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本—收益的理论演变和在生育决策中的地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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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收益的定义及演变

生育行为不仅是社会化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更是经济性行为。而生育过程本身就带有成本投入和收益效用两方面效应。所谓生育成本,即家庭以生育行为开始,到子女成人,可以自力更生过程中,对子女进行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投入的总和;而生育收益,指的是家庭因生育行为发生后,从子女身上可以获得的物质或非物质方面回报的总和。而当前中国在“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并没有像专家预言中出现“生育堆积”“新生人口翻倍增长”等现象。在市场经济环境愈发成熟、市场化理性化思维盛行的今天,人们理想子女数量减少,对于性别偏好的呈现也不那么明显,反倒更加重视孩子质量,生育行为趋于经济理性化。

而针对生育行为成本和收益的认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经历了理解上的深化和范围上的扩展。最早西方学者单纯从微观经济学成本收益衡量比较的角度,对家庭中人们的生育意愿多样及变化趋势做出理论解释。美国人口经济学家H.莱宾斯坦首先提出“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他认为父母通过对孩子所有成本—效益综合衡量,决定孩子数目和家庭规模。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从怀孕到孩子自立父母所花费的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教育、医疗各种费用)和间接成本(即机会成本,父母为抚育一个新增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升职、加薪、工作调动的机会,以及消费水平下降、时间精力损失等)。而孩子的效用主要包括带来“精神快乐”(人生完整、增进夫妻感情、满足感、不受朋辈压力等精神导向)的消费效用、带来“收入和生产动力”(物质导向)的劳动—经济效用、带来“养老保障”的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关系的效用等。通常经过综合衡量后,当抚育成本大于收益时,人们会倾向于少生;反之多生。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孩子的效用成本同时増加导致其边际效用递减,这也会导致家庭生育意愿的降低。

贝克尔在吸收莱宾斯坦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后,写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在这本书中,贝克尔首先继承了莱宾斯坦经济与非经济的成本收益综合衡量思想,在此基础上谈到了孩子的“质量”问题。首先他认为孩子的确是一种需要大量时间陪伴和培养的“时间密集型”商品,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劳动力价格上涨,父母的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得到了极大的増加,他们不得不在提高家庭收入与陪伴孩子间做出衡量。而生育行为愈发经济理性化的趋势下,孩子整体素质和质量的培养显得更为突出。接着贝克尔提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他认为对于家庭来说,孩子是如同住宅一样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和质量是互为替代,且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増加会降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当家庭收入一定或逐渐增长时,为了实现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数量少质量高的孩子成为家庭首选。

此外,澳洲人口学家考德威尔基于家庭结构代际变化提出“财富流理论”。他认为,代际财富流原则上具有双向流动性质,而生与不生作为一种经济合理性行为,取决于这两种流向的财富净差额

为正为负。传统社会中,孩子从年幼到成年一直都对父母承担对应的责任,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其带来的高额经济效益促进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由于孩子教育时间延长、社会养老福利完善等因素,原有经济效益大幅降低而逐渐模糊,出于自利考虑人们倾向于少生。同时,随着家庭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生活质量和环境的要求上升,家庭的生育数量进一步受到遏制。

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侧重讨论边际孩子的效用,在引入不同的经济发展自变量的前提下,对边际生育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对比分析;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侧重讨论孩子的性价比和效用最大化;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侧重分析家庭內部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生育的影响,在生育时人们往往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结合孩子的数量与质量权衡作出生育选择。

(二)收益成本在生育决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

从家庭和个人层次的视角看,生育行为改变无疑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家庭的生育行为由生育意愿转换而来,通过了解家庭的生育意愿,可以预测家庭的生育行为。制约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传统生育观念、婚姻习俗、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妇女受教育状况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抚养孩子的费用及其收益成本的比较都会影响生育意愿。相关研究发现收入与生育成本仍然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陈字、邓昌荣,2007),可见经济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测,在影响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中,成本收益的比较仍是最为关键与重要的一环,而其他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一般也都是通过经济条件起作用的。生育成本—效用的变化应当是影响青年夫妇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经过◎ 30◎年的计划生育,中国已经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李建民,◎2009)。

