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屯军”: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

Yanhuang chunqiu - - 往事录 - 朱姝璇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的,正是日军驻北平丰台的“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也称“支那驻屯军”,其前身是“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入侵中国最早的一支军队,也是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

前世今生:日军“中国驻屯军”的由来

“中国驻屯军”的组建,是日本处心积虑扩大对华侵略的产物。1894年,日本发动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于次年4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强行割去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攫取大量财物,极大刺激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甲午战争的直接恶果,就是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北京、天津等地,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 [ 1 ],将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都划到了各国驻兵范围内。条约签订后,由于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并未驻军中国,德国、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取消了驻军权,实际驻军中国的只有英、美、法、意、日五国。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急先锋,出兵最多,与列强共同获得了驻兵权。日本随即以“保护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外交人员和日本侨民”为由,驻军中国。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驻中国日军不断增加。1901年10月24日,日本陆军部正式成 立“清国驻屯军”,大岛久直中将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主要驻扎在天津海光寺和北平的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和山海关等地。而后,其部队编制及兵力部署跟随形势任务的变化相应调整变化。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恶战,旨在夺取远东霸权地位。作为战胜国,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对中国旅顺、大连及东北南部的特权,获得了中国东北的支配权。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更是加紧阴谋分裂中国,策划出兵东北,将侵略势力延伸到中国内蒙古东部,随后于1914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出兵中国山东,强占了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期间,为节约经费,“清国驻屯军”于1909年曾一度缩减了兵力,但随即又于1911年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有步兵一个大队、机枪6个队。

为进一步加强驻华军队的管理,以便长期侵占中国,日本于1913年将“清国驻屯军”改编为“中国驻屯军”,辖北平、天津等地部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屯军”除天津驻屯步兵队( 4个中队)、北平驻屯步兵队( 1个中队)、驻屯军医院外,又增加了一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该队下辖步兵两个大队、工兵小队、通信队、炮兵中队和卫生班,分别部署在天津以北、以东的铁路沿线,担任警戒任务。1935年

5月16日,根据《关于昭和十年度华北派遣部队的组成及调换的特别规定》,驻屯军各部略作调整,辖:北平驻屯步兵队(两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队( 8个中队),天津驻屯山炮兵第1中队,天津驻屯工兵第1小队,部署在北宁铁路沿

线地区。到1936年6月1日前,“中国驻屯军”总兵力达1771人。

增兵华北:全面侵华的关键步骤

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内阁召开会议,做出了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决定,随后于次日发布“陆甲第六号军令”,重新确定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决定“增强约三倍兵力”,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久驻防制。按照新的编制,换防部队于5月9日至10日、5月22日,分别从日本宇品、新泻两港出发前往中国。改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驻屯军司令部设天津,总兵力为5774人。

田代皖一郎生于1880年, 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以驻中国公使馆附武官身份赴中国留学。1923年被派往中国汉口进行特务活动,素有“中国通”之称。曾先后任联队长、师团参谋长、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和师团长,还担任过驻华公使馆武官。“中国驻屯军”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寻机挑起事端。七七事变时,他已身 患重病。据东京电称:“现任司令官田代患心脏病,卧床已久,对军务之遂行,陷于困难状态。” 1937年7月15日,田代突发心脏病死亡。“中国驻屯军”的具体编制是: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司令部设北平,辖步兵第1联队,牟田口廉也大佐任联队长,主力驻北平,其余分驻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步兵第2联队,宣岛高大佐任联队长,驻天津。

中国驻屯战车队:福田峰雄大佐任队长,驻天津。

中国驻屯骑兵队:野口钦一少佐任队长,驻天津。

中国驻屯炮兵联队:铃木率道大佐任联队长,驻天津。

此外,还有中国驻屯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医院和仓库。鉴于“中国驻屯军”兵力的增强,日军于5月6日相继发出《关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任务的命令》和《关于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配置、兵力使用的指示》,明确规定:“一、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所辖常驻军队驻屯地区,大体上自渤海湾至北平铁路沿线。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 其驻兵范围大大超出了《辛丑条约》规定的“从北平至山海关北宁铁路沿线”。

