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决汉奸齐燮元/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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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军统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以老板戴笠的名义请客,在北平北兵马司1号大汉奸汪时璟的家里设下“鸿门宴”,诱捕了华北地区一批“特任级”(文官第一等,有伪政权的“总理”、各部部长等)的大汉奸,其中就有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1946年5月26日,由国民政府司法部下令,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殷汝耕等14名大汉奸,由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亲自押解飞赴南京。华北方面的汉奸,第一个被枪毙的就是齐燮元。12月18日,齐燮元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汉奸生涯。

出任伪治安部部长,沦为汉奸

齐燮元, 1885生于直隶(今河北)宁河县。从小刻苦读书,后参加考试成为秀才。1905年,清廷宣布中止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也中止了贫寒之弟走仕途之路的念想。齐燮元弃文投武,于1907年报考了北洋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的前身)。1909年,齐燮元毕业后被分派在北洋第六镇,成为见习排长,很快升为管带。之后,又被选拔上陆军预备大学堂(即陆军大学,清末民初最高军事学府)。历任第六师参谋长、江苏督军参谋长、江苏督军被刺杀后,继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

1925年,奉系军阀张学良、张宗昌从津浦线南下,进攻江苏,齐燮元抵抗不住,兵败下野。后在天津英租界做寓公。

1930年5月,齐燮元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阵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出任江北招抚使,讨伐蒋介石。10月份,反蒋军被蒋 介石打垮,冯玉祥、阎锡山都宣布下野,齐燮元也遭到蒋介石通缉,只能隐居天津英租界里。

日寇占领东三省后,加紧针对华北的侵略。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失利,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本自由出入地区。

1935年5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利用“河北事件”,威胁要采取自卫行动。“河北事件”,系指抗日武装得到遵化县县长的接济,得以进入遵化一带的非武装区。他们指责国民党政府华北地区当局,说中国破坏了塘沽协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协定要求撤销北平军分会,中央军撤出华北,国民党河北党部和蓝衣社撤出华北地区,取消抗日活动。

中央军撤出了北平地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随之由察哈尔进驻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齐燮元在其中担任政务委员,总算又进入了政界。因为齐燮元长期和日本打交道,儿子齐鸿迈又是日文翻译,是二十九军军部参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经常在丰台与日本驻屯军发生摩擦,因而齐燮元父子成了与日谈判调停的关键人物。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筹建伪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12月7日,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等人决定以王克敏为中心,把已经网罗到手的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一班汉奸召集到一起,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一个“政府筹备处”,对成立新政权的事项进行具体策划。

12月13日,松井石根指挥华中方面军攻占

南京,日本全国欢庆。在日本侵略当局看来,中国首都南京的沦陷是中国政府“溃灭”的标志,所以成立新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立即命令王克敏等人于次日成立新政权。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宣布成立,当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伪府成立仪式。由于没有物色到可担当重任的“一流人物”,只好将“总统”席位空缺。该政权的主体是行政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之下,又设置行政、治安、文教、司法、赈济5个部。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部长,朱深任司法部部长,王揖唐任赈济部部长。在这些汉奸之中,只有齐燮元是行伍出身,并号称“懂军事第一人”,由此,出任伪治安部部长。

训练伪军,充当帮凶

在此期间,为了满足日寇掠夺华北资源、以便进一步侵华的需要,齐燮元率先带头,帮助侵华日军完成所谓“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他将宁河镇西关附近的18个佃户村的5万多亩土地低价卖给日方,让日方建立“高丽圈”。日方利用在中国土地上定居的4300名朝鲜人及其种植水稻的经验,建立起23个专门生产水稻的军谷农场,以供日军军粮。这些被日本标榜为“以战养战”的“模范农村”,四周由壕埝围圈,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体制。

