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与张季鸾分道扬镳始末

Yanhuang chunqiu - - 春秋笔 - 李满星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其间,以其开明的办报宗旨逐渐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并于9月1日接办《大公报》,由张季鸾出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并有最终决策权。

范长江于190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1928年,他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九一八事变后脱离该校,转入北大哲学系,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起,他开始为《大公报》《益世报》《世界日报》《晨报》等撰稿。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尚在长征途中。此时,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张季鸾以《大公报》名义,聘请范长江从成都动身,开始西 北考察之旅。其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部内陆,对当时正向西北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进行了追踪报道。从1935年夏至1937年夏,《大公报》连续刊载范长江所写西北旅行通讯,这些系列刊出的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震惊了国内外。

然而,就在武汉会战进行之际,1938年10月,范长江却突然从《大公报》离职,一时舆论哗然。同为新闻从业者,范长江与总编辑张季鸾,为何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

旅行采访,范长江系列报道震惊世界

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北大青年

范长江就以笔为武器,撰述其在塞外参加义勇军后援会期间的所见所闻。他写出《长城抗战》《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等文,积极向京津各大报投稿,被《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所赏识。张立即让经理胡政之网罗,请其为《大公报》写稿。

范长江于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并设法寻找前往西部采访抗战大后方的机会,甚至在报上刊登启事,寻求各方支持,但始终未果。而张季鸾感觉到范长江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且历经战火淬炼,堪称进入沼泽遍布的西南、荒无人烟的西北进行采访的最佳人选,就立即聘其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提出,不要差旅费和工资,只要稿费,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可以。对此,张季鸾自然满口答应。自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途撰写旅行通讯,并从5月10日起刊登在《大公报》上。

在请示张季鸾并得到同意后,范长江其后将考察采访的重点放在广袤的西部地区。他从

7月开始,历时10个月,全程12000余里,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等广大西部地区,实地考察西北社会的政治经济实情。

考察中,他多次实地采访、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他于1935年9月13日、14日的《大公报》刊文中这样描述他的行踪和目的:“记者七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临夏各地,九月二日到达兰州,历时五十日,所经皆军事要地。”随后,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岷山南北的军事地理、红军长征的动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部署等进行了客观叙述,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红军的动向做了分析。他写道:“他们(指红军—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洮州、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质,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或即由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过黄河经青海东部,直上甘凉肃。此地 北通外蒙,西通新疆,更因雪山之灌溉,农业异常丰美。如得此地为根据,苏俄接济可以源源而来,封锁政策将失其作用。”进而,范长江根据红军当时的实力和面临的局势,大胆预测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红军“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可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正如以上范长江所分析预测的,在1935年9月18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当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这一理性分析中共面临的局势、大胆预测红军走向的历史性报道,使国内外第一位深入实地跟踪、采访、报道红军长征的范长江名满天下。周恩来后来见到这位年轻的新闻从业者时,称赞说: “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在兰州稍作休整后,范长江立即着手撰写长篇通讯《成兰纪行》。他边写边发,于9月18日写完, 9月20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引发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报纸发行量开始剧增。鉴于报道的翔实与分析的准确,张季鸾决定将其刊登于重要版面。

9月18日,获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信息后,范长江立即前往红军途经的陇

东平凉一带采访,写出《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 9月30日写于平凉)。

在张季鸾的协调下,范长江于10月中旬乘汽车离开平凉经西安前往庆阳、环县一带采访,并先后撰写出数篇重要的通讯报道—《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 11月6日写就于庆阳,刊登于1935年11月23日《大公报》)、《陕北共魁—刘志丹生平》( 11月8日写就于庆阳,刊登于11月28日《大公报》)、《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 11月13日写就于平凉,刊登于11月26日《大公报》),以及《红军之分裂》( 11月21日写就于庆阳)。11月下旬,范长江返回兰州稍作休整,于12月3日飞抵天水,在甘谷县当面采访了胡宗南,写下《松潘战争之前后》,刊登于1936年1月4日《大公报》。这些来自战事一线、事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现场报道,既让国内外各方十分震惊,也令关注时局的广大读者纷纷抢购、一睹为快。

