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回顾

Youth Exploration - - 青年现象与问题研究 -

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劳工迁移现象在全球的蔓延,使得西方学者更早地关注到移民对留守子女教育影响的问题,并对多个国家的移民及其留守子女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由于父母亲或其中一方长期不在家,留守子女不得不很早就从事农业劳作或是分担过重的家务,而这不同程度地减少了他们投入学业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对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留守子女教育机会的降低,因为移民寄往国内的汇款提高了家庭经济水平,使留守子女不至于因家庭经济约束而中途离校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接受教育的年限更长(Kandel◎&◎Grace,2001;Page◎&◎Plaza,2005)。泰勒(1987)对墨西哥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至少一方)迁移至美国工作的儿童更有可能从小学升入初中。对中美洲国家萨尔多瓦的研究证实,移民父母寄回的汇款显著降低留守子女过早离开学校的风险(Cox◎ &◎ Ureta,2003)。对菲律宾移民的研究发现,移民汇款金额上升10%,将会使17~21岁留守子女的上学率增加超过10个百分点(Yang,◎2003)。

国内大量研究集中于考察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学校适应、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方面的影响(陈欣欣等,2009;张显宏,2009;许传新,2010;唐有财等,2011),只有少数几项研究探讨了父母流动与留守子女教育机会的关系。杨菊华等(2008)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0.95‰的数据,比较了农村11~14岁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发现留守儿童的在学概率比非留守儿童高出近30%。段成荣等(2013b)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双变量交互分析发现,农村14 ~17岁留守儿童在校率高于非留守儿童。不过,吕开宇等(2006)基于2000年和2004年甘肃儿童和家庭调查的基础教育调查数据对影响9~12岁农村儿童辍学的可能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是儿童辍学的重要影响因素。

虽然上述几项研究围绕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但是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对象的问题,杨菊华等和吕开宇的研究选取的对象都在14岁及以下,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不同类型儿童在小学和初中学龄阶段是普遍入学的,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在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二是样本和解释变量的问题,在吕开宇等人和段成荣等人的研究中,样本数据仅限于一个地区,而且只做了双变量交互分析,没有控制其他因素而分离出父母外出的“净”效应。杨菊华等的研究虽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但普查收集的信息非常有限,很多被研究证明影响儿童是否在学的关键变量缺乏,如儿童个人特征变量——学业成绩、是否参加辅导课程,家庭层面变量——家庭收

入1、家庭的教育投入、兄弟姐妹人数、家长对儿童学业监管等,由于这些解释变量没有纳入模型,

1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缺乏家庭收入资料,杨菊华和段成荣就使用住房内是否有自来水设备为代用指标,来衡量家庭经济地位。

这样估算出来的回归系数也不是直接的留守效应。三是上述研究使用的都是单一时点的截面数据,而父母外出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是时间积累的结果,截面数据不可能告诉我们留守子女在学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难以满足对“在学—失学”这一变迁过程和变迁机制研究的需要。

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些不足,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在不同时点上对同一人群(同一样本)的重复观察,掌握具体个体在不同时点的状态。自2010年正式实施基线调查起,迄今为止CFPS已采集三期数据,具备了开展跟踪分析的数据基础(谢宇等,2014)。我们将使用2010年和2012年的数据,通过考察2010年农村10 ~15岁在校儿童到2012年,也即12~17岁时在学状态的变化,检验从在学到学业终止这一变动过程中留守经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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