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到社会网络:论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变革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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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外加受到信息化的影响,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功能实现了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从单位政治到注意力政治,从科层体系到扁平化的变革,出现了组织化思维、互联网思维和社会网络思维并行的情况,并构筑起了由通过青年所在组织、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关注的网络公众号、直接动员青年、团干部、团员等六个路径共同组成的相互调适的动员青年的路径体系。然而,这一体系依然存在动员路径不一定具有传递性、联系青年与动员青年的目标不明确、吸引眼球和传播价值间存在张力、动员对象模糊等问题。因此,需要从组织化思维转变到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打造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网络中的竞争优势,处理好联系青年和动员青年的关系,打造注意力和诉求畅通流动的青年社会网络,将团员和团干部作为共青团动员青年社会网络中的骨干力量。[关键词]组织;社会网络;共青团;青年动员;改革;调适

中图分类号:D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42-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06

青年动员是指对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资源、人力和精神的调动,它旨在调动青年参与到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活动中去。青年的聚集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变动,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下,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具体方式则随着青年聚集方式的变动而调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青年人的组织动员形式与依托必然要随着其生存状态和生活坐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共青团的工作战略与策略也必须改革以适应工作对象的新特征。然而,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组织必然表现出对过去的经验、历史轨迹的依赖性,产生避免创新和保持稳定的内在机制,如果遇到外部环境变化,组织必须变革以适应新环境,这种变革的代价是很大的(周雪光,2003)333。因此,改革对共青团这个组织而言也是一场自我革命。目前,共青团动员青年已经从单纯依靠共青团自身的组织体系的组织动员演变到目前的多思维、多渠道并进的社会网络体系动员。本文试图对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变革进行思考,厘清其中的逻辑演变,为共青团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共青团动员青年的组织化思维变革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高度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和单位制人身依附与社会控制模式,共青团动员青年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单纯的组织动员,依靠共青团健全的组织体系和较高威望组织发动青年。这种组织动员的前提是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关系,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

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邹谠,1994),在这种执政党对社会高度统合的政社关系模式下,国家机器及其人员全方位渗入社会的各领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事无巨细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具有几乎所有资源的分配权和绝对权威。全能主义政社关系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执掌政权者具有不容置疑的天然合法性,二是政治参与不取决于个人自愿而取决于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的动员,三是单位成员有单位会永远存续下去的幻觉。

在这种关系模式下,作为执政党青年组织的共青团的合法性与威望不用自证,也无需努力向青年求取,因为这是这种关系模式下党团关系的题中之义,青年没有置身其外的选择。整个国家的政治动员非常多,都由官方发动,作为执政机器一部分的共青团是青年动员的天然主体。由于青年都被归于一个组织之内,共青团的组织体系在健全的党组织领导下也十分健全,加之户籍制度对青年流动的限制,属地分层的组织动员也就成了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唯一选择。这种动员模式运行的基础就是全能主义下的行政权力,其优点是每位青年都存在鲜明可得的政治坐标和地理坐标,而且坐标的变动频次很小,青年只能接受共青团等党团组织的动员而没有其他选择,虽然全能主义模式下的社会运转成本高昂,但这种模式下的青年动员则高效、简单且低成本。组织动员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地好,共青团在青年中颇具威望,共青团员身份也具有相当的光荣感。这种动员模式的缺点就是青年的主动性不足,限制青年的发展和社会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原先封闭的单位体制开始解体,桎梏的社会活力开始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也随之转型,全能主义模式逐步瓦解,组织或单位不再是青年唯一依附的主体,组织或单位也不再是青年的官方身份证明,二者更多地变为一种契约关系。这一转变类似于梅因在描述西方社会演变时所指出的“从身份到契约”(梅因,1959)的转变。青年的政治坐标和地理坐标出现了不一致、模糊等情况,共青团再也不能轻易地通过单位找到团员和青年,因此,有学者称脱离单位的青年为“原子化”青年(郑长忠,2012)。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空间逐步释放,劳动力开始跨区域流动,共青团组织体系赖以存在的农村、企业等组织实体发生了巨大变迁乃至解体,而这些组织实体之前定位青年的功能一时没有新的载体承接,共青团的组织体系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且难以迅速恢复,这样组织化动员青年的模式势必产生松动。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基于现代社会的青年必然会进行再组织化的判断,共青团一方面努力在新的青年组织载体中建立团的组织,试图将共青团与载体组织间的关系转换成共青团组织内的关系,以期延续组织动员,但青年新的组织载体缺乏单位制时代那种会永远存续的幻像,建在其中的团组织必须要不断调整以应对其寄生组织的命运变迁。另一方面共青团提出了社会化动员,但动员缺乏强制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均不完美的两种动员方式被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结合在一起,组织动员和社会化动员必须有机并举,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共青团的动员功能。由此,必须从单纯依靠团组织动员改变到同时动员青年所在的组织而动员青年。动员组织,一方面是说共青团需要重新梳理和组织自己动员青年的渠道与方式,另一方面是凸显通过对传统组织动员之外的其他新兴组织的动员去动员青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团建一度成为共青团工作的重点,对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的高度重视是这几年共青团工作的着力点,实际上是传统组织动员思维的延续,依靠在组织实体中建立团组织来动员青年。因此,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是共青团动员的组织化思维线得到了延长。

