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

Yanhuang chunqiu - - 求实篇 - 李良志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蒋介石政府在抗战的同时,依然致力于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国家危亡,中国共产党理智分析时局,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一系列策略,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为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1937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最初只允许红军保留三千至五千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量才录用。遭到中国共产党反对后,蒋介石进一步提出,要向我军派遣从副连长至副师长等一系列副职,还要向部队派遣联络参谋,“毛、朱两同志须出来做事” ;改编后,不允许设立总指挥部,还必须“移防”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问题上,蒋提出,要成立两党合并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并拥有最后决定权。1938年12月12日,蒋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时,声称自己坚决反对共产党员跨党,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事乃是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我这个意见,至死不变” 。随即,一系列的秘密反共法令被制订并实施,而各种反共摩擦事件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陆续出现。

为应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共摩擦,巩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毛泽东先后书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斗争策略。他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有时还会很激烈,因此民族斗争不能否认或抹杀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又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允许,不能破坏和不利于民族斗争。这就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根据这一原理,我党应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执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进行斗争时,又必须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按照上述斗争策略的指引,迅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于1939年冬发起并延续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抗日军民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6日,歼灭阎军一部; 1月30日至2月2日,又歼灭阎军一个旅和一个师的大部,稳定了山西政局。之后,中国共产党主动与阎锡山言和,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界的和谈协议。在河北,八路军三八五旅等武装力量于1940年春,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和石友三部对冀西、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歼灭了朱怀冰部主力,重创石友三部。随后,八路军主动与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谈判,达成停止冲突、划界驻防的协议。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三五九旅迅速平息了胡宗南部在陇东、关中、绥德地区制造的武装叛乱,保卫了边区的安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依靠上述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正确的军政、军民政策,深入敌后抗战,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至1940年,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敌后共建立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约1亿人口。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蒋介石迅速将反共的重点由华北移到华中,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领导;八路军准予编三个军、六个师,新四军准编两个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按这个提示案, 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将被缩编为10万人,并将被全部驱赶到黄河以北的狭小区域。国民党的这个无理要求,当然被严词拒绝。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出“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限令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区。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联名发出“佳电”,一方面,拒绝国民党要求我华中军队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也顾全大局作出让步,表示我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蒋介石视中共中央的让步为软弱可欺,连续发出“齐电”和手令,坚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悉数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区,同时又命令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做好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路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蒋介石“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 。

根据上述对事变后的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反攻。

政治上的反攻,其内容包括: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罪行,举行抗议集会;终止我党驻国统区的各类办事处与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撤退办事处与国统区的干部;立即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新四军为7个师;提出我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如必须收回“一·一七”反动命令,给事变平反,惩办祸首等;不再向国民党当局呈送任何文件,报告中共有关军、政情况,亦不领取款项;拒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准备在各抗日根据地召开皖南事变中死难者追悼大会等。

军事上准备反攻,其内容包括: 1941年1月13日,中央指示在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部,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部,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1月14日,

“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 。

1月20日,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扩大为7个师,委任各级指挥员,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同日,中央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示军事上暂取守势, “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

1月24日,中央又致电彭德怀、聂荣臻等,指示西北应增兵,各兵团停止作战,休整,转入安全之地,停止消耗枪弹,保存公粮。

2月1日,中央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要在华中建立鄂豫陕边、江南、苏鲁等三个基本战略区。指示说:“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区,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

但是不久,日寇发动豫南战役和国民党在战役中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军事上大反攻”的设想,而将重点放在对国民党的政治反攻上。1941年2月14日,他致电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制共可能停顿”,我们的军事攻势“会妨碍蒋之抗日”,而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相成” 。毛泽东曾预料,蒋介石的“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敌人攻击得如此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 。

事实果真如此。蒋介石为了摆脱皖南事变后的困境,把皖南事变由反共政治问题,变为地方军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企图利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召开,迫使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以制造民主、和平假象。于是他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下达任务,以各种办法迫使周恩来就范。

国共两党围绕参不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新政治战斗开始了。

谈判从1月25日开始,一直谈到3月1日第 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前夕。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死死缠住周恩来不放,软磨硬顶,千方百计,苦苦哀求,有时一次谈判时间长达三小时之久。谈判中,他多次主动表示让步,如说中共军队移黄河以北之事,可以延期,新四军可并入八路军,然后扩大八路军编制;为给国民党中央留面子,第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赴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愿留多少就留多少,还我一军,以补新四军之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边区及冀察政权照前议;中共7名参政员,不一定全出席参政会,毛泽东不能来,指人呈意即可;只须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或者他们中一人出席也可;为解决事变,可成立调解委员会,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还可成立党派委员会;军事进攻与政治压迫,总要解决,由蒋负责,再不许发生新的事件等。张冲有时也有恐吓之语,如说蒋介石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弄不好“会翻脸”的。

