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

Youth Exploration - - 第一页 -

[摘要]本文利用 2014 年全国 8城市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况,代表经济性嵌入的职业层次、地位变动,代表社会性嵌入的组织、活动参与,代表文化性嵌入的方言掌握、使用,均有利于其城市认同的建构;而反映结构压力的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此外,务工时间、务工城市与务工距离等流动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塑虽囿于制度结构,但也表现出很强的主体能动性。建议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认同感。[关键词]城市认同;新生代农民工;主体嵌入;结构压力;流动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1-0068-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1.009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70年代末以来,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步打破,社会流动性增强,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形成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历经30余年,农民工内部出现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1980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约10061 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57%(国家统计局,2014)。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特征和流动动机方面均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更长,发展期望较高,心理平衡较差,乡土依恋减少而对城市向往增强,流动动机也从经济型转向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生活型(刘林平、王茁, 2013)。

从农村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生活的场域发生了变换,他们从同质性、情感性的乡土社会进入到异质性、工具性的现代城市,面临一个重新建立“认同”的问题。在这里,认同被视为一种个人对外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综合反映(蔡禾、曹志刚,2009)。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外界环境没有实质区别,但由于具有以上鲜明特点,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城市认同。比起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既融不进城,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城市认同也更加不稳定和非理性。有研究指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类似,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没有确立社区认同意识,而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努力去认同。但也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失根现象,认同处于迷茫和模糊状态,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城市认同,且随年龄增长,城市认同有上升趋势(王春光,2001;刘晓丽、郑晶,2013;柴民权、管健,2013)。

城市认同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心理资源,他们的这一认同状况关系城乡融合。然而,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城市认同现状的描述上,以往研究尚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认为其城市认同或好于老一代,或差于老一代,或无明显区别;二是城市认同影响因素的解读上,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广域的社会视角,关注制度、结构和文化对农民工认同的宰制,忽视了主体作用。三是以往量化研究多建立在地区性的样本之上,缺乏全国性、大规模问卷调查,这样不利于整体把握,还可能带来认知偏差。基于此,本研究使用全国8城市大规模数据,并借鉴生成结构主义的分析逻辑,综合主体嵌入和制度结构视角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问题。

(一)制度结构与城市认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伴随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问题逐渐引起关注。2001年,王春光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开启了先河。该文从身份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等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认同状况,发现他们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以及乡土认同在减弱,社会认同趋于不稳定,并认为这根源于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王春光,2001)。随后,国内大多学者均沿着他的研究思路展开。例如,周明宝(2004)从二元社会结构背景出发讨论了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和生活方式认同,认为其认同危机会引发相对剥夺感、过客心理以及游民化等后果。郭立场(2013)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囿于二元体制的城乡隔阂,未能享有基本的社会权益和应有的社会保障,父辈所遭遇到的社会认同危机在他们身上同样存在。唐兴军、王可园(2014)同样发现,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受损,市民身份与权利得不到制度确认,以及文化差异等,都成为其认同困境的缘由。

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数立足于制度和文化背景,指出二元结构是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危机的根源。一方面,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农民工可以进城,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另一方面,二元结构的依然存在,阻碍农民工市民权利的享有,及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由此带来的张力和冲突使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认同困境。笔者认为,认同本质上是认知主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代表客观外在的制度设置、文化差异固然构成影响城市认同的因素,但新生代农民工在认同过程中的主体性也不可忽视。更何况,户籍政策放宽,二元体制对农民工的阻隔和限制日渐弱化,而对城市文化生活的主观适应和融合逐渐替代户籍制度的制约,成为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柴民权、管健,2013)。因此,本文借鉴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的逻辑思路,关注城市认同形成的“二重性”,既承认结构压力,也突显主体性,并提出研究假设。

制度作为调节利益分配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规则,具有确认公民的合法身份并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功能(唐兴军、王可园,2014)。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形塑过程中,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已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特有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的特征所决定的(王春光,2001;柴民权、管健,2013;郭立场,2013)。二元体制是我国最为鲜明的社会制度,这一体制通过户籍制度得以稳定和固化,使我国出现了行政主导下的社会分割。在这一制度设置下,农民工既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社会大众广泛承认的社会身份。同时,二元体制的作用还渗透到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造成了人为的城乡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流通阻隔与分离(柴民权、管健,2013)。

在制度结构因素取向上,本研究重点考察福利享有、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诸多研究表明,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了各方面的社会排斥。首先是制度排斥,虽然

