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性消解对农村青年离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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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社会现象——青年离婚日益普遍。通过对皖北D村多起青年离婚事件的调查发现,当前发生在乡村社会中的青年离婚行为与乡村社会公共性消解有着密切联系:乡村公共生活逐渐衰落,使青年群体对社区认同感降低;乡村公共规则渐趋解体,对青年婚姻的规范作用缺失;乡村公共文化日渐消解,对青年离婚的整合作用下降,这些都表明乡村公共性的消解对青年婚姻失去了社会约束力,使离婚想法变成行动得以可能。同时,乡村公共性消解,乡村社会系统各部分功能也发生异变,使其在婚姻维护和整合方面的自发机制失效,进而导致青年离婚事件的普遍发生。[关键词]乡村公共性;青年离婚;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约束力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3-0058-08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3.007

费孝通先生说过:“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费孝通,1998),它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既关乎个人幸福,又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息息相关,故而在维系婚姻稳定的因素中,除去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因素,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对婚姻的稳定性也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侵蚀,乡村公共性也在社会转型中逐步消解,乡村婚姻生活也出现新的变革和新趋势,特别是青年离婚现象日益普遍,成为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乡村公共性消解与乡村离婚现象日益普遍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探讨。

一、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目前,社会学界对于农村青年离婚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种视角:其一:个体化的视角。研究认为转型中的青年处于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交接地带,他们以传宗接代为内涵的本体性价值解体(于龙刚,2016);依附观念发生改变,更加强调自身婚姻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陈讯, 2014);愈发不情愿委屈或牺牲自己来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完整(叶文振、林擎国,1998),这些解释范式符合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传统下的“自决个体”(阎云翔,2009)。虽然运用个体化的理论来解释青年离婚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离婚的关键在于事件的本质,而不是当事人的主观态度(马克思,1961)。所以,个体化分析视角的缺陷在于过度依赖青年群体的自身感受,而忽视了对青年群体生活的社会环境的解释,忽视了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其二:家庭关系的变迁视角。比如,郭俊霞(2013)基于鄂南崖村的调研,指出世纪之交以来,妇女在婚姻市场中越来越占有优势地位,妇女主动提出离婚日益普遍且变得容易。刘燕舞(2009)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起,妇女在婚姻市场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传统的父权与婆婆的权威丧失,婆媳关系

出现逆转(陈讯,2012);这种结构性的变动致使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该研究从婚姻家庭视角出发,把问题集中反映在家庭关系变迁上,指出女性地位的上升导致离婚率增高,这种研究视角虽然能很好地解释青年离婚背后的原因,却没有进一步思考乡村社会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作用。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农村青年的社会流动对离婚率有正向影响(莫玮俏、◎史晋川,2015),外出打工也是影响农村青年婚姻家庭进程的重大事件(风笑天,2006)。

然而,离婚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个体行为,它的发生离不开客观环境的影响,反思现在学术界在讨论和解释青年离婚的问题时,更多的是将其归咎于青年个体或家庭关系等微观层面的因素,片面强调社会流动、打工经济带来女性独立意识增强和家庭地位上升等造成的离婚,而鲜有研究者关注乡村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对青年婚姻问题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强调社会行动是主观(观念形式)和客观(所处情境)综合的结果,个体总是按照社会行为规范去行动,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则是有价值的行动;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则是“越轨行为”或“异常行为”,其价值甚微或者完全丧失(佟庆才,1980)。当前,发生在乡村社会的诸多青年离婚现象,是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是一种越轨行为、异常行为。在研究农村青年离婚问题中,既要关注青年自身的问题,更要把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作为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些变化对青年婚姻的影响是更为根本的。

