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诉求的回溯与政府治理的纠错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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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个体劳动能力周期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成长型农民工、稳定型农民工和退出型农民工。退出型农民工由于个体的劳动能力周期与宏观的线性进化逻辑不同步,出现了社会理性向生存理性的回归,基于当前规范化、高标准的劳动政策要求企业资方对过往的“权益受损”或“权益忽视”进行历史回溯和价格补偿,在此过程中,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卷入,从而引发治理过程中的“纠错困境”。因此,要化解因权益回溯导致的政府“纠错困境”,需要推动绩效型国家主义向法制型国家主义的转型、实现集体赋权向全员股权制度的转变和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国家公民身份、市场劳动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的契合。

[关键词]农民工;政府治理;生存理性;权益回溯;纠错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6-0050-12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6.006

当前,有关农民工进城、就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多遵循线性进化的研究逻辑,指出了农民工的理性渐进生成及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跃迁(文军,2001;蔡禾、王进,2007;熊波、石人炳,2009;李培林、田丰,2011;熊易寒,2012),并且认为宏观的经济社会结构有助于农民工理性的层级转化(何海涛、许涛,2005)。在政治学领域中,相关研究却揭示农民的生存理性决定农民的政治参与或政治“冷漠”(胡荣,2002;彭正德,2010),以及农民生存理性的扩张造就了“中国奇迹”(徐勇,2010)。为何社会学研究呈现农民工的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进化,而政治学研究却揭示农民向生存理性的回归?这其中是否跟农民工接受了现代化和城市生活经历的洗礼,而农民受制于乡土生活经历的影响有关?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过程会带来个人在思想上、观念上、态度上及价值观方面的改变”(戴维 波普诺,1987),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人格的现代化”和“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即“工厂经历、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学校教育使人具有现代性,使传统人变为现代人”(英克尔斯,1985、1992)。可见,不同于乡土社会的农民,进城的农民工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形塑下,出现了从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跃迁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渐进生成。

问题在于,农民工的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进化是可持续的吗?现实情况可能不尽然。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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