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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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被历史推上城镇化建设的大舞台,且成为新产业工人,随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问题、市民化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就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通过梳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广大学者们正从多元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社会分层、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成本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是近期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切入点,而社会服务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关键。[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视角;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3-0046-12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3.006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路上,农民工群体数量不断加大,流动加快,分化加速,农民工群体再分化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逐步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舞台,成为新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笔者在对中国知网近五年(2012年至2016年)来的文献统计中发现,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论文就有4663篇,其中来自北大核心期刊论文有1366篇、CSSCI的有1093篇。在这1093篇CSSCI的论文中,有416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有338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78篇(见表1)。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如社会融合、社会结构、社会排斥、组织社会化、行动主体、新制度主义、异质性、青年赋权、社会正义、社会文化、社会流动、社会治理、社会资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时空情境视角下农民工越轨行为防治研究”(16CSH039)、广东省普通高校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和广州大学2014年度“创新强校工程”项目:”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2014GWXM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谢建社,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范银芝,广州大学2016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工作。

社会支持、社会发展、代际对比、生命历程、经济新常态、社会心理学、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等视角进行调查和研究。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归纳出比较有影响的八大视角,即基于社会变迁视角、社会流动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适应视角、社会参与视角、社会融入视角、社会服务视角以及市民化视角,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路径、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城市适应与融入问题以及如何融入城市、如何市民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社会变迁视角:阐述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社会变迁是指社会中不同层次的单元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两个维度上的结构性变动,从广义看,是整个社会现象的改变。从狭义上看,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人际交往由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或者社会的基本价值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迁结果,在人口结构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农民这一阶层的分化,出现了非常庞大而又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根据社会变迁理论解释,当代中国城乡社会正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的大舞台上,从一个熟人的生活环境适应一个陌生人的生活环境。曾经在费孝通先生看来,熟人社会不需要法律也能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甚至连文字都可以不需要,祖上传统等地方性知识可以由方言很好地传承。而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日渐明显。毫无疑问,陌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与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熟人社会秩序靠的是彼此间的情感、诚信、关系、面子、传统礼节;而陌生人社会秩序靠的是法律、法规、契约、合同。正因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运作逻辑的极大不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由熟人的农村社会向陌生人的城镇社会转型过程中陷入困境,或者两种逻辑同时发挥作用引发冲突,或者两种逻辑同时失灵的现象并不少见,两种逻辑交错运作使得社会混乱程度不降反升,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代价。

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急剧转型时期,新旧制度交替,社会要素不断分化与重组,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进入“风险”的适应期。调查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首先是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镇务工成为农民工,在被城镇接纳后,成为准市民,这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只是经济上的接纳,只有当他们在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社会心理、政治民主、权利保障等方面得以享受市民待遇,才算真正融入城镇社会,成为新市民。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产业结构或城乡结构的转换过程,在我国,正经历着由农民向农民工、由农民工向新市民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同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农民分化是社会急剧转型中最大的社会分化,比较突出的是分化出一个独特的且人数众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二、社会流动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的时空情境

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区域空间中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移动。因此,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称之为社会流动。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于一个人来说,其流动又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社会结构因素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形式是结构性流动,即由社会结构或环境的重大转变所带来的具有整体性的流动,就是结构性流动。

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境非常关注。李强(1999)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提出了农民工就近就地城市化问题。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规律是由农村

到城镇再到城市流动和回乡创业流动,恰恰佐证了中国实现城镇化道路是双向的流动方式。随着“民工潮”的出现,由“候鸟式”的老一代农民工向“长驻式”的新生代农民工转变。李培林(2003)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在地域流向上,农民工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第二,在职业流向上,是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第三,在职业身份上,是从低收入农民身份向城镇较高的职业工人身份流动。有学者在围绕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时空情境的变化及其越轨行为中的“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这两个基本认识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越轨行为实际上是时空情境中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的差异性表征。第一,互构主体与互构关系的转变即农民与农村社会的互构关系演变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互构关系;第二,互构过程所处时空情境的转变即农村社会的时空情境转变为城市社会的时空情境(谢宇,2015)。

