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Youth Exploration - - 第一页 -

[摘要]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 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关键词]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生育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103-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13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截止至2014 年 12月,日本总人口同比减少 212,000 人。日本生育率自 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并在2005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仅为1.26。2005年后,日本生育率在1.3 到 1.5之间波动,并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口数量将继续减少(Atoh,M.,2001)。

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经成为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重要的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家庭文化,因此对比这些国家年轻世代的结婚、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可能得出对东亚国家未来的家庭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结论(Suzuki,T.,2003)。

日本在结婚和生育行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人口学、社会学研究成果(Fukuda,N.,2004)。有充分证据表明,日本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未婚人口比例的增加而造成的。然而,影响已婚、未婚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因素却鲜被提及。其中,基于纵向数据的年轻世代生育意愿的研究,更是处在空缺状态。因此,本文试图阐明日本年轻人的生育问题,重点聚焦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因素。

(二)日本生育率下降和生育意愿

关于日本年轻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已经有不少研究积累。此前研究表明,日本在20 世纪 70年代后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育龄女性中未婚人口比例的升高所致(Iwasawa,M.,2014)。有充分

的研究证据表明,日本持续衰退的经济状况剥夺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男性在结婚、生育孩子方面的机会(Matsuda,S.,2013)。亦有学者沿用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重点研究婚姻观念的变化与生育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Atoh,M.,2001;Fukuda,N.,2004)。

诚然,近些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结婚行为变化的结果,但仍有至少三点理由去关注日本生育行为的变化。第一,有证据表明日本女性的育龄总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在过去十年处于下降状态。根据日本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进行的日本全国生育调查(Japanese National Fertility Survey,以下简称 JNFS),长期以来女性在婚后的15 ~ 19年时间里,生育孩子的数量稳定在 2.2 左右;但从 2000年代开始,该数值开始下降,并在2010 年首次下降至 2.0 以下(1.96)。由于日本的非婚生育率很低,婚姻生育水平的下降使日本未来人口增长不容乐观。

第二,在日本已婚夫妇中,不仅育龄总生育率在下降,其理想子女个数也在减少。根据JNFS调查数据,在 1987 年至 2010 年间,20 ~ 39岁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呈下降趋势。在1987 年,约60%的女性希望生育3个及更多的子女,但该比例在2010年的调查中,下降到不足半数(44%)。这种变化表明,研究者应该关注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年轻人不愿意多生育子女。

第三,无结婚经历的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从JNFS中无结婚经历人口的生育意愿数据可知,在18 ~ 34岁的未婚女性中,仅有3% 的人表示不想要孩子(1987年),而该数值在 2010 年调查中上升到11%。即使在更年轻的调查对象(18岁以下)中,也可以观察到回避生育的迹象。

如上所述,基于目前的人口状况,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影响年轻男女生育意愿的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尚缺少基于固定样本数据(panel data)研究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成果。

现有的研究中,很多是基于截面调查数据(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来分析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将家庭观念或性别意识作为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来进行研究,并主张更为传统的家庭观念能够提高生育额外子女的意愿。其中,福田(Fukuda,2004)基于 1998 年日本全国家庭研究(National Family Research of Japan,以下简称NFRJ )的数据,提出观念更为传统(比如传统代际观、婚姻观)的妻子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生育孩子。此外,福田(Fukuda,2011)从日本代际和性别项目调查(Japanese Gender and Generation Programme Survey,以下简称JGGPS)的第一轮调查数据(2004年)中发现,相比于每周工作超过35小时的妻子,那些每周工作少于35小时(例如兼职)的妻子往往具有更低的生育意愿。既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看,生育意愿与社会经济因素、价值观念之间都紧密相关(Atoh,M.,2001),那么,探究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目标。

先前的研究中,有一些是基于固定样本数据来论证与日本年轻世代生育意愿相关的因素的(Yamaguchi,K.,2005)。村上(Murakami,2014)一项基于由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固定样本调查,证实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已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构成影响。即根据固定效应模型,丈夫的收入变化与他的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而不会对其妻子的生育意愿造成相同的影响。西冈、星(Nishioka & Hoshi,2011)根据 2004 与 2007 年 JGGPS 的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研究发现,若丈夫积极参与家务,那么其妻子的生育意愿则有可能提高。

虽然西冈、星(Nishioka & Hoshi,2011)的研究发现富有洞察力,但他们的研究发现仅仅是基于间隔三年的两轮调查数据,时间跨度很有限,故尚不能确定当使用更长间隔的多轮调查数据时,该结论是否依旧成立。此外,由于先前对日本生育意愿的研究仅仅关注已婚夫妇,而缺乏对未婚人群的生育意愿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对先前研究不足的日本已婚、未婚年轻人群的生育意愿加以阐释。

