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

Youth Exploration - - NEWS - ■ 周晓虹

[摘要]文化反哺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

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原本由父及子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或代际“颠覆”。造就文化反哺的动因包括社会变迁的提速、同辈群体的影响和大众传播的普及,而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则在于它改变了文化或文明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如果说文化反哺现象从共时态角度说算是“只此一地”,那么从历时态角度说则堪称“只此一次”。这两大特征赋予包括“文化反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嬗变即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以独特的社会价值,也使当代中国目前仍在延续的这场转型有可能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

[关键词]文化反哺;生发动因;社会意义;中国体验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5-0078-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5.010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接近40个年头。这40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现象的发生和蔓延。这一变化堪称革命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传统中国“父为子纲”的亲子关系,将我们社会中原本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儿,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文化反哺”概念出现于1988年即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距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如果说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作者本人的个人生活体验,或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话来说,来源于“情境中的个人困窘”,那么其后来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与内在生活世界的事件纠缠在一起”的“社会议题”(Mills,1959),或者说成为一个流行概念,则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在我一再引述的我与父亲互动并改变了其穿衣风格(由不准我穿西装到三年后自己穿西装)的事件中(周晓虹,2015),我所以能够先于父亲做出服装选择上的改变(从穿黄军装蓝裤子到穿西装甚至牛仔裤),并不是我个人先天风格上的自由和无拘,而是因改革开放带来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此同时,父亲因为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军人角色、社会传统和自身习惯,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西装的拒斥要大于我及我们这一代人。因此,我遭遇的或我父亲遭遇的个人困窘实际上是因变迁带来的两代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造成的,而其背后的动因是一个原本禁锢的计划经济国家发生了朝向市场的结构性变革。

即使是在“文革”那样最灰色的年代里,我们也都没有忘记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其实,生命之树真正变得常青,发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时,在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很快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可以说,在1978年后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乃至各种新器物(如牛仔裤、计算机、手机和各种家用电器)、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1988年,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我们第一次,然而却是十分准确地创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我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 1988)。

在后来的多种著述中,我反复使用了“本末倒置”和“革命性”的字眼,来形容在中国社会急速的变迁时代出现的代际关系的种种变化。我们知道,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传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却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出现在不同家庭中的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并且我们发现这种亲代不如子代的现象不但波及大多数家庭(无论你是普通的市民,还是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孩子们的挑战),而且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从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直至电视、手机和电脑等器物的使用。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发生在亲子之间的这一切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化方式正在改变,或者说社会化不再是一种单向的训导过程,而成了一种双向的乃至多向的交流和引导过程。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社会化,主要是由成年人及由成年人所主持的家庭、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教化社会中的未成年的个人,使他们接受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发展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的过程,那么在社会的大转型和文化的大变革时代,那些业已以传统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化的成年人,若要以有助于这个变动着的社会正常运转的方式行动,就必须不断地经历那种能够产生全新的、和以往的社会化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再社会化过程。正是由此,那体现了新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年轻一代就有可能从传统的被教育者成为教育者,由社会化的客体成为社会化的主体。

在社会学领域,一直有学者谈及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所谓“反向社会化”过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在《文化与承诺》(1970)一书中提出相似的“后喻文化”概念,并认为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变迁尤其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1)它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又因屡遭内忧外患未能经受像样的现代洗礼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家在1949年后经历长达近30年的封闭、停滞乃至倒退以后,1978年突然面临改革开放,面临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这也使得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的突然。(2)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除了极少数在他们的青春将要逝去的时候,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有幸接受了大学精英教育,并在中年时期成为

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造反”、参军、“上山下乡”、返城、下岗一轮轮浪潮之后,早已青春不再。但是,他们那些在“文革”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却盖因受益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独享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几乎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代。

其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并不是造成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比如,尽管美国大萧条时代的孩子们和他们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相互间的生活差异,与“文革”的一代与其孩子们的生活差异十分酷似——亲代都生长在物质匮乏时代,子代都生活在物质充裕时代(埃尔德,2002),但显然美国的两代人之间不存在从“封闭”到“开放”这样巨大的精神裂隙。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所以这30年来我始终认为,尽管“文化反哺”或反向社会化也许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1978年后的中国,肯定是这场“代际革命”演义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国度。