2月25日,张冲再次缠住周恩来,要求中共收回“十二条”,先与蒋见面。他要求中共顾大局,并要求周恩来“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出校对一次,以便蒋能见周,否则在公函压迫下蒋训令大家,蒋说蒋是被迫而见的” 。

在谈判过程中,参政会中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等,频频会见周恩来,请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同时,他们也向参政会秘书处和蒋介石施压,认为中共参政员无论如何也必须出席会议。蒋介石说:“政府既选毛泽东等七人继续为参政员,即是政府希望其出席,且国民政府召集此次会议,对于彼等同发通知。” 王世杰除了亲自与周恩来谈判,还请民主党派领袖劝请董必武、邓颖超务必出席,说为此次参政会开幕可考虑延长一天。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国民党不接受“十二条”就不出席此次参政会,也不见蒋。他在3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是僵局对峙着,须打开一关。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

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我已一夜多未睡……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毛主席,现在已是十八点了,只是今夜无论如何谈不出结果”“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僵局必须打开,中间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两次致电周恩来:“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参政会主席团即使选周为主席,“亦决不能出席” 。书记处反复讨论、考虑,“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 。

周恩来完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

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开幕式上致词,在谈及战时国内党派关系时,一改过去的强硬反共腔调,“我全国同胞均须认识,一切党派观念及所谓左倾右倾之意识理论,已经是陈腐落伍的旧时代的空谈,不能适应今天的时局了”“资本与劳动,在被征服国家,一经亡国,均自无用”。因此全国同胞惟有“向保卫国家的唯一目的共同奋斗”“放弃一切不合时代的旧观念” 。3月6日,蒋介石又在参政会上作关于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问题的报告,将中共前后两次提出的“十二条”诬为日本的“广田三原则”,又大谈“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和军令政令的统一,但也不得不说,自己希望“与全国友军亲爱精诚,和衷共济,共同一致抗战到底”,“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他要求各参政员“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今后能“共聚一堂,精诚团结”,对皖南事变“求得合理的解决” 。

3月9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选举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中共参政员虽未出席会议,但董必武仍被选为驻会常委。

3月14日,蒋介石由宋美龄陪同,约见周恩来。周恩来提及新四军事件、国民党的种种 压迫事件,以及叶挺回延安和我军防地、扩编等问题。蒋对此不作答,说压迫是“底下做的”;说解除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李涛、给周发回延安护照等均可解决;蒋不再提我军北移问题,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又说叶挺“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 。

3月25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周恩来又提及停止军事压迫、党派委员会隶属、会见叶挺、给我军发饷等问题。蒋说:关于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中共听命令,“问题好解决”,成立党派委员会可隶属国防委员会,饷“可先发一月”,叶挺“尚在上饶”。会谈氛围缓和 。

此时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成员,目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所作所为,日益表示出他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正在酝酿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组织。3月13日,他们召开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书》等文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蒋介石对民盟的成立大为不满,大骂张群为什么不阻止其成立。从这时起,民盟日益靠近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盟友、诤友,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阵营进一步壮大,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日益孤立。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大失人心以及民盟的成立,作了这样的总结:“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关键。”

1941年5月,日寇集中6个师团10万余兵力,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其目的是歼灭山西南部的国民党军。在大军压境下,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交通线,阻敌前进。毛泽东向八路军总部多次下达指示: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 “在敌后猛击日军,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 。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之后,为了国家和民族大计,不计前嫌,

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回到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常态,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赞扬。

注释: 五

1943年春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时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更加强大和有充分准备,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舆论压力下,这次反共高潮还未来得及充分发动,即偃旗息鼓。

中共中央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蒋介石要反共,但不能彻底地反;他要对日妥协,也不能彻底地妥协;他视中共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为眼中钉,却终无能为力;他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抗战,共同走完中国抗战的历史过程。抗战胜利后,我党仍坚持长期合作的政策,提出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联合政府。他拒绝接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自取灭亡。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他“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光明正大,不是害了他,而是救了他。如果他后来不背离这一政策,历史完全会是另一种局面。

[ 1 ][ 2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第183页。

[3]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 — 534页。

[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 1941年1月13日),中央档案管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彭德怀等电》( 1941年1月14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 · 文献》( 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 7 ][ 20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 — 623页,第641 — 643页。

[8]《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同志电》( 1941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9]《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5年版,第133页。

[ 11 ][ 15 ][ 16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合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487 — 488页,第520页,第525 — 526页。

[ 12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 13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指示》( 1941年3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 14 ]《毛泽东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致周恩来》( 1941年3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 17 ][ 18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41年3月15日)( 1941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 — 236页,第239 — 240页。

[ 19 ]毛泽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1941年3月1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36 — 737页。

[ 2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240页。■

晋察冀边区军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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