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的就地城镇化:转换、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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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地城镇化对本地农村青年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珠三角G市D区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青年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经历了身份特征、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路径的城镇化转换。就地城镇化一方面促进了农村青年“人的发展”,使农村青年借以获得更丰厚的集体经济分红和土地升值红利,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培训,开拓更广阔的职业空间以及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但另一方面,部分农村青年在就地城镇化转换过程中也表现出种种不适应,从而陷入价值认同困境、职业发展困境、社区参与困境和群体融合困境,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社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关键词]农村青年;城镇化;转换;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2-0051-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2.007

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城镇化有两种最基本的模式:一种是农村青年通过升学就业、进城务工经商等竞争性途径实现农转非而向城镇迁移的异地城镇化模式;另一种是农村青年在原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在一些研究中,这两种模式又分别被称为主动城镇化(竞争性城镇化)或被动城镇化(政策性城镇化)(李磊,2008;李颖晖,2014)。近年来,就地城镇化越来越受关注,因其低社会成本和更契合中国实际被认为是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佳选择路径,著名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则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朱宇,2012)。2015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6.1%(国家统计局,2016),其中就包括沿海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地区大量本地人口的就地城镇化。青年在城镇化过程中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有学者甚至断言“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青年的城镇化”(郗杰英,2008)11。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异地城镇化模式下以进城务工青年为代表的迁移青年的研究,对就地城镇化模式下本地农村青年的研究很少。实际上,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对当事青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作为一种被动而非主动的城镇化模式,就地城镇化对农村青年产生的影响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2014 年 7月,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单位在广东省G 市 D 区开展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专题调研。G市 D区地处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中部,是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区域。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集体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中,问卷调查以村(居)18 ~ 35 岁本地农村青年为总体,在全区7个镇(街)中随机抽取20个村(居)作为抽样单位,根据村(居)提供的符合条件的青年名单按等距离原则抽样。发出问卷500 份,回收 490份,有效回收率为98%,样本平均年龄27岁,男性占47.5%,女性占 52.5%。在问卷调查的同时,召开了7场农村青年座谈会。D区的调研资料展示了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鲜活的生活图景。

一、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经历的转换过程

广东省G 市 D区的城镇化之路在珠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特点是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依托,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即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原居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就地就近市民化、就地就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身份特征转换:户籍非农化,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源素质快速提升

2011 年,广东省G 市 D 区 118个村完成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和“村改居”工作,村民的农业户口变更为城镇居民户口,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统计数据显示, D区参加户籍转换的18 ~ 35岁农村户籍青年约 26.3 万人,占D区户籍人口的比重高达21.8%。随着包括农村青年在内的大批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至2015 年,D区居住的非农人口占的比例高达95.7%。对实现户籍非农化的农村青年的分析发现,就地城镇化的一代农村青年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他们主要是出生在20 世纪 80、90年代的本地农村青年。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出现明显回升(郗杰英,2008)5,导致目前的“80后”“90后”青年保持较大的群体规模。在D区,城镇化覆盖广阔的农村片区,涉及的农村青年数量基数庞大。第二,农村青年的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源素质快速提升。就地城镇化的一代农村青年在学龄期赶上了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普遍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幅提升。问卷数据显示,D区就地城镇化农村青年教育水平不仅显著高于其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父辈,也显著高于农村人口整体教育水平,其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50.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为49.6%,而其父辈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18.0%。可见,就地城镇化的一代农村青年是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红利的一代,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熟悉市场经济和现代城市生活,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浪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洗礼,教育培训和职场历练机会多,有的青年甚至拥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见多识广,思想灵活。