自上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贝克尔开创的家庭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成员收入、育儿成本、劳动时间分配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被纳入到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中(Becker,1960;Mincer,1974),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相对地位和家庭内部决策机制的影响(Leibenstein,1974、1975)。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讲,人们从事的行为和活动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当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时,人们才可能将计划和意愿付诸实践,在有关生育和抚养孩子的相关决策时,孩子未来能给家庭回报的经济价值是影响决策的前提条件,而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性别这些附带的经济价值是生育决策的重要依据,孩子抚养费用的成本高低则是影响决策的重要环节。生育子女的成本按照其投入的形式可以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三部分。成本和收益的对比是生育决策的经济依据,一般认为生育孩子的收益越大,成本越少,生育意愿越强,而收益越少,成本越大时生育意愿越弱。

当今中国的生育意愿趋于经济理性化。大多数人认为抚养的经济成本从婴幼儿物资的消费(即妇产、母婴护理、奶粉、服装玩具及其他婴儿用品的消费)开始。儿童的生育和抚养并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伴随儿童成长周期长期消费的过程,还会涉及到教育、住房、汽车等消费领域。其中大部分费用会用在教育支出上,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导致学前教育、培训班和兴趣班等教育支出进一步扩大。除了经济成本,非经济成本的投入也不断地扩大。谈到收益,除了传统的经济收益——养儿防老,老年对自己进行经济赡养和照顾之外,随着经济发展、养老金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相关社区养老基础设施不断健全,“情感支持”等非经济收益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个人生育意愿的转变根源于个人能独立自主地对自身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进行比较,当个人得出生育成本大于收益时,生育意愿就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反之亦然。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影响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育意愿。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个案深度访谈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于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在辽宁、浙江、广东、重庆四省市中各选取10位(共40位)18~35岁的本地户籍的城市青年女性,就生育意愿的条件、现实情况、影响因素和对未来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访谈和记录。以期深入了解在“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我国城市青年女性一二孩次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变化,并从贝克尔和莱宾斯坦的经济学理论视角,了解女性对生育成本与收益的观点,探究影响女性一二孩次生育意愿的因素。由于一孩已经满足了部分效用,抵消了社会偏见,因此女性关于二孩的生育意愿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性,能更加突出孩子的成本与收益衡量。第一孩次和第二孩次在成本投入和收益上各有各的承担侧重点,其中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因此,本次研究将重心放在中国城市青年女性对第一孩次和第二孩次各自的成本—收益权衡对比上。

(二)研究发现

1.一孩成本收益分析调查发现重庆、浙江等四地的城市青年女性在进行一孩的生育决策时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孩子的精神收益,经济收益并不重要。养育子女的非经济效用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点上和西方相比,是非常具有我国特色并且适应本国国情的(吕红平,1998)。访谈中被访者并未对孩子的成本—收益进行详细周密的考量,当回顾她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时多数都表示是自然而然的决定,对涉及孩子的收益成本的问题时更多只是回顾式的总结,鲜有前瞻式的估计。这反映出四地都市青年女性在考虑是否要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并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过多。

调研结果显示父母在一孩的生育决策时往往会对孩子的成本投入估计不足,而对孩子的精神收益有着较高的期待。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了子女的成本—收益理论的局限性。按照美国人口经济学家H.莱宾斯坦提出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父母在做是否生育孩子以及生育数量的相关决定时必然要经过一个对孩子所有成本—效益的综合衡量,这样的决策过程包括对孩子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考量,以及“精神快乐”的消费效用和物质导向的劳动——经济效用的估计。但访谈结果与实证研究显示成本考量的不足不仅体现在经济支出的规划不足,还体现在对孩子的到来造成的间接成本包括夫妇双方投入的时间精力与长期规划上来看可能工作发展机会的丧失等机会成本的估计不足。

“晚上都是我们自己来带的,晚上睡眠时间是真的不够,白天虽然说宝宝睡你也可以睡,但有时候你是睡不着的。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很累。家里面也是一团糟,家务活啊什么的都顾不上的。早上急急忙忙要给他起床啊,衣服如果尿湿了一堆衣服要洗啊。”(样本24,女,22岁)

导致子女成本—效用理论在中国适用性低下的一大原因就是这一理论的假设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之间有距离。比如在本次实地访谈中发现,被访的青年女性对孩子生产的成本和效用在认识上都很模糊,生孩子似乎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决定。

“我好像没有仔细算过把一个孩子养育成人的总成本,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如果说你点点滴滴成本算起来应该比较大,但是我感觉到你不生育一个孩子也许你的生活也是这样这个钱也不会省下来。”(样本27,女,33岁)

而子女成本—效用理论的假设之一就提出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在这一点上该理论就与我国国情有着很大的出入。

