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惊涛骇浪从容过风雨无悔度一生

Yanhuang chunqiu - - 人物志 - 姚贤玲

延安相识结姻缘

王光美,1921年9月出生。当时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父亲王槐青正在美国参加九国会议,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知道自己喜添千金。王槐青已有6个儿子,一直盼着能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兴奋不已,为女儿起名“光美”。

小光美出生后,母亲董洁如又生了4个女儿,家中兄弟姐妹共11个。虽然孩子多,但父亲俸禄丰厚,生活还算宽裕。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有文化教养又通情达理,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让他们全部到学校读书,在学习、品行上,对孩子们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王光美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成长的。

小光美天资聪颖,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5年,王光美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并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参加工作,就职于母校,成为该校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助教。年轻的王光美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努力学习专业,认真研究学问。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却又耍起了“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企图把中国共产党排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之外。美国为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就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国、共、美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国、共、美三方谈判中,王光美被中共方面选中担任翻译。

王光美被中共选中担任翻译并不是偶然的。她求学的那些年,日本侵略中国,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期,王家兄弟姐妹纷纷参加抗日。三哥王光超经常为八路军采购药品, 并冒着生命危险送往解放区;四哥王光杰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北方局与延安的联系以及敌占区的大量情报,许多都是通过他用秘密电台输送的; 4个妹妹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母亲董洁如也非常同情革命,曾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在社会大背景和家庭影响下,王光美早在读大学时,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负责与她联系的崔月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卫生部部长),经常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籍。这些经历为王光美做“军调部”中共方面的翻译打下了基础。

国、共、美三方最终没达成共识,谈判破裂,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王光美也结束了在“军调部”的工作。当时延安正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有专长的青年,同时考虑到王光美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为了她的安全,党组织安排她到延安去。

在王光美准备去延安的同时,美国大学的

博士录取通知书也下来了。王光美思想上进行了一番斗争。到美国读书,继续深造,就可能实现当一个女科学家的梦想;而去延安则条件艰苦,前途未卜。但她最终选择了到延安去。因为她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在与中共领导和同志的相处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到美国只是和她个人前途相关,而去延安跟随共产党,则是和中国的前途相关。她想要为自己的民族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946年11月,王光美告别亲人,登上了去往延安的飞机。那是美方为国、共、美三方谈判提供的交通工具,往返于北京、南京、延安。机上除了王光美,还有两名乘客,一个是美方的代表,另一个是从南京到延安的宋平。

从哥哥、崔月犁及许多共产党人那里,王光美无数次听过“延安”二字,那究竟是怎样一块土地?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都向往?一路上,她心情激动,从飞机起飞就一直伸长脖子向窗外望。带着对延安的好奇和向往,王光美来了。王光美是当时无数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中唯一一个坐飞机去的,没有经历跋山涉水。这也成了她心中的一个结,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初到延安,从小长在大城市、过惯了优越生活的王光美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不久,她被分配到外事局做翻译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她有不少机会接触到领导同志。王光美回忆第一次见刘少奇的情景:

那一次,我们几个同事到朱老总那里串门,因为和朱老总熟了,所以在长辈似的朱 老总面前,无拘无束地闹腾了好一会儿,还非要朱老总讲他过去的故事。朱老总被我们缠得没办法,提议带我们到少奇同志那儿看看。于是,我们一大群人就跟在朱老总后面来到少奇同志的住处。

到了窑洞前,还没进门,朱老总就喊了起来:“少奇同志,看我给你带来一些新朋友,欢迎不欢迎。”说着就领着我们大伙进了门,一下就把窑洞挤得满满的。少奇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看到我们,就把笔放下站起身说:“欢迎欢迎,就是我这个地方小了点儿,请大家到院子里坐吧。”说完就叫警卫员赶紧搬凳子。

大家在院子里坐了下来,少奇跟大家一一握手,问问情况,我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又是坐飞机来的,自己不好意思往前坐,就悄悄在大家后面站着,也没敢说话,只是跟少奇握了握手,报了个姓名。

