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从江陵走出的元帅夫人

Yanhuang chunqiu - - 人物志 - 姚贤玲

编者按:大型文献纪录片《忠贞》(原名《开国元勋的夫人们》)制片人姚贤玲,根据自己的拍摄记录,整理成书《忠贞:开国元勋的夫人们》,真实记录了16位开国元勋夫人的光辉人生。本刊将对此进行编选刊载。

黄杰,1910年10月4日出生于湖北江陵县郝穴镇的一户书香门第,两岁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后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浦军校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女子学员。黄杰与丈夫徐向前二人相互敬重,相伴一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的斗争在全国拉开了序幕。黄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慢慢长大。1924年,年仅14岁的黄杰,被伯父许配给了当地一个浪荡公子。少女黄杰耳濡目染了不少革命道理,不愿就此被封建婚姻束缚。她选择了抗婚,逃离家园。这个选择改变了黄杰的一生。

离开故乡江陵,黄杰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在那里,她意外得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准备开办一个女生队,正在招收女学员。同许多受封建社会压迫和束缚的妇女一样,黄杰也加入了报考队伍。经过激烈竞争和严格挑选,黄杰从众多的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黄埔军校的首批女学员。期间,她认识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项英、恽代英、蔡畅、陈毅,以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徐向前。少年黄杰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并在心里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与中共决裂,叛变革命,并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也随之结束,无数共产党人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全国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当时的黄埔军校聚集着的一批共产党精英,也是蒋介石急于“解 决”的人。

彼时,黄杰还不是共产党员,她本可以脱掉戎装,买一张船票回乡。但黄杰没有选择那样一条路,在革命进入低谷、一些人畏缩动摇甚至叛变的时候,她打定主意留了下来,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 18岁的黄杰受组织委派,女扮男装前往鄂西,到湖北省松滋县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她在一所乡村学校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始着手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白天,她在学校教书;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她走村串户,秘密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织赤卫队,扩大力量。

黄杰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天,黄杰上完课回到办公室,刚刚坐下,屋子里就闯进几个人,黄杰认出来为首的是县团防局的局长。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在黄杰身边,上上下下打量一番,问道:“你就是新来的黄家二小姐?”黄杰抬头看了他一眼,答:“是。”就又低头整理教案。来人继续问道:“听说你们家是江陵的,家境也不错,放着家里的大小姐不做,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干什么?”“我喜欢乡村的安静和清新的空气,怎么,不可以?”黄杰反问道。团防局局长一愣,马上又皮笑肉不笑地回答:“可以可以,欢迎欢迎。”黄杰的从容让满心狐疑的团防局局长实在挑不出什么问题,只好离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松滋县的各级党组织、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相继建立起来。在黄杰的提议下,县委决定搞一次有影响力的行

动,杀一杀敌人的威风。当时,松滋县的禁烟局局长欺压百姓,引起很大民愤。于是,县委决定从他下手,也就此开展一次禁烟运动。黄杰直接策划和组织了这次行动。一天晚上,禁烟局局长正卧在烟榻上吸着大烟,吞云吐雾,一群愤怒的学生和群众闯了进去,捉住了禁烟局局长。同时,他们冲入禁烟局私设的牢房,释放了所有蒙冤被关押的老百姓。愤怒的人们焚烧了民团的烟枪和大烟土。

这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为了镇压共产党,对付日益觉醒的老百姓,团防局秘密筹划购买枪支弹药。黄杰等人得到消息后,决定夺取敌人的武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这一天清晨,江面弥漫着大雾,江中一只时隐时现的小船引起了正在岸边巡逻的几个团丁的注意,他们吆喝着让小船靠岸接受检查。小船划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靠了岸,团丁们跑过去搜查,可是不等他们的脚踏上船板,就被船上几个化装成学生模样的赤卫队队员缴了枪。

拿着刚刚缴获的这几杆枪,黄杰带着赤卫队员们埋伏在公路旁守候。过了一段时间,团防局购买武器的押运队伍出现在了公路上。大概是一路上没有什么情况,又离自己的地盘越来越近,加之走了一路又累又饿,团丁们放松了警惕,看到路边有个茶棚,就走过去歇脚。埋伏在附近的黄杰看到时机成熟,指挥着赤卫队员冲出来,那些团丁还没反应过来,就糊里糊涂地成了俘虏。

这一仗没费一枪一弹,赤卫队就把团防局新买的武器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团防局局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带着团丁到学校来抓人,岂知这时黄杰与赤卫队早已撤往山里了。团防局局长带着人一路追击,战斗过程中,黄杰被一颗子弹击中,眼看敌人越来越近,危机时刻,身材高大的女警卫员背起黄杰钻进了密林,甩掉了追击的敌人。