二、文化反哺的社会动因

文化反哺是我们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独有的现象,因此它的产生一方面同亲子两代人各自的身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更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造就的。就前一个因素而言,由于亲代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加之文化程度和理解力的限制,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比之下,子代对新事物却具有的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他们不会受制于既有知识的制肘。如此,对年长的一代来说,当出现与旧有的经验不一致的新知识时,新知识可能被视为是怪异的;但对脑袋里根本没有旧框框的年轻一代来说,新知识则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考虑到代际之间在心理和认知上的差异是普遍的,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都常见的现象,由此入手解释1978年后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化反哺现象就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要想解释文化反哺的产生动因必须回到社会的维度上来,回到与社会变迁及因变迁而带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同辈群体的重要性凸显等结构性因素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因变迁而发生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下,我们才能够说明文化反哺产生的真实原因。

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首要动因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启动的以转型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代表,整个社会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发生了越来越迅速的变迁。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使我们今天的社会与过去的历史相区别的两个突出事实是:其一,变化的速度,因为世界在以“倍加速度”发展,使得今天“从社会学和理智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他的父辈和祖辈曾经居住的同样类型的世界上”(Bell,1999);其二,变化的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如果说因为“左倾”思潮的统治尤其是“文革”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为止,中国都与战后因科技革命的进步导致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关联不大;那么,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再一次拉开了变迁的序幕,开始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腾飞。

社会的急速变迁,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导致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旧习惯和扑面而来的新规则的并存于世,而它带来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结果是: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这其实就是社会变迁引发“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外在的宏观背景。

在各种球类比赛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原本十分优秀甚至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球员,会因为无法适应新制定的比赛规则名落孙山,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此时却常常会脱颖而出。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赛场,在这个赛场上角逐的真正对手是年长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而造就前者廉颇老矣和后者少年英雄的原因常常和球类比赛一样: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规则。在这些新变化和新规则面前,熟知旧习惯的年长一代茫然不知所措,而同新规则一起长大的年轻一代却顺应良好、运用自如。

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些新的变化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出现在我们已经谈及还将进一步谈及的198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急速的全球化之后。正是科技进步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凭借着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资本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无阻碍的流动,使得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创新迅速扩散开来。女权主义、民主政治、丁克文化、单亲家庭、超级市场、绿色和平组织、WTO、“白领”阶级和消费主义……,这一切与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在加深我们对社会的“变动”性质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先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这使得年长一代有如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一样,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就像玛格丽特·米德所说,一不小心成了“时间移民”。

中国社会最近40年来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它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年长的一代从传统带入现代,使他们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废弃了他们在前半生中获得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孩子面前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人。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耽误了,自己该学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而孩子们却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因此,他们超过自己是必然的。进一步说,正是这场延宕40年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社会转型,加之中国融入世界之后迎来的同样巨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使形形色色的新旧传统都渐渐变成不适应社会进步的旧习惯之时,也为各种各样新规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成千上万当年饱受旧习惯之苦的年长一代,今天又开始面临新规则的无情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次要动因,与同辈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早在1939年西奥多·纽科姆就以美国贝宁顿女子学院的女生为对象,研究了学院经验和社会政治态度间的关系。比如,在贝宁顿这所倡导进步主义的大学中,和同学即同辈群体的交往“使得那些来自保守主义家庭的女大学生们的政治和经济态度发生了改变” (LeVine,1966)。1950年,在理斯曼等人的论述中,伴随着近代以来的发展,他人突破传统和自我,一步步成为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这个“他人”对青年一代而言最重要的现代组成就是Peer◎ Group,即所谓同辈群体或同侪群体。研究证实,在现代社会同辈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力日渐提高。

就中国而言,尽管从完全独立的意义上说,姗姗来迟的中国青年文化出现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1992年后越来越强大的强调消费的市场力量的塑造。不过,1966年狂飙突进式的红卫兵运动和随后而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已经以中国的方式开始为后来出现的围绕同辈群体形成的青年文化奠定了基础。简单说,打倒一切由长辈组成的“封、资、修”权威的“造反”经历,以及离开父母和家庭奔赴天南地北的“上山下乡”磨练,使得同辈群体的力量多多少少已经在当时的年轻一代身上体现了出来。

和他们当过红卫兵和知青的父母一代相比,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真正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青年亚文化,与此相应,同辈群体的影响力也开始进一步上升。从这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