在面对一孩的生育决策时,由于夫妻双方都面临着第一次当父母的局面,对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都未能有充分的估计与考量。具体体现在没有过往的经验可以借鉴,对于生育抚养孩子可能有的各项经济成本也未能有充分的估计,需要占用夫妻双方的时间精力更未能有充分的认识。但调查发现在面对一孩

的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对孩子的效用可能带来的精神收益有更为明显清晰的预见性。

在我国,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家庭内部仍非常看重亲情、宗族延续这样的观念,这一点深深渗透到人们的一孩生育决策中。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在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接受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商品化了,但传统道德观念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例如浙江湖州户籍被访者的回答较为明显地透露出这一观点。

“我们对于下一代不能去划一个收益和成本,中国人应该来说是一种亲子观念,孩子不跟金钱去划大于小于等于这种符号的,西方人的观念就是比方到了十八岁就让孩子独立啊什么的就跟金钱比较挂钩,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就觉得后继有人啊什么的,没有去想过成本之类的所以说现在的人觉得生孩子花了很多钱,要很多成本,害怕生孩子,应该是一个借口吧。”(样本27,女,33岁)

但是,子女成本—效用理论的另一假设则认为在西方市场经济的社会,家庭处于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之中,即使在家庭内部,也处处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理论的解释力不足。

但是在子女的成本内容和效用内容上,四地都市被访女性所持的观念与西方国家的观点呈现出相近性。在子女的成本内容上,人们的看法因时而变,因地而变。例如市场经济普及化之前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生育子女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但在城市地区,尤其在进行调查的重庆、广东、辽宁、浙江四地市场经济已经有了较充足的发展,不同年龄层次的被访女性对一孩的效用上表现出主要看重精神上的回馈与养育过程的点滴,在孩子的经济效益上基本认为没有或者很少。

“我觉得最大的收益那肯定是精神上的收益咯,我感觉。物质上孩子带给父母亲的收益,那不直观的啊。比如说她可以激励你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去生活,但是你说直接带来的收益那肯定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收益吧,我感觉。我觉得需要孩子养老的,这个养老我指的是精神上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家庭情感的需求,因为她既然是我的血脉,我希望她长大了会对我有所关心。” (样本32,女,30岁)

在西方国家,父母认为子女的效用主要在孩子自立之前,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而不是在父母年老后或者经济收益上。在这一点上的共识反映出只要在一定条件下该理论具备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解释力。

本研究以城市青年女性切入的视角则反映了社会学对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的角色理论。与规范模型相对应,角色理论更注重个体因素在家庭中的作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以台湾地区家庭

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具有重要作用(Eva◎ C.Yen,Gili◎ Yen.&Liu, 1989)。

费孝通生育制度理论中的三角关系的阐述在解释本次调研结果得出的结论上显得更有说服力。费孝通由结构学中三角形的稳定原理演绎到社会结构的三角关系,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靠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而在家庭中,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对应为父、母与儿女。在婚姻的实质中费孝通阐述婚姻的意义在于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在婚姻契约中同时缔结了夫妇和亲子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有孩子的家庭关系会更加稳定,而在具体的访谈中,有不少的受访者表示在一孩的生育决策时将这个观点纳入考虑因素。

Q:您认为孩子对家庭的作用有哪些呢?A:我是比较传统的,我认为有孩子一个家庭是相对完整的。一个完整的家庭有孩子相对比较幸福吧;Q:孩子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作用吗?A:那肯定的,小朋友肯定是最有利的修复剂啊,我觉得,因为这是自然的自发的会去考虑孩子的感受,有的东西是被动接受哦,有了孩子后,两个人考虑问题就会想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他的行为举止。(样本32,女,30岁)

总之在一孩的生育决策上,被访女性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孩子对个人及家庭的精神需求满足,成本—效益的考量在这一阶段的影响力度很小。尽管被访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意识到生育孩子这一重大的决策会在经济、时间、精力成本上的付出,但其作用不能影响她们一孩生育决策。2.二孩成本收益分析在生育一孩时,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在很大情况下生育一孩的选择和决定是顺其自然、未计回报的。他们将一孩的到来看做是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认为有孩子才能使家庭变得更加完整,而较少对生育和抚养一孩所需的成本和资源做出详尽的规划与清晰的预估或统计。对于孩子所能带来的收益,大部分受访者也表示没有思考过收益相关的问题。

“那其实吧,我们选择生个孩子,都不在乎说什么成本花多少啊,收益有多少嘛。你生他的时候也不会指望他说能给你多大的回报嘛。”(样本2,女,27岁)

