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文化”:作为新人类一种自为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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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处底层低俗前行的凤姐与个性自在坚韧拼搏的傅园慧,作为新人类的两个符号表征着当下中国青年“杂草文化”的现实背景。当下新人类所居“杂草文化”逐步走向自由不羁、丰富多元与底层世俗态势,其新潮的媒介方式、便捷的文化表达、复杂的精神期求是其特色的三大表征;这种悖逆正统观念的“杂草文化”呈现了青年文化本身芜杂而包容的本质,其中的自为拓新活力与自然发展伦理有利于促发新人类精神的繁荣。

[关键词]杂草文化;新人类;底层世俗;自为性拓展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3-0024-06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3.003

在“恶搞”“御宅族”“COSPLAY”“杀马特”“恶意炒作”等大量青年亚文化出现之后,新人类所居的种种“杂草文化”背景已经显而易见。(张天潘,2013)这里所谓的新人类,是指共享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化生活而成长的“80后”“90后”年轻世代。而“杂草文化”一词,则严格说来属于一种隐喻性而非实证式的文化概念。尽管其具体内容、精神本质、外在特色及产生原因等内涵与外延都难于一言蔽之,但它很多时候仍可以拿来生动地意指当下新人类所处的一种青春文化背景。这些新青年深受多维媒介生活与物化消费时代的影响,大多浸润于当下某种底层、世俗、矮化、混杂、荒芜、逆反的社会文化表象,却也不时能自为地获得蓬勃生长、坚韧存在与执著发展。当然,对于这种不同于主流的种种青年亚文化生态,人们也时常轻易而急迫地表达着诸多贬义、疑虑、不安等情绪及态度。

一、凤姐与傅园慧:“杂草文化”生态下的两个样本

在中国近年来大众熟知的网络红人中,“80后”的凤姐罗玉凤无疑是较为特殊而突出的一个符号。因一系列“雷人”行为与“搞笑”言论,凤姐相当长时间曾在网络上成为大众不解、谩骂、嘲笑、诋毁和侮辱的对象。而凤姐本人则自言,其在国内工作和生活期间,她的身份与人格都可谓已“低贱到尘埃里”,一直在“和某种隐秘的,难以形容的,无可名状的规则”较劲。这位大众眼中无比“奇葩”的女子,以其“比城墙还厚的脸皮”让“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在逃离了“家庭的贫困”与一系列“强烈的挫败感”“屈辱”和“失望”之后(罗玉凤,2017),去到美国一家人们眼中仍属“社会底层”的美甲店工作。而特别有意思的事实是,最初人们大都认为凤姐在美国无法生存只能撤回中国,然而五年之后凤姐却无比意外地在纽约生存下来,而且看起来还很“成功”地活得安稳、充

基金项目:广东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介’影像与网络:对当下‘文学生活’的新建构”(批准号:GD14CZW0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文捷,博士,广东财经大学80 后 90后与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

实、自信和从容。凤姐于是从“跳梁小丑”“狂妄作死的丑比”“想红想疯了”的低俗形象,在网络上摇身一变成为“励志人物”“正能量”“三观正”的化身,让广大支持者“信凤姐,得自信”的口号叫得异常响亮。凤姐也戏剧性地得到了媒体对其个人身份某种“体面”的认可与提升(PR媒体君,2017)。

