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直播的隐喻:后现代视角下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

Youth Exploration - - 目录 - ■ 戴斯敏 曲天谣 杜子程

[摘要]近年,网络直播受到青年人追捧,2016年有形成全民直播之势,其出现满足了现代社会青年人的新的需求。为了理解网络直播特殊的时代意义和青年人在其中的互动过程,特以纳入后现代社会和共同体(或社群)的视角,运用大数据抓取、线上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聚焦网络直播诞生的后现代社会结构及参与网络直播的青年群体的特征,分析全民直播产生的社会根源。研究发现,在传统共同体式微的都市生活中,青年人呈现“无根基”的生存状态,全民直播本质上是青年人重建社群尝试的映照。网络直播凭借其独特的技术特点,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青年谋求归属感和自身意义提供了一定渠道上的可能。

[关键词]全民直播;后现代;原子化个体;重建社群

中图分类号:C9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3-0005-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3.001

一、研究背景

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直播已经成为青年的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娱乐方式、消费习惯和职业选择。以“泛娱乐、生活”为主的直播内容把网络直播文化带入青年视野,数据显示,大部分的职业主播和粉丝来自于“85后”至“95后”这一年龄段。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参与其中,全民直

播的时代终将到来。

网络直播平台呈现了主播高度媒体化、类型风格多样性、碎片化观看、双向互动和及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网络直播维系青年主播和粉丝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网络直播颠覆了青年群体间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话语权框架、社会交往和公共领域。眼下,凭借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网络直播已然成为青年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根源。然而,网络直播是如何在青年群体中走红的?这一过程有何特点?本文意将着眼于全民直播,纳入后现代社会和共同体的视角进行分析。

二、文献述评

(一)后现代视角下的全民直播时代

网络直播经历◎ 1.0◎时代来到直播4.0时代,逐渐具备“全民创作”和“跨平台传播”的特点,成为投资的新“风口”,直播行业在影响力、经济收入、用户人数发展迅速。2016年进入全民直播时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有的研究主要将网络直播理解为营销策略和心理需求,更多的从新闻报道、市场营销、社会心理展开原因分析,认为网络直播超越娱乐本身,提供了每一位看客“窥探、参与、成为意见领袖”等真实而平等的用户体验(赵梦媛,2016)。同时,直播成为了各大网络卖场营销、实现粉丝经济的场所,由于处于法律条例的灰色地带,关于网络直播的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

已有研究结果颇具启示意义,网络直播确实已经从各个领域渗透进现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但已有的研究对孕育网络直播的时代背景关注不足。因此,本文将聚焦网络直播诞生的现代社会结构及青年人在其中的特征,纳入后现代的视角,分析全民直播产生的社会根源。

首先,后现代性概念中“碎片化”“差异性”“变动性”与直播技术特点“双向互动”“及时性”“碎片化观看”形成的互动过程特征相一致。而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也昭示着“颜值经济”到“荷尔蒙经济”的转变。青年群体不再注重某一鲜明的、特定的特质,而更关注“感觉”“对话”“状态”,关注直播成为一种符号上的,甚至是感觉上的吸引(Lu,R,2005)。这种充满着变动性的直播互动方式,正逐步改写现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景观,并重构青年个体与他人、与城市、与社会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特征与全民直播产生的时代特征,及直播使用者——现代社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相似。现代技术的发展使青年人之主体地位提升,使感性欲望无限膨胀(穆宝清,2013),在重构传统人际关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非确定感和非安全感,呈现出无根基的生存状态(田毅鹏,2012)。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青年人的社会流动与个人现代性获得是相辅相成的,强调一种不确定的,失去联结的生存困境(李兴阳,2014)。全民直播时代正是把技术与媒体、信息与娱乐、文化与经济、现实与梦想等集中在一起,全面表征着这个现代化社会,表征着当代青年人的数字化生存(张跣,1999)。

(二)后现代社会下的社群消解与重建

西语中的Community具有“社区”和“共同体”的双重含义,而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和共同体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自然形成的、小范围的内部联系紧密的群体(张跣,1999)。因此,本文也将社群和共同体视作一致。共同体(或社群)的演进大抵呈现出这样一个脉络:从家园共同体提供认同和“自然秩序”,到族群共同体许诺共识和“创制秩序”,再到互联网以其技术逻辑、核心价值和多元语境重构功能确立承认原则和构建多样共生的生态秩序(胡百精、李由君,2016)87。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长于斯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是个体的“根”之所在,“根”是确定、具体、不言