(一)文献综述和假设

(二)研究方法

二、研究假设和方法

本文试图对先前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首先,通过检验和比较已婚、未婚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试图探明处在不同生命阶段、生命历程的年轻人生育行为的异同。尽管先前的研究尚未对未婚人群生育意愿的理论基础提供充分探讨,但亦有相应理由推断出,未婚人群的社会经济因素与观念因素会影响其婚姻行为,进而会影响生育。

其次,本文对一份历时10年时间的固定样本数据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以试图更深入地考察各自变量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联系。此前,有关日本生育意愿的研究没有充分利用固定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会有其独特贡献。

第三,通过对比由不同理论导出的自变量组的影响作用,本文试图在年轻成年人生育意愿方面,发现更为重要的影响变量。

本文基于对已有的日本生育意愿研究发现的回顾,并采用一份年轻已婚、未婚成年人群的固定样本数据,试图去检验以下假设:

1.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能够更好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已婚、未婚年轻人可能有更高的生育意愿。众多研究表明,对于处在育龄期的男性和女性就业人群而言,提高其平衡生活与工作的能力是提升其生育水平的关键(Yamaguchi,K.,2009)。

2.社会经济资源:拥有更好社会经济资源的已婚、未婚人群,其生育意愿也更强。已有的关于日本的研究表明,拥有更好的社会经济资源的未婚年轻男性有更大的机会结婚(Matsuda,S., 2013)。对于已婚夫妻,丈夫的收入越高,夫妻双方均会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被调查者的以及已婚被调查者的妻子的就业情况的稳定性也将提升生育意愿。教育水平也与生育意愿有关,教育水平越高,则其生育意愿越高。

3.代际支持:已婚、未婚年轻人从父母(或配偶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越多,生育意愿也会越高。虽然已有研究的发现并没能得出一致的结论(Murakami,A.,2014),但也可以推测:父母和配偶的父母(对于已婚人群)给予更多的经济、工具性支持,将会减少生育的成本,从而提高年轻成年人的生育意愿。

4.生命历程因素:已婚、未婚年轻人如果经历更为传统的生命历程,一般就会持有更强的生育意愿。已有的研究表明,“非常规”的生活经历(例如在职业生涯早期工作不稳定)会减少未婚男性的结婚可能性。除此之外,异常的生活经历可能促进非传统的家庭观念,从而减低已婚、未婚人群的生育意愿。

5.性别意识:性别意识更为平等的已婚、未婚年轻人倾向持有更弱的生育意愿。已有研究表明,性别意识更为平等的人会更难在多生育子女和实现夫妻间性别平等之间找到平衡,因而其生育意愿会降低。同样的道理,性别意识更为平等的未婚者也将更难找到婚姻伴侣。

1.数据。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来自日本代际与性别计划调查(JGGPS)。此调查是一项自 2004 年起,每三年进行一次的追踪调查(2004、2007、2010、2013 年)。第一轮调查包含年龄从 18 到 69 岁的 9047 个样本。此后在 2007 年和 2013年的两次追踪调查中,由于此前调查的样本流失,对样本进行了增补。①

2.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生育意愿。为了对生育意愿进行测量,每一位处于育龄期的被调查者在每轮调查中都被问到如下问题:“你想生(或者再生)孩子吗?”选项有“绝对生”“可能生”“不

确定”“可能不”“绝对不”。这些回答从5 到 1赋值,数值越高,表示生育意愿越强。

在前述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分析中将涉及的自变量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状况将采用被调查者(及其配偶)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来进行测量。社会经济资源的测量则包括被调查者(及其配偶)的年收入、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受教育年数),以及妻子的就业情况(含两个哑变量)。对于未婚被调查者的分析,则采用被调查者的就业情况,而非其妻子的就业情况。

代际支持采用与被调查者(或其配偶)的母亲的居住临近程度来测量。本研究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被调查者(或其配偶)的母亲是否居住在与被调查者相距一小时路程以内的区域里。生命历程以被调查者的第一次就业情况来测量(本研究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被调查者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兼职或是正式签约)。②

性别意识的测量基于被调查者对两个题项的回答(五级量表):“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更好”“如果工作机会稀缺,那么男性应该享有工作的优先权”。在多变量分析中,这两个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7。

