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中苏美术交流/江琳 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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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宣传画传到中国,画作中“真挚的精神”让当时的文化改革者们感到震动,也为中国宣传画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抗日战争时期,中苏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宣传画家借鉴苏联宣传画的表现技法,结合中国民族特色,创作了大量抗日主题的宣传画,成为动员民众的一股特殊力量。

国内外形势促使苏联宣传画作品走进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但国家仍被内战和饥饿吞噬,为鼓舞民众,支持新生苏维埃政权,苏俄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具有鼓动色彩的大众艺术,尤以宣传画为重。以至于当时苏联艺术界的流行口号是:“街头—我们的画笔,广场—我们的调色板”。苏维埃的画家们竭力表现着革命的巨大变化,歌颂着社会主义建设,号召人民保卫国家,他们在绘画表现方面突显的精神动力和鼓舞作用引起了中国文化改革者们的注意。

20年代末,鲁迅首先从苏联引进书刊插图的木刻版画作品,苏联的宣传画艺术也由此介绍到了中国。1929年3月,鲁迅在编辑《艺苑朝华》第1期第3辑时就收入了一张苏俄版画家多布任斯基的作品《窗内的人》。1930年4月,他又在《艺苑朝华》第1期第5辑《新俄画选》中收录了9位苏联版画家的13幅绘画和木刻作品,其中有法伏尔斯基、克拉甫兼珂等。在鲁迅看来,苏联“改革木刻”的巨匠—法伏尔斯基、杰伊涅卡、冈察洛夫、叶卡斯托夫、华柯夫等,他们在作品里个个表现着真挚的精神。

鲁迅的版画征集活动,得到了苏联艺术家的热情支持。负责为鲁迅先生搜集版画作品的 曹靖华在《哪有闲情话年月》一文中说,1931年为了帮助鲁迅求得苏联木刻家毕斯克列夫为《铁流》创作的四幅插图拓本,曹亲自拜会了毕斯克列夫。当听说是来自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画作时,毕斯克列夫不但将《铁流》的四幅插图拓本展示给他,还展示了许多得意之作,并说: “你们的目的、用意,我全明白,那比任何金钱都珍贵。你看什么好,选出来,拿去得了。”“这些画通过你们的努力,那结果,就是给我的最大报酬。”这种同志式的革命感情,让曹靖华非常感动。最终,鲁迅用宣纸与苏联画家做了交换,引来了苏联木刻艺术之“玉”,这也是1934年他出版《引玉集》命名的由来[1]。

苏联宣传画之所以能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分不开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公开发表声明说:“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苏联的《消息报》《真理报》等主要报刊也发表社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互派大使,随后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步开展起来。而3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政局也极不平静。苏联抓紧实施国家经济建设五年规划之际, 1933年希特勒上台,迅速崛起的德国法西斯成了苏联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个时期,苏联出版发行的大量宣传画作品,都以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传纳粹扩张带来的危害为主题。例如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宣传画《前进,朝着世界十月革命前进!》。这幅由克林奇创作于1933年的海报,展现了三位不同肤色的人物,象征世界人民,他们撕裂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黑幕,将德国法西斯压迫、摧残人民的暴行展现在世界面前,代表资本家的银行

大楼即将倒塌,抗议的人们举着“停止对德国人民的恐怖行为”和“苏联万岁”的标语。他们的身后,高举旗帜的红军战士整装待发。撕裂开的黑幕呈现了“V”字形,预示着胜利一定会来临。

中苏文化交流活动推动苏联版画的传播

1934年夏,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徐悲鸿赴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并与苏联艺术界就艺术品交换事项进行了磋商。画展结束后,徐将部分画作赠予苏联国家博物院,同时也选定了苏联新旧两派画家的代表作品若干件,拟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寄来中国。双方约定以此为起点,展开中苏文化合作。同年7月,苏联名画运到上海,再由苏联驻华大使馆转交。在徐悲鸿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筹备宴会上,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徐谟、张道藩、张西曼等与苏方就两国知识界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2]。

在民众联苏抗日和加强中苏文化交流的呼声中,张西曼、王陆一、雷震、张炯等发起筹备中苏文化协会,推举张西曼、徐悲鸿、张冲、西门宗华、于国桢、段诗国,骆美奂、何汉文,以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沙拉托夫采夫等九人组成筹备委员会。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协会成立,立法院院长孙科担任会长。新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团结了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组织开展了多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其首个重要活动就是1936年1月至2月联合中国文艺社等团体在南京与上海两地相继举办的“苏联版画展览会”。

