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 20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王建国 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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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944年3月19日,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撰写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当时中国政坛和文化思想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三个人物勾画出当时的历史事变。郭沫若先生放下他正在进行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以思考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为缘由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向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打响了重重一炮。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先生出于“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把“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进而也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可是,郭沫若先生究竟为什么写作《甲申三百年祭》?论文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甲申》是郭沫若创作有关李岩“史剧”的初期成果

一般认为,郭沫若应《新华日报》之约写作了《甲申》。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据郭沫若夫人于立群介绍,郭沫若把《甲申》送交董必武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1]。如果是应约写作,就不应该存在“没有想到……”的问题,《甲申》也不应该刊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

1944年2月8日,郭沫若致函翦伯赞:“近于友人处得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

《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 它尚有所见否?乞示一二……”[ 2] 1945年月5 5日,郭沫若写道:“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运动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3]由此看来,郭沫若因为偶然得到《剿闯小史》手抄本,觉得李岩“此人尤有意思”,

才进行有关史料收集的。

1944年4月21日,郭沫若致信费正清:“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 4] 1945年5月5日,郭沫若这样写道: “恰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 [5] 1946年月2 12日,郭沫若在《关于李岩》一文中写道:“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 6] 4月3日,郭沫若再次强调:“我对于张献忠、李自成下了一番工夫,所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的考证文章。我曾经想把这段史实写成一件艺术品……”[ 7] 1947年7月21日,郭沫若再次谈起《甲申》:“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是写成剧本,或是写成小说。……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万常宝》、《甲申三百年祭》都是。” [ 8 ]“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 9]由此看来,郭沫若原本确实打算写作一部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史剧”。

郭沫若的说法相当可靠。只要用心阅读,我们就不难发现《甲申》确实具有明显

的“史剧”风格。换言之,《甲申》实际

上是郭沫若的李岩与红娘子“史剧”创作的初期成果。那么,《甲申》的写作主旨又是什么?

《甲申》主旨之一:敦促国民党彻底改革

《甲申》这样写道:“在一般的史学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如此漫不经心的表述显然缺乏“祭祀”应有的“庄重”。 接着,郭沫若这样“祭”崇祯: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11 ]

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刮),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 12 ]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抑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13 ]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与蒋介石

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甲申恰好17年巧合。至于“剿寇”的十年,恰好与国共十年内战的时间吻合。文中刻意强调“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则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寄予的希望。《甲申》刻意强调“无论是饥荒或是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显然是在督促执政当局认真反思政策的严重失误。

再请看他对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罪己诏》的评价: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 14 ]

郭沫若指桑骂槐地“祭”崇祯,实际上是在向执政当局呐喊:“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这可以在他致费正清的信中找到佐证: “我们中国应该改革的事情尤其是多到无以复加,政治的民主化与产业的现代化必须同时进行,这实在是很艰巨的工作……我们多少还是在做着清道夫的工作。” [ 15 ]由此可见,郭沫若并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开炮”。他之所以 批判国民党,出发点还是为了敦促国民党当局汲取崇祯教训,进行彻底改革。

《甲申》主旨之二:告诫革命者不忘初心

郭沫若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 强调崇祯的统治是“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显然是为农民革命寻找合理的证据。

毫无疑问,李自成是《甲申》“祭”的对象。郭沫若这样评价:“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 [ 17 ]在重庆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刘邦、朱元璋等是让人称颂的英雄,而李自成则是典型的“流寇”。郭沫若将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并列可谓石破天惊。郭沫若对李自成赞赏有加: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他的军法也很严……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自成自己更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绝不是偶然的了。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18 ]

郭沫若为李自成占领北京后的骄傲轻敌深感痛惜: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纷纷然,昏昏然,大家

都想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19 ]

郭沫若极为痛心地引述《剿闯小史》: “岩……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民心。闯贼毫不介意。” [ 20 ]引述《北略》:“制将军李岩上书谏贼四事……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 21 ]

当描写到李自成听信谗言杀害李岩时,郭沫若满腔悲愤:

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是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的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的没有道理。[ 22 ]

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李自成有同情,有抱怨,也有谴责。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革命的象征,郭沫若批评时明显留有余地。《甲申》强调:“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不过,这样的表述本身 就说明李自成已经变得刚愎自用了。郭沫若强调:“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 23 ]实际上,这种评价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很能纳人善言”,为什么一再拒绝李岩的宝贵建议?可见,此时“民主式的合议制”已徒具形式。牛金星也只不过说李岩不愿久居人下而已,李自成便下令将李岩处死。遮蔽在表象背后的历史真相,是大顺政权正在由农民政权迅速地向封建政权转变。虽然衣着依旧朴素,但李自成骨子里却迅速由农民领袖向封建帝王转变。也许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才会酸楚地说:“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在《甲申》最后部分,郭沫若仰天长叹: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对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那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宰制的命运了吗? [ 24]