回头来看,凤姐被认为是自信而“励志”的青年符号并非没有理由。正如人们所言,尽管凤姐很多言论不符合中国人谦虚、谨慎、中和、正统的主流标准,然而事实上,处于社会底层生存环境苦辛与压力的凤姐,却很少发出既往青年世代面临悲苦、困顿、压抑时曾有的牢骚与咒骂,她身上已穿上一副“刀砍箭射都伤不了的盔甲”,依凭其所持有的特别的淡定、坦然、自信、包容的身心,真切地呈现了一种实在、无畏、叛逆、坚韧甚而快乐的底层求索状态。作为中国“80后”草根依靠网络爆红的新生代,凤姐的成名虽有凭借媒介炒作战胜自身天生不足的契机,但更明显的是其命运中有着聪明资质与个人意志的“实力”支撑(冯仑,2016)。在凤姐的微博中,她时常以“愿做风中的野草,有露滴就能欢笑”自勉,并认为即或是“路边不值一提的野草”,也仍然可以有“摇身一变”进入“价钱不便宜”超市的梦想(罗玉凤,2016a)。这一“野草变青菜”之梦,的确是生动而直观地隐喻了凤姐的自我生存情状。人们注意到,凤姐既往许多“低俗”的言论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她在这个芜杂媒介社会生存、立足与发展的方式。这些方式中虽未有社会英雄人物崇高正确的人生理想,但却与其青春生活的历程,特别是与当下底层青年种种困顿、迷惑、期求与杂乱生长紧密联结。在其成为国内新媒介客户端主笔期间,凤姐主要表达的也是对底层现实事象某些切实的观察和体验,尤其是对于社会底层小人物们芜杂生长状态的许多感同身受,传递出了一种“用尽办法摆脱现实的绝望”的坚韧、尊严和悲悯(罗玉凤,2016b)。

如果说,凤姐是将草根人生困难与生活问题当成了发展的机会,而且是通过种种无所谓的方式越过困境而得到生存出路的话,那么“90后”傅园慧作为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坚韧拼搏的运动员,却以“一点正经没有”、缺少严肃庄重的“意外”言行,显示了新人类青春杂草文化下的“新鲜”价值观与“正能量”。与凤姐漂泊挣扎的低俗人生有所不同,作为游泳运动员的傅园慧属于中国奥运主流精英中的一员。在里约奥运会对这位“90后”的采访中,她以真实率直、自然随性、活泼不羁、毫不伪装的姿态与话语,真率地表达了对个人并非完美的运动成绩同样地惊喜与快乐,直言对决赛并“没有”抱着必胜希望,“已用尽了洪荒之力”拼搏后就不再有遗憾。傅园慧特殊而夸张的“表情包”“泥石流”,无不颠覆了国人主流印象中运动员接受采访时的“规范套路”与“固定形象”。这些非主流的“表情包”“流行语”“有血有肉”的拼搏好胜,开朗自如地注脚了时代青年自然、多彩、生动与清新的“草根接地气”的一面(姬鹏,2016)。

于是人们看到,这些成长于新世纪开放的中国社会,即使长时间浸润于主流教育与生活过程中的“傅园慧”们,也已有了一个属于她们自己并能让他们快乐自由的“杂草文化”空间。在这片由影像、网络、手机多维复合媒介构建的新生活“草地”里,她们的人性成长、个性表达逃离了既成束缚而由此变得无比恣肆。由于当下中国社会许多文化的意义和观念正在发生改变,诸如人们关注奥运已从对金牌数量的执着,更多地转向了注视运动员比赛所呈现的激昂拼搏和自然快乐,故而,一个个表情生动放肆、生活自在精彩、精神自信开朗、风貌积极向上的阳光青年也就自然而来,纠正了常被人们质疑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烈、过分个性自我、追星网瘾叛逆、处于“精神匮乏”与“悬空状态”的种种负面形象,同时让那些承受着自身和社会心理阵痛、被坚硬现实反复消磨、理想与幸福感下降的人们生发出无比的喜爱与追捧(张天蔚,2016)。

而无论是凤姐与傅园慧,还是芙蓉姐姐、网络小胖、犀利哥、PAPI酱、王尼玛等一众网红,都可看成是“80后”“90后”杂草文化生长状态共同体的不同侧面。在芜杂纷乱自发生长的“杂草文