能容人也善用人的张季鸾,对范长江的系列战地通讯,仅要求四个字:“议论全删。”

随后,范长江在西安采访到国民党军政各界人士。12月10日,他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兰州。在写作中,他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一律加引号。正如他在自述中所称:“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1935年12月17日,范长江在严寒中开始青海之旅。在西宁,他采访了马步芳等军政界人物。他爬冰滩、穿峡谷、翻雪山,进学校、访贫民、下军队,用脚板走遍青海的山川,并对青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36年1月9日,范长江翻越祁连山,离开青海进入甘肃民乐县,开始在河西走廊进行旅行采访。他从张掖到酒泉,再到嘉峪关,最终抵达敦煌。之后返回张掖,在武威考察采访十余天后经古浪、永登,于3月11日返回兰州。至4月17日,他集中时间写完长篇通讯《祁连山南的旅行》和专稿《伟大的青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3月26日写于兰州, 4月4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弱水三千 之河西》(3月31日写于兰州,4月9日— 12日在天津《大公报》连载)等系列文章。1936年月4 26日,范长江从兰州搭乘羊皮筏子,沿黄河东流,经过靖远进入宁夏中卫境内。6月抵达绥远省包头市,实地采访绥远抗战。

当时,对人迹罕至的西北,国人知之甚少。在沼泽密布的川西和甘南,在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在黄沙狂吹的西北戈壁,究竟发生着什么,更是无人知晓。而范长江的西北行系列报道,以其强悍的行程和真实的内容震撼着世界,后来以《中国的西北角》书名结集出版,引发了读者的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张季鸾在《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通讯,不仅使全国民众进一步了解西北民情,了解开发西北、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必要,且让国人和国际社会清晰地意识到,西北还有北上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美国记者斯诺阅读了范长江发表的这些报道后,也于1936年6月从北京辗转来到延安采访,其后出版了《西行漫记》。

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焦点投向红色延安,投向历经艰苦征程后在延安坚守信念的红军。

相互激赏,范长江延安采访改写历史

西北之行结束,范长江遂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西安事变期间,范长江在张季鸾协调下前往西安、延安等地采访。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西安采访周恩来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

为深入了解陕北实况,张季鸾向周恩来提议,希望范长江前往延安采访。这得到了毛泽东同意。1937年2月9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与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会面。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彻夜长谈中,他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来访者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范长江表示,希望留在陕北,而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

公报》去,认为他留在《大公报》作用更大,可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广为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

1937年2月14日,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发表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报纸在当天下午送达南京,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与蒋介石上午所讲的完全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此后,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开始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

接着,范长江奋笔疾书,连续发表《陕北之行》等连载文章,影响巨大。毛泽东看到后欣喜万分,3月29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毛泽东甚至发电报给上海《大公报》: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其后,范长江连续在上海《大公报》刊发《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广大国人以及国际社会,皆从青年范长江这些富有才情的文字报道中,开始全面了解雄踞于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武装。

意见相左,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社

七七事变爆发后,范长江立即奔赴卢沟桥一线采访。1938年4月5日,台儿庄战役进入最后关头。范长江与《大公报》原记者、时任《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共同奔赴抗日最前线,《台儿庄血战》《慰问台儿庄》等稿件纷纷得以发表。

1938年4月,范长江从抗日前线采访后返回汉口,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张季鸾亲自主持宴会,代表报社为他洗尘。在汉口“八办”的周恩来听说后,还亲笔致信范长江予以慰问。周恩来在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1938年5月,张季鸾对“战地记者”这一概念进行过精彩的阐释:“国家民族的境遇,战地记者看得最清楚,军民做牺牲,城镇成焦土。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 是有无上价值的。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地记者血泪交融的几支笔。”这,实际上是对范长江高度的认可和赞赏。

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在担任《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曾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这是其西北之旅以及后来担任战地记者带来的切身体会。