为探讨乡村公共性与青年婚姻的议题,本文选取具有理论相关性的皖北D村1作为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质性材料来源于笔者自2015年以来在D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包括对普通村民、离婚当事人和村干部的正式与非正式访谈。D村位于皖北平原,包括DL、XL、SW、GW等9个村民小组,辖区总面积约9.6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4250人。改革开放后,城乡户籍制度和二元体制束缚减小,D村村民开始进城务工,人口的空间移动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到21世纪初期,村民大规模进城,D村开始呈现出“空心化”“无主体社会”等现象,乡村公共性也在现代性、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消解,并致使乡村社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在对离婚特点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D村在新世纪之前,婆媳矛盾和夫妻矛盾屡见不鲜,而且多是公开性的,闹得最严重的就是妇女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D村曾出现约7起妇女婚内自杀事件(包括自杀未遂)。而D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却鲜有妇女自杀现象的出现,但青年离婚事件却变得普遍起来,近十几年来,D村发生约30起离婚事件。所以本文通过比较D村两个不同时期婚姻事件的特点,以求揭示乡村公共性变迁对青年离婚的影响。

二、社会约束力:乡村公共性对婚姻的作用机制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传统乡村社会是不流动、地方性和联系较为紧密的共同体,乡村公共性则是熟人社会内生性的社会力量。国外学者阿伦特(1998)认为公共性是差异性和公开性的统一,哈贝马斯对公共性定义带有明显的政治指向,其最终目标是达成公共意识(尤根·哈贝马斯,1990)。而本文提及的公共性则侧重于乡村的社会属性,指的是在传统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基础上逐渐建构起的,是一种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是一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对婚姻生活具有较强的社会约束力和社会整合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乡村公共生活为青年创造归属感和认同感。乡村公共生活是村民在乡村场域中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形态,个体需要通过将自身镶嵌入公共生活中来维持自身的存在,也需要他的“重要他人”赋予他情感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乡村社会之所以是熟人社会,是因为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生活而获得的一种亲密的认同感,并在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得到肯定。囿于这种相互的交流和互帮互助,才使得社区新成员产生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并在长期的公共生活中获得归属感,以便更好地融入到乡村社会。

第二,乡村公共规则约制青年婚姻中的越轨行为。乡村公共规则是关于村民应该如何行动、不应该如何行动的规则体系,包括村庄精英人物所代表的权威规则等(张良,2016),它以非正式的形式规范了村民的行为和价值准则,并对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独特的社会规范作用。比如,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利”(费孝通,1998),故有威望的长辈、年长者或村干部可以有效地规范青年婚姻中的不良行为、越轨行为,并对增强村民的社会凝聚力起着重大作用;另外,乡村公共舆论作为软性规则,它以一种“集体压力”的形式存在着,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慑力,也可以有效地规范和约制青年婚姻中的越轨行为。

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维持婚姻关系的存续。在乡村共同体里,基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长期互动发展出独特的乡村公共文化,约束着村民的日常社会行为,并对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从而有效地维持着正常的婚姻生活秩序。在传统乡村社会,“家本位”文化对婚姻家庭有较强的整合作用(杨善华,2006),从而维系着婚姻家庭的完整和良性发展。其次,“好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的传统婚姻文化,包括传统性文化等都对青年婚内的越轨行为有一定的社会约束力;另外,传统孝文化和道德文化也都强调青年群体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维持婚姻的存续。所以,即使D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过得并不幸福,也不会轻易选择离婚,甚至当生活走上绝境的时候,她们宁愿选择自杀或逃婚而不是离婚。

三、离婚行动:乡村公共性消解的社会后果

涂尔干(1995)认为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所以,对青年离婚问题的研究也离不开对乡村社会环境的研究。经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对青年婚姻生活具有很强的社会约束力和社会整合作用。而当下的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侵蚀下,呈现出乡村公共生活逐渐衰落、乡村公共规则渐趋解体、乡村公共文化日渐消解的现象,这些都显示出乡村公共性消解。乡村公共性的消解又导致其对村民的社会约束力和整合作用降低,进而为青年婚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契机,具体表现为(如图1):

(一)乡村公共生活逐渐衰落,青年群体对社区认同感降低

传统乡村社会是个经常、多方面接触的社会,大家生活在一个朝夕相处的社区群体中,村民之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在公共生活中加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乡村社会空间的变

