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与行为实证调研

Youth Exploration - - 目录 -

(一)中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较

1.中美大学生掌握艾滋病和性健康知识的情况比较表1显示,中美两国大学生在艾滋病知识和性健康知识得分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中美两国大学生在知识量方面差异不大;同性恋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得分显著低于异性恋大学生(p◎<◎ 0.01),这表明同性恋的大学生掌握的艾滋病知识比异性恋的更少;在性健康知识得分上,母亲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显著高于母亲教育水平较低的大学生(p◎ <◎ 0.01),这表明母亲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性健康知识。

2.中美大学生了解性健康知识及艾滋病知识的途径比较调查显示,在了解性健康及艾滋病知识途径方面,中美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与中国大学生相比,美国大学生获取的性健康及艾滋病知识更多来自于父母、学校、恋人和朋友。(见表2)

3.中美大学生最想了解的性健康知识的比较如表3所示,中美大学生期望了解避孕知识的意愿强度基本相似(分别为32.5%和36.5%),但在对生理卫生知识、恋爱交往知识、预防艾滋病或其他性传染疾病知识的了解方面,中国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度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p◎<◎0.001)。

4.中美高校性健康教育方式的比较分析对于同伴教育、观看教育片和同学交流的教育方式,中美大学生之间的看法基本相似。但相比中国大学生,更多的美国大学生(68.0%)认为自己的学校主要采用了课堂教学的方式来开展性健康教育,而中国大学生选择课堂教学的只有27.5%,更多的中国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学校主要采用的是大学讲座的教育方式。

(二)中美大学生艾滋病歧视态度的比较

在艾滋病歧视态度上,中国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p◎ <◎ 0.01),这说明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对艾滋病的歧视性反应更多;女生在艾滋病歧视态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 0.05),这说明,相比较男生而言,女生对艾滋病的歧视性反应更多;母亲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在艾滋病歧视态度上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教育水平较低的大学生(p◎ <◎ 0.05),◎这说明,相比较而言,母亲教育水平较高的学生对艾滋病的歧视性态度较低。

(三)中美大学生性行为的比较

在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上,中国大学生18.8岁,美国大学生17.2岁(p◎ <◎ 0.01);美国大学生的性伴侣数显著多于中国大学生(p◎ <◎ 0.05)。但是在中美大学生第一次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上,中国大学生仅有39.4%,美国大学生则有75.8%(p◎ <◎ 0.05)。可见,美国大学生在性行为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意识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见表4)。

四、我国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成效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一)艾滋病知识与性健康知识的影响因素模型

由分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对因变量“大学生艾滋病知识和性健康知识”作用的影响因素中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 “性别”(p◎ <◎ 0.001)、“父母教育水平”(p◎ <◎ 0.001)、“中学级别”(p◎ <◎ 0.01)作用显著。控制住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影响后,第二步进入回归模型中影响大学生“艾滋知识和性健康知识”的自变量以“性别”(p◎ <◎ 0.001)、“父母教育水平”(p◎ <◎0.01)、“中学级别”(p◎<◎0.01)、“朋友交流”(p◎<◎0.001)、“同学交往”(p◎<◎0.01)、“学校综合水平”(p◎<◎0.001)和“社会价值观”(p◎<◎0.01)的作用显著。

(二)艾滋病歧视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

由分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对因变量“艾滋病歧视态度”作用的影响因素中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 “年龄”(p◎ <◎ 0.01)、“性别”(p◎ <◎ 0.05)、“成长社区开放度”(p◎<◎ 0.05)作用显著。控制住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影响后,第二步进入回归模型中影响大学生“艾滋病歧视态度”的自变量以“年龄”(p◎ <◎ 0.01)、“成长社区开放度”(p◎ <◎ 0.05)、“学校综合水平”(p◎ <◎ 0.01)、“社会价值观”(p◎ <◎ 0.01)、“朋辈危险行为”(p◎ <◎ 0.01)、“艾滋知识”(p◎ <◎0.001)和“性健康知识”(p◎<◎0.001)的作用显著。

(三)大学生性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1.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的影响因素模型由分步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因变量“大学生第一次性行为年龄”作用的影响因素中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 “年龄”(p◎ <◎ 0.001)、“同性恋”(p◎ <◎ 0.05)作用显著。控制住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影响后,第二步进入回归模型中影响“大学生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的自变量以“年龄”(p◎ <◎ 0.001)、“同性恋”(p◎ <◎ 0.05)、“自我控制能力”(p◎ <◎ 0.05)、“父母干涉我”

(p<0.05)、“父母不喜欢我”(p◎<◎0.01)作用显著。

2.与性伴使用避孕套频率的影响因素模型由分步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因变量“与性伴使用避孕套频率”作用的影响因素中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 “同性恋”(p◎ <◎ 0.05)作用显著。控制住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影响后,第二步进入回归模型中影响大学生“与性伴使用避孕套频率”的自变量以◎“朋辈危险行为”(p◎ <◎ 0.05)、“艾滋知识”(p◎<◎0.05)和“第一次性行为年龄”(p◎<◎0.05)的作用显著。