3.分析过程。本文由于使用了固定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作为多变量分析方法,来检验自变量组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分析的子样本仅限于年轻世代的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时年龄为18 ~ 44岁的女性、18 ~ 49岁的男性)。本文在分析时,将分别对已婚人群、未婚人群进行考查。

(一)已婚夫妇的生育意愿

三、研究结果

1.描述结果。表1到表3展示的是第一轮调查中被调查者生育意愿的描述性结果(此处将已婚、未婚的被调查者样本合并)。

从上述3个表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的年龄越大,其生育意愿越弱。然而,在40 ~ 49 岁的被调查者中,没有孩子的被调查者比那些有孩子的被调查者持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没有孩子或只有一个孩子的女性与相应的男性相比,在生育意愿上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相反,在有两个或以上孩子的被调查者中,男性比女性在生育意愿上更具不确定性。此项调查的结果与更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比如JNFS)大体上一致的。JNFS揭示了已婚女性年龄越大,则其生育意愿可能更弱。

2.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有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可以有效预测已婚人群随后的生育行为(Yamaguchi,K.,2005;Murakami,A.,2014)。在分析已婚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之前,我们先来看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交叉表描述结果。JGGPS调查数据表明已婚女性在第一轮调查中的生育意愿,与其在后来多轮调查中的生育行为之间关系密切③。即在那些很想再生育孩子(“绝对生”)的女性当中,大约有80%的人在九年内生育了一个(或以上)的孩子,而那些相对而言不想再生育孩子(“可能不”)的女性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生育行为。④

3.已婚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为检验本文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假设,本文采用了多变量分析。表4呈现的是在分析中用到的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5呈现的是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已婚人群的生育意愿的结果,分别对女性和

男性进行了回归运算。根据仅投入时变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判断,更年长的女性相比更年轻的女性,其生育意愿更弱(p<0.001)。此外,在控制了年龄变量之后,女性的子女数量越多,则其生育意愿越弱(p<0.001)。这些结果与前述的描述性结果保持一致。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除丈夫对家务的分担和性别意识外,大多数自变量的系数是不显著的。与预期相反,妻子和丈夫的工作时数都不是显著自变量。这表明相比于模型中的其它自变量而言,夫妻的生活与工作平衡状况和生育意愿之间只有相对很小的关联。妻子和丈夫的收入也不是显著自变量,而岩间(Iwama,2008)、山口(Yamaguchi,2009)认为收入(含妻子、丈夫及家庭收入)的影响作用会由于目前孩子的数量而有所不同。妻子的就业情况是显著的自变量,有全职工作的妻子比那些不工作的妻子持有更强的生育意愿。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未能在10%水平上达到显著效果,在丈夫承担了更多家务的家庭里,女性相对而言有更强的生育意愿(p=0.102)。⑤这与西冈、星(Nishioka & Hoshi,2011)基于 JGGPS调查的前两轮数据得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此外,性别意识更为平等的女性持有更弱的生育意愿(p<0.05)。这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方向在此模型中并不能确定,或许持有更强生育意愿的女性,更倾向于认同较不平等的性别观念。

表 5 中第 3列显示的是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由于随机效应模型会高估时变变量的影响(Yamaguchi,K.,2009),因此本文只检验了非时变变量的系数。模型的结果显示,有更高教育水

平的已婚女性持有更强的生育意愿。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反,而且和此前研究得出的,已婚女性教育水平在生育意愿上没有显著影响的发现不一致(Iwama,A.,2008;Yamaguchi,K.,2009)。其它非时变自变量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也有使用英国家户追踪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在30 ~ 40 岁无子女的女性中,中级教育水平的女性最有可能有更强的生育意愿(Berrington,A.,2004)。

接下来,根据已婚男性的固定效应模型(表5中第4列),其结果和女性十分相似:年龄更大的男性以及有更多孩子的男性持有更弱的生育意愿。然而,对于已婚女性呈现显著影响的两个变量(丈夫家务分担和性别意识)对于已婚男性并没有显著影响。已婚男性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也和女性的类似,即拥有更高教育水平的男性持有更强的生育意愿。

(二)未婚人群的生育意愿

1.生育意愿和婚姻。最近有研究表明在未婚日本年轻人中,婚姻和生育意愿是共同/同时被决定的(Takaishi,S.,2015)。考虑到日本的婚外生育率极低这一状况,那么在未婚年轻人中,那些有更强烈婚姻意愿的人同时也会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反之亦然)也就不足为奇。(Murakami,A., 2014)