化和人口频繁流动使得乡村公共生活逐渐衰落。首先是村民参与公共活动意识弱化,公共生活缺失。皖北D村2007年初完成新社区的建设工作,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开始陆续搬入新的社区,实现了集中居住,这种居住模式严重影响村民之间的交往方式,使得乡村社会原有公共生活的社会意义逐渐消失。

2011年LM嫁入D村,后来与隔壁村顾某发生出轨行为,经家人和村民邻居劝说无效,于2015年主动离婚出走。访谈中,LM老社区的邻居LJ说:“LM以前住在村里的时候,还经常和大家在一起打牌、打麻将,经常和俺们这些人一起聊天,有时还会在俺家吃饭;搬到新楼以后,就很少过来玩了,也可能由于有点远吧(其实也就两里路)。”(访谈记录20160211-LJ1)

经过对LM邻居的访谈发现:LM婚后搬进新社区,其丈夫在外务工,她经常回娘家,与D村邻居交流甚少,公共活动参与意愿和意识弱化,导致她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另外,LM经常不在家,村民相互之间沟通减少、感情缺失,致使村民的“社会责任感”受到削弱。所以,公共生活的衰落也使得村民之间的那种乡土感情逐渐变淡,亲友、邻里等初级社会关系日益淡化,作为非正式控制手段的初级关系网络对婚姻家庭的社会约束与调适作用降低,能对青年女性形成的约束力自然就更低。

其次,村民对乡村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来源于公共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而一旦乡村公共生活衰落,村民之间也就失去了互帮互助的基础,互助精神消解也大大降低了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D村的青年群体大量外出打工,尤其是刚结婚的新夫妻,如XC,2008年嫁入D村,2012年5月份离婚,她婚后与丈夫外出务工,很少与村民接触,更是很少参与乡村公共生活。现在的乡村公共生活领域中已很难见到青年妇女的踪影。

据村民LSL反映:“她(XC)来到我们村好几年了,俺也没见过她几次面,平时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过年回家也不见她串门,坐席(方言,意指吃酒席)也见不到,更没见过她去别人家帮忙(主家办事,亲朋好友、邻居要帮助打理一下琐事),听说离婚是因为‘过不惯家里的生活了’。”(访谈记录20160207-LSL)

“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积极地同他人进行交往……他所关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涂尔干,2000)。”XC和LM就是典型的脱离了乡村公共生活的例子,他们与村民之间彼此不熟悉,相互之间没有交流,更不会主动参与到互帮互助的乡村公共生活中,长此以往,原有的邻居、乡村社会都不再是她的情感寄托,致使其对D村的情感归属和精神慰藉逐渐衰退和弱化,逐渐地对该社区失去认同感和归属感,村庄共同体不再是一个必要或实在的生活共同体,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再具有心理约束和社会约束的效力,从而大大增加了青年离婚的风险。

(二)乡村公共规则渐趋解体,对青年婚姻的规范作用丧失

传统乡村公共规则可以有效地约制青年越轨行为,而当下的乡村公共规则,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逐渐解体,并逐渐丧失其对青年婚姻的社会约束力,不再具有规范村民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功能,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以年长者或村干部为代表的权威规则失去话语权。年长者和村干部是传

统乡村公共规则的代表,但乡村公共性的变化带来了乡村社会权利结构的变化,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掌握更多经济资源的年轻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年长者成为LM所说的“思想落后、老古董”的代表,乡村社会由“年长者主导的前喻文化逐渐向年轻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玛格丽

特g米德,2011),年长者在乡村社会逐渐被边缘化,并逐步丧失话语权,教育或训诂已经不再对青

年群体起规范和约束作用。

村民LCH就说到:“以前村里出现闹离婚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去说说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你平时见都见不着人家,她(LM)也根本不听你说,还会觉得你的思想太落后,嫌你是老古董……”(访谈记录20160210-LCH)