生活在城市,但不能取得城市的户籍就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被城市所接纳,社会保障、合同签订、公共服务等方面明显欠缺,尽管部分城市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执行效果不理想,致使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焦虑。其次是社会排斥,二元结构不仅在制度上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隔离,还引发了市民在心理和行动上的排斥,致使他们时常感知处于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中,比如歧视。第三是文化排斥,二元结构往往诱使人们从城市(或迁入地)的角度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致使他们产生心灵上的震撼、迷茫与痛苦。总体上,这些不利的制度结构变量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削弱了他们的归属感,进而带来认同危机(蔡禾、曹志刚,2009;王毅杰、丁百仁, 2014;唐兴军、王可园,2014)。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a:相比之下,享有迁入地社保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越好;假设1b: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迁入地的社会歧视越少,城市认同越好;假设1c:新生代农民工家乡文化与迁入地的相似性越高,城市认同越好。

(二)主体嵌入与城市认同

认同是自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它不仅有结构性的一面,还取决于自我行为的响应。塔杰菲尔和特纳指出,面对消极的认同环境,自我有3种应对策略:一是社会流动,即离开内群体,努力加入更好群体;二是社会竞争,若内群体看起来较差,他会证明原因是什么,或以某种方式攻击外群体;三是社会创造,包括精神骗术,帮助人们对内群体有更好的感觉(王开庆、王毅杰,2011)。最近国内也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并非镶嵌于社会结构中的固定角色,而是不断探索适合自我的身份定位,对社会认同进行主体性的建构(汪新建、柴民权,2014)。

笔者把新生代农民工积极主动与迁入地所进行的链接、互动或努力,称之为“主体嵌入”。“嵌入”是波兰尼较早用来刻画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术语,他认为,大部分时间“不是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嵌入经济系统”,“脱离嵌入”会对社会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破坏(Polanyik.,1957)。本文借鉴了“嵌入”蕴含的链接意涵,使用“主体嵌入”表达行动者认同建构和管理的能动性。从城市社会的系统性(至少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来看,主体嵌入表现为一项系统的活动集,涉及行动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嵌入。

一般来说,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嵌入情形较好,则意味着自我有效地参与到城市社会系统,具备链接性,城市认同也较好。首先是经济性嵌入,通常由新生代农民工在迁入地市场的行为结果,比如经济成功、消费表现等来反映。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迁入地的经济成功有利于认同建构(刘晓丽、郑晶,2013);其次是社会性嵌入,积极投身迁入地的团体组织或社会活动是其重要表现,与公共场所的一面之缘、点头之交相比,它们是一种组织性、情感性更强的群际接触,有助于深入理解,增强认同感;第三是文化性嵌入,迁入地方言是显著的地域文化标识,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实现个人认同和对角色的追求。比如,盖尔在奥地利的村庄调查发现,随着该村由农业向工业转变,村民语言使用出现了由匈牙利语向德语的转变,因为前者是农民的象征,而后者是新阶层——工人的标志(Gal,1978;Hazen,2002)。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a:农民工的经济性嵌入越强,城市认同越好;假设2b:农民工的社会性嵌入越强,城市认同越好;假设2c:农民工的文化性嵌入越强,城市认同越好。

(三)流动特征与城市认同

此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流动是其重要的身份标识之一,而流动经历不同,也会对城市认同产生影响。本研究考察了务工时间、务工距离和务工城市三个流动特征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内在关联。从务工时间来看,诸多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到迁入地都会存在短暂的

不适应,而随着务工时间的推移,这种不适应会慢慢修复。较长的务工时间可以使他们更加熟悉迁入地,同时积累更多生活资本,加强与迁入地的联系,如稳定就业、新社交圈。从务工距离来看,它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还有可能附加某种社会意涵。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但是限制人口流动的事实壁垒仍然存在,其中较重要的就是区域壁垒。除却文化差异之外,许多福利待遇往往有很强的空间隔离性,因而在同一区域内流动的人口更容易获得身份认同。从务工城市来看,我国的城市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等级划分,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大,无论是开阔视野,还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便利性都具有优势,然而,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融入并获得身份认同的难度也越大(侯亚杰、姚红, 2016)。据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a: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时间越长,城市认同越好;假设3b: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距离越近,城市认同越好;假设3c: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城市等级越高,城市认同越差。