不久,国民党入侵延安,王光美随机关疏散到瓦窑堡,后又到了晋绥。在晋绥,她参加了土改学习班。

一天,少奇从晋绥路过,上级就把我们叫到分局食堂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大家在院子里散步,我照例是悄悄地站在一边,没想到,少奇却向我走过来。

“我见过你,上一次朱老总带你们外事局的一些同志到我那里去串门,你也在。”少奇操着湖南口音跟我说。“是,我叫王光美。”我赶紧自我介绍。“你在这里干吗?”少奇问。“刚刚参加完土改学习班,准备下去搞土改。”我说。

少奇“哦”了一声接着说:“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走,先去晋察冀,那儿也搞土改。”

明眼人一听,就从少奇的话里听出点儿什么来,可我那会儿挺单纯,对他的邀请没想那么多,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已经参加了在晋绥的学习,还是不动为好,要不然别人会觉得我怎么在这儿学习又跑到那儿去啦,脱离集体搞特殊化,谢谢首长。”

王光美在晋绥搞了一年土改,参加完土改,又回到外事局机关。因为工作关系,跟刘少奇经常见面,有了一些接触。王光美感到他很愿

意找自己说话,但也没往别处想。以后在有意无意的接触中,渐渐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当时是单身,才明白为什么刘少奇总爱找自己说话。接触多了,互相也有所了解,王光美发现刘少奇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不管春夏秋冬,少奇吃完饭,总是习惯拿一个热水袋捂在胃上,我也不好意思问,就慢慢观察,发现那是他胃不好的缘故。

另外,他吃饭也很特别,每次他吃饭,蒸的米饭上总有一瓣蒜,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少奇不知从哪儿听说,蒸饭的时候放瓣蒜治胃病,所以他采纳了。

有一天,我吃完午饭路过少奇那里,就走了进去,正赶上少奇准备吃饭,少奇邀我一块儿吃,我说我刚吃完饭,请他自己吃。少奇听了我的话没有急着先吃饭,而是站起身看了看,走到办公桌前,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梨递给我,那意思是我吃饭你看着不合适,这样你吃梨我安心吃饭。从这件小事中,我就感到他还挺会照顾人的。

就这样,在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中,俩人互相了解。王光美感到刘少奇很需要人照顾,尤其是一件小事,让她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有一次,少奇邀我去他那里坐坐,待了一会儿,我看时间不早了,就要告辞走。他抬起手腕看表,没戴表,就拉开抽屉拿出表来看,那表早就不走了。我心想:“怎么一个负责人的表不走了都没人管,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尤其是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少奇只是单纯生病,那会有医生管,可他不是这样一种情况,他需要的是一种生活上的照顾和调理。我那会儿就想,如果少奇同意,我愿意照顾他一辈子。

在与王光美认识之前,刘少奇曾经有过几次婚姻,并有5个孩子,均由阿姨和警卫员照管。王光美走进刘少奇的生活,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和蔼可亲、漂亮大方的阿姨。每次听说王光美要来,孩子们便早早候在门口。王光美到了后,他们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后。王光美从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对母爱的渴望。不久,她接受了刘少奇的结婚请求。

1948年8月21日傍晚,在河北滹沱河畔, 劳累了一天的刘少奇疲惫的脸上透着喜悦和幸福,他将警卫员叫进屋:“我今天要结婚了。”

“什么?结婚?首长,我们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啊,什么准备也没有。” “我结婚,又不是你娶媳妇,要你准备什么?” “那也得热闹热闹,庆祝一下吧。”警卫员说。

“没什么准备的,简单一点儿,只是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

贤淑的妻子 得力的秘书

结婚后,王光美从外事局搬到刘少奇的住地。组织在刘少奇办公室旁给她安排了一间几平米的小办公室,她仍然从事翻译工作。

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后,王光美就想着怎么帮刘少奇减轻工作负担,想想还是帮他做报纸摘录,这样能让他节约好多时间。那时王光美还不是刘少奇的秘书,他的办公桌她从来不动,不该看的东西绝不看,不该问的事情也绝不问。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美随刘少奇到北京,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刘少奇随后将流落在外的孩子们都接了回来。