“像我们这些父母,不会说为了孩子能给我们什么回报才去养孩子啊,生孩子的。我觉得父母都是很无私的。”(样本4,女,35岁)

“对于第一个孩子真的也没有说特别功利的想法,最多将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本身就视作收获”。(样本11,女,39岁)

在对一孩的成本和收益两者进行衡量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两者没有可比性,但会衡量抚育孩子上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在其家庭可及的资源内占据的比重。基本上都是在家庭能力承受范围内,尽量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和空间去成长和发展。

与生育一孩相比,在生育二孩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及意愿更具“经济理性”。人们往往倾向于进行更加理性的收益成本比较分析,二孩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也大大加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孩子的生育质量要求也逐渐提升。除了基础的衣食住行,对于孩子的高质量教育和培养对于生育成本投入也提出了要求。在当前社会中,不少的受访者表示一孩的生育成本已经对家庭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保证孩子的质量,二孩生养问题成为每个家庭的重大决策。甚至会有严格的生育计划:对于孩子的性别期待、两个孩子间年龄差等等(郑真真,2011)。其中需要考虑的成本分为以下三类:经济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不同收入、经济社会地位的阶层和群体,在这三种成本的衡量比重会有具体差异(张晓青等,2016)。不过在做生育决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成本及压力,大多受访者表示,生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最少需要100万。

“生了第二个孩子,意味着家里短期内需要换更大的房子和座位更多的汽车,然而这只是一百多万漫漫烧钱路的第一步”(样本7,女,34岁)。

“现在养一个孩子,成本跟以前相比翻了一倍。以前的东西都要便宜的多,现在买东西都越来越贵。以前的小孩竞争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现在你看很多小孩都补习,就会觉得别人的小孩要学的,自己的小孩也要学。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样本9,女,37岁)

除了现在我国物价攀高下的经济重压,在家庭经济实力能承受和协调的情况下,人力成本让很多家庭感到十分焦虑。很多家庭都同意人力成本在孩子培养中的重要地位,而他们大多处于“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事业”的生活重压下,这让很多家庭无法小视其中的人力成本。父母深知要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人需要付出情感、精力之多,因此对于生养二孩决策也更加慎重。除了人力成本之外,中年夫妻也担忧于自己的身体素质是否能完成二孩生育任务,随着年龄增长,怀孕、养育一个孩子的体力付出越来越成为中年夫妻生养二孩的考虑因素(卿石松、丁金宏,2015)。

而对于青年夫妻而言,他们对“成本收益分析”更加全面,其中二孩带来的机会成本往往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很多青年夫妇表示,进行二孩生育预期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还有很多年轻人未来还有计划去投资自我和个人深造,在时间精力的权衡上,年轻人有将个人发展摆在优先考虑位置上的倾向。越来越多的青年倾向于晚婚晚育,加上职业变动可能带来的人口流动的因素,这些都会对第二个孩子的生育预期造成影响(姚从容等,2010)。

“本地实在是资源和各方面就业机会有限,我和老公最近都在努力打拼升职加薪,如果有机会还希望去北京闯几年,自己一切都还未知哪有时间要老二啊生下来没有足够的钱给不了孩子好的条件

图 2

孩子成长各阶段的经济成本

和陪伴不如不生”(样本2,女,27岁)

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条件下,很多青年夫妇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物质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有助于孩子的成长,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

人们在对二孩生育的收益衡量时,与一孩相比,二孩带来的收益往往是更深层次、更倾向于精神情感方面的。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在经济方面,很多夫妻预见到未来孩子们“4-2-1”的经济赡养压力会很大,他们大多表示自己可以养活自己。经济上年老后经济赡养来源更加多样化,但生养两个孩子希望能使其照顾父母的时间精力层面的压力得以均摊。

“那多生一个孩子的话呢,以后就是两个小孩的负担就会没那么重。养老这些就是次要一点吧,一旦有什么疾病这些事情,起码有兄弟姐妹商量啊,也可以轮流照顾父母。” (样本8,女,31岁)

“两个孩子的话起码养老会好一点,两个孩子能平摊掉一些责任啊什么的,两个孩子能互相帮助一点,你有的时候生病了就一个孩子在外面怎么办,两个孩子的话就能商量一下今天你有空还是我有空过来照顾,所以两个小孩总归好一点,一个孩子的话负担太重了。” (样本5,女,36岁)