自明的(田毅鹏,2012)。这种传统共同体是一种紧密的社会联系、守望相助的支持,使人们精神具有了依托(吴玉军,2006)122。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共同体首先瓦解。伴随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青年人面临的双重生存境遇(吴玉军,2006)126。现代性转型使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共同体逐步瓦解,现代性共同体有待重构。现代青年人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在个体化的逻辑下继续保持人们生活的价值感与确定性,获得稳固的归属感。如何重塑生活共同体,成为后现代社会下对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及现代青年人的无根基状态等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

后现代社会中,社群主义提出了重振共同体的理想,大抵存在三种可能性路径:重返前共同体、构建多元共同体(小共同体)和寻求自由与确定性的平衡(胡百精、李由君,2016)95。技术与信息的新形式占据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地位,根据社会阶级、地域和社团确定身份的传统形式已不再盛行。互联网在加剧现代共同体危机的同时,也潜隐着重建、创建共同体的积极可能性,即基于对话和承认原则构建合作共同体(胡百精、李由君,2016)149。直播等现代新媒体技术具有“创造社群”的作用,它们可以让那些利益相同的人联合起来,从而帮助人们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在不同情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刘左元、李林英,2012)。

重建或创建共同体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平衡自由与确定性的关系,这一过程中,潜隐着三个紧密关联的关键词:认同、共识、承认(胡百精、李由君,2016)150。总体上讲,全民直播就是原子化的个体构建的网络共同体团结。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共同体的狂欢活动为人们暂时脱离现实社会压力,宣泄社会情绪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人们通过各层次的共同体的建构,满足了群体归属感的需求,使共同体情结得以舒解(张荣,2015)。在直播间,粉丝的存在不仅仅受经济价值驱动,还受到成就价值的驱使——主播的“人格魅力资本化”(滕尼斯,1999)和主体性建构以一种“游戏”“狂欢”“消费”的形式呈现出来,形成一种粉丝们对自我肯定的情绪、渴望归属感的表达。

为何“全民直播”?本文认为,网络直播走红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青年个体提供了一种重建社群归属的尝试。与微信不同,直播平台不是熟人圈子(赵红勋,2016),而是“陌生人社会中的熟人网络”(吴玉军,2006)196。它以一个主播为中心,以主播与粉丝之间的认同与归属感为联结,构建链式社群的过程(见图1)。在这一过程中,直播平台凭借其独特的技术特点,不断建构与解构自我的身份,推动人的需求和技术价值的终

极融合。

因此,本文从后现代的视角分析全民直播这一社会现象,宏观上探讨青年主播、粉丝的社会经济、地理、人口上的分布特征,微观上探讨其互动过程的新特点。本文想要探讨“直播”等新技术不断发展下的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否实现超越现代社会的原子化个体,重建社群,甚至是推动社会整合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混合式路径的分析方法,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爬取

大数据的方法和线上民族志的方法。在定量的方法层面,本文运用R语言爬取国内最大直播平台“YYlive”上的主播、粉丝的地理位置信息,并以省份、城市为单位与国家统计局宏观数据做比较;在质性方法层面,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在“陌陌”直播平台参与、体会直播中主播与粉丝互动的过程,并以一个直播间为中心,通过线上民族志和观察的方法,归纳其互动模式和这一过程中的特点。此外,本文通过滚雪球的方法,共访谈了10位各类直播平台上的青年主播和一位主播的10位粉丝,他们在社会经济特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被访者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表2。

四、研究发现

(一)社会根源:原子化的青年个体

网络直播分三种类型:传统PC秀场、游戏直播和泛娱乐化、生活化直播。2016年,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泛娱乐化”直播内容受到无数青年粉丝的青睐,这也是本文将重点关注的直播类型。其主要内容是一个普通青年主播通过手机或电脑端展示才艺、“喊麦”、与观众聊天,同时观众通过聊天回应,提出要求、打赏礼物等实现与主播的双向互动,从而使粉丝经济成为主播经济收入的重要变现渠道。“泛生活化”的直播内容催生了全面直播时代的到来。