学校是回不去了,黄杰就在山里办起了学校,在教大家认字的同时,传播革命的道理。

黄杰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盘踞在山林中“袍哥会”的猜忌,以为黄杰和他们争地盘,准 备对黄杰采取行动。得知这个情况,黄杰决定亲自上门解释清楚,并争取说服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县委其他同志知道黄杰准备“单刀赴会”,都很为她的安全担心,让她多带几个人去。黄杰不同意,她说:“这些人大多是些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咱们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壮大革命的队伍。我一个年轻女子去会他们,说明我们对他们信任,也表明我们没有占山头的野心,我相信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在说服大家之后,黄杰只身一人前往“袍哥会”。

“袍哥会”的头儿看到一个瘦弱女子没带一兵一卒来了,暗暗佩服其胆识。交谈中,得知黄杰就是焚烧禁烟局的女共产党,不由抱拳道谢,并请黄杰留下吃饭。此时,团防局局长闻讯赶来,质问黄杰为何来此。黄杰从容回答:拜访朋友。团防局局长没有忘记劫枪之痛,转脸示意手下把50两大烟和500块大洋放到“袍哥会”的头儿面前,请其一起联手对付共产党,并污蔑黄杰是来此处抢地盘的。黄杰说道:“如果是抢地盘,我今天就不会赤手空拳一个人来。”并对“袍哥会”老大说:“你心里应该有数,他给你送礼,无非是想笼络、利用你为他们卖命,一旦你们没有利用价值,他们就会翻脸来对付你们。”黄杰的话似乎说到了团防局局长的要害处,他一拍桌子,吆喝着团丁们将黄杰拿下。一直在旁边观察的“袍哥会”老大站出来调解,团防局局长眼看着自己占不上什么便宜,只好悻悻地走了。

黄杰继续劝说“袍哥会”老大:“我知道你们都是些穷苦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干这帮会的事儿,可你们这百十来号人,力量有限。天下的穷人都团结起来,那才劲儿大。”“袍哥会”老大当即表示“愿意跟你们一起干”。黄杰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说:“好,我这次上山就是请你们参加我们的赤卫队,从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就这样,黄杰用她过人的胆识和真诚,赢得了“袍哥会”的信任,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共产党不断组织和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于是一些地主老财组织民团办起自己的武装,和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对付共产

党,气焰嚣张。1929年,中央鄂西特委决定由松滋、枝江、宜都三县举行联合起义(即九岗岭起义),打击敌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就是年仅19岁的黄杰。

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但离起义的日子还有几天时,却出了意外,一个地下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团防局局长立即带着人四处“清剿”共产党,情势十分危急。面对这种情况,黄杰果断决定提前起义。

一天深夜,一个黑影飞越墙头,翻身跃入民团大院,轻轻地将大门打开。早已候在外面的赤卫队队员和群众举着梭镖、镰刀等,呐喊着冲了进来,还在睡梦中的团防局和参加“清剿”的民团团丁们,来不及穿衣服,一个个抱头鼠窜。这次暴动不仅缴获了敌人的武器,还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黄杰领导指挥了这次暴动,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193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黄杰只身来到上海。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中央的同志坚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斗争,危险随时都会出现。黄杰到这里之后,被指定为周恩来等人的秘密交通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充满危险的工作。

一天,周恩来交给黄杰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让黄杰将情报送给刘伯承。黄杰化装成教师来到刘伯承的住处附近,在周围转了两圈,确认没有“尾巴”跟着,这才往刘伯承住的小巷走去。到了楼下,黄杰装作漫不经心地往楼上看了一眼,发现窗户上系的一根红带子没有了。那是他们约定的安全信号,没有红带子就表示出现危险,不能接头。黄杰迅速离开,并将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后说:“我刚和伯承通过电话,他说没有发现异常,怎么会突然出现情况呢?”恰在此时,刘伯承来了。原来,那天刘伯承的家人从乡下来到上海,给刘伯承带了一只老母鸡,因为怕母鸡乱跑,就用窗户上的红带子把老母鸡绑了起来,刘伯承等不到送情报的交通员,才发现是红带子没有了,猜测是交通员以为出现意外,所以没有来接头,于是赶了过来。一场虚惊过后,大家悬着的心 踏实下来,但黄杰的机警却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在一次国庆宴会上,周恩来向黄杰敬酒时,又提到此事,夸奖黄杰做事认真负责。

不久,党中央撤离了上海,搬到苏区,黄杰留了下来,先后在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继续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

1933年,黄杰不幸被捕。在狱中,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黄杰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到上海找工作的。由于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敌人抓不到证据,只好以“危害国家”的罪名判了她五年。组织上得到消息后,立即展开营救。当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受中共委托,积极和有关部门交涉。在她的斡旋和努力下,黄杰于1935年提前获释。出狱后,她仍然继续坚持在上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黄杰离开上海,来到延安,继续从事妇女工作,不久后担任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