3.总共性伴侣数的影响因素模型由分步回归分析结果(表7)可以看出,对因变量“总共性伴数”作用的影响因素中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同性恋”(p◎ <◎ 0.05)作用显著。控制住第一步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影响后,第二步进入回归模型中影响大学生“总共性伴数”的自变量以“同性恋”(p◎ <◎ 0.05)、“朋辈危险行为” (p<0.01)和“父母干涉我”(p◎<◎0.05)的作用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中美高校大学生在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在知识方面,相较美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获得性健康和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显著单一化。例如,与美国相比,我国只有8.0%的大学生从父母处获得性相关知识(美国为51.0%),17.0%的大学生从朋友处获得性相关知识(美国为52.0%)。此外,中国大学生对性健康知识的渴求度明显比美国大学生要高,而同性恋的大学生掌握的艾滋病知识比异性恋的大学生更少。其次,在态度方面,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对艾滋病的歧视程度要高;相比较男生而言,女生对艾滋病的歧视程度较高。再次,在性行为方面,中国大学生性行为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意识明显低于美国大学生,例如中国大学生第一次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有39.4%,而美国大学生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高达75.8%。最后,在性健康教育方面,美国大学生普遍反映自己学校主要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来开展性健康教育,而中国大学生则认为自己学校的性健康教育方式更多是大学讲座而缺乏课堂教学。

2.社会生态系统显著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与态度及性行为方式:研究显示,我国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以及行为均受到社会生态系统如个体心理、家庭环境、朋辈影响、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一,“艾滋病知识”和“性健康知识”方面,女生了解程度显著低于男生,学校综合水平越高的大学生的性健康知识和艾滋病相关知识反而越低。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水平的高低更多受到正向社会价值观的显著影响,而性健康知识则更多受到父母教育水平的正向影响。其二,态度方面,“艾滋病知识”越高,大学生对艾滋病的歧视态度越低,但是“性健康知识”越高,大学生对艾滋病的歧视态度反而越高,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可能与中国传统◎“性欲为恶”的性健康教育理念相关。同时,学校综合水平越高、正向社会价值观、成长社区越开放则大学生的艾滋病歧视态度越低。相反,“朋辈危险行为”越多,大学生的艾滋病歧视态度越高,这说明艾滋病歧视态度更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其三,行为方面,我国高校大学生所具备的知识、自身特性(如“自控能力”等)、家庭因素(如“父母干涉我”“父母鼓励我”等)及朋辈危险行为等因素对大学生危险性行为的发生作用显著,如“同性恋”越多、“自我控制能力”越差、“父母不喜欢我”越重、“朋辈危险行为”越多会显著提前大学生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朋辈危险行为”越多、了解“艾滋病知识”越少、“第一次性行为年龄”越小则会降低使用避孕套的频率;“同性恋”“朋辈危险行为”越多则大学生的总共性伴侣数越多,而父母干涉则会降低大学生的总共性伴侣数。

3.我国高校在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我国高校大学生一些危险行为现象比较严重。例如,有13.0%的大学生承认有过性行为,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最小为12岁;大学生同性恋比例为8.2%,而在国家公立大学达到10.1%,其中同性恋群体与网友发生一夜情的比例为11.3%,且与美国大学生相比,我国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如避孕套使用率)显著要低。此外,我国大学生对性健康知识的渴求度显著要高于美国大学生,但是获取性健康知识的途径却明显不足:我国大学生不仅跟父母、朋友间关于性健康的交流极少,作为教育主要阵地的学校在性健康教育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42.0%◎ vs.72.5%),而且我国高校通过课堂教学方式来开展性健康教育的比例显著低于美国(27.5%◎ vs.68.0%),相反,我国高校更多地采用讲座这种非正式教学方式(28.0%◎ vs.9.0%)。这表明,我国高校性健康教育的知识量以及教学方式都尚未能很好地满足大学生对艾滋病及性健康知识的需求,而在同代参照群体横向相互影响的第二次社会化在大学校园生活中对大学生成长作用更加凸显(朱安新、风笑天,2016)的今天,大学校园教育效果的不足无疑对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巨大。

(二)建议

本文基于中美高校2769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中美高校大学生在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艾滋病和性健康教育成效受到“知信行”和“社会生态”两个系统的综合影响,因此需要构建整体化的性健康教育模式(如图2),充分发挥政府、学校、社会、朋辈以及大学生自身的积极因素共同作用。

◎整体化性健康教育模式,在时间上,性健康教育要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在他们需要时候与他们年龄相适宜的一切学习机会;在空间上,教育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且还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内;在内容上,性健康教育不仅是指医学知识,还要包括正确价值观和性道德观的塑造,心理健康的引导,人际关系与交友的选择,做出正确判断与决定的能力,自我控制的能力等;在认知上,要让学生把知识内化为自己主动的行为改变(顾明远,1999)。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