(二)生活方式转换:村庄居住和城镇就业,享受服务和生活质量城镇化

生活方式转换是城镇化的重要内涵,农村青年生活方式的转换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保留村庄居住的同时实现城镇就业。与异地城镇化居住地迁入城镇不同,广东省G 市 D区就地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村人口不向城镇迁移,而是在原居住地实现城镇化。问卷数据显示,农村青年在城镇化转换后,居住在自有宅基地建房的比例高达85.7%,而居住在代表城镇特点的商品房、房改房、福利房、农民公寓、单位宿舍和租住房的比例仅占14.3%,78.8%的农村青年工作地在村庄以外的城镇,形成了“村庄居住,城镇就业”的特点,村庄生活场域和非农工作场域发生分离,居住形态既不同于传统的农村青年,又与传统意义的城镇青年有所不同。村庄居住和城镇就业,最大的好处是在获得较高的城镇就业收入的同时,又可以通过村庄居住维持较低的生活成本。二是享受服务和生活质量城镇化。D区从“村改居”入手,通过理顺基层政经组织体制、固化股权、建设农村社区,农村自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分离,逐步构筑村民办事到社区服务中心,农村集体资产出租、出让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中心,农村资金管理到农村财务监管中心的新格局,实现管理社区化。建立起公益性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服务体系,社区服务项目包揽了行政服务、法律维权、商业购物、婚育保健、家政服务、文化教育等六大系列,农村从原来的多头管理向城市社区管理过渡,实现城乡市政、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三是城镇化转换后的农村青年流动性显著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群体流动的重要特点是农村青年的高流动性和城镇青年的低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D区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也是一个流动性降

低的过程,城镇化后青年乐于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家乡安居乐业,不愿意外出务工。已经远距离外出务工或外流迁出者,出现了加速回流的新趋势,这与欠发达地区大量农村青年加速外流表现出的“高流动性”特点刚好相反。外出求学的青年也保持相当高的回流率,他们大学或中职毕业后,宁愿放弃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而回流至自己的家乡就业(廖根深,2013),近年来大学或中职毕业生回乡就业率始终维持在7成以上(谭杰、廖根深、张应统,2014)。

(三)职业路径转换:土地被征、第三产业发展加剧农村青年就业的非农化和多元化

职业发展路径的非农化转换是农村青年生存和发展能力城镇化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D区产业结构从量变到质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产业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二三产业占的比重大幅上升。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农村青年就业。首先,从农村青年的职业特征看,实际上在土地被征前,已经有77.9%的农村青年在从事非农工作。土地被征后,户均土地规模迅速减少,土地丧失其传统的经济功能。问卷数据显示,超过76%的农村青年家庭土地已经完全被征,高达 86.4%的农村青年家庭务农收入仅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10% ~ 20%,农村青年的职业特征出现了更加明显的非农化趋势,一些传统的“三高”(高产、高质、高经济效益)农业项目甚至面临无人接棒的尴尬。问卷数据还显示,D区农村青年的父辈务农比例为46.8%,而农村青年务农的比例仅为8.5%,职业非农化呈现出代际加速的趋势。其次,在职业非农化的同时,农村青年就业的行业分布非常广泛,职业选择面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近年来,又出现了离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聚集就业的新态势,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社会服务行业,如健康、教育、金融、咨询、广告、旅游、情报信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等,更是农村青年青睐的就业方向。问卷数据显示,D区农村青年 32.3% 在外就业,16.2% 自主创业或从事个体工商业,18.1% 从事商业服务业,13.8%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19.6%处于待业状态,这正是农村青年职业非农化和多元化趋势的反映。

(一)价值认同困境

二、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面临的困境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对本地农村青年而言,城镇化转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表现在可以获得更丰厚的集体经济分红和土地升值红利,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培训,开拓更广阔的职业空间以及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等。挑战主要表现在一些农村青年虽然在身份、就业和生活服务等硬件方面实现了市民化,但在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一时难以融入现代城市社会,过往也有一些研究观察到这类问题在就地城镇化农村青年中是带有普遍性的(曾东霞、李斌,2014)。通过对D区调查资料的剖析,我们观察到农村青年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主要出现以下四方面的困境。

价值认同是指社会成员中对某类价值的内在认可或共识,由此决定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和追求。D区农村青年的父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洗脚上田”,践行广东人“崇尚个人奋斗,敢于冒险,勤奋苦干,开放兼容”的价值认同。然而,作为“洗脚上田”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村青年普遍在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中长大,是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红利的一代,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和艰苦创业缺乏亲身的经历。价值认同困境就是指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后,父辈艰苦创业的价值共识遇阻,部分青年的价值认同呈现出“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的倾向。D区农村集体经济发达,村组两级集体经济经营性资产超360亿,社员股东年人均分红超4000 元。18 ~ 35岁农村青年26万人,享受分红的约 25.4 万人,占98%。农村分红加上物业出租收入和其他福利,在保障农村居民过上较富裕生活的同时,在部分青年中也滋长了价值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过于看重和依赖户籍福利。不仅期望自己能够永远享受户籍福利,更有60%的人希望配偶和下一代可以继续享受户籍福利,部分