程来看,造成同辈群体影响力上升的宏观制度背景有许多,其中包括:(1)政治的宽容、大学教育的普及、职业选择的自由化和多样化为这三十年中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甚至“90后”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也为他们向包括父母在内的成人权威挑战提供了可能;(2)社会流动的频繁和速率的提高,“异地就学-异地就业”和“离乡务工”两种社会流动模式的主流化,形成了青年群体在地理边界和旧有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性流动,并因此削弱了亲代对子代的控制,也使得在异乡甚至异国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年轻一代彼此间的影响力持续增长,形成了一种类似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并喻文化”(Mead,1970)——成长中的年轻人开始以他们捷足先登的同伴为楷模;(3)在年长的孩子走向社会的同时,19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形单影只的未成年的独生子女们,即所谓teenagers,走出家庭寻求同龄群体的友爱、理解与温情,在那些双职工和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同伴即同辈群体甚至成为孩子们最主要的心理慰藉;(4)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论述的那样,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以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发展,使得年轻一代可以不再通过父母或教师这些传统的信息或知识来源,相互之间交换、分享或宣泄人生真谛、科学知识、生活窍门、情感领悟甚至社会愤懑;如此,在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中,那些稍稍年长的或捷足先登的同学或同伴,代替了父母或老师成为孩子们主动认同的精神领袖或人生导师。

考虑到现在每年会有600~700万年轻人进入大学,连同在大学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整个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过3000万人并不断滚动更新的大学生群体。和同伴相比,同学尤其是大学同学已然成为一种十分醒目的同辈群体,并且成为塑造年轻一代的重要的社会化力量。这3000万大学生在学校里,参与课堂讨论、学术报告、小组研讨和师生对话,并且通过课余时间自己组织的学术沙龙、大学生俱乐部、各类协会活动和晚间睡前的“卧谈会”,对学术、对人生、对社会甚至对多少被视为“禁区”的政治都能够自由无拘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同辈群体间的交流成了这些大孩子们精神成长的重要养分。

在论述同辈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教育时,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说过,“青年文化代表了年轻人和更大的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Coleman,1966)。既然青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青年文化也是工业社会及其后的后工业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科尔曼的观点已经挑明,青年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同辈文化或同侪文化。如果这类来自西方的青年理论在先后进入工业社会的不同国度中真有某种普世价值或解释力的话,那么包括文化反哺在内的40年来代际关系领域的中国经验也应该证实,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形成是以同辈群体的大量出现及影响力的上升为基础的。如果在互联网当道的今天,真的像人们所说“同龄群体之间的学习大于家庭+学校之和”(《新周刊》杂志社,2010)的话,那么凭借越来越多样化的同辈群体,青年、家庭与学校三者间的传统关系一定会发生结构性的重构,建立在家庭和学校之上的所谓“传统”也一定会发生历史性的嬗变。

作为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另一次要动因,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从某种程度上说,如理斯曼所言,大众传播和同辈群体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一,同辈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互为影响,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单一因素所不具备的交互作用;其二,如果说作为“零售商”的同辈群体具有“接受”和“选择”的功能,那么,作为“批发商”的大众传播媒介则具有同辈群体所无法比拟的“传播”和“推广”功能(Riesman,Glazer◎ &◎ Denney,1961)。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可估量: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因为媒介是搭建社会关系的桥梁,甚至也是社会关系变革的动力,十分自然的是,每一次媒介的革命都会引入一种新的尺度、带来社会关系的变

革;而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它是塑造人的现代性的利器,就像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所言:“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够打破距离和孤立的樊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送到‘伟大的社会’中”(施拉姆,1990)。就我们谈论的主题而言,在1978年后的近40年里,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内的大众媒介的革命性发展,是一步步将年轻一代从传统中国首先“送入”当代中国这个“伟大的社会”之中的雄伟桥梁。