1935年12月12日,徐悲鸿有感于苏联艺术的“蓬勃之象”,在给苏联展览会作序时说:“苏联自革命以还,百事更张,艺术有托,日趋畅茂。版画者,乃其新兴文化之一也。” [3] 1936年1月2日,“苏联版画展览会”在南京开幕,立法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教育部长王世杰、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书画家王祺等都出席了开幕式,表现出两国官方和 学术界对展览会的重视。苏联方面带来了大量优秀画作,其中有木刻139幅,蚀刻15幅,中国墨画11幅,石印18幅,摩诺5幅,油布刻1幅,粉画3幅,木炭画3幅,钢笔画2幅,彩铅笔3幅,水彩34幅,铅笔5幅,共239幅,是59位作者的代表作。这其中,包括了擅长深刻艺术构图的法沃尔斯基的作品、带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点的克拉甫兼珂的作品,还有库克雷尼克赛[4]的具有“尖锐的观察力和温和的幽默”的作品。徐悲鸿评价法沃尔斯基、库克雷尼克赛等艺术家,皆能“各标新异,独建一帜”。

1936年2月21日,“苏联版画展览会”移至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继续展出。《申报》请鲁迅先生撰写了介绍文章。他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中评价苏联版画:

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魅力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他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

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迹。[5]

鲁迅认为,这些苏联艺术家们带来的,是“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真艺术”。

上海“苏联版画展览会”开展期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八仙桥青年会,几乎所有的木刻家和进步工作者都去观摩了苏联艺术家的

作品。展览目录中收入了赵家璧翻译的苏联艺术家文章

《苏联的版画》,向中国的宣传画家们介绍了苏联宣传画

艺术中的“新写实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主义。赵家璧感慨道:

在那里既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的英雄人物和斗争史迹,又可以看到集体农庄、工人住宅、飞机、水闸、拖拉机、托儿所。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几个五年计划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艺术家的刀和笔,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比较全面完整地召开了一幅现实的幸福的远景。[6]

展览会闭幕后,赵家璧工作的良友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些版画。经过接洽,他来到白渡桥脚下的苏联领事馆里,从领事馆秘书萨拉托夫手中接收到一大箱的原图。为了选画,赵家璧写信给鲁迅先生,并请他为画集作序。1936年4月2日,在给赵家璧的回信中,鲁迅认为,“画展中水彩画最平常,酌印数幅就已足够。但铜刻、石刻、胶刻各种,中国介绍尚少,似应加印若干……至于木刻,最好是多予留存”。最终,鲁迅从“苏联版画展览会”的200多幅展品中选出159件184幅编成《苏联版画集》,称这是自己“愿意做,也应该做”的事情[7]。很显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苏联艺术大师的宣传画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起到更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让更多的人从中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真面目,也使得更多的艺术家能从幻想而踏上现实 主义的道路[8]。

苏联宣传画中写实的绘画风格和贯穿的精神力量,为中国抗日宣传画起着“提携与指导的责任”。著名版画家古元就曾说,30年代他在广州时,对当时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很向往,从那些木刻作品中看到描写劳苦大众的苦难和反抗,从他们强烈的形式中感到了正义的呼声,好似一支异军突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宣传艺术在中国全面抗战期间的生动体现

自1937年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中苏之间抗战宣传艺术的交流更加频繁,也更加广泛。1938年初,为通过美术作品将中国的抗战决心传递给苏联人民,并配合3月在苏联举办的“中国抗战漫画展览”,中国报纸杂志发布通知,广泛征集作品。1938年

4月,国际漫画宣传班计划在苏联举办漫画展,中国漫画协会也制作了45幅布画,于同年6月赴莫斯科展出[9]。

抗战期间,中国在苏联规模最大的艺术展览是1940年1月2日在莫斯科东方博物馆开幕的“中国艺术展览会”。整个展览会分17个小展厅和1个大厅,展出了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国古

代绘画和部分现代绘画。其中,抗战时期的作品中有写生画、版刻、插图、漫画标语,及附有插画的书报,以反映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的内容为最多[ 10 ]。这个来自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的展览,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苏联艺术委员会副会长索洛多夫尼可夫在开幕词中称其“是超乎文化艺术的范围,而且是证实两国人民友谊的具体表示” [ 11 ]。莫斯科的展览结束后,还在列宁格勒等苏联大城市进行了巡展,直至1942年10月。通过这个展览,苏联民众了解了中国艺术,也了解了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

1942年3月16日至22日,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第二次苏联版画展览,苏联当代著名版画家克拉甫兼珂、法伏尔斯基、波列科夫等32位艺术家的木刻、铜版、铅版、石版画作品参展。1943年10月16、17日,在第二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重庆展区展览开幕期间,中苏文化协会在中苏文协展览会场举办了苏联战时艺术展 览会,展出了战时苏联的电影、绘画、木刻和文学作品。1944年2月,中国木刻研究会还选送70余幅作品到苏联展览。

中苏宣传艺术在全面抗战时期频繁交流,让中国美术工作者掌握了苏联宣传画的表现技巧,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通过宣传画彰显精神力量的方法。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美术界创作了大量以反对战争、歌颂祖国、激昂斗志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较强艺术表现力的抗战宣传画。不过,与苏联艺术家创作各色各类宣传画不同的,受客观条件限制,中国的抗日宣传画主要以木刻版画面貌出现。