上述内容阐明了已婚人群的生育意愿能够预测其随后的生育行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未婚人群的生育意愿是否也能预测其随后的婚姻行为? JGGPS调查数据表明,被调查者的生育意愿和此后婚姻经历之间具有双变量关系,即生育意愿更强的人更有可能在随后几年步入婚姻。⑥特别地,在回答“生”的女性中有近40%在接下来的九年内结婚了。对比之下,那些回答“不确定”或者持有消极生育意愿的女性,只有20%结婚了。虽然这种趋势在未婚男性中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体现,但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相似的规律。这样的结果表明,未婚人群的生育意愿影响了其随后的结婚(和因此而带来的生育)行为。

2.未婚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找出未婚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了多变量分析的方法。表6呈现的是分析中用到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7则展示了用于估计未婚人群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

其中,年龄变量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影响,这表明未婚女性中,年龄越大则生育意愿越弱。这与以前的其它调查的发现一致,即未婚人群中,年龄越大其结婚意愿越弱。

除性别意识,大多数其它时变变量对生育意愿均无显著影响。与本文的假设相符的是,性别意识更平等的未婚女性,其生育意愿更弱。这与已婚女性的分析结果一致,但如前所述,我们在推断因果方向时仍应该保持谨慎。

表 7 中第 3列呈现的是未婚女性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教育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影响,并且教育水平更高的未婚女性有更强的生育意愿。其它非时变变量的影响皆不显著。

表中第 4、5列是未婚男性的分析结果。与未婚女性的结果相反,对于未婚男性而言,年龄系数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对于未婚男性来说,观察到的年龄组和生育意愿的双变量关系高估了年龄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变量方面,尽管收入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男性的就业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全职工作的未婚男性有更强的生育意愿。这个结果与先前有关日本的研究发现一致,即未婚男性的经济水平越高,那么结婚意愿也越强。其它时变变量,包括性别意识对于未婚男性而言均不是显著变量。在男性的随机效应模型中(表7 第 5列),非时变变量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

四、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检验影响当下日本已婚、未婚成年青年生育意愿的因素。经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关键结论。

第一,和预期一样,生育意愿越强,则其在此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反之,生育意愿不确定或者相对较低的人,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也更低。这样的结果证明了在年轻世代的生育调查中,调查其生育意愿影响因素非常重要(Buchanan,A. & A. Rotkirch,2013)。

第二,对已婚被调查者的分析表明,更年轻的被调查者和那些子女数量较少的被调查者有更强

的生育意愿,即随着年轻人的年纪增长,其生育意愿趋弱。这意味着,针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如果侧重针对已婚人群中更为年轻的人群,则更容易获得政策效果,即政策定位在年轻人群可能更有效地促进生育意愿提升。

第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这和以前的研究一致,表明更强的社会经济资源对年纪较大的受访者的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然而,这也可能由教育水平影响和其它没有投入到模型运算的因素之间存在更复杂的联合作用而导致。因此,为判明教育影响成年已婚、未婚青年生育意愿的机制,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第四,分析表明持有更平等性别意识的已婚、未婚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弱,这与此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表明在研究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时,有必要关注与家庭和性别相关的变量。此前研究表明,大多数日本男性仍然不愿意参与到家务中,即使是在年轻世代中也是如此。这使得年轻女性很难在她们的工作生涯与孩子养育之间达成平衡。这也说明,为了让生育不再阻碍年轻女性的自我实现,需要更多有效的政策来促进家庭中的性别平等。

最后,对于许多社会经济因素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在探索针对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时,尤其应该考查制度性的、与社区有关的因素,诸如有无高质量的孩童照顾、有无育婴假期,以及相应的邻里环境等因素。

注释

①大部分研究数据都可从网络获得(http://www.ggp-i.org/)。②因为在第一轮调查中没有问及第一次工作经历的题项,所以导致样本缺失,有此变量参与的分析相对来说样本量偏小。对于大多数被调查者来说,第一次工作经历都发生在第一轮调查之前,所以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第二轮调查之后获得的信息可以作为第一轮调查的变量。

③此次数据的分析样本仅限于第一轮调查中,20 ~ 39岁的已婚女性,而且有0 到 2个孩子。④补充分析(未显示于本文)揭示:对已婚男性而言,也是同样趋势。⑤在删掉了一些不显著自变量的另一个模型中,丈夫对家务工作的分担状况在10%水平上显著。⑥此数据的分析样本是20 ~ 39 岁未婚女性、20 ~ 44岁未婚男性,在每轮调查中,他们都回答了各自的生育意愿。

这些样本的汇集增加了样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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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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