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和平接管保护中山陵的难忘经历

1938年复旦大学迁校北碚夏坝

Yanhuang chunqiu - - 第一页 -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编者按:刘志诚,河南省获嘉县人, 1919年11月3日出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2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新四军军直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五师三一一团政治委员、三一五团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南京解放之初,奉命带领所部完成接管中山陵的特殊任务。刘志诚女儿刘迎新向笔者讲述了父亲亲历的这个过程。

我的父亲刘志诚,1919年11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获嘉县一个曾经富裕的家庭,到他出生的前几年,家中生意倒闭,讼事连绵,入不敷 出,日渐破落。14岁时,因缴不起学费,不得已而辍学。随后经亲戚介绍,到山西省新绛县大益成纺织公司庶务处当学徒,牛马般的工作使他逐渐认清了旧社会黑暗而残酷的现实。他开始积极阅读进步书刊,接近进步人士,接受进步思想,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不满,热切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队伍。1937年11月,父亲毅然离开家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经艾思奇同志介绍,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3月,父亲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随即被派往中原敌后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从此投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在父亲一生的革命征程中,有一件事使他终身难忘,他晚年曾写文章回忆,我也多次听他讲述过,那就是在1949年4月南

京解放之初,他奉命圆满完成和平接管中山陵的特殊任务。

1949年4月21日晨,随着北平国共和谈宣告失败,人民解放军在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江面上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天堑。国民党军残兵败将纷纷向南逃窜。4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五师三一五团副政治委员的父亲找到师首长请示:“我团经过两天多战斗,伤亡不多,士气正旺,我想先过江去了解一下南京城内的情况,组织部队追击敌人。”师首长研究决定,由父亲和副团长石玉龙带领第三一五团前卫营(第二营)渡江执行这一任务。

当日黄昏,父亲带了一名参谋先行渡江到达下关江边,石副团长带领前卫营官兵紧随其后。到24日凌晨2时,全部人员顺利渡江完毕,在下关轮渡码头附近集结。父亲向前卫营全体官兵交代了任务后,便带领部队沿中山路开始向城内进发。据父亲回忆:“行进中,沿街电灯时明时暗,四周冷冷清清,偶尔听到不远处有零乱枪声和人的呼喊声,但想到后续部队会进行搜索和处置,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必须以最 快的速度追歼逃敌。”队伍进挹江门,过鼓楼,行至新街口时,看到了街中心树立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父亲说他当时不禁肃然起敬。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急行军,前卫营入城后一口气走到了中山东路上的中央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门口。此时,天色开始蒙蒙发亮,官兵已急行军20余里地。考虑到大家身体疲劳,父亲命令部队停下来稍事休息。他回忆说:“刚坐下不久,团里的侦察员就急匆匆前来报告:距此地不远的中山陵门外,还有一支国民党部队未走,约三四百人,武器装备很好。听到这一情况,大家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想,中山陵园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在此地用兵一定要慎重,决不能贸然行事。于是一方面叫侦察员继续侦察,弄清这个大队的番号,一面向师里请示。我们的请示很快反映到军部,军首长指示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的陵园一定要保护好,避免遭到破坏,你们要想尽办法取得和平解决,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要完成好。”

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说,陵园内的武装是守卫中山陵园的拱卫大队。父亲凭借多年打仗的经验意识到,这个拱卫大队一定是一支特殊的武装,既然负责警卫孙中山先生陵墓,就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队。于是,立即派人展开了政治攻势,大声向对方喊话:“拱卫大队的弟兄们,解放军打过长江来了,南京解放了,我们是来接管中山陵园的。”“请你们的长官快出来和我们谈判。”听到不断地喊话,国民党中山陵园管理处、拱卫处代理处长范良上校和拱卫大队长王全中校走了出来,表示愿意谈判。范良和王全都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警卫人员,一直在中山陵守卫。国民政府撤出南京时,他们奉命留下看护中山陵,早已做好了交接准备。因此,父亲与他们很快达成了和平接管协议,他随即派人将此情况上报,上级迅速决定解除原定的由父亲率部追击敌人的任务,改命他带领前卫营控制紫金山、中山陵和天文台,并安排好警卫工作。随后,范良向父亲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把枪枝弹药清册、拱卫处编制人员清册以及资财档案等移交给父亲,正式完成了交接手续。父亲接收了有关资料之后,又提了

几点要求:拱卫大队的枪支弹药全部上缴集中封存;大队官兵继续徒手执勤,配合解放军一起守卫中山陵,防止破坏事件的发生;陵园内所存物资设备,要看管好,听候军管会接收。范良、王全表示完全接受。接着,父亲召集拱卫大队的全体官兵讲话,宣传了我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听从解放军的指挥,尽职守责,保护好陵园。