据参谋次长西尾寿造中将所言,增兵的目的:一是“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减轻关东军的负担”,使关东军专心在长城线以北进行对苏的作战准备;二是“保护华北各地的侨民”;三是“形成防共的铜墙铁壁,以防共匪的侵入”,这完全背离了《辛丑条约》规定的“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的初衷。同时,西尾寿造又强调:“当我侨民的生命财产有濒于危险之虞的情况发生时,应奉大命方可出兵。又,若情况紧急而不容许等候大命时,可行独断妥善处理。” 可见, “保护侨民”也好,“防共”也罢,都是日本掩盖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借口。

日本擅自增兵华北既未取得中国的同意,又未与在中国享有驻军权的各国协商。5月14日,日本向英、美、法、意各国驻华大使仅进

行了非正式的通告,以上各国“和过去一样保持沉默”。5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外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答复道:增兵的数量是必要的最低限度,决不威胁中国或侵犯主权。不管日本如何狡辩,都掩盖不了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和加速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罪恶行径。日本增兵华北,是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正如七七事变的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所说:按照《辛丑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七七事变前,“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七七事变时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说得更加直白:“增加天津(中国)驻屯军是这次(七七)事变的原因。”

丰台事件:七七事变的前奏

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 。新增日军在塘沽港登陆后,暂住通县,后于6月21日至30日分别转驻丰台。丰台,位于北平西南,西距卢沟桥7公里,建有丰台火车站,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要道,也是日军侵占北平关键节点。日军进驻丰台后,强占原英军军营大片土地,大肆修建营房,预备进驻重兵,并不断向当地驻军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衅滋事,致使双方冲突不断,由此引发了两次较大的丰台事件。

第一次丰台事件始于1936年6月26日。是日9时,中国第二十九军崔蕴秋部从张家口调驻丰台,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一匹军马受惊闯入正在修筑的日军军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要求日军交还,反遭日军毒打。27日,日军派人到中国军军营,诡称兵营马厩是日军的, 蛮横要求中国军队让出兵营,遭中国军队严词拒绝后,立即拔刀相向,并唤来数名日军士兵,双方发生械斗。日本驻军以此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中国军队道歉、赔偿、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军。宋哲元做出让步,大致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军,只接受换防,遂于7月1日将崔蕴秋部调驻颐和园,调换蒋华延部600人进驻丰台。第一次丰台事件,以中国军队的让步而告终,但日军企图独占丰台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第二次丰台事件始于1936年9月18日。早在是年7月,日军营房已修筑完工。7月下旬,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强行进驻丰台。9月18日18时,驻丰台第二十九军孙香亭部外出演习,收队回营时,在丰台火车站前的大街上与日军一个中队迎面相遇。两队狭路相逢,各不相让,发生争执。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忍无可忍,以枪托击马还击,日军立即包围中国军队,并强行扣留前来交涉的连长孙香亭,引起中国军队的强烈不满。随后,在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带领下,由北平驰援的日军第1联队第1大队抵达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枪战。双方相持达整整一夜,丰台各重要地点均被日军侵占。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闻讯后,急令中国军队停止交火,同时与日军紧急交涉协商。19日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当日上午,中国丰台驻军被迫撤离丰台,丰台完全沦入敌手。第二次丰台事件,中国军队再次妥协退让,日军终于达成了完全

侵占丰台的目的。

其实,“中国驻屯军”从进驻丰台,就开始不断主动向中国守军发起恶意挑衅,千方百计借机引发武装冲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独占丰台重镇,直接威胁平津地区。桥本群曾就此发表言论:日军侵占丰台,就是因为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 。丰台事件,可以说是七七事变的前奏。丰台沦陷,进一步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为日军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夺取到有利的进攻据点。对此,石原莞尔供认不讳:日军侵占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 。

事变爆发:日军“中国驻屯军”的巅峰与终结

作为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中国驻屯军”制造、参与了事变全过程,并在事变后通过增兵华北,人数达到了顶峰。

七七事变前,北平已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下。威逼利诱中国第二十九军失败后,日军在军事上步步进逼,企图重演九一八事变,遂于1937年5月起,频频在宛平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演,“中国驻屯军”旅团长、联队长还先后亲临现场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一带演习,遭到中国守军严拒,双方相持达10余小时,入夜日军始退。