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的第二个儿子原来一直流落在外,接到北京后,安排他上学。但长年动荡的生活使他耽误了不少学业,王光美就充当起家庭教师的角色,每天给他补课。

何葆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一直被寄养在苏联。1949年,刘爱琴回国后,来到父亲的新家。无论是对眼前这位新妈妈,还是对国内的生活环境,刘爱琴都感到十分陌生,不能很快适应和接受。对于这种情况,王光美给予了充分理解,及时给予她指导和帮助,让她尽快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

刘爱琴回忆说:

我四九年回国的时候,中国刚刚从战争的硝烟里走出来,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我穿着高跟鞋、一身洋装,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扎眼。为了让我尽快融入社会,光美妈妈耐心细致地一点儿一点儿教我。

……

在光美妈妈的帮助下,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生活。在学习上,光美妈妈也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回国的时候,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中国话却说得结结巴巴,中国字更认不得几个,就很难与人正常沟通。光美妈妈找来一些书,其中就有我父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在认字的同时,又给我讲一些革命理论,比如: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么划分的,社会共分成哪些阶级,等等。每天学习完,我还要认真做笔记写心得,因为那是父亲要求的,他还经常亲自检查我的学习情况。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王光美的耐心辅导下,刘爱琴很快掌握了母语,并学会了写汉字,生活圈子逐渐扩大,迅速融入了社会。她与王光美也变成了亲密的母女。刘爱琴回忆:

当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在身边,快到预产期了,光美妈妈就为我要出世的孩子准备好了一切。临产那天,她放下手中的工作,亲自陪我到医院。从检查到进产房,直至分娩整个过程,她都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扶着我、搀着我。第一次生孩子,我心里很紧张,她就坐在产床旁边,握着我的手安慰、鼓励我:“没关系,没关系,放松,女人都要有这一关,一会儿就好了。”看到我疼得满头大汗,她心疼地对大夫说:“给她闻点儿麻药吧,闻点儿麻药就不那么疼了。”后来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光美妈妈的心才塌实。她又急忙赶回家,给我熬鸡汤送到医院,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就是自己的亲妈活着,也不过如此啊!

与刘少奇结婚以后,王光美生了4个孩子,加上原来的5个,家里大大小小一共有9个孩子。这么大的家,又不是一个母亲所生,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矛盾。王光美对9个孩子一视同仁。她知道,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因为只有这样,家庭才能和睦,丈夫才能集中精力工作。

1949年,王光美从外事局调到刘少奇身边任秘书,协助丈夫工作,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秘书工作细致琐碎,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王 光美做得很好。

一次,机要秘书刘振德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通知,要刘少奇去开常委会。刘振德到楼上向刘少奇汇报。当时,王光美正招呼刘少奇吃饭,趁吃饭的功夫,有个孩子向爸爸汇报学习情况。刘振德看是个孩子,也没太在意,便将主席办公室的通知向刘少奇作了详细汇报。刘少奇听后没说话,“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但可以看出来他有些不高兴。

刘振德回到办公室,王光美跟了过来,说: “振德,以后有‘小耳朵’在场的时候,不要谈工作,开常委会这么重要的事情要注意保密,小孩倒不一定有意去泄密,但他们知道这个事不好。”这时候,刘振德才明白刘少奇为什么不高兴。

每次刘少奇出门的穿着,王光美都要提前安排好。刘少奇平时衣着朴素,但接待外宾时,就要注意着装,包括头发是否长了,脸是否刮干净了,这些细节,王光美都要亲自检查。

刘少奇工作繁忙,要考虑的大事太多,有时会忽略一些细节,王光美总能很有技巧地及时提醒他。一次,刘少奇到地方视察工作。走时,他和地方干部群众握手告别,有两位基层干部一直陪同,可在握手的时候,刘少奇不小心落下了他俩。王光美看到后,立即走到刘少奇跟前,拉着他的手走过去,同两位干部握手告别。虽然只是轻轻一握,但对两位干部而言,却是很大的鼓励。