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网络直播为何受到青年人的追捧?已有的研究和报道将其解读为围观群众的猎奇心理、无聊心态。然而,个体的心理驱动不会造就全民追捧,全民直播必有其独特的时代症结。研究发现,多数受访的直播平台用户为独自来到所属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口,从事现代性程度较高的职业,工作

和生活中较少与传统血缘、地缘共同体的联结,身边亲密的朋友很少。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大量集中、高密度和高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的快节奏、高压力、人际交往的浅表化,传统的社群、共同体逐渐式微,大城市中的个体逐渐成为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

本文通过R语言抓取“YYlive”直播平台上主播和粉丝的所在地,同时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外来人口的数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各省的HDI指数作相关分析。数据显示,主播数和粉丝数均与流动人口数量以及人类发展指数呈现显著正相关(见表3),即流动人口较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同时也是吸引较多主播和粉丝的省份,如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各种矛盾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同的现代性特征(张良,2013)4。农村社会仍在向现代社会发展,大部分城市已初具现代性,极少部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已经具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快速变化,这些现代化程度高、经济发达,同时人口流动性强的大城市正由熟人社会转化为陌生人社会,原子化个体与公共生活、社会归属的割裂日益明显。与传统而封闭的共同体不同,现代都市生活是一种碎片化、感官刺激、瞬间性的汇合,生活于大都市中的现代青年人在时空观、经验方式与价值观方面有着全然不同的形态特点(吴玉军,2009)54。这种大城市青年人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流动性、无根性和陌生人社会的特点。青年个体在心理归属、身份认同、与谁同群的想象和迷茫,面临共同体意义上“根”的缺失。

正如一个看直播已有一段时间的粉丝所言:

我是上一年才来广州的,所以在这边的朋友比较少。这边的客户比较多,但是我们不会把客户当朋友。没有永远的客户,尤其当产品有问题就会更难解决了。我们公司有原则就是不和客户成为朋友。但是,朋友如果天天去酒吧,天天去赌,会影响信任度,就好像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向我借钱的时候,我就会拒绝,这种朋友可要可不要。(粉丝C)

从农村乡镇到现代城市,主播和粉丝需要重新定义自己在流动的社会中与周围人的关系。从这位粉丝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在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务实的,而没有什么关系是天然地、稳固的。

此外,从全国地域范围来看,北上广深的职业主播占23%,二线省会城市占32%,三四线城市占30%,其他城市占15%。其中,在主播分布最多的前15个中国城市中,北京和上海霸占了前两名1。可以见得,正如沃斯和齐美尔(Wirth,◎ L.◎ 1938)在社区消失论中所言,在这些外来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快节奏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爆炸式的人口密度与异质性使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逐渐被这种流

动性、无根性、陌生人的社会所代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中间联结机制失效,让身处其中的个体成为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这种原子化具体是指在社会转型期因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共同体或社群)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人们之间的联结弱化,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共同体情结,并自发地去寻求各种形式的,能够抵抗原子化个体的不安全感、释放社会焦虑的社群平台,由此为网络直播的火爆提供了现实条件。而直播平台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具有对大规模异质性青年群体的容纳优势,更因其将可视化与弹幕文化、打赏文化、多向互动等多项特点相结合技术优势吸引了一大批“原子化个体”在其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社群”,逐渐成为释放社会情绪,满足群体归属的平台。这也是为何现代性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流动人口越多的城市网络直播行业越火爆的根本原因。

(二)微观互动: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

在后现代的视角下,本文将以时间作为分析的突破口,运用微观视角梳理直播间中主播和粉丝各自的行为特点、二者的多向互动及意义建构,去尝试剖析在大城市下原子化的青年直播热背后所体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1. 进入节点——无聊与围观无论是主播还是粉丝当被问及进入直播场域的动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原因归结为一点——无聊。

对于主播来说,以一定的资本如颜值资本为基础,伴随着“无聊”的生活状态及心理状态,懵懂地开始面对镜头。对于受众来说,无聊、围观、凑热闹心理,是他们一开始进入直播平台的源动力。随着网络直播进入4.0时代,只要有一台手机就可以随走随播,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这种近乎零成本、零门槛的特点使各大直播平台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拥有大量的涌入者,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无聊”的人。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无聊”的人?为什么人们会常常感到缺人聊天?这种集体的意义缺失的状态又缘何而生?这种群体性无聊的现象又是否是一种特定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的产物?