三、社会排斥视角:诠释新生代农民工融城心理压力问题

从社会排斥视角研究农民工问题应该说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初就已经开始,强调农民工与城镇融入之间的断裂。有学者运用社会排斥视角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镇过程中的就业和生活是如何受到制度重建与社会心理适应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务工受到的社会排斥主要有制度排斥、组织排斥和心理排斥等,其中,制度排斥是比较明显的排斥,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排斥构成了对农民工的制度排斥体系(潘泽泉,2008)。

为此,有学者用“污名化”和“孤岛化”的社会排斥表达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困境。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不讲文明等现象,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他们的身上(转引自李培林,2003)。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上处于“孤岛化”的状态,他们多数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进城就业,他们的生活圈子极其有限,不能获得城市日趋丰富的公共生活(王春光,2006)。于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中找不到归属感,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由于制度性排斥,农民工长期被压抑在城乡社会的边缘,这是一种严重的“地位相悖”现象。因此,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必然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越轨的行为产生(谢宇,2014)。还有学者运用Logistic回归考察社会排斥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关系,以期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排斥、教育年限、工作时间、家庭期望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其中,社会排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社会排斥越大,心理压力越大(曹杨,201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比较脆弱,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新生代农民工“N连跳”出现在某企业中,一次次的跳楼,在拷问着生命的重量。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应该是青春阳光、激情四射的花季里,为什么“前仆后继”地选择了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理念、文化生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着简单的劳动,自然会带来一些心理压力,再加上他们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中,遇到困惑而带来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人文关怀。可是这在企业里难以得到,这不只是某个企业的特例,而是整个社会自杀问题的集中反映,“N连跳”事件就是他们生命的呼唤,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的精神危机,企业、政府和社会要给予更多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但又在社会排斥下易于失望,甚至绝望。新生代农民工带着青春的梦想,自然在被排斥中破灭,因此,他们的社会心理问题也就孕育其中(谢建社,2010)。

四、社会适应视角:揭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重点问题

社会适应一词最早由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社会适应是指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而改变,以适应所处社会环境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从一个熟人的农村社会进入一个陌生的城镇社会,他们带着美好的梦想,在进城过程中经历了“四个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镇世界和实践世界)的同时进入“五个社会”,即乡村社会(生长环境)、学习社会(文化环境)、城镇社会(陌生环境)、务工社会(就业环境)和理想社会(融入环境)。可见,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城镇居民身份的转变就是在适应过程中不断对环境的改变。

自从王春光教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开始,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视线随之转移,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不同特点,突出的表现在文化、需求和期待等方面。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城市管理角度转向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和社会适应的问题上,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关系问题(王怀章,2015)。谢建社(2011)运用“风险社会”理论解释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适应问题及其对策分析具有独特的研究视野,提出了在风险社会中,农民工融入性教育模式的建构等问题。农民工要完成身份、职业的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社会化过程。农民工教育是一个宏大课题,引导和教育农民工、提升农民工素质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农民工自身的义务。只有当亿万农民工实现融入性教育时代,才有农民工真正适应城镇的时代,才是中国城镇化的时代。◎

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解决,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适应,即社会生存适应、社会心理适应、社会组织适应和社会分层适应。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不仅仅是看他们在城里有工做,还要看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认同、社会规范、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婚姻状况、子女教育等方面。

(一)社会生存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前提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第一个面临的难题就是生存适应问题。他们在融入城镇这个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他们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他们一方面改变自己以适应城镇社会生存环境,接受城镇社会情境,包括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遵从城镇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改善生活环境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化。

(二)社会心理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基础

社会适应理论认为,人的精神需要都只有在社会适应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适应城镇社会,对其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心理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镇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镇的标志。只有完成了社会心理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城镇和融入城镇的全过程。因此,这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内化城镇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这种社会心理适应直接反映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的评价、自我社会认同等方面。因此,认识自己的角色、进行有效自我评价、增强信心、学会自我心理调适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心理适应的重要内容。

有研究表明,当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在城镇遇到不同情境时,一般有3种基本的适应方式:一是解决问题方式,通过改变环境使之适合农民工个人的需要,从而解决进入城镇的基本问题。二是接受情境方式,即个人改变自身的融城态度、务工价值观,接受和遵守城镇新情境中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主动地作出与城镇社会相符的行为。三是心理防御方式,防御是一种自我的功能,即个人采用心理防御机制掩盖由新情境的要求和自身需要的矛盾产生的压力和焦虑的来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防御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直接影响其融入城镇的程度。正如邓蕾(2013)所认为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城镇的意愿受到心理防御机制的影响,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积极的心理防御,则其迁