(一)数据来源

(二)变量与测量

三、数据、变量与测量

数据来自2014年国家卫计委组织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专题调查”,它建立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以下简称“大调查”)之上。“大调查”在2013 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基础上建立的抽样框中选取,使用了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而专题调查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等八城市(区)“大调查”抽中的样本点进行。调查的流动人口,指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 ~ 59周岁流入人口。结合本研究需要,甄选出新生代农民工有效样本7451 份。 1.因变量:城市认同城市认同指行动者对迁入地的情感体验和身份归属。本研究中用“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三道题构成的四分量表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表 1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得分的平均值是73.24(标准差是 20.20),这意味着他们对迁入地的情感体验和身份归属是比较积极的,城市认同总体状况良好,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间,而且较大的标准差也表明城市认同分布状况在该群体内部不太均衡。2.核心自变量:制度结构、主体嵌入和流动特征制度结构,即认同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本研究选取了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相似。其中,社会保障用“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否有医疗保险”和“是否有失业保险”来度量,若拥有其中任何一项,则标记为“社保享有”;社会歧视由“感觉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感觉本地人不喜欢我”和“感觉本地人看不起我”三道题构成的四分量表来度量;文化相似,用“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人存在差异”“我的衣着打扮与本地人存在差异”“我的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与本地人存在差异”和“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人存在差异”四道题构成的五分量表来度量,分析时将其反向赋值,转换为文化相似。

主体嵌入,彰显了主体在认同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至少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

其中,经济性嵌入用职业层次、收入回报和地位变动等代表经济成功的变量来度量,题项分别为“您目前职业类型?”“您的月收入?”和“与全社会人相比,您的职业、收入位置怎样?”社会性嵌入主要反映在组织和活动参与方面,组织参与用目前在“本地工会”“本地志愿者协会”“本地党(团)支部”“本地其他组织”来度量,若加入其中一项则标记为“有过”组织参与;活动参与用近期在本地参加过“社区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评优活动”“其他活动”来度量,若参与其中一项则标记为“有过”活动参与。文化性嵌入主要考察对迁入地方言的掌握和使用情况,分别用“对本地话的掌握程度”“与本地人交流时一般说哪个地方的话”来度量。

流动特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身份标识。这里主要选取了务工时间、务工距离和务工城市。务工时间是包含了从第一次离开户籍地(县级)年份至今的时段。务工距离,用本次流动范围来衡量,分为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两类;务工城市指目前务工所在城市,并根据城市等级区划,分为一线城市和其他两类。

3.控制变量。除此之外,还将性别、受教育年限视为控制变量。

(一)模型说明

四、研究发现

阶层回归分析是一种区分成多个步骤,逐步依序来进行的回归分析,它是一种验证性的技术,有助于检验研究假设;同时,它还能够显示各区组的增量,有助于了解不同变量贡献的解释力(丁百仁,2014)。因此,笔者采用此种回归方法,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为因变量,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依次纳入流动特征、制度结构和主体嵌入三类变量,形成四个模型,表2即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

认同阶层回归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一呈现的是控制变量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统计显示,F=9.440,调整 R2=0.002,P<0.001,性别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二继续添加了流动特征,统计显示,F=65.935,调整 R2=0.043,P<0.001,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务工时间、务工城市和距离三个流动特征变量均在0.00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添加了制度结构,统计显示,F=124.803,调整 R2=0.121,P<0.001,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流动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制度结构变量也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四接着纳入主体嵌入,统计显示, F=59.245,调整 R2=0.139,P<0.001,在主体嵌入变量中除却收入等级之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回归系数的通过情况与模型三相同。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因素与假设验证

经检验,四个模型均通过了F的统计检验,最终回归模型的调整R2也达到了 0.139,说明回归模

型拟合效果较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流动特征、制度结构和主体嵌入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从流动特征来看,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各模型中均通过统计检验。这说明务工时间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建构,在控制其他条件下,务工时间越长,城市认同越好。务工城市和务工距离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也在各模型中通过统计检验。这意味着它们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控制其他条件下,位于一线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非一线城市的低;属于跨省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省内流动者低。这一结论符合预期,假设3a、假设 3b、假设 3c均得到支持。

从制度结构来看,社保享有和文化相似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各模型中通过统计检验。这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下,享有社会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没有社会保障者高;与迁入地文化相似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文化差异者高。社会歧视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也在各模型中通过统计检验。这说明,感知社会歧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感知没有歧视者的低。由此可见,制度结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具体表现为,不利的制度结构会降低城市认同,而有利的制度结构会提升城市认同,与已有研究一致,也符合预期。假设1a、假设 1b 、假设 1c 也都得到支持。