首先,回顾上文所说的在经济更为发达、人口流动更多的地区,直播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在这样的地区中,原子化的青年处于流动的、无根的、陌生人的、共同体消解的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传统遭到了质疑和打破,与此同时,社会的浮躁之风让原子化的青年难以对人生、社会有深刻的思考,这导致他们产生信仰的缺失和意义的消解。为了应付大城市生活热闹与无根的风格,原子化的青年表现出一种被西美尔称之为“懒洋洋”的特殊态度,他们甚至达观地承认自己只是委琐而卑贱的人,所以不想活得很沉重,只选择“快乐”“玩”作为自己一生的作业(王玮,2011)。于是,迷茫、彷徨、无聊、寂寞接踵而来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在大都市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不断地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多是表现在国家层面。对于其中原子化的青年来说,虽然生理和安全的低层次需要得到了相对满足,但是各种应运而生的高层次需要,例如被尊重的需要,社交的需要,休闲娱乐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共同体消解的社会都很难得以满足。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使得青年人的眼界开阔、预期升高,而实际条件的限制却给大多数人浇了一盆冷水。这种“动机挫折”在现实社会中很难自然消解,并不断传染和蔓延,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的不满和意义缺失状态,导致了群体性无聊现象的产生。

这些“无聊”的青年企图借助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来排遣无聊的心态。尤其是看到直播间这么火,就带着围观的心理也去看看热闹。同时素人泛生活的直播间,在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原子化个体窥探其他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的窥私欲和猎奇心理。通过广泛的“跑骚”等,涌入直播间的青年对这一场域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时候分野产生了,或是匆匆离开,成为“过客”;或是停留下来,成

为“粉丝”和“主播”。

就我们访谈的多个“过客”而言,离开大多因为主观上将素人秀场类直播判断为没有技术性、浪费时间,表现出轻视、甚至鄙夷的态度,这些人大多出于理性认为直播不能为他们带来实际性的效用与提升。而停留下来的人,无论是主播还是粉丝,都在直播的场域中找寻到了某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本文将重点分析他们之间微妙的多向互动关系和意义建构。

2.社群形成——氛围与情感

(1)适应经历了双向选择的机制之后,意于停留的青年,开始了在这一场域的“社会化”的过程,伴随着倾注时间的积累,通过观察、模仿、学习去习得在这一场域的一套行为规范,并企图找到自己在这个场域中的独特的位置和意义感及自我归属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场域表现出的“集体在场”特征:一方面主播面对的是未知、庞大、异质性强的观众群体,并在这种场合下,将自己的私人生活领域公开化。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观众”来说,他们也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在直播间上的一言一行亦受着无数个“他们”眼光的注视,所有这些都将凝结成其昵称和头像背后的符号意义,影响着其在直播间中的“自我再造”。大家都被卷入到这样一种未知的“集体在场”的场景里,既新鲜、刺激,又忐忑茫然。

(2)求真如果说在“菜鸟”阶段参与者因为对新规范的学习而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己,那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他们则开始了“求真”。

对于主播来说,即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资本进行个人表演、自我重塑,去“放开做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直播间的个人风格。

而对于粉丝来说,在这一阶段,他们明显地移植了自己的个人喜好,并寻找到一个或多个对味的主播。有的粉丝因为出手阔绰而成为直播间中的土豪,成为“主角”;有的粉丝因为常常在某一直播间中说话,而成为“意见领袖”;有的粉丝既不发弹幕和主播及粉丝们互动,也从来不花钱刷礼物,但他们默默地关注着直播间的一举一动,“守护”着自己所喜爱的主播等,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

(3)社群无论是主播还是粉丝都很强调一种直播的状态、氛围和互动,正是这样的互动感满足了每个人被听见、被记住、被理解的需求,且营造了一种狂欢的感觉。而这也正是原子化的青年在社群消解的社会难以得到满足的。

你又不是开演唱会,关键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说你要唱得像宋祖英一样,重要的是一个氛围。(主播H)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场域对情感的强调,主播以其个人特质吸引到一群停留在其直播间的粉丝,他们之间多向互动着,付出和交换,并培育起一种情感联结,这种氛围和情感营造出一种同在一个“社群”的感觉,尽管直播间都是一些来自天南地北、有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但直播间消弭了这种地理的、真实的社会网络的局限性,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动机焦虑、身份焦虑等,暂时性地营造出一个虚拟的“社群”。

