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俘虏工作

Yanhuang chunqiu - - 春秋笔 - 刘慧娟

导语:红军历来重视俘虏工作,俘虏工作是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重要部分,是扩大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红军对待俘虏的一贯政策“是多做宣传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并发放路费。但由于长征中实际情况复杂多变,俘虏参军的比例浮动很大,这一方面取决于红军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根据红军的军事情况权衡选择,另外红军还会根据俘虏的身体条件进行挑选。在一系列正确政策指引下,长征中的俘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萧克回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时,曾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俘虏,我们有一贯的政策。就是多做宣传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定发路费—三块现洋。那时,我们自己顶多一个月发一块钱,或者只发五角,但是放俘的时候,一人一定要给三块现洋。我们自己少用点儿,可是对俘虏官兵是优待的,这对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好的宣传瓦解作用。我们在江西实行这种政策,国民党士兵很高兴,他们中流行一个小调:‘红军不要慌,上天一排枪,三月不发饷,加入共产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我们的敌军工作是做得好的。我看到蒋介石给庐山军官团一个讲话,他对我们发三块钱恨死了。他说,现在有些当兵的,简直不知廉耻,到共产党那里领了三块钱,还嘻嘻哈哈地回来。” [1]

“三块现洋”的故事,形象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开展的俘虏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数据,进一步了解红军开展俘虏工作的方式和效果。

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记录: 1935年3月6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枪支两百多,除老弱病残者外,可挑选两百多人补充部队” [2]。俘敌700人,参军200多人。比例超过28.6%。

萧锋在《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中记录: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在余庆俘敌300多,争取230多人参加红军[3]。比例76%。

林伟在日记中记录: 1935年1月5日,一军 团将俘虏的200多人交给红九军团,参军的40余人[4]。比例20%。1935年5月7日,俘虏300人,吸收七八十个年轻体壮不吸鸦片者参军[5]。比例约在26%。

刘志坚回忆:遵义战斗俘敌3000人左右,朱德总司令亲自做俘虏动员工作,经过宣传教育,“这3000多俘虏,有240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6]。俘虏参军的比例高达80%。

刘志坚、周士第回忆:包座战役俘虏白军七八百余人,参军的十分之七,回家的十分之三,“有500多人当了红军” [7]。参军比例近70%。红二、六军团总结整个长征中捉俘虏1145名,争取加入红军的889名[8]。比例高达77%。

从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长征中俘虏参军的比例浮动很大。少的时候20%,多的时候70%至80%。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难道不同地区、不同批次的俘虏思想境界如此不一样?

其实一般俘虏多是贫苦百姓出身,对他们来说,横竖都是当兵,参加红军和参加国民党军并没有太大差别。既然要当兵,不如加入穷人自己的军队。“红军进祥云城后,我作为被抓来守城的壮丁之一,被集中在一个场子上,一位红军连长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和红军的政策,直说得我们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连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9]。“我心想,这样的军队天下难找。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不知哪一天会被国民党军

队抓去,还不如今天就跟他们当红军去,能为穷苦老百姓办点事,该多好” [ 10 ]。应该说,这种想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尤其是地方军阀部队,大多是雇佣兵,说不上有多么坚定的信仰,当兵或是为生活所迫,或是被抓壮丁,红军动员他们并不比动员普通群众困难。

因此,俘虏参军的比例变化主要取决于红军一方的态度。一般情况下,对红军而言, “这些俘虏兵放回去了,依旧托枪来和我们打仗”。因此“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 11 ],俘虏也历来是红军扩大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由于长征中实际情况复杂多变,俘获的白军相对普通群众而言,在政治立场或思想上更具不确定性。有时候民团、土匪会假意投诚以获得红军的武器,红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提到,“在黔大毕有几股土匪向我们投诚”,结果却得到了血的教训,投诚的土匪不仅没有稳固下来,逃跑了,而且还同时杀害或带走了红军战士。红四方面军也指出“扩红”要“注意洗刷坏的分子”,“防止反动分子混入破坏或窃取领导权”。因此,在没有特别明确的“扩红”政策 导向情况下,红军对俘虏并不是一味争取,还必须综合考虑俘虏的思想条件、身体条件、当地革命斗争需要、行军快捷需要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完成投诚人员或嫌疑分子的甄别改编,这就要求对俘虏有一个权衡、挑选的过程。

这种挑选,首先是思想上的一致,即萧克所说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从事宣传工作的刘志坚回忆:“在进行宣传教育前,先弄清俘虏的身份、政治思想和身体、技术状况,将士兵和军官分别集中,使白军军官不再从思想上影响士兵,然后进行有针对性地宣传教育工作。如采取讲课、谈话等方法,教育他们认清革命形势,提高阶级觉悟。经过一个短暂的宣传教育之后,将一部分提高了觉悟自愿当红军的编入红军部队。对年大体弱的,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钱送回家,让他们去宣传红军的影响,起瓦解白军的作用。” [ 12 ]可见,俘虏的思想觉悟水平是关键。

其次,根据红军的军事情况权衡选择。由于俘虏来自敌方阵营,对其甄别、考察、教育必然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政治成本比起一般的新战士要更大一些,因此,红军不会强求俘虏加入红军,甚至在紧急赶路或力不从心的状况下,为了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红军会迅速释放俘虏。长征初期,红军总政治部规定:“对一般的俘虏兵处理应尽量迅速,在不妨害军事秘密条件下,释放俘虏兵时,必须在俘虏兵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河南光山县扶山寨战斗中俘敌约4000人,“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 [ 13 ]。“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红一方面军翻过六盘山,下山的时候与敌人约一个团的骑兵打了一仗,“抓了100多名俘虏,就押着他们往陕北走。这些俘虏很顽固,打了败仗还不认输,说是稀里糊涂当了俘虏。很不服气。原来想通过教育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很顽固,争取不过来”。“为了尽快往陕北赶,不在路上多纠缠,过了白杨城进入镇原县境内,我们就把这些俘虏放了” [ 14 ]。“北进途中,我们又包围了马鸿宾的一个加强营,他们缴械投降了。我们把机枪连和

红二、红六军团书写的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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