移城镇的意愿越迫切,反之亦然。

(三)社会组织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保障

组织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没有组织就没有人类社会有序的生活。城镇化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城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社会组织取代初级群体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形式。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社会进入城镇社会,迫切需要组织的关怀。农民工在城镇加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活动,会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组织上的帮助,为顺利融入城镇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保障。

(四)社会分层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路径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与社会流动紧密相联,因此,研究社会分层,也必须分析社会流动,通过社会流动分析掌握社会结构的发展规律。中国农民社会分化、社会流动产生农民工分层。中国的城镇化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但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经历一个渐进地、分期分批地实现过程。谢建社(2006)运用社会分层理论,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农民工社会分层是用一套标准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其目的是为了考察农民工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要改变个人的身份,需要国家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制度创新,赋予农民工应有的权利,减少对农民工的限制,消除各种歧视,使农民工身份职业化、公民化、市民化。

五、社会参与视角: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效能感

过去的学者往往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去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问题,如今不少的学者则从社会保障的视角转移到社会参与的视角上来,认为只有参与才有获得的机会。杨家洋等(2012)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之后,提出了城镇化必须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制度为核心,进一步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石宏伟等(2014)阐述了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并提出必须建立教育培训机制、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纳入城市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措施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常锐等(2015)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源在于社会参与的缺失。刘晋飞等(2013)从社会融入的相关理论,从经济融入、社会参与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层面,验证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总量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力军,然而,他们在城市融入、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却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政治参与的困境、困境形成的原因以及解决对策,对我们进一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具有强有力的借鉴作用。

熊易寒(2012)从公民权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政治兴起的表现。郑永兰等(2012)从区域合作治理的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状、参与困境形成的原因以及提出建立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胡守勇(2013)基于城市社区建设的视角,提出把城市社区建设作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建设公共服务普惠型、社群关系包容型、政治人格孵化型、公共精神培育型社区。田震奎等(2015)从政治排斥的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政治排斥困境(主体排斥、途径排斥、观念排斥)及解决对策。而李奋生等(2015)则从综

合的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困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整体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和狭隘性。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时,大部分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边缘化、政治参与具有短见性、政治效能感低。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已有所增强,但面临着诸多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阻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重重,利益诉求难以表达。而研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成因,郑永兰等(2012)认为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参与渠道的不畅通、组织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限制等是其重要原因。李奋生(2015)在肯定郑永兰等学者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原因分析的同时,认为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薄弱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重要成因之一。

明确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成因后,大部分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在经济方面,有学者提出要进行城乡统筹,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减低经济理性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熊光清, 2013;郑永兰,2012;李奋生,2015)。在完善制度供给方面,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完善组织建设,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建立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在政治方面,要构建参与性政治文化,培育政治文明社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在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上,学者们都赞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以及政治参与效能感,让新生代农民工学会通过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熊光清,2013;李奋生,2015)。

六、社会融入视角: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从就业到统战路径

西方语境中的“融入”(integration)本义是“加入”“成为其中一员”,个体加入主体。对于农民工而言,则意味着加入城镇社会,进入城镇主流,融入城镇生活。王健(2009)指出,新移民要想融入本地社群,必须脱胎换骨,摒弃原有文化,拥抱本地文化。邹璐(2009)则不以为然,他认为移民是一个决定性可判断行为动词,“融入”则似乎变成一个有相当感性色彩的连续性动词。融入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作环境的适应程度,饮食天气的接受程度,个人情感的调适程度,文化思想的交流程度;诸如工作、学习、起居、生活、文化、社会、政治、宗教等诸多方面都有“融入”的问题。“融入”其实是和而不同,其实是更加有所作为。我们比较赞赏邹璐的观点,农民工要在融入中作为,在作为中融入。

李培林等(2012)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通过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的比较发现,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这突破以往的研究,认为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也就是说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