在延安,黄杰与当时的妇联秘书长张琴秋非常熟,在黄杰担任妇联组织部长时两人常有工作上的来往,也结下了友谊。张琴秋的丈夫苏井观当时担任卫生部长,因为张琴秋的关系,黄杰和苏井观也很熟。苏曾是徐向前的部下,当他看到三十多岁的黄杰仍是单身时,便有意撮合她和徐向前二人。其实,黄杰与徐向前早就认识,只是少有交往。早在黄杰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见过同在黄埔军校读书的徐向前。来到延安后,这些过去在一起学习工作的“黄埔生”,有时会在一起聚会,黄杰和徐向前接触的机会多了。现在,有了苏井观和张琴秋的牵线搭桥,两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信任并产生了感情。

1946年,黄杰与徐向前结婚了。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夫妇俩也积极响应号召,心灵手巧的黄杰很快学会了纺线,织布,织毛衣、袜子,还带出一个徒弟,就是徐向前。

1947年,蒋介石下令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病中的徐向前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向晋绥解放区转移。不久,他们来到了晋东南,刚安顿好没几天,就赶上农历新年。伴随着声声爆竹,儿子徐小岩降生了,

这让黄杰尝到了初为人母的幸福与喜悦。

这时候,解放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抱病在身的徐向前坐不住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组织上批准他重返太行前线。徐向前告别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带着部队首先拿下运城,为部队创造了城市攻坚的宝贵经验。

1948 年,经过我军的浴血奋战,除临汾外,整个晋南全部解放。敌人依靠坚固的防御,在临汾负隅顽抗。攻克这个据点,对整个西北战场以及孤立晋中、太原守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啃下这块“硬骨头”的任务落在了徐向前的身上。临出发前,徐向前对妻子黄杰说: “这次的任务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打不下临汾我决不回来,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孩子就靠你一个人了。”“放心,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我和孩子等着你胜利的消息。”黄杰坚毅地回答丈夫。

徐向前带着部队在前线战斗了整整72天。在这72个日日夜夜里,黄杰的心每一刻都牵挂着丈夫,时常打听前方的消息。在前方的徐向前也时常想念着她们,在即将攻克临汾的时候,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离冶陶时积雪满地,现已麦穗如浪。时光虽快,而临汾将下,思之心将释然矣。”

不久,临汾攻破。拿下临汾之后,徐向前又带着部队东征西伐,以势如破竹之势打赢了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黄杰先在青岛纺织厂和青岛纺织工会做领导工作,后又调到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司长等职。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丈夫做了元帅,黄杰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她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徐向前、黄杰夫妇在城里没有房子,暂时住在颐和园,而黄杰上班是在城里,于是她每天天不亮就坐公共汽车进城,到了晚上再坐公共汽车回来,从不搭乘丈夫的小车。在儿子徐小岩的记忆中,只有在节假日和周末,才能够看到母亲,平时母亲都是早出晚归,几乎见不着面。

对于子女,黄杰也从不娇惯。徐小岩当时在八一学校上学,每次到学校也和母亲一样坐 公共汽车,从学校到家大概需要2角3分钱,黄杰给儿子的钱从没有超过2角5分。虽然对自己和孩子比较“抠门”,但黄杰对别人却不小气。徐向前老家生活很苦,解放后,徐向前就把一些生活困难的亲戚接到家中。每次,他们家总是十几口子人吃饭,黄杰总是先照顾大家,自己最后一个上桌,从无怨言。逢年过节,她还张罗着给徐向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备一份礼物或年货。

在单位里,黄杰也从不搞特殊化,和同志们一起出差,总是和大家一样,住在最基层的招待所。一次,黄杰和几个同事出差,从北京到郑州、西安,再到成都、重庆,一路都是住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到武汉后,也是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曾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听说黄杰到了武汉,就赶到旅馆去看望黄杰。当他看到老首长的夫人住在那样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就要把黄杰接到宾馆,黄杰婉言谢绝,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开大家去搞特殊,这样会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影响不好,还不利于团结。”

尽管工作繁忙,黄杰还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丈夫也总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战争年代,徐向前的身体受到损害,留下了后遗症,但在妻子的精心调理下,他从没有因身体的原因而影响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徐向前受到冲击,黄杰也因曾经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而受到诬陷。对此,黄杰十分坦然,外调的人找她了解情况,她都如实提供。尽管如此,“四人帮”一伙的爪牙仍然不依不饶。为了保护徐向前的安全,黄杰向丈夫提出离婚。徐向前坚定地对妻子说:“这么多年来,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贞,是任何人也不能歪曲的,我相信你,也相信党。”丈夫的信任,给了黄杰巨大的力量,夫妻俩携手共同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1990年,徐向前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此后,黄杰将自己的生日改为丈夫出生的日子,以示怀念。2007年6月,黄杰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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