!”我母亲说“,你别过来。”就在她分神的当口,关口扑了上来,试图抢夺你母亲手里的枪。争夺中枪声响了,正好打中了你父亲。“这么说,我父亲是被误杀的?”我说。“是的。”小五叔说,后来龚新鹏与我们商量,从稳定部队、激励斗志出发,决定以关口杀害我父亲向外公布死因。当然,这样做除了为了维护你爸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不想伤害你妈。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她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瞒着这件事,也都是为了她。

“你妈是个了不起的人,”小五叔接着说“,老龚说得对,没有你妈,三十一军将万劫不复。”

小五叔在说这番话时眼睛里滚动着泪花。我的心也受到了震动。我母亲是一个弱女子,她的一生本来十分平凡,但在国家和民族 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实在令人钦佩。从小五叔家回来时,我大哥对我说,妈妈这一辈子可能没说过假话,唯一说过的假话,就是父亲的死。

当然,我们都能理解母亲。这是她心里永远的痛。她一生坚强,唯有这件事让她无法面对,宁愿用谎言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此后的一些日子,我们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我仔细翻看了母亲的日记。母亲年纪大后,许多事情记不住了,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雷打不动,但在她的日记中从来

12 29没有 月 日这一天,好像这一天压根儿就不存在,而这一天正是我父亲死去的日子。

14

1938 1

年 月,即我父亲死后不到一周,蚌埠保卫战打响了。新编第三十一军固守蚌埠一线,面对兵力占优势的日军,浴血奋战,苦战三天三夜。全军五万余人伤亡达三万之多,两位师长阵亡,殉国的团营以上干部达数十人之多。后该部退守山东接受整编,参加台儿

2015庄战役。据 年出版的《新编安徽通史》载,新编三十一军在台儿庄“坚守防线,浴血苦战,以至于全军覆没,军长龚新鹏战死,编制不复存在”。

责任编辑 徐福伟

【作者简介】季宇,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清明》《安徽文学》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当铺》《猎头》等,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星光奖、金鹰奖等。中短篇小说曾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多次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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