这种从组织动员到动员组织都是基于所有社会群体包括青年都是“组织人”的假设,只不过以前的组织是变动小的单位,现在的组织是更多元、更易变动的组织,因此在青年团员所学习、生活或工作的组织去建立团组织这种组织动员的思维依然有效。但世殊时异,共青团这种动员组织的思维必然遭受巨大挑战。“两新”组织对于建团的低兴趣,驻外团工委的多方关系不协调,“两新”组织本身的变动不居和团员青年的契约关系快速变动,都使得共青团通过动员组织而动员青年的设想在一

定程度上效果不佳,因此,不只是传统的组织化思维,演进后的通过动员组织去动员青年的思维似乎都有其限度。

二、从单位政治到注意力政治:共青团应用互联网动员青年

单位制解体之后,一时苦于找不到游离青年的共青团组织除了沿袭单位制时代的“青年必属于某一个组织”的组织化思维而不断拓展团建领域,并以此找到青年、组织青年和动员青年外,还遇到互联网这一信息时代的利器,这为“原子化”青年个体的再组织提供了新的可能,故互联网提供了团建新平台,寻找青年的新方式,动员青年的新阵地。然而此时动员青年的逻辑也发生了本质的变迁,注意力政治就是这种变迁过程的关键词。

公共行政大师赫伯特·西蒙很早就睿智地指出,“在这个信息丰盈的时代,匮乏的将是注意力” (Simon,1971)。这一命题与其“有限理性”理论一脉相承。与人们面临的复杂环境相比,导致人们加工信息能力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周雪光,2003)169。这种注意力匮乏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发生在政府身上,那就存在如何确定公共问题优先性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恩·琼斯等人对此展开了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其《注意力政治:政府如何确定问题的优先性》(Jones & Baumgartner,2005)一书正是相关研究的结晶。比仅从公共政策角度对注意力的研究涵义更为宽广,注意力政治在本质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力意味着偏好和选择,注意力的持有者依据自己的偏好对信息进行处理;二是注意力在政治运行中有重要意义,是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整合等的重要因素,这种重要性因互联网时代信息严重过剩而更加凸显。

市场经济背景下,除了青年的政治坐标和地理坐标出现更多变数外,其在单位制背景下被官方强制聚焦的注意力也有了更多的安放之处,那个青年望眼欲穿地等着组织教诲和召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再叠加上互联网的影响,青年的注意力的安放之地就更多了,在个人信息组织能力总体难以提高的情况下,锁定注意力的单位政治变成了注意力高度分散化的注意力政治,如果不能成功吸引青年的注意力,那对青年的组织动员就会举步维艰。因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就成为了共青团的重要动员任务,与其他信息源争夺青年的注意力就成为了共青团的新工作。

在一定意义上讲,互联网成为了后单位制时代组织动员之外的共青团动员青年的替代路径,并借此弥补组织动员面临的有时找不到青年的窘境。为了在吸引青年注意力的众多因素中脱颖而出,共青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致力于打造网络时代的网络版共青团。除了建立了长期在政务公众号排行榜上位居前列的共青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共青团还着力打造自身的网络媒体平台“青年之声”,并探索“智慧团建”模式,构建“互联网+共青团”格局,力图实现共青团的工作、联系和服务“三网合一”。此外,共青团还通过与具有正面形象的优质偶像在网络空间的互动吸引其年轻粉丝的注意力。这些措施成功地吸引了这个时代分散在各个角落而传统组织视野无法触及的部分青年的注意力,青年在这些共青团的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理想、诉求,就自己面对的问题和疑惑向组织求助,共青团则通过栏目、议题的设置和对青年的回应巧妙设置青年的注意力分配点,捕捉青年的需求及其变化,似可寻回昔日单位制时代那种在青年中的关注度和公信力。