化”环境扩大之后,“90后”草根们显然比“80后”同类显得更为幸运其精神亦更为复杂。虽有人们时常用“非主流”“脑残”等词汇来形容“90后”,这一新世代也有着寂寞、孤单、迷茫、极端、逞强、轻狂、矛盾、不可理喻与种种脱风败俗,但是他们也总是行走在新时代的峰口浪尖,其纯粹、明理、勇敢、个性、自信、上进、积极、另类、非大众化、顺从自我的心灵,其装饰、言行、精神、品位、潮流与视野等都无不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虽然欣赏崇高的英雄并经过种种伟大气度的冼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同样珍视各自生命成长的种种愉悦与狂欢,更多的时候,他们对小人物葳蕤的执著生长、真实人性与不灭希望抱有更多敬意,其多样化视野、自在性拓展、坚实性生态,也蕴藉着平凡多姿与生机勃勃的文化精神力量。

二、新人类“杂草文化”背景:新潮媒介、便捷表达与精神困境

而有意味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凤姐、傅园慧这类或带有“粗鄙”物化欲望、或带着“肤浅”言行特征的“杂草文化”生长特色,与主流文化、特别是与规整统一的传统文化风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故而它们就时常被认定为是当前文化空泛化、生活低俗化、艺术粗鄙化、精神消费化的罪魁祸首。“长相差颜值低”的凤姐被认为是“出身卑微却不安分”“玩游戏无规矩”的“时代小丑”,甚而她的大批拥趸也被斥为和这个低俗炒作的时代“很配”(苏少鑫,2017)。而傅园慧也被批“不好好呆在训练场”到处“折腾”,她应“老实回到小学课堂去补思想品德课”使“人品达标”(柳号,2017)。在这类评论中,批评者对“杂草文化”守持的粗暴歧视态度也非常明显。他们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或“精神的家园”,于是批评新人类青年文化早已经纷乱无序“迷失方向”,同时痛斥文化市场普遍“沾满了铜臭味”的种种现象。故而,早就有人呼吁彻底铲除那些缺少规约的新生“杂草文化”(姜风平,2014)。◎

这种对当下新人类文化芜杂泛滥倾向的批评,当然有着中国文化传统一以贯之的社会合理意义,当下文化建构也的确需要传统主流文化的支撑作用。因为仔细思虑,人们对“杂草文化”产生种种疑虑和不安也是有道理的。日本学者千野拓政基于东亚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表明,在全球性网络时代与消费时代开始以后,文化艺术及文化模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青春文化生发了各种界限越来越模糊、表象越来越浅薄、内涵越来越消极的情状,带有“杂草文化”共通心理的内容模式已在新人类中实现了密切交流。虽然新人类们可能比其父辈更具民族主义、爱国意识等高尚冲动,但也可能轻易接受“与人性本真或许同源的粗鄙和肤浅”(姬鹏,2016)。由于现实社会机会的不公平配置等原因,这些青少年逃逸到网络时代各种生活空间,普遍浸润于各种丰富的消费生活与媒介趣味,不断向着一种低迷含混的存在状态下沉与发展,并由此营构和带动了各种芜杂与纷乱的亚文化价值观念。

然而杂草文化状态的到来,明显包含着对固有的正统中心意识与意义的部分偏离,特别是对社会规训与权力保守成份某种程度的反拨。人们注意到,新人类们这种芜杂文化已不再敏感于传统道德的某些观念,基本上把自我的尊严与幸福作为关怀的动力和目标,其作为社会青年文化发展的突出方向,已在于培养和鼓励物质文化繁荣并尊重青年的自我身份,相关内核中强调的已是某些政治模糊的正当性态度(约瑟夫·拉兹等,2011)。故此,“杂草文化”显示了社会青年已经形成个性化群体,已不再是由传统政治所规训的多数人和少数人构成。于是人们看到,这一代人不仅有着已往青年光明、理想、美好等面貌,更有新兴媒介化、物质化与亚文化带来的所谓“下流社会”的状态,其成长世界也增加了更为自我、丰富、世俗而亲切的意义(三浦展,2007)。当新人类们像“杂草”一般在各种消费和媒介里生长之时,其相关文化状态即大体上有着如下一些特殊表征。

首先,新人类们具有新潮前卫的媒介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沉浸在网络技术与智能数码的全球