在随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期间,一天早晨,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亲自下厨,为中国贵宾熬了桂花粥。得知这个情况后,王光美担心有些同志喝不惯,便提前和随行人员一一打了招呼,嘱咐这个粥不管好不好喝,都得喝完,以示尊重。

由于工作忙,刘少奇很少有时间休息。工作之余,王光美就千方百计地让刘少奇放松。吃饭的时候,她会打开收音机,放些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年过节时,组织孩子们表演节目,约刘少奇一起欣赏,以此为刘少奇缓解疲劳。

为了让刘少奇多运动,王光美还在家里举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让孩子们拉着爸爸参加,还设了奖杯。那是参观洛阳轴承厂时厂方赠送

的一个小轴承模型,很像一个奖杯的模样。孩子们很懂事,跟妈妈打的时候就用全力;和爸爸打就“手下留情”。比赛结束,球技最差的刘少奇得了第一,赢得了奖杯。

王光美不仅自己关心照顾刘少奇,还教育孩子们要爱护爸爸,因为爸爸要做很重要的工作。当时俩人的工资加起来虽说有四五百,但家里人口多,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没多少了。每次拿到工资,王光美都先把刘少奇的营养费预留出来。家中吃饭,刘少奇是一个等级,孩子们是一个等级,而王光美是最末一个等级。刘少奇发现后,怎么也不肯“多吃多占”,要有福同享,而王光美则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她说服丈夫,他肩上的担子重,如果身体垮了,还怎么为国家做事?刘少奇才勉强同意了。在王光美精心照顾下,刘少奇的胃病居然好了。王光美也十分关爱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1961年春天,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一天吃完饭,王光美陪刘少奇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院里盛开的花草,刘少奇说:“现在粮食这么困难,咱们是不是把花园的地翻一翻,种上粮食,也可以解决一点儿问题。”第二天,王光美就组 织大家把花园的地翻整了,种上小麦。秋天,小麦成熟,收获了一百多斤,但王光美没有留下给自己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们,而是送给了家在农村、生活困难的炊事员郝苗。

王光美特别注意维护刘少奇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的形象,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一次,一个孩子起晚了,怕上学迟到,便让家里的车送了一下。王光美与刘少奇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孩子。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

王光美不仅严格要求孩子,自己也身体力行。因为工作需要,她有时要单独外出办事,但她总是骑自行车,因为她觉得家里的车是国家给刘少奇配的,自己无权使用。就是生完小女儿出院时,她也没让家里派车,而是从交通科要了一个车,并按规定交了费用。

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解决老百姓的吃粮问题。他领着王光美和工作人员一起深入乡村,甚至扒开老百姓的粪便看,了解他们用什么充饥,是否能够消化。有一次,听说木薯可以吃,他立刻让人从山上挖来一些木薯,大家一起吃。但他们不知道木薯里含有氰化物,要先用水泡,让氰化物全部挥发掉才能食用。所幸大家吃的不多,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发生在他们家中的“钱柜事件”。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说:

一九六三年,光美要去参加“四清”,临走,她把一个装钱的盒子交给了少奇。第二天,少奇把我找去,一边笑着一边把盒子递到我手里说:“这是我们家的钱柜,光美在的时候由她来管,她走的时候交代给我,我现在交代给你,以后你来管管这个事情。”

我接过盒子,听说是“钱柜”,心想,这里面可能有不少钱吧。便说:“哎呀,是钱柜呀,那我得数数,别回头成了四不清干部。”

“不用数了,没多少钱,你全权处理,里面有光美留下的一个条子,发工资后按条子分配。”少奇说完就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少奇走后,我把钱数了数,连纸币带钢嘣,一共是二十九块多。另外,还有一个光美写的条子,条子上写明:给炊事员郝苗120