1978年后开始的这场改革开放形成了真正席卷全中国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一“变局”之中,从“两个凡是”的全民讨论到“姓资姓社”的激烈辩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或思想解放一直命悬一线、惊心动魄,但每一次都借由传播媒介的推动而来,到全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而至。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充满了惊心动魄,那么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一次开放则更多地像一场场“静悄悄的革命”。从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国门洞开、西风渐进,那些我们原本认为独属资产阶级的歌曲、舞蹈、油画、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各种庞杂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潮,以及包括食品、餐饮、服装、电器、化妆品在内的整个物质生活方式,也都一股脑地涌入中国大陆,成为普通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追逐对象。在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明的引进过程中,本身也越来越繁荣和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人们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大众传播媒介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开放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大众传播媒介所以能够导致一个社会的开放,引导人们接受新事物和社会变迁,在于其能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向人们显示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公开有关同一事物或事件的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的观点和看法,呈现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的不完善性以及诸种改造的可能性,鼓励人们探讨和争论每一种可能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最终使人们接受或起码容忍他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能够方便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比他们的父母更为开放。当然,一个社会的开放其实不仅表现在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能够接受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同样表现在年长的一代对年轻的一代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即使不认同,也能够给予较高程度的容忍,这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来自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推动。这40年来的改革开放,起码让包括年长一辈在内的中国人都逐渐接受了下述行事原则,那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面对全新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或行为方式,同年轻一代的大胆接受相比,年长一代的容忍或者说宽容有时同样是一种进步,甚至是更大的进步。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年青一代的独领风骚上,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除了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些传统的媒介之外,自1990年代以来互联网络的发展更是居功至伟。今天的中国,互联网络的普及为年轻一代创造了他们的父辈不曾有过的天地。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许多孩子或者说年轻的一代,不但通过网络了解到了自己的父母所不曾了解的信息和事物,而且他们还通过网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爱好和生活方式。美国学者迈克·普伦斯基将因电子媒介尤其是网络的高速发展而拉开差距的两代人分别称作“数字化土著”和“数字化移民”:前者是和网络同时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使用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后者则是年龄较大的一代,全新的数字化环境对他们而言就像刚刚迁徙上岸的新大陆,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们的步履蹒跚、畏缩不前。人们将两代人在信息获取上的巨大差异称之为“数字鸿沟”,尽管国际电信联盟(ITU)研究认为,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和城乡在内的人口学特征都与“数字鸿沟”有关(ITU, 2009),但尚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干脆将数字鸿沟称之为代际鸿沟(Generational◎ Divide)(周晓虹,

2011a)。以中国为例,截止2016年12月底,中国的7.31亿网民中,35岁以下的达71.5%,而35岁以上的仅为28.5%,并且随着年龄的上升急速递减,55岁以上年龄组即所谓“50后”只有3.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无可争议的是,由于孩子具有电脑操作和语言使用上的优势,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信息的“话语权力”。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不能不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三、文化反哺的社会意义

行文至此,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那就是文化反哺究竟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就像我们在不同的研究中曾指出的那样,从表层意义上说,文化反哺的意义起码有二:其一,它提高了青年一代在家庭及社会中的代际地位;其二,它提高了年长一代适应变迁社会的能力(周晓虹,2000)。但是,如果从深层意义上说,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改变了文化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具体说来,我们可以在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纬度上来考察,这种文化传承上的代际颠覆现象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性?

从开始提出“文化反哺”的概念并进行研究以来,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疑问之一。这一疑问事实上包括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从共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中国独有的吗?具体到本项研究上,各种后现代价值观或新式食品和信息传播技术(ICTs)也都是近几十年内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的,难道在这些国家里就不存在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或文化传承的“颠覆现象”吗?其二,从历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今日之中国独有的吗?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那些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期,就没有出现过年轻一代“反哺”年长一代的类似现象?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记得从1999年起,在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中,就陆续有外国学者问过我相

同的问题。1显然,他们和那本著名的《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专家

尼葛洛庞帝一样,看到在各种信息沟通技术(ICTs)面前,亲代不如子代,或年长者不如年轻者,即我所说的“文化反哺”现象是一种伴随着信息沟通技术的推广而见诸于全球的新的现象,这一现象似乎并不为中国社会所独有。

我承认,在全世界的父母面对各种新器物或信息沟通技术的使用时,可能都会遇到不如自己孩子或年轻一代的现象。这种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差异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说现在依然在世的“20后”到“30后”的一代,单就“40后”尤其是1949年后出生的“50后”和“60后”的一代,经历了“造反”、参军、“上山下乡”、返城、下岗和自谋职业等一轮轮浪潮,但多数人唯独没有经历现代高等教育的历练;而他们那些在“文革”后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即我们所说的“70后”到“90后”甚至“00后”的一代,却盖因受益于这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享有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几乎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代。单单看这样一个数据:1977年,

1 比如,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的办公室里,她和前来访问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戴慧思(Deborah Davis)教授就和我讨论过这一问题,两位教授并且建议我将“文化反哺”的英文写作“Culture Reverse”。而在世界大学联盟(WUN)2011 年 5 月举办的题为“Understanding Cultures:the Use of Culture in China”的会议上,我的讲演的评论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学院院长Gordon Houlden 教授和回应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Goodman教授也问到了相同的问题。