孙文中(2015)则以30名农民工的务工经商生活史作为基础的深度访谈资料,从生命历程视角关照了新老两代农民工自外出务工、城城(乡)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社会结构及机会结构下,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依循年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依社会角色变化而进行反思性自我定位的行动过程。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具有相似的生命轨迹,家庭角色的转变形塑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禀赋差异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虽具有更多城市性和现代性,其融入意愿也发生了代际转变,但因面对的机会结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其社会融入仍具有代际传承

性,实质是区隔性融入。

社会保障程度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重要标志。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较高的择业期望值以及趋向于城市生活消费习惯等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最具市民化意愿,距离市民化最近的农民工群体。然而,由于制度和立法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基本权益的缺失却成为阻碍其市民化的重点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突出问题表现在工伤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低,失业保险难以实施,养老保险机制缺乏,生育保险进展缓慢,社会救助层次低等方面。杨家洋等(2012)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提出提高城镇化水平必须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为核心,进一步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对策。石宏伟等(2014)阐述了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并由此提出必须建立教育培训机制、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对策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常锐等(2015)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现状及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阐述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根源,最后提出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路径选择。刘晋飞等(2013)从社会融入的相关理论,从经济融入、社会生活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层面,验证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

谢建社(2011)调查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首先是农民退出农村、进入城镇务工成为农民工,然后被城镇接纳,成为准市民,这阶段的农民工被城镇接纳只是经济上的接纳,关键还在于农民工的政治民主、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社会心理、权利保障等方面的拥有,才能最后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不进则退,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融入不了城镇,不能成为城镇市民,又退不回农村,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必将陷进融入城镇与背逆城镇的两难境地。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将会产生可市民化与逆市民化两大群体。

于是,李培林等(2011)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刘珺(2011)则从社会包容视角出发,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建设构想。张小莉等(2016)从社区融入视角,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诸如制度、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融入障碍,破解融入障碍并构建一条合理的社区融入路径,即以社区规划、社区参与、社区文化为重要依托,以主体尊重、合作治理、认同的构建为核心,旨在让农民工“扎根”社区,共同维护城乡建设成果,共同建设稳定和谐的社区关系。房彬(2014)的调查发现,城市文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和观念变迁。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前提,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的分析,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来把握,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也在逐步的扩大和加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分析,既有与老一代农民工对比,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的进步因素,又有与城市居民对比,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善对策。学者们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包括政府、企业、工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多元主体介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林竹, 2013;罗竖元,2015;赵蒙成,2016)。赵蔚蔚等(201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都处于次级劳动市场,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工

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差、工资收入低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的主要特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的维权意识强,对于工作时间长、“同工不同酬”、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会视而不见,从而导致“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结构性矛盾突出(李群等,2016)。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学者们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就业满意度、就业稳定性、就业信息获取、职业流动、创业等影响因素及其介入对策进行研究。张秋秋等(2012)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前接受培训情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显著因素。李群等(2014、2016)则认为就业能力要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四个方面去提升。因此,政府要通过改革制度保障农民工权益、组织各类职业教育培训、建立劳动信息平台,企业通过提供充足的职业培训机会、多渠道提供平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要从加强自我管理等多种途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还有学者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率、职业流动率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比较新老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的代际差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现状,研究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的结论(王超恩等,2013;吴杲等,2014)。总之,学者们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就业满意度、职业流动率、代际差异等多个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城镇问题,说明就业是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等多元主体介入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就业满意度等,就减少职业流动率、增强职业稳定性等提出一系列对策和建议,这些都是研究的创新视角。不过,提出的建议都是从宏观层面出发,较少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内部差异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缺乏微观视角。

因此,通过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分析,发现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仍然有着密切联系的农民工阶层中,一部分正逐渐向产业工人队伍转化,从而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则向非公有制工商人士阶层转化。这种新鲜血液的流入,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扩大了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更新了传统意义上的统战工作的内涵。可见,农民工阶层的形成进一步说明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从而使得工农联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因此,团结农民工阶层,做好农民工阶层的统战工作,对增强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以实现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目标,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谢宇,2013)

七、社会服务视角:形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中国经验

(一)公共服务是城市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定居的主要因素

清华大学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城镇买房的比例是21%。“当被问及想在什么地方买房时,大部分农民工想在县、县级以上的城市买房,他们想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很明确,就是孩子要上学。”李强(1999)认为,学校、医疗等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吸引大量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主要因素。