化信息之中,同时还接受了国家经济繁荣过程带来的消费文化意识。于是,各种时尚的轻小说、动画、漫画、小说、电子游戏、模型等不同文化,让他们普遍获得了各种新潮而先锋的意识与灵感,特别是日本的动漫、轻小说、电子游戏、COSPLAY等对他们的文化原创或二次创作形成了决定性影响。而网络与智能手机成为他们彼此联系、聊天交友、聆听音乐、观看影视等的天然平台。“二次元”“ACG”、萌摄、追星、漫展、韩娱、广播剧、电影、摇滚乐、电子核、社团、个人成长,心仪品牌等等,形成了完全异于主流文化传统的种种新内容与新面貌(胡赳赳,2015)。

其次,新人类们有更为便捷多样的文化书写与艺术表达。在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活动日常化的大背景下,新人类们利用纸媒、网络、影视、手机微信等多元媒介的便捷特性,促发了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占据新人类们文化生活中心的,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艺术门类外,更多的是一些泛审美、泛艺术的新兴媒介的多样类别与活动,诸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陶东风,2004)。各色人等碎片化扁平化表达的泛滥引发了文艺旨趣的更新,所创制的文化“产品”可以明确追逐市场经济的效益目标。在新人类们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文化表象里,低俗杂乱又真假难辨的众媒传播资讯、“无厘头”言说文化更是多样嘈杂气象万千。

第三,新人类们具有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与精神期求。这一世代的成长过程,大多处于网络虚拟的求证感、现实感或者说虚无感之中,在承受着应试教育与个人精神种种挤压的同时,他们期待从发达的新媒介网络中获取情感与精神发展的“坦途”,各种新异的文化方式反而让他们快速地偏离了传统轨迹。前辈眼中带有负累与缺陷的各种亚文化体验,诸如情绪脆弱,表情空洞、暗黑晦涩等极端情绪,有时恰恰成为他们自给自足、自尊自爱又自我拯救的主流,形成一种自我理想矮化、人生状态下沉、自身情感归真的“杂草文化”状态。

当然话说回来,任何文化物象的生长基本上都是依赖于这类自发的状态,也从来都出自于未被糟蹋的新人类天生的直觉与活力,文明本就是在“下等人”与“野蛮人”的探索中周而复始的,正是依靠直觉他们才创造了许多适效而有意义的文化形式(赫伯特·里德,2012)65。故而可以这样说,当下“杂草文化”虽然呈现了粗疏与低俗的种种面貌,但大体上仍然属于徘徊的新人类寻求自然成长与自身存在的最广阔的场域。

三、“杂草文化”的杂乱与包容:自为拓新与自然伦理

从总体上看,传统文化营构了一个颇为平正高尚、齐大一统的中国文化主体框架,成为中国世世代代人类成长的精神根基和文化源泉。但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精神的更新动力与存在空间的扩大都有明显不足,且对异态文化中一些自组织精神及活泼生机亦有忽视。而人类通过已经获得的物质进步和手段,缓慢而尝试性地走向更为快乐的生活是一种必然。故而换句话说,将杂草丛生的文化状态,简单视作一种文化沙漠化、精神萧条化的景象并不完全适当。因为就人文发展的进程本身来看,人类精神园地往往包含一片由自身活动或“狂想”、由某种“纯粹关乎人间”的世俗方式处置的平实园地,从根本上看可能就是一片芜杂与纷乱的“不完美的花园”(茨维坦·托多罗夫,2015)65。与此同时,这一“不完美花园”是人类活动中一片无法精确定义的模糊领域,本质上是一种意在激励而非强制规训的人类本能活动。赫伯特·里德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象栽种马铃薯一样生产出各种锅碗瓢盆之形态,那它同样没有能力创造出更高尚的文化艺术形式,同时所“提高”或“提升”的文化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人。正是那些低俗杂乱的文化造就了人类的生活及趣味,同时也

才不断提升和创造了相关新价值供我们思考和运用。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文化的这种平凡力量与过程之美(赫伯特·里德,2012)154。