1938年10月间,范长江突然离开了《大公报》。此举无论对其个人的记者生涯、政治成长,还是对于张季鸾的声誉、《大公报》的自身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大事件。

范长江后来回忆说,西安事变后,他和张季鸾“对若干重要问题之看法,渐有出入”。他所说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中,显然也包括了对“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之不同判断。正因如此,张季鸾去世后,范长江才会说,他本来非常希望“拿武汉会战以后三年来的事实,作为继续讨论我们三年前不同看法的基础”。这也足以表明,范长江的确与张季鸾在若干政治问题上看法有所不同,乃至有所分歧。这种不同或分歧,相当程度上应被视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在如何爱国、救国和报国上的分歧点。

那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并提出,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个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蒋介石,而不许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存在,也不许有共产主义,更不许承认其他人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是领袖。

1938年6月17日,张季鸾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面对记者,他发表谈话说: “民国元年以来,我几次被推为参政一类职务,都却而未就。这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国难深重,义不容辞。”

抗战期间,张季鸾秉持“国家中心论”(战时,一切党派、各军队、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存小异抛弃纷争,以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为中心,求抗日图存大计)的报道原则,始终坚持认为,大敌当前,存亡之际,不可自毁长城。

当时,范长江不仅在思想上,且在行动上也向中共靠拢。他与周恩来的来往已比较密切。同时,和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夏衍,救国会领

袖沈钧儒、杜重远等人,也有广泛接触。夏衍曾回忆:“1938年在武汉时,他曾向董老和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但恩来同志对他说,你现在是《大公报》记者,《大公报》记者身份不要丢,你还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比较好。”

热血青年范长江并不认同张季鸾的上述报道原则。按照范长江后来的忆述,他和张季鸾产生严重政治分歧乃至最终走向决裂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因为那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张季鸾不同意发表这篇社评,并要求范以后要“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张季鸾等一贯坚持,《大公报》的社评是代表整个报社,而非个人的意见,对外反映的是《大公报》的整体形象,所以才会有“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的说法。而范长江的理解似有不同,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要自己放弃立场,特别是放弃同情乃至赞成共产党的态度。他坚决反对,并把这篇文章拿到外面,给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由邹韬奋主编的左派刊物《抗战三日刊》去发表。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发表于1938年1月。就在当月3日,范长江写了一封信,并托回延安的人带给毛泽东。从毛泽东的回复中,不难推测其大概。复信说:“先生(指范长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毛泽东也指出,解决问题的主要一点“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因为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是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毛泽东明确告诉范长江:“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

不见如参商,范长江感念撰文悼张季鸾

动如参商,自此不相见。张季鸾与范长江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和人生之路。

早在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就与胡愈之等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国记者协会的 前身)。辞职后,范长江于1938年底与胡愈之等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主要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

1941年,国民党勒令“青记”“国新社”停止活动,蒋介石密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不得不远走香港躲避,参加创办《华商报》。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国共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纷纷发去唁电,给予其高度评价。9月8日,即张季鸾去世后的第三天,范长江在香港《华商报》第三版灯塔副刊上,发表了《悼季鸾先生》,其中实不乏率真性情的流露,对张季鸾颇多赞词。文中谈到张季鸾的交游之广,以及为人之热情与豪爽。还谈到,抗战初期在范长江等推动下,张季鸾曾有意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如何办报的经验写成专书,以嘉惠业界后辈等等。在文末,范长江还建议《大公报》同仁,将季鸾先生的生平言行“辑成专书,公诸社会”,以便为“中国近代新闻史和中国政治发展史提供一种重要的参考”。

虽因政治立场差异、办报主张不同而离开报社,但范长江却能不计前嫌,对张季鸾给予公正评价。这令熟知张季鸾与范长江分歧内情的报界同行,既感佩范长江之度量,也感佩张季鸾之人格魅力。

参考资料:

1.《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陈纪滢文存》,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

3.陈纪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4.范长江:《西线风云》,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增订版。

5.徐铸成:《报人张季鸾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出版。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12年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

范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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