D村妇女主任ML说:“我就觉得ZL 1这个人有问题,她结婚之后还那么皮(方言,指的是贪玩),经常和混混在一起,村书记和几个长辈都去劝说了,可她不把长辈说的话放在心上,说了好多次都没用,这耳听那耳扔,好像没人管了似的……那个LMJ2吧,他哥哥还是村书记呢,说了他那么多次也不见效啊,其他人的话更不听了。”(访谈记录20160217-ML)

第二,乡村公共舆论作为一种软性规则,对于村民行为的约束越发显得无力。通过访谈得知,在传统乡村社会,妇女离婚会被村民街头巷尾讨论、议论的,是被看作不光彩、丢面子的事,会让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蒙羞,觉得“抬不起头”,这样的公共舆论压力也促使夫妻双方在离婚之前要“三思而后行”。

访谈中ZL的婆婆说:“以前会觉得,家里有人离婚会被人背后议论,甚至是看不起,是一件特别丑(方言,意指不光彩、丢面子)的事,可是现在村里那么多离婚的,想想也就觉得没啥了;再说了,她(ZL)也不会因为出轨受到大家谴责的,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谁有时间讨论你啊,说实话,现在村里离婚的还不如人家买个车影响大。”(访谈记录20160218-ZL)

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正如ZL的婆婆所说“离婚的还不如人家买个新车影响大”,公共舆论更大程度上是在关注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等物质方面的话题,而不再关注乡村社会中“鸡毛蒜皮”的事,更不会制造舆论压力去约制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当公共舆论去公共化越来越普遍,其原有的震慑力也随之弱化,不再以一种群体压力的形式来约制青年的越轨行为,其对青年婚姻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也随之消失。

(三)乡村公共文化日渐消解,对青年离婚的社会整合作用下降

乡村公共文化可以培养集体情感,增强村庄社区的整合和凝聚力,对村落共同体意义重大(江立华,2011)。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也逐渐向“个人本位”文化过渡(李迎生,1997);传统婚姻文化也在外力冲击下发生变化,如“从一而终”等伦理文化逐渐让位于“为自己而活”“好聚好散”,这种个体化的倾向使青年群体心理压力与社会舆论压

力大为减轻,这实际上更加纵容青年的离婚行为。

LM的婆婆说:“哎,现在哪还有婆媳矛盾啊,家里都是她说了算,结婚4年也不愿意分家,平时上街买菜、生活用品都是我们出钱,村里的人情往来也都是我们老俩口的钱,吃我们的、住我们的,最后还跟人吹喇叭的好上了(指的是和歌舞团的领班发生关系)……没办法啊,人家就是要离婚,那离就离呗。”(访谈记录20160213-LM)

访谈发现:村里长辈更多的还是基于传统的角度,强调女性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对现代青年女性来说,传统婚姻观念的消解使得她们更多地接受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等现代婚姻文化,并对乡村传统婚姻观念表现出不以为然。另外,所谓的“二婚头”等不祥文化习俗也在改变,妇女再婚被歧视的习俗逐渐消失,也使得女性敢于对其丈夫的出轨行为实施惩罚——主动离婚;而像LM婆婆那样持有“离就离呗”的婚姻态度,既反映出家长们的无奈,也反映出她们对现代婚姻文化的被动接受。

其次,孝道的衰落和传统道德观念的碎片化,对婚姻家庭的整合作用失效。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内生于乡村社会的孝道和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交往,从而对婚姻家庭的社会行为产生规范和整合的作用,如果有人逾越了道德底线,就会被村民认为是越轨行为,是可耻的。而在乡村社会流动和个体婚姻自主性的背景下,青年离婚妇女在婚姻市场上仍然占据着优势,不仅可以像头婚一样要求高额的彩礼,而且还会要求像正常婚礼一样举办婚姻仪式、办酒宴,传统婚姻的道德规范作用逐渐式微,农村青年离婚呈现出去道德化的特点(张雪霏,2016)。囿于村民也逐渐被动接受这种变化,乡村社会便逐渐失去道德规范的再生产能力。