从文化存续的相对性认知上说,任何平俗纷乱的文化存在也都具有它特定的理由,尽管这种文化对另一些人可能较为疏离和陌生,尽管它时常通过狭隘的、自助的、甚而是通过反既成兴趣的亚群体表现出来,人们应该适度地理解与包容这种相对性的文化意义。在乔纳森·卡勒(1998)看来, “杂草”只是花园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而究竟什么植物可以被认作“杂草”,对“杂草”的特征、特点、形式和实质,园主都不可能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和清理。不同地方的不同人们,也往往只是从其自身历史、社会、心理等不同需求,把某一种植物判定为不受他们欢迎的“杂草”植物。故而大多数时候文化本身是处于自发而低俗的生长状态,都不过是关乎人类现实生活、发展历史与多样特性的一种相对性反映。埃斯卡皮认为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能够引起幻想或沉思、反映人们情绪操守的任何表达,都可能成为一种正常、适宜而自尊的文化表达。而社会文化总体,也不过是由其公共物质文化的普及程度、深入程度及创造活力构成,其中涉及到各种物质、精神或艺术等方面原创力的开掘。而这种原创文化形成与表达的核心,从来都是这一文化的开拓者在毛茸茸的现实土壤里自由的竞技和拓展。

固而可以这样说,文化原野的建成从来都不依赖于对丛生杂草的简单铲除。在托多罗夫看来,虽然人们梦想通过权力打造一些摆脱先天缺陷的新人类,但无论用思想灌输、酷刑、集中营等粗暴方法都没能成功。反而是民主社会的专家掌握了生物的基因代码,一些摆脱遗传缺陷的新物种才得以制造和突变(茨维坦·托多罗夫,2015)247。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化原野的建构,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主流文化的支配作用,还需要对不同层次的“杂草文化”的和谐引导与提升。从某种意义而言,只要主流文化提供种种适当的养份与生长空间,新文化才能由此获得一片有益而富足的文化土壤的滋养,新人类们才能从“杂草文化”中得以激发与提高。这样看来,当下新人类所居这种“杂草文化”状态,只不过意味着青春文化模式正在向着普泛大众的某种横向发展。主流文化不应太过担忧新人类们这种物质生活中成长的自然姿态,他们作为“杂草”不过是更具有密切吸引和沟通大众的文化能力而已。

当下关乎“杂草文化”显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既往通过高雅、精英文化来高效影响一代人的方式已经不再,单一的英雄意义与经典表达的示范作用也大大减弱。当书籍、杂志、报纸等纸媒主体时代,来到了新人类们所直面的影视、网络、手机、相机等众媒文化时代,其文化走下殿堂之高、垄断之误而回归民间田园,应是当代社会文化艺术一种主流进程的最好诠释与证实。在人类文化形而上形式逐步获得世俗化解放之后,其施动与进程必然成为人类的想象、创造力、灵感、审美的“万神殿”(于连·沃尔夫莱,2015)。故此,尽管新人类所居“杂草文化”背景尚有缺陷与风险,然而其坚韧生长、自在探索、勇于纳新的先锋性指向仍是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当软弱无能的“怂”被新人类赋予新的意义,当“90后”们普遍“从自己内心”而“随心所欲”之时,诸如不参加高考、大学期间退学、毕业后不寻找高薪工作、随性外出旅游等行为观念,都是对上几辈人某些逐步缺失的文化品质的一种极大更新和拓展(曾园,2015)。

“杂草文化”基于自然生态与物化环境,融合着人类物化生态、自由成长意识、文化与人性同一的某些结果。在这种自为的文化状态下,新人类们承担着作为文化传承者与生俱来的生存代价与精神求索。就当下“80后”“90后”而言,我们在看到他们面临各种凡俗的生长困境的同时,也应感受到他们心灵的韧劲、精神的自在、真善的趋同乃至风尚的前探。尤其重要的是,“杂草文化”特别关注那些被社会遗忘、鄙弃、践踏的新生人事,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自然粗砺与韧性之美的生活过程。这种杂草化的青春文化形态,意味着一种普遍性、自为性、公平性、高接受度的青春精神的确立基础,其生长的精神伦理,包含了一种自然存在之美与一种成长超越之美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低俗”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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