中国大学招生27.8万人,毛入学率1.56%;38年后的2015年,中国大学招生698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0%。不到40年,中国大学招生人数提高了整整25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正是因为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才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

当然,在这里,所谓“只此一地”只是一种相对的比喻,不必做绝对的理解。比如,2011年10月,在越南胡志明国立大学讲演时,就有听众告诉我,在效仿中国改革甚至在某些方面步子更大的越南,也出现了与我所说的文化反哺相似的现象。对此,我没有任何惊讶。这个除了战争绵延不断、发展道路更为曲折,但在其他许多方面有着与中国太多相似国情的国家,自1986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我所访问的胡志明市,即那个原先称作“西贡”的迷人都市,大街上鳞次栉比的酒吧和咖啡馆,以及弥漫四溢的法国风情比我所在的南京更具现代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坚信,在改革开放或社会转型道路上先行一步的中国,其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她的人民精神世界发生的巨大嬗变,对那些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某种普适价值的缘故(周晓虹, 2011a)。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只此一地”也可以理解成“只此数地”。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在我1988年提出“文化反哺”概念不久,教育学家鲁洁就向我提问过,类似文化反哺这样的现象历史上真的没有吗?其一,早在唐代韩愈就说过:“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师说》);其二,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以及后来的一些社会大转型时期,也往往是年轻一代领时代风骚;相比之下,年长一代也常常会落伍成“末代遗老”。如此,“文化反哺”现象似乎也并不为今日中国所独有。

我也承认,在任何时代,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加之一个人的智商高低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强于老师的现象当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鲜见;我同样承认,在那些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确实常常会出现年轻一代成为时代“弄潮儿”引领时代进步的现象。但是,这两种现象和我们所谈的“文化反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或只是作为具体的个案存在于特定的家庭或师徒之间,亲不如子或师不如徒的原因只是因为“闻道”的早晚、专业的不同,以及智商和勤奋的相异;或只是出现在政治或政权变革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对新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常常是各种社会风潮和个人际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单一因素。而后者即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则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之间的生存环境在近40年中的巨大变迁休戚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或者说,这种全方位的亲子间或代际间的差距是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Ogburn,1950)的另一种版本。我以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历史上,“文化反哺”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但因为此前未有,还因为此后也不会复现——“空前绝后”,此即谓“只此一次”。显然,“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必备的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这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记得在北京访问时,一位普普通通的钳工师傅告诉过我,他们一个车间四五十号人都没有上过大学,但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在接受大学教育。我承认,社会将继续在变迁之途上奔走;但

类似这样的个案看多了,我也确信,因为这近40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再度重现。

在最近几年里,在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所积累的一系列经验即所谓“中国经验” (Chinese◎ Experience)的同时,1我提出也要关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这几十年中发生的同样巨大的嬗变——我们将这种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ese◎ Feeling)(周晓虹,2017)。如同人们现在常常谈及的中国经验一样,这里所谈论的“中国体验”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最近40年中所经历的微观嬗变,当然也应成为转型社会学所必须关照的主题之一,或者干脆说是一种转型社会心理学,再或是方文(2008)所说的“转型心理学”。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大和影响之深,不仅表现在它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带有文明转折的意蕴(孙立平,2005);而且在于,生活在转型中国的这一代或数代人,在自己短短的生命周期中几乎以一种精神“填鸭”的方式,经历了和浓缩了几个世纪的嬗变,这种嬗变对这十三亿人的精神或心理重塑称得上是旷古未有(周晓虹,2011b)。这一切都决定了观照“中国体验”及其意义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王小章,2012)。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结构(中国经验)和意义(中国体验)的双重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中国体验所以值得我们给予学术上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独特性或许能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可资借鉴的社会或心理范本”(周晓虹、秦晨,2010)。事实上,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反哺”及与其相关的代际颠覆现象,就是现在这场急剧的变迁带给中国人民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我们意识到,因为中国的改革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因为这一改革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每一位研究者无论其智商高低、勤勉如何,他的关怀或许都只能触及变迁社会的极小领域,而他的论述也同样难免挂一漏万。但无论个人的力量怎样微小,我们还是希望有关“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能够为这4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留下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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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被称作“中国经验”,但我同意李培林的观点,中国经验“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道路的一切特殊经历”(李培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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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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