其次在情感收益方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孩子作为夫妻关系的延续和家庭情感的纽带,抛开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当下政策放开后“一子一女凑成好”是很多人的新的人生理想。除了让夫妻关系、家庭互动更加和谐,血亲纽带更加牢固,两个孩子之间的共同成长和陪伴,也有利于孩子情商智商及长远的发展,同时更能满足长辈和其他亲朋的期待,二孩带来的情感收益可以说是多维度的。此外由于多了一个孩子,在客观层面上半数受访者认可孩子是其事业上更加进取的动力,就是说有孩子这件事本身是人生更加积极,事业更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积极精神收益。

“一个孩子是安全感,两个孩子是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弥补了我童年孤独的遗憾,何乐而不为?”(样本2,女,27岁)

“我配偶其实和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希望能生两个。最好当然就是一男一女,儿女双全嘛。长辈的话,应该也差不多吧。他们那一代基本上都是想生又不能生,到我们这一代终于能生了,可能也算是圆她们一个心愿吧。而且老人家一般都比较喜欢孩子。” (样本14,女,33岁)

不少人表示生育第一个孩子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生育第二个孩子则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

图 3

二孩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果。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要做出生育二孩的决策,往往会对成本和收益对比分析进行细致的考量。一旦发现生育二孩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家庭则往往会做出生育二孩的决策。3.一孩与二孩成本收益差异及原因综上所述,在中国城市青年女性群体认识中,不同孩次的成本与收益也不同,这些成本与收益的相对考量对于家庭的生育决策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们的访谈中可以发现,相较于一孩,在生育二孩时人们的生育决策更具有“经济理性”,更计较生育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与子女成本—收益理论更符合。

在生育成本方面,对于一孩,城市青年女性普遍对生育成本考量不足,没有一个清晰的估计,甚至出现不在乎一孩生育成本的倾向。而在关于二孩的生育决策之中,人们对于其中的生育成本更加敏感,对成本细分得更加清楚。对中年夫妻来说,对人力成本的忧虑成为了阻碍他们生育二孩的头等障碍;而对于青年夫妻来说,尽管人力成本也存在不足,但是经济成本的压力显得更为重要,许多人认为目前家庭经济难以承担两个孩子的花销。

而在生育收益方面,人们对于一孩与二孩的精神收益都相当看重,而对于经济收益则不是如此。在孩子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方面,尤其是养老问题,对于一孩,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老制度的完善,城市青年女性普遍认为自己不怎么需要孩子来给自己养老,或者认为孩子不一定有能力给自己养老,因此对于一孩能给家庭带来的养老收益并不看重。而对于二孩,一部分受访者则表示正是养老方面的考虑,才引发了她们生育二孩的意愿。她们认为只有一个孩子难以肩负起养育二老的责任,时间精力方面压力太大,因此二孩能够分担未来养老的人力成本。而在精神收益方面,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受访者都非常看重生育之后带来的精神收益。对于一孩所带来的精神收益,人们的看法比较趋同,认为孩子能带来家庭的完整感和生活的幸福感,“有了孩子才是一个完整的家”。而对于二孩能够带来的精神收益,人们的期待却更加多样化。除了完整感与幸福感,期待给家庭带来新变化、让一孩不孤独等其他考虑因素也是促使人们想生育二孩的原因。

在同一个家庭,为什么不同孩次的成本收益考虑会产生这些差异呢?笔者总结了此次调查结果,认为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影响因素在起着作用:

一是生育经验。在生育一孩时,家庭面临着初次生育而经验不足的情况,因此往往无法对生育成本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估计。而在考虑关于二孩的生育决策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经验,能够预估第二个孩子带来的经济成本与人力成本,对于二孩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和获益有了敏感的能力。

二是传统观念。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观念在生育和教育两个方面都在影响着家庭的生育决策。在生育观念方面,费孝通先生由结构学中三角形的稳定原理演绎到社会结构的三角关系,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靠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婚姻的意义在于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观念里的家庭概念,只有拥有孩子的家庭,才称得上稳定的家庭。因此,生育一孩成为了中国家庭的义务,义务是不能计较成本的。二孩处在这个义务的范围之外,因此家庭对于二孩的生育更加具有“经济理性”。在教育观念方面,中国由于科举的悠久传统,历来比较重视子女教育,而教育成本是没有上限的,想子女拥有越好的教育资源就需要付出越多的成本。而城市青年女性普遍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在考虑二孩的生育成本时,也会考虑到二孩对于一孩教育成本的挤压问题,因此对于二孩带来的成本压力会更加关注。