同时这种强调氛围、状态、情感的社群,体现了一种由“颜值经济”到“荷尔蒙经济”,“粉丝经济”到“社群经济”的转变,即人们不单单看脸,还要看你的性格对不对我的胃口,还要看我们

之间的情感联结。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乐于给主播打赏,一方面,出于“社群”感的情感联结所催生的消费式融入的冲动。另一方面,大方的打赏者不仅可以登上打赏排行榜,也会因为主播的屡次点名感谢而成为社群里众所周知的红人。

这种“社群”的形成与前面的每一阶段都不可分离,正是经历了菜鸟阶段的迷茫、无所适从, “求真”阶段对“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我更喜欢真实不做作的主播”等的追求,一个个以微小的直播间为单位的社群才得以建立起来。因为“求真”每一个直播间或多或少带着不同主播各自不同的个人特质,而不一样的主播又会吸引到不一样的人,这些人天然地具有某种联结纽带,并通过各个直播间各种各具特色的互动,使得每个直播间的“社群”具有一定的内在性和排他性。

因此,每一个以主播为核心,以各具特色的直播间为单位的社群形成过程,与以下三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后台交往、生存交往的情绪性。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往往受到理性的控制,然而,直播间依托于其网络的情境,具有较好的匿名性、随意性,粉丝们可以在其中“畅所欲言”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对真实世界中因自我所产生的后果,因而有一种“自我属性”的膨胀,即一方面粉丝们可以按自我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择交往对象、交往方式,而不需像现实社会中那样受到来自地位、角色、财富等外在力的制约,表现为一种雅思贝尔斯所说的第四种交往境界即“生存交往”(何明生, 2011);另一方面情感化、非理性的表达突出,表现为如戈夫曼所言的一种区别于仪式化、规范化、礼仪化的“前台交往”的“后台交往”。而这种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结构性束缚的交往方式,具有社会心理上的“减压阀”的意义,易于社群的建立。

同处于网络情境,为什么微信和微博却难以成其为一个社群呢?对于微信来说,更多是现实中熟人圈子的交往,仅仅作为一种方便现实世界中交流的工具,没有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对于微博来说,完全的匿名性和延时的评论消弭了情感联结的可能。直播平台则因为主播直接面对镜头,透过这样的镜头,粉丝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人和“真实”发生的事,具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半匿名性”,同时借助其及时的双向互动这一特点,让这种情绪性的后台交往和生存交往成为可能,从而超越了现实世界中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工具合理性下社群难以建立、传统共同体消逝,人不断趋于原子化的现象。

其次是小生活、小叙事的互动性。基于线上民族志观察,我们发现直播间中无论是唱歌、跳舞、“喊麦”等的表演,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都是非常日常化生活化的,表现出一种随便、不规范、没有特定目的、没有戏剧性情节的特点。

直播这个场域下,青年们似乎更想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他们不对戏剧性的生活感兴趣,而是对于某种琐碎的“生活流”倾注了更多的关切。这样一种生活情境和大多数的人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关系,由此,无论现实生活中处在何种社会地位的人,都能轻易从中获得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并顺理成章地催生了互动感。这种源自于“平庸性”的小生活、小叙事的互动感,看起来意义极为中性和暧昧,有一些无聊和消极的因素,但却实实在在让参与者成功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意识、共同的仪式和“传统”,从而打下了归属感形成、社群形成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虚拟、现实的赋权感。或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守护别人,或是肯定自己的价值,或是改变一直让自己不甚满意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赋权”之感。

对于粉丝来说,在直播间中发表评论,进行线上线下的交流,是社交需要的一种体现。当看到自己的言论出现在屏幕上时,当送出礼物受到主播的点名感谢时,可以获得存在感并得到某种满足。这同时为那些缺乏勇气与他人进行面对面互动的内向者提供了适应的方式。他们既能在适当的时候沉默,也可以保持绝大多数的围观状态,但更为重要的是,即便不主动参与沟通和言语表达,仍然可以

参与和了解直播间中的人际互动和讯息。

对于主播来说,这种自由而又受人追捧的工作,公开自我、让人围观,收获来自粉丝们的鲜花和掌声,这种受人关注的感觉,受人关心的感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她们得到他人认可和关注的需要,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提升。而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主播们表现出来的一种自信与享受。