然而,在乐见共青团在注意力政治时代所取得的关注度时,我们有必要反思互联网注意力政治的限度。

首先,吸引眼球的传播逻辑或与共青团的政治定位相冲突。网络空间对不规范乃至不文明用语的过度使用是吸引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注意力的惯常伎俩,但共青团的性质和其在政治体制中的位置

决定了其只能在极为有限的情形中使用网络上“接地气”的语言语体,而不能像其他众多的自媒体信息源一样没有底线地吸引青年注意力,沦为“娱乐化”的工具。与正式传媒及其互联网形式相比,共青团是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群团组织,虽然内设有宣传机构,但不是专门的媒体,不专门生产新闻。所以,共青团在吸引青年注意力方面并不占有优势,致力于组织引导动员而不是片面迎合青年的共青团政治传播学有待深入研究。

其次,共青团的组织形象、工作展示和理念追求在互联网的传播总体显得呆板而缺乏吸引力。“一图读懂”“说了啥”“是……”等新媒体信息惯用的标题之下却依然常常跟随传统新闻式的大段文字,使得本就对文件心存反感的青年果断绕道而行。

再次,网络时代的注意力政治较难转化为稳定的认同政治。吸引了青年一时的注意力,并不代表能一直吸引青年的注意力;一直能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并不代表得到青年的认同,更不代表共青团能动员青年。面对众多的信息源对青年注意力的争夺,共青团需要一直保持自己对于青年注意力的吸引,既要靠长期与青年的密切沟通和情感上的熟络,更必须重视对青年核心利益诉求的引导与满足,从而把易变的注意力政治转化为稳固的认同政治。

第四,互联网动员无法精准到具体的某个青年,其动员的实际效果有待测度。共青团互联网动员很多时候面临表面上“应者云集”而无法实际知道谁在响应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将互联网动员看成媒体的网络延伸,那每个青年受众在多大程度、何种方向上受到共青团动员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团内已有力量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分析网络上青年的各方面特征和响应共青团动员的效果与规律,但还比较粗放,需要进一步精细化,以便使共青团的互联网动员更加有效。

三、从科层体系到扁平化:共青团干部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青年

科层制被认为是现代组织的理想类型,意味着严密的组织制度规范、明晰的层级分工、非人格化的技术理性和很高的组织绩效,即便在对其大加挞伐的今天,科层制也是大多数组织的选择。经过建国后数十年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共青团的科层体系已趋于完善,但科层制的弊端也在共青团组织体系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来。正如共青团系统的文件中指出的那样,部分共青团干部“暮气沉沉”,好做“青年官”,官僚作风严重,不喜欢出机关,远离普通青年,也就是说存在群团改革致力于克服的官僚化、行政化、贵族化现象。这些问题给共青团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带去了负面影响,组织存在的群众基础显得薄弱,组织存在的价值受到了来自社会和青年的质疑,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遭到了削弱。

虽然共青团利用互联网动员青年已经是一种扁平化的团青关系的体现,但这种关系是笼统、宏观的,在互联网平台上共青团无法联系所有青年,也并非所有青年都在互联网平台可见,故而这样的动员存在缺憾。共青团组织长期坚持的青年信访、青年信箱、机关青年开放日等活动也是一种对科层体系弊端的纠正,但这些措施覆盖面极为有限,很多时候也是流于形式,难以实现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的大面积接触,效果和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必须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克服科层体系的弊端和实现共青团工作的扁平化。

为了解决科层体系僵化导致的共青团远离工作对象的问题,提高社会和青年对共青团动员青年地位的认可度,共青团中央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团干部健康成长大讨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大宣传大调研活动,建立完善团中央机关干部常态化下沉基层、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工作机制,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建立“1+100”(每名专职、挂职团干部经常性联系100 名左右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8+4”(机关干部每年在机关工作8个月、在基层工作4个月)、“4+1”