正是由于齐燮元带了个坏头,率先出卖土地给日方,导致侵华日军于1938年相继在下坞、大王 圈占1000亩土地建立起名为“天津米谷统制协会军谷农场”的小型农场,又建立了“钟渊启明农场”;同年日军在崔兴沽占地22204亩,建立了“北支那机械农场”,1941年更名为“中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茶淀农场”。这些“军谷农场”生产的稻麦(米面),全部运到宁河县芦台镇,由日军设立的“军谷统制公司”统收、统制,然后再运往侵华日军华北各部队。但是,齐燮元最大的“功劳”不在于此。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长伊始,就表示要整顿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的警察及保安团队,以确保日军占领区的“治安”。而要建立伪 军、编练伪军,就必须造就培养各级、各专业骨干人员的伪军校。为此,齐燮元提出了“兴学、建军、剿共”的六字方针。

从1938年初开始,以“兴学”为名,齐燮元先后组建起伪军的各种军事教育机构,它们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伪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夏季,齐燮元效仿黄埔军校,在北京通县南门外设

“陆军军官学校”,齐燮元自兼校长。学校宗旨是培养排级军官,招收对象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毕业的青年,笔试合格后,由齐燮元亲自口试录取。学校的教务长是日本人,叫西村大佐,教官中日本人很多。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以及思想控制科。第一批学生于1939年10月即宣告毕业,共450多人,均派充伪军8个团当排长。成绩好的,被充任第二期伪军官学校学士队的区队长。另挑选20名日语较好并与日伪关系密切者,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培训,以后成为伪军中的骨干分子。1939年,伪陆军军官学校迁到北京德胜门外清河镇原陆军中学营址,扩大招生为1000名,为第二期(俗称清河军校)学生。为适应战时需要,学制为一年。第三期也招1000名,从第四期到五期学制改为二年,招生名额减至400多人。

第二类是伪宪兵学校。1938年8月成立,位于北京东四牌楼四条胡同,为原北洋宪兵学校旧址。该宪兵学校设有学员队和学兵队,其宗旨是培养和造就军事警察,维持军容风纪。北平日本宪兵队有名的特务宫内少佐参加了开学典礼,并担任起学校顾问。

第三类是伪军士教导团。1938年10月,齐燮元在清河镇原陆军中学旧址成立伪军士教导团,主要宗旨是给新建伪军输送、充实班级干部。

第四类是伪军官队。其队址在通县,与上述伪军士教导团同为一地。主要搜罗、训练中级伪军干部(团、营级)。伪军官队是根据齐燮元的要求开办的,成立于1939年初。由200多名闲散无业的旧军人招集而成,齐燮元自兼队长,刘组生任主任队副,另设队副二人,学员的年龄多在三四十岁,也有五六十岁的,其中

有些还是齐燮元在北洋军阀时期的旧部。这些人有的出自北洋武备学堂,有的出自保定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大都是行伍出身,失业闲居,想借些机会图谋东山再起,升官发财;也有为谋生而来的,动机各异,情况复杂。这批学员于1939年10月毕业,除有3名被任命为伪军团长外,多数为营长、连长和中级幕僚。1940年至1941年期间,伪军官队又办了两期,因人数越来少,后停办。

第五类是组建的其他班队。

除了上述各类伪军校,齐燮元还按专业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训练班,诸如译务训练班、军需训练班、军医训练班、准尉训练班等,培养各类专业人员及“宣导”等伪政工人员。

齐燮元为适应日本对华北的治安要求,利用多种形式办学,不遗余力地训练伪军。一次,在伪军士教导团内举行联合毕业仪式上,日本北支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到场参加。齐燮元当着冈村宁次的面,在讲话中无耻地说:“在中国军队史上,从来没有这次建军准备的这样完善……应首先感谢我们的朋友……”

1938年夏,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拟定了“南唐北吴”计划,即在上海拉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在北京拉出北洋上将吴佩孚,一南一北,一个掌政,一个掌军,共同建立全国性的伪傀儡政府。

秉承日本旨意的齐燮元,多次登门劝说他在北洋时期的老上司吴佩孚为日本服务,均遭吴佩孚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病死于北平。

吴佩孚骤然辞世,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了混淆视听,日方利用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做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吴佩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亲发吊丧唁电。几天后,国民政府 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1940年1月24日,吴家在北平为吴佩孚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对吴佩孚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做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在1939年2月时这样评价: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旧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关于吴佩孚之死,流传有种种说法。但是吴佩孚的孙子则详细撰文回顾自己当时亲历的场景,并明确表示,吴佩孚就是被日本间谍谋杀的,而齐燮元则是帮凶。