如果把直播间看成一个虚拟的世界,这种“赋权”对现实世界带来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当人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穿梭生存时,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呈现出一种类似于米德所说的“i”和“me”的互动关系。由于虚拟世界带来了改变现实中自我的可能性,创造了塑造期望角色的理想空间,因此,为“换一种活法”提供了机会。同时,借用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在直播间,参与者不仅以他人为镜,而且能够以在直播间中的“我”为镜,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某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实现意义感、掌控感和赋权感。

由此,基于这种后台交往、生存交往的情绪性,小生活、小叙事的互动性,虚拟和现实世界相互生成的赋权感,一个个在“集体关注”和“共有情感”的基础上“互为主体性”的社群便建立起来了。社群里的人团结在主播周围,拥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相对一致的喜好、相对一致的话题,人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种短暂性的身份认同感,填补了现实生活因身份迷失、个体的原子化、社群的瓦解导致的空虚。通过这样的消费式的融入,狂欢式的赋权及情感联结,以直播间为基础的“社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子化的个体主义,构建了一个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有一定归属感的互动型的人际关系圈。

(三)新社群的特点

依托于诞生在后现代背景下的新技术,主播和粉丝通过直播间建立起来的新社群,一方面承载了传统社群的基本特点,如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有着共同的仪式和传统、凝聚着归属感和责任感的人际互动集合体,这是其区别于亚文化群体,成为社群的立足点。同时,这种新社群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表现出其独特性。

1.碎片化的人际互动关系发生在直播间这一新社群的人际互动关系,表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特点。首先,在时间、空间上,主播开播没有固定的时间,随时随地可以开播。而观众也不会守着手机或电脑一直看直播,大多数亦是在闲散时间的随机观看,同时多处于一种“多任务”的状态。其次,在内容上,主播一般只是随便唱唱歌,跳跳舞,侃侃一些有的没的话题,中间还夹杂着和观众的互动;而观众亦随时通过发表言论、送礼物等进入并打断。这使得在直播间的人际交往有浅表化和碎片化的趋势。这种人际交往的碎片化显示出反语境的特点,让信息脱离所赖以产生的具体情境,从而赋予新的意义。相对于原先的语境而言,碎片化意味着解构;相对于新的语境而言,碎片化意味着建构。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意义的“无根”和虚无缥缈,与后现代背景下现实社会中流动的原子化的个体无法把握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状态如出一辙。

2.虚拟和现实世界相互渗透虚拟世界必然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某种复制,它根源于现实生活但又有所区别。这造成了在直播间发生的人际互动、自我展示与自我建构、价值观等都与真实的生活交织及杂糅,表现出亦真亦幻的现象。

一方面,参与直播平台的青年强调求真,并认为直播间中的互动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真正的朋友关系,但当回到了现实世界中,他们仍然会怀疑这样一种关系的真实性。这种社群的联结感和关系,更多像是截断在直播平台上。虽然在时间和记忆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互动、所有的关系都是真实发生的,但又由于其终究发生在一个半虚拟的世界之中,始终与真实世界有一层朦朦胧胧的隔膜。

这种虚拟和现实的相互渗透特点,除了表现在人际关系上,还表现在权利结构上。本文认为这

种权利结构和现实世界中的权利结构是一种部分的同构性。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声望、财富等决定了其社会地位。而在直播间,参与者在其中所处的地位由一个个公开的外显的数字所展示,如级别、粉丝数、赠送礼品总额等等,这些是靠在其中倾注的时间、金钱、精力所支撑起来的。像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有向上流动的倾向,与人交往受双方身份地位的影响,在直播间这一社群中,“级别”亦是影响其交往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者也在不断地、积极地“升级”,同时会根据主播或者粉丝的级别而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和互动方式。如不会尝试约级别高的主播见面,级别高的粉丝一般不会搭理级别低的粉丝等等。

在直播间的权威认同标准和现实也是部分同构的,除了很大程度上靠金钱刷出来的级别外,身份型权力(如房管,即某一直播间的管理员)、魅力型权力、话题型权力是其主要的权力来源。当然,在直播这一特定的场域中,更为强调个人的幽默感、情商和颜值。会忽悠、会讲段子、会“套路”别人的成员能获得更多的共鸣从而获得在社群中更高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直播间承载的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的差别,但由于其与现实的部分同构性,这个社群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了现实社会中的交往秩序,而这为其超越现实的原子化带来了根本的限制。