“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 。鉴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驻屯军”将进攻目标锁定在卢沟桥上。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荷枪实弹,在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回龙庙至大瓦窑间进行挑衅性军演。深夜零时,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方严拒。7月8日晨4时20分,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达进攻命令。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据日军第1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记载: “第三大队的进攻,如平时演习的那样展开, 十五分钟消灭了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并进至永定河东岸。”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随即做出反应,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强调:“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及中国全国抗战由此拉开帷幕。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狂妄夸口:“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 7月11日11时半至14时,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从国内抽必要的部队(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 当日18时24分,日本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事变,诡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派兵华北” 。日军参谋本部随即下令,命关东军所辖的独立混成第

1、第11旅团主力和驻朝鲜的第20师团等部向华北开进。同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增兵华北对“中国驻屯军”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月11日,“中国驻屯军”正与第二十九军谈判交涉,双方对同时撤兵达成一致意见,事态原本向解决的方向发展。但闻讯增兵后,“中国驻屯军”内部强硬意见急剧抬头,立即确定了以武力夺取华北的方针,决定:“以此次事变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香月清司“系主张对华强硬的中坚分子”,他曾说自己一生最“辉煌”的经历就是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裕仁天皇专门派人传话:“此次华北事变,陛下对其扩大至为轸念,此节谅为阁下所充分考虑者。”香月清司当即表示:“决心不有伤皇威,不有损皇军荣誉!”[

7月12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高调登场,他一到天津就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15日,“中国驻屯军”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期,迅速以武力讨伐第二十九军,首先把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第二期,以现有兵

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增兵后进入石家庄、承德一线,同国民党中央军决战 。同日,日本将临时航空兵团派遣至中国东北。16日,关东军第1、第11旅团抵达平津。伴随着日军的狂妄叫嚣:“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 [ 17 ],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至7月26日,“中国驻屯军”辖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第20师团,混成第2旅团和临时航空兵团,总兵力达两万余人。7月28日,香月清司指挥“中国驻屯军”以北平南苑地区为主要目标,对驻守该地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尽管第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抗击,却无法抵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亦丧于敌手。至此,日军控制了平津两市,并迅速将战火扩大到整个华北和华中。

从七七事变到平津之战,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事态,极力制造事端,将局部冲突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中国驻屯军”直接参与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既是七七事变中的挑衅者,也是七七事变的扩大者。事变时亲自下令炮轰宛平城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随后获得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鹰三级勋章,并晋升为少将,而后又晋升为中将。但是,挑衅者始终没有好下场—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率15万余人在缅印战场惨败,被撤职编入预备役,后羞怒自杀。事变中向中国军队打响第一枪的祸首一木清直少佐,因卢沟桥作战“有功”,曾越级晋升为大佐,后擢升联队长。1942年8月,在极其惨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机场争夺战中,一木等日军负隅顽抗,最终被美军坦克履带碾得粉身碎骨。

日军经小战轻易取胜平津之战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另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准备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

5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中国驻屯军”亦做出相应调整部署,准备待国内援军到来后实施决战。为进行华北会战,日军参谋本部于8月21日决定再次增兵华北,除原向华 北增调的第20、第5、第6、第10师团(第5、第

6、第10师团于7月27日调入中国)外,拟再向华北增派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团和一部特种兵部队。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4个师的动员,同时决定将“中国驻屯军”改编为日军华北方面军。8月31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十三号”,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寺内寿一上将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少将任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任副参谋长,辖2个军、8个师团、17个旅团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支队,日军侵华总兵力已高达约37万人。“中国驻屯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北平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注释:

[1]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1页。

[ 2 ][ 3 ][ 4 ][ 12 ][ 13 ][ 14 ][ 1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第67页,第69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53页,第171页。

[5]胡德坤:《七七事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6]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204页。

[ 7 ][ 8 ][ 17 ] [日]《现代史资料9 ·日中战争2》,美玲书房1978年版,第327页,第304页,第17 — 18页。

[9]《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1937年版,第7页。

[ 10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 11 ]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66 — 67页、第

70页。■

增兵华北, 1936年北平东站新到的日军

日军丰台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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