配合日寇,疯狂与中国人民为敌

通过种种措施,齐燮元在华北建立了一支数量庞大的伪军部队。他的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日活动。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负责华北治安工作的中国方面的兵力只有警防队3个团、宪兵3个营,共约5000人。1939年10月1日齐燮元成立伪治安军,以8个团(定额约1.5万名)为骨干,编成3个集团和2个独立团(一个集团就是一个旅的兵力)。

1939年10月10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关于华北“治安军”开赴第一线的报道。一年以后,即1940年10月,日本报纸宣称,“治安军”承担了河北省10个县、山东省2个县的警备工作,最初是与日军混合部署,后来在日军支援下从事“讨伐”作战,进行实际的训练。进入驻地后,在两个月内参加了21次战斗,逐步提高了战斗力。

这就说明,齐燮元属下的伪军,其参与的大多数战斗都是在与八路军和游击队进行作战。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

立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其中,改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治安总署改称“绥靖总署”,“治安军”改称“绥靖军”,又扩充了14个团,定额约2.6万人。齐燮元被任命为总司令兼督办。

1941年10月,华北伪军在原来22个团和1个炮兵队的基础上,又不断扩充,最终达13个集团军, 36个团,总兵力达5万人以上。

齐燮元扩充这么多伪军,其目标显然不是对付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主力军基本上撤出了华北地区,而八路军主力则已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地区,尤其是在华北通往东北的战略要道冀东地区,日益成为日伪的眼中钉、肉中刺。齐燮元的伪军部队多次出动,主要作用是为配合日军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从1939年开始,“华北治安军”配合日军,先后在冀东进行了两次“强化治安运动”,残酷镇压我抗日军民。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为了推行日本大本营的战略计划,实行以军事为主的“总力战”,宣称要把冀东变为日本管辖的“模范区”,并进而推广到全华北,说什么在这“模范区”里,由“中国人执政”、“中国军队统治”,只要执行日本的政策,“就可成为在中国大地上最好的王道乐土”。

实际上,冈村宁次的目的是把日本军队抽去执行南进计划,配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将主力第27师团(即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华北驻屯军),调离冀东基本区,去南方配合作战。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以与冀东抗日军民相对抗,便先后将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共7个集团军约8个团4万多兵力来接替日军防务。

齐燮元于1941年4月调动三个集团(一个集团为一旅兵力)和独立第八团,集结在河北迁安地区。齐燮元督战的大本营设在滦县,这是指挥中枢,挂上了“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滦县行营办事处”的牌子。日伪报纸把这次“围剿”称为“十万精兵扫荡冀东”。从4月初到6月间,伪军向冀东抗日根据地推进,遭到我冀东军区李运昌部的伏击,当场击毙第一团的一名营长, 死伤多人。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准备又不充足,激战数日,弹尽人疲,两个主力团都吃了不少亏。一时的失利,让齐燮元错误估计形势,并鼓吹“空前胜利”,不再把“土八路”放在眼里。

1941年9月,齐燮元调动共计十六个团的伪军,第二次向冀东集中。这次仍然是日伪合作,协同作战。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行营设在唐山,以齐燮元的亲信杜锡钧为行营主任,齐燮元在北平坐镇指挥。但是,正当集结伪军立足未稳之时,就遭到李运昌部抗日武装的沉重打击,在遵化石门截击开往遵化的伪军第十团,歼其团部,击溃两个营。日籍教官公田、川越二人被俘,并随后被愤怒的群众击毙。伪军出师受挫,大大动摇了伪军的军心,同时也使身在北京的齐燮元“大为震惊”。齐燮元与顾问部长官田岛少将亲到唐山,并前往丰润县至遵化视察。当他们进入遵化城时,当地出现了抗日标语传单,吓得他们即日返回唐山。随后,由伪军咨局局长王斌拟订了进攻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企图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袭,一举歼灭抗日武装。齐燮元认为此策略可行,便将十六个团的伪军统一集中,向北部遵化山区各根据地进发。李运昌部当即迂回到伪军薄弱的南部的滦县附近,先将伪军第二十团包围,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吸引伪军北进的七个团的兵力。而日本顾问税听少佐率领八个营的兵力,前去解围。但此时李运昌早已安排重兵,形成包围圈。当前来援救的伪军第四团进入包围圈后,突然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一个整团及炮兵队全部被歼。驻该团的三名日本教官全被击毙,缴获了全部装备和武器。包括步枪1100支,迫击炮4门,重机枪6挺,山炮2门,团长以下官兵全部被俘,后经教育,予以释放。