1940年7月,中国版画家陈烟桥为苏联《国际文学》杂志撰写了《抗战以来的中国新兴木刻》一文,说明了中国画家创作抗战美术作品的原则是:“将我们的艺术用作一种鼓舞革命民众的积极的力量,我们要用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去鼓励他们,使他们意识着他们最后胜利的必然性”。他解释了苏联绘画带给中国艺术界的客观感受和启示,即“除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而外,我们还能够用别的什么来解释苏联工人和农民的胜利吗?无疑的,摆在新兴木刻家的面前的巨大工作,是提高他们的艺术到写实主义和技术优越的一种新的水准上面。” [ 12 ]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延安聚集了大量谋求革命与进步的木刻艺术家,大部分集中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他们学习的木刻技法,参考了苏联艺术家的范本,并结合了中国社会的审美习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古元曾说:

我在延安鲁艺开始学习木刻时,从柯勒惠支和苏联版画集中找借鉴。当时的作品明显地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离开学院到乡下工作,创作时还是沿用他们的手法来表现陕北农民的生活,结果这种艺术形式不被农民所理解。他们说:“为啥脸上一面黑一面白,长出这许多黑道道?”不是说珂勒惠支或苏联版画的艺术形式不好,而是说我国人民有自己的欣赏习惯,我们从事艺术工作要符合人民的习惯。于是我吸收我国民间木版年画以线为主的传统方式,逐渐求得新的进展。[ 13 ]

古元、罗工柳、彦涵等延安木刻画家创作的宣传画,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1940年春节,由罗工柳、彦涵等人合作创作的《送子弹》《开荒》《织布》等木刻年画曾被争购一空。为此,彭德怀还专门给他们写信祝贺,认为这些作品“充分的反映抗战中人民的要求,成为动员民众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为了创造民族艺术,这也是必要的。”

抗战时期中苏美术的交流,不仅为中国赢得了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也为中国美术带来了现实主义风格。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现实的需要,中国美术家将现实主义风格与民族艺术和人民的审美需求相结合,构建了富有活力的新抗战美术形式。

1942年,《新蜀报》副刊《半月木刻》第6期发表了由卢鸿基、王琦、丁正献、胡一川、古元等250余位中国木刻工作者签名的《中国木刻工作者给苏联木刻家信》。信中说:“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我们还曾经得到你们数百幅版画,来中国展览,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吸取了很多技术的方法与作风,在经过在战斗中的磨炼,我们把自己民族固有的木刻作风和这些外来的进步的新作风融合成一种新的民族的现实主义的作风。” [ 14 ]第二年,苏联美术家联盟组织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也给中国木刻家们写了一封信,称赞中国木刻“无论在构想方面,或在技巧方面都是卓越的”,而“形象的充实”是由于“把中国的旧版画特有的特点保存于现代版画之中而获得的”。

1944年11月18日至22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世界版画展览上,古元、罗工柳、彦涵等人的作品和苏联画家的作品一道参与了展出[ 15]。1946年,文学评论家冯雪峰在观看了“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之后,总结了中国抗日宣传画的鲜明特点,他说:

我们能够从艺术上闻到人民的气息,看见大众的面貌,尤其在于这艺术已经以它的单纯、新鲜和朴素的直入,接触到中国人民的新生的机运和生命。人民大众以质朴的本色和对于生活的执着,现在又从革命而窥见了新生活的曙光,于是就以新的追求,能够从自己的历史和土地上得到力量,得到对于 [ 16 ]新生活的渴望、兴趣和战斗的决心。

注释:

[1]戈宝权:《鲁迅与苏联版画艺术》,《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二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3]徐悲鸿:《徐悲鸿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4]库克雷尼克赛是Н. А.索科洛夫、М. В.库普里亚诺夫和П. Н.克雷洛夫三位艺术家共同从事创作的笔名。

[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 — 15页。

[ 6 ][ 8 ]沈尹默等:《回忆伟大的鲁迅》,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第142页。

[7]鲁迅编《苏联版画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8页。

[9]陈洁、陈天白编著《重拾历史的碎片:中国艺术界抗战备忘录( 1931 — 1945)》,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 10 ]傅振伦:《列宁格勒中国文化艺术陈列馆参观记》,载《中苏文化》1940年第8卷第1期。

[ 11 ]《中国艺术在苏联的盛况及其崇赞》,载《中苏文化》1940年第5卷第3期。

[ 12 ]徐 翔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 1937 — 1949 :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0页。

[ 13 ]中国版画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版画年鉴( 1983)》,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 — 122页。

[ 14 ]《中国木刻工作者给苏联木刻家信》,载《新蜀报》副刊《半月木刻》第6期。

[ 15 ]凌承纬、思扬:《抗战时期重庆风起云涌的木刻展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 16]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 657页。■

苏联宣传画《前进,朝着世界十月革命前进!》

陈烟桥创作的版画《鲁迅和高尔基》

苏联套色木刻版画《我们最可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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