三是经济环境。由于城市社会经济水平高,养老制度较为完善,城市青年女性经济能力较好,能够自我养老,因此相较于孩子带来的经济收益,普遍更加看重孩子带来的精神收益。城市青年女性就业率比较高,因此对于生育所带来的人力成本、机会成本对自己职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敏感。二孩作为家庭额外的非必要选择,女性会更加顾虑到其生育成本对职业的影响。而城市里生活成本较高,压

力较大,也加剧了人们对于生育二孩经济成本压力的忧虑。

4.对未来生育水平走势的启示本次研究发现,影响人们生育水平一是政策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风笑天,2004),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并不单纯由政策决定,从制度政策层面鼓励二孩生育并不是提高整体生育水平的关键。针对我国目前生育水平较低的现状和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等人口问题,国家转变了从上世纪70年代执行的以“只生一个”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全面两孩”以期望提高生育水平。然而政策的调整带来现实的效用与预期大相径庭,与有关专家担忧政策放开后可能会出现的二孩“生育堆积”相反的是,自2016年政策放开后我国生育率略有上升,但远低于预期水平。“全面两孩”政策的“遇冷”也验证了这个观点。

其次,当今中国的城市家庭越来越注重生育的成本与收益,并以此作为生育决策的依据,在二孩的生育决策上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因素由原先的传统道德观念向“经济人”理性选择过渡,其生育决策和行为更多受到成本收益两方面综合衡量的影响,生育意愿更具工具理性。在进行生育有关决策尤其是二孩的生育决策时,人们对于生养的成本估计和收益预期更加清晰。当前青年夫妇对成本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经济成本仍占第一位的同时,对人力成本与机会成本的重视也有所增加。二者结合说明人们对孩子的生育质量和个人发展较以往更为重视。在收益层面,青年夫妇对孩子的收益回报预期更注重精神层面,对“养儿防老”经济赡养收益的关注随国家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而有所降低。成本的升级和收益的改变,导致人们对二孩的生育会有综合谨慎的考量,使总体生育水平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

本研究发现,在传统观念影响下一孩是中国家庭的必需品,一孩的生育数量是有保证的,而二孩则不是。因此,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能否提升的关键在于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而对于二孩的生育决策,中国城市家庭十分重视其中的生育成本与收益,并且以此作为生育决策的依据。从长远看国家应致力于在经济发展、提升人民收入的基础上,完善福利制度和劳工制度等保障,逐步降低人们生育孩子的成本和压力;提升生育孩子的精神收益和幸福感,使得“综合成本<综合收益”,从而引导生育水平的逐渐上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生育水平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会适度提升,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鼓励人们生育二孩是适度提高国家生育水平的关键,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单纯依靠政策,更要依靠国家对孩次收益的提升和养育成本的降低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和设施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全国四地区个案访谈为结果,辅以网络资料分析,揭示了家庭生育决策对成本收益的考虑。从城市青年女性的角度分析孩次的成本收益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对成本收益分析在生育决策及意愿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发现,人们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受宗族生育制度影响,为保证家庭的稳定和完整,孩子作为家庭三角中的一个支点而出现。即使生育的成本大于收益,家庭仍旧选择生育一孩。在成本层面,其成本考虑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收益层面,主要看重家庭的完整性和养育孩子的情感收获。

而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其决策更具“经济理性”,对生育的成本收益分析有详尽的规划与清晰的预估,孩子的工具性、目的性增强。在成本层面,经济压力明显加大,对中年夫妇而言,人力成本成为更主要的考量因素,而对青年夫妇而言,机会成本的地位更重;在收益层面,二孩的诞生利于

养老风险的分担,满足长辈和其他亲朋的期待,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各方面成长。

由此可见,一孩与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各有侧重点,从而对一二孩次的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探究差异原因,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的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背景下出现了本土化调整:生育一孩主要受舆论环境和中国人固有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大多情况下对一孩的成本收益无具体统计;生育二孩主要受市场经济影响,成本收益的经济理性更为突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青年生育二孩与否是未来能否适度提高生育水平的关键。通过本研究,分析了成本收益对青年夫妇的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机制,虽然影响不同孩子的成本收益的因素有所不同,但在全面两孩政策下,未出现“生育高峰”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青年夫妇对养育孩子的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未来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高二孩的生育率,将成为提高我国二孩生育的重点关注层面。这样的现实情况就要求要想提高人们的生育水平,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出调整,更需要从全局考虑,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降低青年夫妇对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的顾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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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素军)

图 1 一孩成本与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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