元,这是他们全家的伙食费;给外婆150元,那是9个孩子的学费、衣物费和杂费;卫士组100元,这是给少奇买烟和营养品的费用;赵阿姨40元,这是保姆的工资;房租、水电60元;党费25元。这样一分配,俩人500块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这时候,我才感到光美操持这么大个家有多么不容易。

生活虽不富裕,但王光美和刘少奇却从不多占国家一分钱,即使是国家规定的补助,他们也是能不领就不领。那时,按国家规定,出差有出差补助,夜里加班有夜餐补助。王光美经常随刘少奇出差,而且经常工作到后半夜,有时甚至是通宵,她完全可以领些补助贴补家用。夜餐补助是3毛钱,他俩加起来,一个月也有18块,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王光美从没去领过。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秘书和警卫悄悄为他们领了两年的补助。这件事后来被炊事员郝苗说漏了嘴,传到了王光美耳朵里。王光美及时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生气,责令秘书领了多少退多少,一下子退不出那么多钱,就一天天扣。后来在王光美督促下,一天退6毛,退了两年才把事情解决。

惊涛骇浪从容面对

“文革”伊始,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乌云一样压过来,王光美有些不知所措,但她很快镇静下来。在与丈夫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目睹了丈夫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了解丈夫廉洁自律、宽厚待人的品质和作风。她坚信丈夫对党是忠诚的,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为丈夫遮风挡雨。为保证丈夫的安全,维护他的尊严,她尽量不让刘少奇出去,自己每天出门去看大字报,看完后,用笔一条条记下来。回到家,夫妻俩一起分析,哪些自己做得不对,需要改正,哪些需要避免,哪些是恶意攻击,不用去理会。

一次,王光美、刘少奇接到消息,称女儿出车祸住院了,要他们赶快去。夫妻俩顾不得分析消息的真伪,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急忙赶过去。到后才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医院聚 集了许多人,到处是红卫兵和标语。王光美忙让刘少奇离开,自己则从容地下了车。为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她一边往人群中走,一边大声喊:“你们不就是要找我吗?有什么要问的,来吧。”从而保证了刘少奇安全顺利地撤离。

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被分别隔离。1967年9月,王光美被带往秦城监狱,走那天,她没能见丈夫最后一面。其实,丈夫就关在不远处的房间,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王光美不知道他身体怎样,精神可好,是否知道自己今天要离开。她慢慢移动脚步,想多拖延点儿时间,找机会看丈夫一眼,告诉他自己要走的消息。她走出房间,发现走廊中央有一个小马扎,上面整齐地放着一摞衣服,她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衣服。她明白,那一定是丈夫为自己准备的换洗衣物,因为她的衣柜就在丈夫被隔离的房间里,看样子,丈夫已经知道她今天要走了。她的心踏实了许多,但随即又提了起来,自己这一走,夫妻俩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以后谁来照顾他?

王光美一边想着,一边慢慢地往包里装衣服,眼睛却不时往丈夫的房间望。但房门紧闭着,没有一丝动静。身后有人催促她赶快收拾好东西往外走。就在她迈步准备走的时候,从刘少奇的房间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王光美明白,丈夫是在以这种方式为自己送别,顷刻泪水噙满眼眶。只是当时,她怎么也没想到,两年后丈夫便含冤而去,永远离开了她。那一声轻轻的咳嗽,竟成了丈夫在这个世界上留给她的最后的声音。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历史前进的车轮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979年,王光美平反,这时她已在秦城监狱与世隔绝了整整12年。

1980年,刘少奇平反,全国降半旗致哀,沉痛悼念刘少奇同志。虽然亲爱的丈夫因为那场浩劫永远离开了她,但王光美在讲述“文革”经历时却很平静,她用宽厚仁爱的胸怀,包容了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不公。

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与世长辞,享年

85岁。

王光美

少年王光美

王光美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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