人成为所谓的“食红族”。有近半数的青年因为担心农村福利受到影响,不愿意搬到城市社区居住。二是“啃老”现象比较常见。一些成年的青年坐享父母家产和房租收益,不仅不能为家庭作贡献,反而不断向父母索取,要求父母承担其结婚,甚至子女养育的费用。三是上进心减退。农村青年极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外出读书和工作,个别征地款、分红较高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青年,小富即安,回避竞争,游手好闲,精神空虚,甚至沉迷于灯红酒绿和黄赌毒。问卷数据显示,问及对“生活过得去就行,不须太搏”的看法,高达36.5% 的农村青年表示认同。

(二)职业发展困境

职业发展主要指个体通过各种职业活动使自身社会资源存量增长以及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提高。当个体的职业活动遭遇障碍,导致其职业活动的成效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时,这就表明个体面临职业发展困境。就地城镇化过程大大拓宽了农村青年的职业发展空间,相应地,农村青年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和能力也应该同步增多或增强。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调查发现,一部分农村青年的职业发展长期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倒退,从而陷入职业发展的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就业意愿不高。问卷数据显示,农村青年未就业者占的比例高达19.6%。而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广东省历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以内,在全国也处于较低水平(张林,2015)。这说明未就业者占的比例远远高出正常水平,其中很多人是主动拒绝外出就业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过于贪图安逸,或受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的局限,高不成,低不就。第二,安于低质量就业。虽然近年来青年的整体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仍然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从就业岗位看,D区农村青年主要在一些对技能和文化素质要求不高的个体工商企业,以及一些农业、服务、商贸企业岗位就业,在大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较少,即使有也多系普通文员岗位,很少管理岗位,而且有明显的本地人抱团的现象。第三,有意回避职业竞争。从受教育程度看,D区农村青年中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占50.4%,文化程度并不比外来人口低,甚至要略高于外来人口,但是本地农村青年在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考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原因就在于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过于贪图安逸,有意回避职业竞争,以致严重削弱其职业竞争力。

(三)社区参与困境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我国传统农村社会从传统社区到现代社区的转型。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农村传统社会遗留的痕迹根深蒂固,注定这一转型过程任务艰巨、道路漫长。作为农村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最高,人力资源素质最好,最富现代性的农村青年群体,理应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D区调研发现,农村青年在从传统社区到现代社区的转型过程中却出现普遍的社区参与困境——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度低的现象十分普遍。以基层选举为例,许多农村青年几乎从未参与基层自治选举投票,而由父母越俎代庖,父母也从不征求青年对候选人的意见,候选人拉票也不找青年,而是找青年的父母或宗族的长老,慢慢就形成新的“乡规民约”。青年出现社区参与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受农村传统宗族观念遗留的影响。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传统社会,老一辈人牢牢掌控着社区事务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甚至包括在法律规定属于青年本人权利和责任的事务上越俎代庖,也被认为是符合乡土传统和合情合理的。其次,城镇化客观上导致农村青年越来越疏远居住的农村社区。与父辈“离土不离乡”不同,城镇化在生活方式方面带给农村青年最明显的改变是工作地和居住地发生分离。数据显示,85.7%的农村青年常住农村自建房,但是78.8%的农村青年工作地点却在村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在广州、佛山。由于他们长期早出晚归,在外读书、务工或经商,对农村社区成员越来越陌生,对社区事务就越来越少顾及。再次,社区参与困境的出现也与农村青年对城镇化的态度有关。问卷数据显示,从主观意愿上看,D区农村青年80%赞同城镇化,比例相当高。但是一牵涉到具体的改革措施,

农村青年的态度就发生明显的分化,例如,愿意放弃农业户籍的只有4%,50.5% 的农村青年希望定居城镇并保留农业户籍,45.5%的农村青年表示希望定居农村,不将户籍和居住地迁入城镇。既看重城镇化的好处,又担心丢失原有的农村福利,由此农村青年对城镇化出现了被动参与、消极矛盾的心态。缺少青年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不利于农村地区城镇化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改革和重构。