(机关干部每周在机关工作4天、在基层工作1天)机制,努力打造直接联系服务青少年的阵地依托等。这些措施致力于转变团干部工作作风,建立扁平化的工作机制,构建共青团干部与青年之间人情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青年对团的了解和对团工作的参与感。团干部的重心由行政体系内的行政事务转向行政体系与工作对象的接触,由组织内部转向工作对象,有利于改善团组织和团干部在青年中的形象,增强青年对共青团动员的合法性认同,使其“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名副其实。

上述为克服科层体系的弱点而采取的扁平化工作举措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相因应的,专门应对组织官僚主义的僵化病和脱离群众的自掘根基倾向,是中国本土的组织学创造,这无疑对增强共青团这一组织的活力和加强对青年的联系动员具有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一信息化时代之前的创举竟可未卜先知似的与网络时代的扁平化趋势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推动团干部直接向青年报到的种种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共青团要通过青年所工作的组织或青年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中介才能动员青年的不足,共青团通过团干部直接与广大青年建立联系、实施动员,扩大共青团的青年群众基础。当然,这种改革举措也有一定的局限:一是每个团干部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么他做联系动员青年这一工作的数量、频率和质量也必然受到限制。二是对团干部扁平化工作模式的上级管理幅度过大,对接触普通青年的团干部的监督考核工作量大,操作不好会发生混乱。

四、从单纯依靠组织到体系协同: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调适与问题

共青团目前综合采用传统的组织化思维、演化的组织化思维、互联网思维和社会网络思维动员青年,注重对几种思路进行取长补短,形成功能协调的共青团动员青年路径体系。

(一)共青团动员青年的路径体系

共青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动员青年的路径体系,分别通过青年所在组织、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关注的网络公众号、直接动员青年(开设网络公众号、信访、组织命令等)、团干部、团员等六个路径联系动员青年。其中青年所在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的路径主要体现了演化了的组织化思维,青年关注的网络公众号和直接动员青年的路径主要体现了互联网思维,通过团干部和团员动员青年的路径则体现了扁平化思维。在这些动员路径中,依然夹杂和残留着传统的组织动员思维,采用发文件等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用共青团的组织体系和力量去动员青年。

(二)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调适

从图 1可以看出,共青团动员青年的路径已经由单纯依靠组织变得多元化,那么这各种路径之间的相互调适就成了更好动员青年必须解决的问题。上述共青团动员青年的路径在动员措施、与青年的关系、动员对象的明确性、动员成本、动员的直接性、思维方式和逻辑基点等方面都存在异同,有必要对其进行对比,发现优缺点,更好地实现路径体系的功能调适。如表1所示,几种动员路径依据不同的组织化思维、互联网思维和社会网络思维,逻辑基点在于通过动员组织动员青年、通过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动员青年、通过与青年的扁平化大面积接触动员青年,各自的动员措施在前面已有相关叙述。几种路径在动员对象明确性、动员成本、动员直接性方面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动员的效果。通过团员和团干部动员青年这一路径的动员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动员组织的路径在动员对象上也是比较明确,而互联网的动员或在这个时期采用传统的组织动员的路径其动员对象则较为笼统,因而很难开展针对性的动员工作。动员成本方面,动员组织的路径需要建立组织、资金扶持和长期运转,成本较高;其他几种路径则借助与互联网和共青团组织现有的组织要素进行动员,成本包含在组织运转成本之中,因而相对较低。就动员的直接程度而言,除动员组织的路径和注意力政治存在通过中间介体动员青年的情况,其他路径都是直接动员青年。

综合看来,六种动员青年的路径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取长补短和功能相互调适。例如,将团员和团干部联系动员青年这样显得具有亲和力的情感政治与动员组织这样的严肃方式进行结合,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将成本高但对象明确、打组织基础的动员路径和成本低但对象较笼统的动员路径结合起来,满足动员的多样化目的;利用团员和团干部直接动员青年来弥补其他间接性动员路径的不足,保证在关键时刻能动员到青年;将单纯的信仰宣传与对青年关注点的引导结合起来,与共青团的动员组织的路径相结合等。