与此同时,前卫营官兵在石副团长的指挥下也开到了中山陵园广场集结,并划分了各连担负的任务:四连进驻天文台,卫护天文台的安全;五连守护中山陵,对通向南京市区的各条路口派出警戒;六连进驻灵谷寺,向马群和孝陵卫方向派出警戒;营部驻明孝陵附近的中山植物园。任务布置完毕后,父亲对全营指战员讲话,着重强调了守卫中山陵和紫金山天文台的重要意义,并要求大家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做到秋毫无犯。

讲话完毕,石副团长具体指导连队哨位设置和安排巡逻队工作,父亲就在王全的陪同下,到陵园内的要地进行察看。他们先去了蒋介石的官邸,这是一栋俄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据王全介绍,这栋别墅又叫“美龄宫”,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做礼拜的地方。蒋、宋二人一般礼拜天来祷告,第二天回城内官邸,平时不大来。从“美龄宫”出来,王全又引导父亲去了孙科公馆,孙科公馆又叫“延晖馆”。看过两处公馆后,父亲对王全说:“中山陵内所有国民党要人的公馆,我们解放军全不进驻,仍由你们陵园管理处负责看管,听候南京市军管会前来接收。”

此时,已到了中午时分,父亲来到营部驻地中山植物园,受到技术员吴敬立和潘祖恒等人的热情欢迎,他们一直坚持工作,保护园内的各种设备,终于盼到了解放军的到来。父亲看到他们已经腾出好几间房子,安排了营部人员住宿,对战士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下午,范良陪同父亲和石副团长上中山陵拜谒。父亲回忆说:“路上我看到,哨位上都有两人值勤,一个是持枪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徒手拱卫队员,相对而立。我们沿台阶上山,进到中山陵的祭堂大厅内,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孙中山先生坐像鞠躬默哀,然后进入墓室绕着中山先生的卧像和遗体环行一周。半天多来,我留心观察,中山陵园苍松翠柏,碧瓦银墙,维护完好,中山先生陵寝内外整洁有序。我对范良说:‘为了迎接解放,你的工作做得不错,现在南京解放了,你要带领陵园拱卫大队的全体人员,认真守卫执勤,把工作做得更好。’范良听了很受鼓舞。从那天起,我们就建立了友情。”

当天傍晚,父亲和石副团长到师部汇报了谈判接管中山陵的情况,以及接管后对部队的部署和要求,师首长完全同意他们的安排,并告诉他们说:军部最初的计划,本来是把控制紫金山、保护中山陵和天文台的任务交给一○四师的,由于你们带领前卫营进军迅速,先期到达并和平接管了中山陵,军部就改变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师首长还强调说,南京刚刚解放,城内外秩序混乱,对中山陵是否保护得好,关系十分重大,党中央和总前委对此都非常重视。最后,师首长决定让石副团

长回团部主持工作,父亲继续留在中山陵园内,领导第二营完成守卫任务。

此后几天,父亲集中精力完成了大量接管善后工作:把接收来的有关表册档案等一一核实后进行上报;为了确保中山陵的绝对安全,把各连暂时不使用的武器也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同时,马不停蹄地召集中山陵留守人员开会或谈话,摸清其思想底数,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中山陵的留守人员除了拱卫大队官兵,还有不少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人员,根据之前的协议,拱卫大队的官兵统一改编为解放军,而对行管后勤人员的出路却没有明确安排。父亲在谈话中发现,这些人最大的担心就是“换了朝代,丢了饭碗”。为保持中山陵管理工作平稳运行,父亲经请示上级后向他们郑重宣布,如果愿意继续为中山陵工作的,新的南京市政府会全部留用。此外,父亲还积极帮助留守人员排忧解难。当时,由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提前逃跑,范良没有领到中山陵留守人员的薪水,很多留守人员家里缺粮,生活已经难以为继。父亲了解查明后,当即与上级联系补发薪饷,缺欠多少,补发多少,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留守人员的生活从此安定下来,无不感激地说解放军好。

作为驻守和保卫中山陵的解放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父亲非常清楚自己肩负的重任。南京虽然解放了,但形势还很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派飞机进行轰炸。一天,突然来了个姓蒋的家伙,自称是“江南挺进军”司令,到陵园找到范良,说是代表解放军来接收中山陵园拱卫大队的武装的。范良感到为难,就去找父亲,说又有一个解放军要来接收中山陵园拱卫大队的武装,问该怎么办。父亲一听就感到不对,觉得可能有人冒充解放军的名义趁火打劫。于是,他一面交代扣留此人,一面向师里汇报情况。师里告知,二野的同志还没有到达南京,“江南挺进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要求父亲对来人进行审问。果然,此人是国民党的散兵,企图趁乱骗取枪支弹药,组织土匪武装,进行破坏活动,结果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自投罗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危险来自国民党军暂编第四师。父亲回忆说:“该师共有 3000多人,原驻扎在汤山一带,师长叫张荫堂。南京解放那天,这支部队见大势已去,无处可逃,就索性不再逃窜,主动派人和我第三十五军联系谈判,要求和平改编。他们声称早已看清形势,一直在等待大军过江;还说他们部队中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要求保留建制,作为起义部队加入解放军。军部迅速派人调查这支部队的底细,经调查,该师并无任何起义之实,并且历史上张荫堂还是新四军的叛徒,军部决定不能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