正如村民LL所说:“他家人本来就是打算让YM在家招上门女婿,到了晚年可以照顾两位老人的,这下倒好,人家(YM)为了能在城里生活,现在连家也不回了,以前是婆媳矛盾多,现在是离婚的多,社会风气不好啊。”(访谈记录20160216-LL)

D村妇女主任ML说到:“这些人真是作孽啊,为了离婚以后可以再嫁,有些人竟然连孩子也不要了……其实,离婚最大的伤害就是他们的孩子。”(访谈记录20160217-ML)

YM初中毕业就到昆山某电子厂打工,2006年在家招上门女婿,2010年在昆山电子厂结识本地的男青年,经家人、村妇女主任等多方劝说无效,年底离婚并拒绝赡养父母。在传统乡村社会,女儿在家招上门女婿是要肩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传统孝道文化对“女儿在家”最起码的要求,而YM为追求自己的幸福拒绝承担赡养的责任,公然违背传统孝文化。当然,这虽是极个别情况,却也反映当下农村孝道衰败的现实,如村民LL说“社会风气不好啊”。还有,传统道德碎片化发展,使得青年夫妇共同的家庭责任与义务削弱。当下大部分女性在离婚的时候为了在以后的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竟主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在D村有至少20起是女性主动放弃孩子抚养权的,这种错误和不成熟的想法使得传统道德文化的社会约束力归零,使得部分女性更加放纵自己的越轨行为。

总之,乡村公共文化的消解,使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在现代社会遭到破坏,婚姻事件中出现的社会失范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约束和制止,致使孝文化和道德文化对青年婚姻家庭的整合作用大大降低。

四、离婚现象:系统变迁、功能失灵的结果

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方法,用于分析社会诸现象之间和现象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婚姻而言,正常婚姻系统的存在和维持要满足各部分的功能需求,即行为有机体系统对乡村社会环境的适应、社会系统对乡村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和文化系统对社会道德、伦理环境的维模功能等。而世纪之交以来,乡村社会在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侵蚀下,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乡村公共性消解,致使乡村社会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发生变化,在维护和整合婚姻方面的自发机制逐渐失效。

首先,乡村社会的变迁使得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变化,特别是青年女性把婚姻作为个体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在婚姻中实践着“为自己而活”的婚姻模式;另外,青年群体在城乡流动中,公共生活的缺失使她们失去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乡村社会不再是她们的“归属”,这些都给青年婚姻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其次,社会系统对乡村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作用失效:乡村社会的变迁带来乡村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变化,社会系统在变化中出现功能失调,并失去社会规范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对青年婚姻的社会约束力下降,致使青年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异常行为得以可能。最后,文化系统维模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向系统成员传输社会价值观和促进系统成员之间信用关系的产生,以保持系统价值体系的完整性和保证成员之间的一致性。而乡村公共文化的消解更是导致其社会约束力下降和道德调控机制弱化,使得乡村社会正常的婚姻系统出现异变,致使青年离婚现象更加普遍。

五、结论

研究发现,当下农村青年离婚现象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转型息息相关。乡村公共性的消解,对青年婚姻的社会约束力和整合作用降低,“我想”并且“我能”离婚的现实境况使得部分青年女性敢于摆脱束缚并把离婚想法付诸行动,使得农村青年离婚现象更加普遍。乡村公共性消解,是造成青年离婚的重要原因,是研究青年离婚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本文,笔者只是基于乡村公共性变迁的角度对青年离婚现象加以解读,而造成农村青年离婚的原因是多元的、复杂的,包括家庭经济条件、青年价值观、婚姻观的改变和出轨等原因都会导致离婚事件的出现。当下农村青年离婚现象愈发普遍,并且呈现出女性主导的离婚新秩序,这不仅仅是个人婚姻观、价值观变迁和乡村社会转型的结果,更是源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要想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更加需要我们关注社会层面的原因。另外,乡村公共性消解是当前社会流动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意外性社会后果,不仅给乡村青年婚姻带来了巨大变革,还给乡村社会带来其它潜在的社会问题或社会风险,如何重建乡村公共性也是目前城镇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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