(四)群体融合困境

群体融合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要想获得长久的繁荣发展,必须妥善解决好群体融合问题。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伴随着高强度的人口群体流动,且群体构成复杂,各群体之间的歧视和隔阂司空见惯,其中最突出的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歧视和隔阂。由于外来人口多是人力资源素质比较高的青壮年人口,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就业创业这些与青年生存发展攸关的关键领域,与本地青年形成了正面的竞争,这就导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歧视和隔阂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地青年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本能地排斥外来人口,这就是群体融合困境。在D区有以下具体表现:一是在观念上,本地青年对外来人口存在明显的排斥心态。虽然在理智上认识到外来人口融入本地是必然的趋势,但在情感上难于接受。问到对“外来人口担任本村(居)负责人”“参加本村(居)负责人选举”或“参与本村(居)集体经济管理”的态度时,农村青年持反对意见的比例在六成以上,主要原因是担忧本地人的既得利益受损。二是在行动上,本地青年很少与外来人口交往。尽管外来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户籍人口,但是本地青年群体和外地青年群体的工作圈、生活圈和交友圈却甚少出现交集,表现出较长的社会距离。调查数据显示,本地青年的朋友圈中外来人口占的比例只有 3.3%,93.3% 的本地青年认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存在交往障碍,80.1%的本地青年的配偶或者恋人也是本地户籍。群体融合困境在一些青年身上也表现为心态的矛盾:一方面看重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物质红利,另一方面又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对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冲击深感焦虑;在外来人口面前,一方面表现出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感,特别在与外来人口职场同台竞争时,自信和勇气明显不足。

三、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出路

实现“人的发展”是城镇化的终极目标,然而,根据一些学术研究和新闻调查披露的资料显示,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发达和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类似D区农村青年出现的发展困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就地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广东省 16 ~ 35岁青年非经济活动人口达到238万人(不含在校生),从他们未工作的原因来看,学校毕业后未工作占9.2%,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占7.6%,因料理家务未工作占62.5%,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的占 0.4%(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从中可以发现,青年因单位原因被动失业只占很小的比例,更多的未就业是个人原因引起的主动性失业,学校毕业后未工作的比例也非常高,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主动性失业的,即大学毕业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性,以种种理由主动放弃就业,这类现象往往在相对富裕的率先城镇化地区多见。多年来,所谓“尼特族”“家里蹲”“啃老族”“食红族”等现象在一些富裕农村地区滋生并蔓延,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类青年多属于主动性失业。农村青年发展困境的出现与城镇化本身是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在从经济发展和土地升值中获得巨大城镇化红利的同时,一部分青年思想上出现了价值认同迷茫,满足于既得的富裕,贪图安逸,逃避竞争,迟迟未能完成个体素质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帮助青年适应就地城镇化转变的有效配套政策没有及时跟进也是原因之一。

这一状况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后果将是严重的。这是因为,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大量高竞争力的外来人口流入,当本地青年陷入发展困境,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在劳动力资本积累的黄金期主动失业,自愿放弃就业机会,将对一生的职业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青年就地城镇化后被群体性边缘化,这也是许多地区城市化过程大规模移民涌入后本地人口难于逃脱的历史宿命。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迎接就地城镇化的挑战呢?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利用城镇化的契机重塑青年的价值认同。加快基层组织重构,帮助富裕农民改进家庭教育,严格要求子女积极上进。重视基础教育在青少年价值观塑造中的作用,学校应开发有针对性的校本教材在中小学生中广泛使用。培养新一代青年标杆和青年典型,通过榜样示范,引导、激励青年奋发向上。二是适应产业升级要求加强青年的职业培训。职业竞争力是青年向上流动的动力和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根本保障,建议组织实施青年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以街道社区为基点,以社区学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为依托,对青年进行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一条龙服务。鼓励有条件的村居设立就业促进专项基金,探索青年福利与就业创业联动的激励机制。适应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创业就业服务。三是借助社区转型构建现代市民人际关系。在管理上实现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把人的观念从原来的乡土意识向现代市民意识转变,重建居民共有生活空间和价值理念,改造不合时宜的乡土文化,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严格规范基层社会管理参与制度和参与程序,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公民社会,组织引导青年主动适应城镇化,提升公共事务参与能力,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管理。四是建设包容性城市文化促进社会融合。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缩小居住证持有人与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通过改革在社会生态中嵌入平等元素,建设包容性城市文化,倒逼青年群体融合。通过社区教育、社区互助、社区文化活动增强青年的心理适应能力,促进新型的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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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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