从主体嵌入来看,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主体嵌入情形密切关联。在经济性嵌入方面,职业层次和地位变动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层次越高,地位变动越积极,城市认同感越强,而客观收入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在社会性嵌入方面,组织参与和活动参与的回归系数也都是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迁入地的组织参与和活动参与能加强彼此理解,赢得归属感,提升城市认同;在文化性嵌入方面,方言掌握和使用的回归系数同样均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掌握和使用带有地域文化标识的方言能够拉近与迁入地的心理距离,形成城市认同。这意味着,在城市认同的形塑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能动性也发挥作用,有利于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改善自我认同。总体上,也与预期较为一致,假设2a 得到部分支持,假设2b、假设 2c均得到支持。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生成张力分析

生成结构主义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方法论,它是基于结构主义又超越结构主义的,并以此证明: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结构)的关系,而是一种所谓的“相互持有”的关系,主体的行为并非只是结构规则简单、自动的强制效果(布迪厄、华康德,1998)。在这一方法论指引下,笔者坚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并非完全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反映,而是在本质上体现了自我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是彼此互动的产物。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既受限于制度结构,还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形,佐证了这一观点。但是,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形成也蕴含着强大的生成张力,见诸于制度结构与主体嵌入之间的关系中。

一是制度结构与主体嵌入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制度结构和主体嵌入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表2结果显示,制度结构变量对城市认同的相对贡献率是 0.078(ΔR2=0.1220.044),而主体嵌入变量的仅为0.019(ΔR2=0.141-0.122)。这说明,制度结构的作用要明显大于主体嵌入。然而,在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制度设置大多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与本地市民相比有很大落差,而且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也都没有涵盖新生代农民工,部分城市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政策虽已涵盖,但执行效果不理想。有学者指出,当前现实是大量的公共政策与制度的公正性缺乏,它们非但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权益保障,反而成为他们争取市民身份与待遇的一道道屏障(唐兴军、王可园,2014)。这使得诸多制度结构变

量直接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强大负向源。

二是制度结构对主体嵌入的有力渗透和制约。主体嵌入是自我对城市社会系统的积极互动和链接,而这一嵌入情形虽然彰显了个人主观努力,但也依托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尤其是制度结构。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布迪厄曾以“场域”这一概念取代“社会”,他就指出,“场域”就像一个磁场,它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会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布迪厄、华康德,1998)。对于来到迁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主体嵌入实践离不开现有的关系构型,户籍及其附着制度固化的社会分割和隔离是最显著的场域特征,尽管政府不断优化改革,但落实到位仍有一定的时滞期,还将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嵌入。有研究发现,在此结构中,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的市场兑换不足,而且他们多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消解了城市参与和适应的自主努力(杨菊华,2015)。这会弱化主体的认同建构和管理效果,使他们的城市认同无法达到内心预设的程度。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经验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及其影响机制,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城市认同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本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状况总体良好,但其内部分布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第二,制度结构仍然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局面虽然有很大改善,但本研究发现,它的存在和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制度保障、社会歧视,还是偏见视阈下的文化差异理解都不能忽视。第三,主体嵌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建构和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发现,城市认同形塑表现出相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领域的积极链接和努力均有利于认同重构。第四,流动特征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标识,其一旦与社会现实(比如跨省流动会导致文化差异变大、社保衔接困难等)勾连起来,也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城市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关系到城乡融合,意义重大。结合本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化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层面,不断创新和完善城乡一体化,优化制度环境。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各种制度仍然是最大的束缚和不公,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背景下,应强化政府的主体作用,一方面,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就业、社保、教育等体系,通过制度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与地位,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更要加强服务和监督,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其次,在社会层面,不断加强正确引导,营造平等氛围。城市社会的条件和情境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背景环境,而包括歧视在内的不友好环境会对他们的城市适应和认同带来压力。政府和媒介,一方面做好宣传工作,辩证地报道新生代农民工,帮助市民消除错误认识和固有偏见,另一方面,培育城市包容心态,理解并接纳他们。第三,在社区层面,不断开展便民服务,搭建交流平台。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起点和落脚点,也是服务他们的切入点。在倡导“农民工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的宏观情境下,应发挥社区的连接和桥梁作用,一方面,敞开接纳大门,鼓励他们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组织、公益和娱乐活动,同时把他们纳入各种选先评优活动中;另一方面,增加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在个体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应不断提高自我能力,促进主体嵌入。主体嵌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认同建构和管理的重要推动力。他们除了做到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觉醒,认识到主体嵌入的有用与可为,还应注重资本的积累,增强自身能力,这既包括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也包括学习

流入地的文化习俗等,从而改善主体嵌入的实践效果。

注释

①转换公式为:转换后因子值=(因子值+B)×A 其中,A=99/(因子最大值 - 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

小值。得分值位于1 ~ 100分,分数越高,归属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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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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