(二)供需均衡视角下的农民工公共服务研究

黄丽华(2011)引入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治理理论,从供需均衡的视角来分析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当前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存在着供需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在主体方面,供给者缺位与需求者众多,农民工规模大、数量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强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被排斥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外;其二,在内容方面,供给难以有效满足需求,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了供不应求、供非所求的局面;其三,在方式上,供给路径单向度,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时,是“自上而下”的模式,政府提供什么服务,农民工就只能被动地接受什么服务。

(三)农民工服务供给是基于“需求”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

◎蔡昉(2002)用“相对经济地位变化”来解释农民工迁徙的动因。农民工对市民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受歧视感以及在城市的过路客心理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可见,城市化绝非单纯的城市空间扩张,也不能简单追求统计数据的城市化率,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实现人口城市化,以存量带动增量,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尹中卿以城市化质量视角讨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提出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序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为加快城市化发展、提高城市化质量指明了方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

(四)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层次的代次差异研究

有学者利用某区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有序逻辑斯特模型对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层次代际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处于初级公共服务需求层次,其中,第三代农民工的最高公共服务需求层次高于第一、第二代,第一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层次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第三代的需求层次主要受到与“留城意愿”相关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第二代的需求层次同时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杜巍等,2016)。

综上所述,受农民工问题情结及其城镇化条件的影响,一般市民化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路径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

八、市民化视角: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终极目标

农民工市民化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城同待遇问题,即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性,关键在于“缩差”“并轨”与“融合”的相互关联,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目的在于提升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一)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容

赵彦彬等(201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是一个在职业上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在地区上由农村转向城市、在社会身份上由农民转向城镇居民、在价值观上由“亲乡型”转向“亲城型”、在生活方式上由乡土生活转向城市生活,在个人心理上也随之发生转变,最终享有与市民平等待遇的过程。王荣(2016)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包括身份的转变,还包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的城市化,根本在于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包括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素质(能力)两个维度。有学者就此进行深入研究,曾旭辉等(2003)认为人力资本、社会经济、社会心理、家庭关系等因素会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田新朝等(2013)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主观的融入意愿、融入能力和客观的融入环境、条件的双重结构制约以及农村的机会条件影响。刘召勇等(2014)认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农民工市民化关注的重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差异会影响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务工时间长、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梅建明等(2016)认为,在众多因素中,农民工个体特征、收入消费水平、社会生活状况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陈延秋等

(2014)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梁伟军等(201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市民化素质总体偏低;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市民化意愿中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效能感、期望价值和指令性规范四大要素对市民化素质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其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序。

(三)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因素

从学者对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作出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除了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以外,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心理资本。刘洪银(2014)认为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社会资本的不匹配,反过来影响着心理资本。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是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关键因素,是否拥有足量、成熟的社会资本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陈延秋等(2014)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等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钟秋莲(2011)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熟人社会”解体、信任关系下降,政治参与不足、利益诉求难于表达,缺乏权威规范、制度渠道不健全,社会多功能组织发育缓慢、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原子化状态等难题,进而探讨了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信任、参与和规范等3个方面的社会资本功能,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组织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从当前的研究可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的质量,可以极大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因此,如何加强人力资本,发展成熟、足量的社会资本,将为构建良好的心理资本提供广阔的空间,这成为学者研究的深入话题。于是有学者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从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黄延廷等,2016;周密等,2012)。陈延秋等(2014)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路径

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时,汤荧等(2015)提出的思考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建立具有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还有学者提出要逐步破除体制性障碍,改革户籍制度;构建法律保障机制,完善市民化政策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林娣(2014),李贵成(2016)提出以社区为载体,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次级型社会资本;以社会组织为平台,打造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以政府为依托,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手段,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社会资本。王竹林等(2015)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素质之后,提出要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建立教育培训制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消除文化障碍;优化社会管理体制,营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良好氛围,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心理状态方面的转变。

还有学者关注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问题,期待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土地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改革,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王竹林等(2015)提出要深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改革,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李雪蓉

(2013)指出,从制度层面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首先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其次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再次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小企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也是一条必由之路。王荣(2016)认为,企业的收入稳定增长是农民工承担市民化成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经济障碍的关键所在。刘洪银(2014)指出,企业营造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对于提升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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