(三)共青团动员青年路径面临的问题

没有任何一种路径是绝对完美的,而且在多元化时代面对个性化的青年人,用一种路径动员所有青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正视共青团动员青年的各种路径存在的问题,才能实现各个路径的改进和路径体系的协同。基于前面的论述,此处提出共青团动员青年路径依然面临的几个问题。

动员路径不一定具有传递性。几种动员路径中有的是共青团对青年的间接动员,即通过动员中间介体而不是直接动员青年。那么,共青团能够动员这个介体是否就意味着共青团可以通过这个介体动员与介体有关系的青年呢?当然,通过这种方式要联系上青年是可以的,但能否动员青年则不一定,即便共青团可以动员与青年相关的组织也不一定能动员青年,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组织与青年的关系是松散和变动的,没有单位制时代的身份依附关系。所以,间接动员路径并不一定具有传递性,其作用发挥需要再优化。例如,共青团建立与青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动员青年社会组织及其骨干队伍为己所用,但这种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决定了这种关系在关键时刻动员青年的可信赖度和效率,这种关系的构建和维护成本是长期的和不菲的,有必要重新思考这种伙伴关系的实质和演化。

联系青年还是动员青年?与动员路径不一定有传递性相关,找到了青年不一定能动员青年。目前共青团的一些动员路径有着大而化之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用联系青年取代了动员青年,旨在吸引青年注意到共青团这个组织的存在,让组织隶属不明确的青年能够关注共青团及其动员目标,但共青团并不能确定这些青年的取向是什么,导致动员工作缺乏针对性。不仅如此,甚至共青团与很多青年通过网络渠道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系都是非常脆弱的,随时可能失去。因此,有必要思考如何让共青团与青年的联系更加具有持久性和动员价值。

吸引眼球还是传播价值?常态下的互联网动员要求共青团持续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青年的向心力,增强青年对共青团及其价值理念的认同感,以期在非常态下也能主动实现对青年的动员。然而,在互联网这个众声喧哗的平台上实现对青年的动员并不容易,吸引青年注意力的信息太多,共青团所秉持的价值理念要转换成吸引人的形式进行传播又十分不易,互联网动员很容易落入盲目迎合青年或自说自话两个极端陷阱中。如何既吸引眼球又传播正面价值?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动员部分青年还是全体青年?有的动员路径存在动员对象较为模糊的特征,无法锁定动员对象,只是带着模糊的群体目标进行动员。这固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诚然是共青团将自己视为青年组织当然核心的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然而,单位制时代的那种“一呼百应”甚至全体响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共青团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动员所有青年是明智的,而是需要对动员对象进行聚焦,将动员对象由全体青年变为部分青年,这部分青年就以团员为基础,再围绕团员覆盖部分相关的青年,此外就是社会中涌现的杰出青年典型。

五、从组织化思维到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改进思路

动员青年是共青团的重要功能之一,增强共青团对青年的动员能力须顺应群团改革的大趋势,以增强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目标,充分认识到各种动员青年思维方式的优点和局限,实现思维的进化。

(一)无处不在的组织化思维及其局限

组织化思维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组织动员方式和演进的动员组织的方式之中,而且存在于互联网思维和现有的社会网络思维之中。当前,共青团往往将互联网作为一个动员青年的工具,其思维方式夹杂着互联网思维和传统的组织动员思维,每一种新的社交平台出现的时候,团内许多人士第一个想到的举措就是在这些平台上建团动员青年,而当团干部使用新媒体的时候也会不自觉沿袭过去的组织化、行政化的方式。至于前面论及的社会网络思维,实际上本身就是利用共青团组织要素开展动员工作,也是组织化思维的体现。因此,可以说,传统的组织化思维、演进的组织化思维、互

联网思维和社会网络思维都是组织化思维根据形势演变的结果。组织化思维无处不在,但组织化思维并非无所不能。

传统和演进的组织化思维的一个突出局限就是企图建更多可以自己直接控制的组织,以组织的力量动员青年,却忽视了这个时代很多青年与组织不存在固定的关系这一明显事实,也高估了整个组织体系的中高层对底层的控制能力,利用这种思维进行青年动员的限度也就非常明显了。这种思维只适合在与单位制时代类似的受到高度控制的组织中起作用,在“两新组织”等组织中却效果不佳。因此,是时候将“建立更多的基层团组织”以扩大组织覆盖面,“在更多的领域体现共青团的存在和作用”的思维方式转变到“让共青团组织更高效”“凝练共青团的核心职能”“寻找更加有效的青年动员方式”的思维方式上了。