此时,敌暂编第四师已转移到了距离中山陵咫尺之遥的孝陵卫一带,妄图“挟持”中山陵与解放军“讨价还价”。为了确保中山陵园的安全,解决这支部队必须智取。军部决定,由父亲和另一位干部以军部派驻干部的身份,立即进入暂编第四师,麻痹并稳住敌人,同时摸清这支部队的真正面目。

出发前,父亲命令驻陵园部队加强对孝陵卫街方向的警戒,并增调一个加强班进驻“美龄宫”,日夜监视敌暂编第四师的动静,以便一旦有事能紧急接应。进入敌暂编第四师后,经多方周旋调查,父亲发现这支部队确实是一伙顽固的与人民为敌的危险敌人。于是,父亲以参加师里的报告会为名,返回师部汇报有关情况,师部随之决定,立即拔除这枚埋在南京城郊的定时炸弹!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整个过程扣人心弦。为确保中山陵园及附近地区的安全,第一○五师党委制定了周密的战斗方案,决定把敌人调到江宁县城南的桥头村、横岭村一线,那里远

离中山陵地区,并且地形对于围歼顽敌十分有利。任务部署完毕后,父亲和师政委宋献章又详细研究了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细节,然后才匆匆赶回敌暂编第四师,传达军部指示,命令该部在指定期限内移防到桥头村一带。张荫堂见父亲等几位解放军干部并没有撤走,以为万无一失,便满口答应,带领暂编第四师准时进入了移防地区。按照预定部署,第一○五师师部人员通知张荫堂,要他带领暂编第四师排以上军官到大祠堂开会,听宋献章政委讲话。张荫堂事先派人到祠堂周围查看了一番,发现没什么异常之后,才带领全师数百名军官如约来到大祠堂参会。等敌人全部坐定之后,宋献章政委走到台前宣布命令:“只有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才是你们唯一出路!”刹那间,台下的敌军官乱成一团,有的目瞪口呆,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声叫骂煽动反抗……敌师长张荫堂 正要拔出武器,窗口、门洞突然闪电似的伸出一挺挺机枪,早已埋伏在内厅的第一○五师师部警卫连战士齐声高喊:“缴枪不杀!”敌军官见大势已去,只得乖乖地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父亲在敌暂编第四师联络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横岭村附近一块空旷的平地上,该师的三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约3000名士兵全部肩挂背包,手持武器,整队完毕。父亲看时间已到,便站在一处高坡上下达口令:“立正……枪放下……向后转……起步走……”等士兵离开武器二十米左右,父亲又高喊:“立定……向后转……放下被包……坐下!”这正是事先约定好的发起战斗的口令,父亲话音刚落,隐蔽在周围树林和农舍里的解放军战士便如猛虎一般冲了出来。联络副官来不及反抗,全被摁倒在地。待骚乱平定之后,父亲才大声向国民党士兵宣布:“你们的师长拒不投降,已经被扣押了。上级决定暂编第四师解除武器,全体军官由一○五师师部处置,士兵由所属各团接收,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欢迎你们加入人民军队的行列。”说完,放下武器的士兵就由事先准备接收的干部分别带走,短短几个钟头,没有一声枪响,这股国民党残部全部归顺我人民解放军。

南京解放之初,社会秩序混乱,中山陵周围的一些不法之徒,也趁机对陵园的树木乱砍乱伐。面对这一情况,父亲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进行大力宣传,教育群众要保护好陵园;同时,还组织了巡逻队加强警戒。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父亲又向军管会提出申请,派公安部队进驻陵园,协助守陵部队共同巡护,抓获和处理了一些不法分子。此后,盗伐中山陵林木之恶风才渐渐平息。

从1949年4月24日和平交接,到1949年月8 1日撤出中山陵,父亲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接管和护陵任务。在这期间,总前委的负责同志也到达了南京。一天,司令员陈毅等首长拜谒中山陵,当了解到中山陵和陵园周围的各种名胜古迹保持完好时,司令员陈毅欣然写下了“保护中山陵”的手令,并称赞说,解放南京一役, “中山陵接管得最好”。■

1965年秋,刘志诚与夫人在中山陵

解放军接管保护中山陵

范良(右)与友人在一起

刘志诚1949年12月留影

中山陵

陈毅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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