当齐燮元和日军顾问田岛得知伪军整团被歼的消息后,急命取消原计划,急急慌慌地离开唐山返回北京。

1941年11月初,日军和齐燮元伪军以“清剿剔抉”的手段,向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消灭冀东八路军,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冀东根据地的基本区内仅有少数几

个部队(区队)和民兵坚持斗争,显然很难粉碎敌人的狂妄计划。针对以上情况,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和政治委员李楚离等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根据会议决定,冀东军分区立即制定了打伪“绥靖军”的作战计划。从1941年11月开始到1942年2月,我冀东军分区两个主力团和地方武装对阵日军约3千人、伪治安军3万人,经过84天、29次作战:共歼灭伪“绥靖军” 8个团的大部。这次战役,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冀东以“绥靖军”为主,结合地方伪组织建立“模范治安区”的狂妄计划,从而打乱了日军妄图在华北建立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的步骤,大大瓦解了伪军的斗志,伪军士兵逃跑与日俱增。已经调离冀东的日军第27师团,不得不又调回冀东地区。这使敌人意识到,在他们认为条件好的冀东都建不成“模范治安区”,在别的地区同样也不可能。事实上,日军在冀东失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建立“模范治安区”的尝试。

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高级指挥官哀叹: “到冀东如入苦海”,“对冀东应有再认识”。当时,日军为了集中兵力确保重要据点和铁路沿线,还先后撤退了20多个据点,为八路军恢复原有地区和开辟新地区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在第三次反扫荡中战斗中伤亡连队干部十余人,战士347人。部队在转移过程中,与日军遭遇;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不幸牺牲。

汉奸的下场

齐燮元自1937年参与筹建伪华北政府,到1943年11月,由于内部派别斗争,遭暗算被逐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长达6年之久。他在任内务署督办、治安总署督办和绥靖军总司令的巅峰时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麾下握有36个团的兵力,但其在扩充军力时,曾招致日方的猜忌,“当时伪治安各团主官均称司令,对司令人选,由日寇驻伪治安总署顾问部向日本军部推荐,齐燮元则强用自己的北洋旧部,不听招呼,因此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后来几经周折,愤然离开了离开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大小小的汉奸,个个都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但齐燮元认为自己在1943年就离开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已经不能算大汉奸,或能侥幸过关。

没想到,12月4日,在北兵马司1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督办、经济督办汪时璟家设的鸿门宴上,军统北平区负责人马汉三宣布了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其中齐燮元排名为第4号。他当场被押往北平炮局监狱关押。1946年5月26日,由国民党司法部下令,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殷汝耕等14名华北大汉奸,由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亲自押解,从北平飞赴南京。其余13名大汉奸被关押在老虎桥监狱,而齐燮元因为是军事巨奸,被关押在特殊的军事监狱,交由南京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在法庭上,齐燮元十分顽固,态度蛮横,对自己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罪行矢口否认。当法官问他:“齐燮元,你是不是汉奸?”齐燮元回答:“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蒋介石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我齐燮元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齐燮元在法庭的蛮横态度,闹得一片哗然。最后,法官历数他的汉奸罪行,宣读判决书:齐燮元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同年12月18日,华北军事巨奸齐燮元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他成为华北地区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

纵观齐燮元一生,早年为封建军阀,为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纵兵殃民,生灵涂炭;抗战开始,为了东山再起,齐燮元落水当了汉奸,作为军事大汉奸的齐燮元多次与八路军和抗日武装进行作战,协助日军,为虎作伥,给抗日武装带来很大的损失,给华北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实属罪大恶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对齐燮元以“汉奸罪”被枪决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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