郭沫若怀着复杂的情感“祭”李自成,为李自成没有能够采纳李岩的建议而惋惜,为李自成自身的变化而痛心。《甲申》中那一连串的“假使”,实际上就是“假使李自成不忘初心该有多好”。不难看出,郭沫若真诚期待李自成那样的革命者牢记宗旨,不忘初心。

《甲申三百年祭》主旨之三:在中国确立“人民本位”

李岩是郭沫若极为推崇的人物。郭沫若甚至说:“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郭沫若特别赞赏李岩的才能: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披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26 ]

郭沫若刻意强调:“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其中的一个。” [ 27 ]李岩曾向李自成提出四条建议,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 28 ]在郭沫若的笔下,李岩是《甲申》中唯一没有任何过错的人。郭沫若悲愤交加:“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 29 ]《甲申》在用三分之二的内容论述李岩之后,以“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 30 ]作为全文的结尾,充分说明《甲申》真正“祭”的就是李岩。

郭沫若为什么重点“祭”李岩?请看1947年7月21日郭沫若为《历史人物》所写的序言:

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我就在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 31 ]《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是在还叙述得不够……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它是主张‘均田’的,惟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 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 32 ]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应该把他看成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 33 ]

郭沫若将李岩作为核心人物进行写作,就是因为李岩有“人民思想”。由此看来,《甲申》与其说祭明朝,不如说祭明末农民起义;与其说祭明末农民起义,不如说祭李岩;与其说祭李岩,不如说祭“人民思想”、祭“人民思想”未能付诸实践的遗恨。郭沫若批判崇祯、责备李自成、歌颂李岩,根本原因就是他要倡导“人民本位”,歌颂“人民思想”。郭沫若之所以认为李岩完美无缺,就是因为李岩是“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

《甲申》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文件

《甲申》发表后,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陶希圣这样写道:“民国三十四(三)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加以抨击……那篇社论的火气很大……”[ 34 ]陶希圣自鸣得意地回忆:“我们称郭沫若为‘郭沫诺夫’。因为他外形虽是中国人,内心却是苏俄人。他的‘甲申’论文,充分证明了他的那颗心是附属苏俄的。” [ 35 ]

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44年3月25日,“读到了《中央日报》《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全文是针对郭老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而发的。这篇社论并不是在作学术性的研讨,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的谩骂。” [ 36 ] 26日,“访郭老。我问他读了《中央日报》那天的社论有什么意见?他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置之不理!是的,这年月谁还跟你讲理呢!我也想,只好置之不理。” [ 37 ]一个拒绝改革的政权最终只能葬身于革命风暴,拒绝任何改革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只能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

与国民党截然相反,毛泽东一向高度关注李自成起义的教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

泽东就写道:“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 38] 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这样致信《永昌演义》作者李建侯: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建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39 ]

毛泽东对《永昌演义》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但依然“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难看出,毛泽东期待一部有份量的关于李自成的著作问世。《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应该说,延安并无销售点。如果不是《中央日报》的高调批判,毛泽东很难注意到《新华日报》副刊上的《甲申》。《甲申》中的论述与自己的观点高度契合,毛泽东大喜过望,立即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多次在公开场合隆重推荐。出乎郭沫若意料之外,毛泽东特地致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是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不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 40 ]经过毛泽东的大力推荐,《甲申》由史学家的一篇“纪念史学”论文成功转化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党的文献”。

结语

《甲申》看似剖析崇祯、李自成、李岩的悲剧,实际上是希望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希望革命者不忘初心,始终把“人民思想”放在首位,进而在中国确立“人民本位的标准”。研究《甲申》,既要看到防骄、反腐的要求,又要看到对 改革的呼唤,更要看到“人民本位”的诉求。共产党人不仅要注意汲取李自成骄傲的教训,更要注意李自成忘却初心的致命错误。学习《甲申》,不仅要从革命者的角度汲取李自成的教训,而且要从执政者的角度汲取崇祯的教训。唯其如此,才能算得上真正读懂了《甲申》。唯其如此,才能算得上汲取了《甲申》所总结的教训。《甲申》堪称20世纪留给后人的“醒世恒言”。

注释:

[ 1 ][ 4 ][ 15 ]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第113页,第

114页。

[2]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6页。

[ 3 ][ 5 ]《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 · 第四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17页,第417页。

[ 6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6 ][ 17 ][ 18 ]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 30 ][ 31 ][ 32 ][ 33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 · 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第3页,第6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82页,第178 — 179页,第179页,第176页,第182 — 183页,第193 — 194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96 — 197页,第203 — 204页,第201页,第203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5页,第197页,第192页,第204页,第3页,第5页,第6页。

[7]王讯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 34 ][ 3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 — 212页,第214页。

[ 36 ][ 37 ]《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第254页。

[ 3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 39 ][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第241页。■

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时期照片

李岩与红娘子

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版《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早期版本(野草出版社)

李自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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