(二)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及其功用

虽然共青团已经通过团干部和团员与青年的联系是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社会网络的思维,而且这种举措可以纠正传统的组织动员对行政命令的过度依赖和互联网思维对青年的片面迎合和笼统动员,但这种社会网络思维是粗放的关系思维,有待进一步演进。(见图2)

社会网络视角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中层理论,介于宏大的社会结构论和将社会成员视为原子的个体理论之间,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社会网络思维存在三个基本假定(诺克、杨松,2012):结构性的关系要比个体属性更为重要;社会网络通过实体间的关系所建立的各种结构机制影响实体的观念、信仰和行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关系是动态的过程。不难看出,社会网络的理论视角可操作化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结构中个体影响的研究对于刷新青年动员的思维,走出组织化思维的泥沼颇有启发。

本质上讲,组织化思维、互联网思维和粗放的社会网络思维都具有严格的社会网络思维的某些特征,都可以纳入社会网络思维的框架内。组织化思维是通过组织的社会联系去动员青年,互联网思维是通过网络空间的一切皆可链接的思维去动员青年,粗放的社会网络思维则认识到团干部和团员与普通青年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意义,希望他们能在由普通青年组成的网络中占据社会网络理论上所谓的“结构洞”位置,以提高团组织在青年社会网络中的权威从而提高动员能力。因此,为区别于“粗放的社会网络思维”,此处提出“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以涵括这种思维对前述几种思维社会网络本质属性的吸取。

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视青年为社会人,青年是各种社会网络中的节点,青年在社会中有多少种角色,那么他就处在多少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如结社网络、工作网络、社交网络等,青年从这些网络中获得情感或工具支持,其观念和行动受到这些网络的影响。在这一思维下,共青团动员青年就需要青年所在的不同网络中占据优势位置或能对网络中处在优势位置的节点施加决定性影响,同时通过社会网络在多元化时代对青年进行多点定位,寻找青年的多点坐标中最有影响力的点位。这就不仅限于团员与团干部与青年建立人际关系,而利用作为多个网络节点的青年所在的多个网络对青年实施动

员,从而实现了社会网络思维的演进。巧妙利用社会网络动员青年,可以以较小的组织力量投入取得较大的动员覆盖面和较好的动员效果。

(三)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的改进建议

在演进的社会网络思维启发下,此处提几点共青团动员青年功能改进的建议。一是打造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网络中的竞争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青年动员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增强。”(胡献忠,2012)嵌入青年社会网络的组织远不止共青团,这些组织在动员青年方面与共青团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共青团一方面要保持与这些组织的联系乃至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孵化支持和项目发包等手段施加对网络中作为组织的其他节点的影响,巩固自己作为青年组织核心的地位。通过对社会网络中的青年和相关组织同时施加影响,共青团努力打造自身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有效克服通过其他组织去动员青年可能不具有传递性的弱点。

二是处理好联系青年和动员青年的关系。广泛联系是动员的基础,联系的目的是为了动员,二者不可偏废。社会网络的观点要求通过多维度介入青年所处的社会网络,建立与青年的广泛联系,在加入到青年的社会网络之后,积极增强共青团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威望,可在非紧急状态下开展动员演练。

三是打造注意力和诉求畅通的青年社会网络。青年的社会网络不光是其注意力的放置地,更是其诉求流动的渠道。共青团建立或介入青年的社会网络,通过对青年合理诉求的满足和不合理诉求的引导不但可以吸引青年的注意力,而且使共青团成为青年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这样就避免了单纯“搏青年眼球”的尴尬境地。

四是将团员和团干部作为共青团动员青年社会网络中的骨干力量。多元化时代的青年也是多元化的,我们必须区别对待。共青团组织体系之内的青年有义务坚持相关的信仰、路线,执行相关的政策和决议,共青团对组织体系之外的青年则缺乏这样的强制性。因此,共青团应该以团员和团干部作为动员青年社会网络的骨干力量,加强团员和团干部教育,提升团的先进性,再以此二者的力量撬动青年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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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H. A,1971.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M].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40–41.

(责任编辑:罗飞宁)

图 1 共青团动员青年的路径体系

图 2

共青团动员青年的思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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