3.瞬时性与流动性一方面,人们可以随时进入直播平台,也可以随时消失,可以是一时下线也可以是永久离开,可以轻易地选择再也不去某个主播的直播间,可以随时决定再也不开播消失在镜头之前,而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强烈地表现出了后现代性下流动性的特点,没有什么是稳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流动的、复生复灭的。联合碎片化反情境、反语境的解构和建构的特点,重要的是此时此刻的氛围、状态和情感。

另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中的交际不同,在直播间的交际是虚拟的、无需负责的、轻松的,无需牵责于灵魂的难抑与命运的煎熬。与鲍曼所言的“轻灵的现代性”相似,这其实是现代生活的另一特征:我们依赖于网络胜过于依赖于彼此,当虚拟比真实给人的感觉更真更“轻”时,人们就更愿意生活在虚拟中(从易,2016)。

五、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全民直播现象展开宏观和微观分析,本文认为,全民直播现象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大都市传统社群消逝的背景下,处在原子化的生存状态背景下青年的一种重建社群的尝试。

但是,这种依托于诞生在后现代背景下的新技术而建立起来的社群,呈现出碎片化、对现实的部分同构、瞬时性、流动性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的特质。也因而,这种在后现代原子化生存状态下重建社群的尝试没能超越后现代化,反倒成为了一种后现代文化的体现和载体。除此之外,本文发现,直播平台社群构建的本质上是一种消费式的融入,是一种利益交换,寻找归属感不是其最初目的。因此,直播平台难以成为长久的社群。

直播平台,应运传统共同体消解背景下的现代社会需求而生,注定无法跳出青年对不断增加的欲望的无限追逐。然而本文认为,直播平台的技术特点,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青年谋求归属感和自身意义提供了一定渠道上的可能,是“陌生人中的熟人社会”(吴玉军,2006)。由此,正如威尔曼(Leighton,◎ B.,◎ &◎ Wellman,◎ B.◎ 1979)对于“社区存在与否”的社区解放论中所言,这种社群终将从既定的规则中解放出来,不断发展的新技术终将能够突破既定的社会结构,跳出欲望的出发点,从而为后现代社会提供整合的可能。技术可能阶段性或局部地反客为主,而人才是在对话中达成认同、共识

和相互承认的主体,理应借助互联网主动改变想象、重构共同体的观念和方式随着直播平台不断走向规范化与专业化、随着5G、V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理由相信,原子化的青年终将在其中找寻到重建社群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从易,2016.全民直播,全民无聊?[N].南方周末,07-13.何明生,2011.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百精,李由君. 互联网与共同体的进化[J].新闻大学,2016(01).李兴阳,2014.“流动农民”的个人现代性与多重文化体验——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的“流动农民”形象研究[J].中国电视(01):20-23.

刘左元、李林英,2012.新媒体打破了以往社会分层的对话机制和模式[J]. 新闻记者,(04):95.穆宝清,2013.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151-158.滕尼斯,1999.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 商务印书馆.田毅鹏,2012.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以社会原子化为分析视角[J].探索与争鸣(12):65-69.王玮,2011.网络群体无聊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吴玉军,2009.共同体的式微与现代人的生存[J].浙江社会科学(11).吴玉军,2006.流动的现代性与无根基的人[J].浙江社会科学(04).张良,2013.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重建[J].浙江社会科学(03).张荣,2015.从网络狂欢看互联网时代的个人、共同体与社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2):73-80.张跣,2016. 重建主体性:对“网红”奇观的审视与反思[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06):1-7.赵红勋,2016.互联网逻辑下微信传播的圈子结构及拟态交往[J].视听(03):20-24.

赵梦媛,2016. 网络直播在我国的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J].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08):29-32. B WELLMAN,B LEIGHTON.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J].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979(3):363390. LOUIS WIRTH,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4. RACHELLU,2016.China' s‘HormoneEconomy’:MonetizingMaleLoneliness[J].ForeignPolicy.

TONY BLACKSHAW & ZYGMUNT BAUMAN, 2014. China’s ‘Hormone Economy’: Monetizing Male Loneliness// RACHEL LU. Foreign Policy,London: Routledge,2005:93.

WELLMAN B & LEIGHTON B., 1979.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J].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4).

图 1 网络直播间社群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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