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成人期”:青年研究的新范式

Youth Exploration - - CONTENTS - 王宁

[摘要]在过去,青年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分门别类地对青年的不同特征进行研究。

但是,青年的这些特征之间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它们构成一个系统,我们有必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把这些

研究整合起来。阿奈特的贡献,就在于借助“成人初显期”的研究范式把分散的有关青年的初婚年龄研究、

生育研究和就业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而让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青年。

这个视角就是“成人初显期”。它不但是生理现象,而且是社会-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

阿奈特发现,西方社会的青年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生命阶段——成人初显期。这个阶段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不

曾具有的,它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产物。本文对阿雷特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和评论,

提出了“准成人期”的概念,并对中国“准成人期”的本土化情境变量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成人初显期”;生命历程;生命阶段;青年;“准成人期”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1.004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1-0051-11

在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青年人承担成人角色(如:结婚生子)的时间越来越晚。以结婚年龄为例,在美国,女性与男性的结婚年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延迟,生儿育女的年龄也经历了同样的延迟过程(Arnett,2015)。一方面,青年不同于少年,在生理上已经发育成熟。另一方面,青年人却不断推迟履行成人责任的时间。这种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之间的不同步,意味着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插入了一个新兴的生命阶段。这个生命阶段不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的,而是由宏观的社会环境所形塑的。它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最近五、六十年间才出现的。但是,这样一个新兴的生命阶段,却在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消费社会学。

长时间内被学者所忽视。自美国学者杰弗瑞·阿奈特(Jeffrey·J·Arnet)2000年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发表了《成人初显期》的论文,以及在2004年出版了《成人初显期》的专著以后,这一新兴的生命阶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2014年,美国成立了“成人初显期”研究协会,并于同年出版了《成人初显期》的学术刊物。从此之后,有关“成人初显期”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在中国,青年研究界对这一新兴的生命阶段的研究似乎还未展开。(段鑫星、程嘉(2007)对阿奈特的理论做过介绍)。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介绍阿奈特的“成人初显期”理论,然后,试图在阿奈特的基础上,提出“准成人期”的概念,并分析中国本土情境下的“准成人期”问题。

一、阿奈特的“成人初显期”理论

阿奈特认为,美国社会所出现的结婚年龄和生孩子年龄的推迟、后高中教育与培训的普及、二十来岁期间工作的长期的不稳定,反映了美国年轻人中的一个新的生命阶段(从18岁到25岁或从18岁到29岁)的兴起。这个时期不是青少年期的延长,因为它与青少年期非常不同,在摆脱了父母的控制后,它意味着人们进入独立探索的时期。它也不是“年轻的成人”,因为这个词意味着成人期的早期阶段到来了,然而大部分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还没有完成向成年角色(尤其是结婚和生儿育女)的过渡,他们在主观上也不承认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这是一个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它需要用一个新词来指称。阿奈特建议,可以把它称为“成人初显期”或“初现成人期” (Emerging Adulthood)。在这里,“Emerging”说的是一个事物的渐现、初现或兴起的过程,换言之,指一个事物既在成为,又还没有充分完成或实现的状态。成人初显期指的就是人们正在通向成人期,但还没有充分履行成年人角色的时期。它指涉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所界定的独特的生命阶段,而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阶段。

(一)什么是“成人初显期”?

阿奈特认为,成人初显期主要依据人口统计特征来界定。教育年限的延长、结婚和生儿育女时间的延迟、就业不稳定状态的持续,构成介于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一个新的生命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成人初显期”。这个时期的青年人虽然在生理上已经发育成熟(在生理上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和文化角色上还不是充分意义上的成年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履行一个成人的责任和角色(如: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把这样一个独特阶段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国际现象。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年轻人中都出现了不履行成年人责任的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大约七年)。它就是“成人初显期”。

凭什么说成人初显期既不同于青少年时期,也不同于后来的成人期呢?阿奈特认为,这主要是基于这个阶段的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认同探索;第二,不确定性;第三,自我聚焦;第四,居间性;第

五,可能性/乐观主义。尽管其他阶段也有这些特征,但只有在成人初显期,这些特征才尤其突出。

1. 认同探索

为什么年轻人不急于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年轻人希望尽可能用更长的时间来对身份认同进行探索。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时期为人们提供了身份认同探索的最好机会。处在成人初显期的人不同于青少年,他们不再依附父母(大部分离开了父母),开始具有独立性,但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稳定的、持久的、承担成人责任的成年人状态(稳定的职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于在这个时期的人既不在心理上依附父母,又没有承担成年角色所需承担的责任,他们便有着独特的机会来尝试各种生活方式和有关爱情和工作的各种可能的选择。相比之下,尽管青少年也进行认同探索,但他们的认同探索受父母和老师的约束,很难独立进行。而一旦人们过了30岁,身份认同已经定型,没有多少探索的余地了。所以,18~29岁期间是认同探索的最佳时期。例如,年轻人可以谈一个恋爱又一个恋爱而很少有“必须结婚”的道德压力。同样,由于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年轻人可以频繁地更换工作,以探索究竟哪一种工作更适合自己。

2.不稳定性

探索的特点就是要不断尝试和更换,这就使得成人初显期显得格外忙碌而不稳定。每个年轻人都会有一个关于自己未来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在成人初显期经历了无数次修改。这些修改是他们认同探索的后果。每一次对计划的修改,都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加深了一点,并对未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他们不稳定性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不断地更换居住地。

3.自我聚焦

由于没有成家,同时也由于离开了父母,处于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所主要考虑的东西,就是自身的发展。但他们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身未来的发展做出决定。童年和青少年的决定很难是独立进行的,他们往往必须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要求来做出决定。到了30岁以后,由于大部分人面临结婚,这个时候的人们就要承担一系列成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既要协调好与配偶的关系,同时也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照料小孩。可见,只有在18~29岁期间的人不需要对他人承担过多的日常性的义务和责任,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同时不得不在面临多种选项时独自做出选择。

4.居间性(Feeling In-Between)

成人初显期的探索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它具有一种居间的属性,即介于青少年(大部分青少年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并且要上学)和成年期(大部分人要结婚生子,进入稳定的职业生涯)之间的阶段性特质。青少年期的阶段性特征是约束(家庭与学校的约束),成年期的阶段性特征是责任,那么,成人初显期的阶段性特征是探索和不稳定。成人初显期的青年既不是青少年,也不是成年人,而是既通往成年期,但又没有充分成为成年人的时期。按照美国社会对年轻人所采纳的标准来看,判定一个人是否成年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接受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第二,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第三,经济自立

或财务独立。很多美国青年人认为自己不符合这些标准,因此觉得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年人。只有到了更晚的阶段(如25岁或29岁以后),才成为一个充分意义上的成年人,因为到了这个时间点,他们接受了成年人的责任,自己独立做出决定,并做到经济自立。可见,成人初显期是处于青少年期和成年期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

5.可能性/乐观主义

成人初显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未来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定型,所以未来就充满了希望。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对未来充满很高的期望和乐观情绪。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梦想还未接受过现实的检验。这些年轻人乐观地向往未来,期望有一个薪水丰厚、令人满意的工作,一个与灵魂伴侣相爱终身的持久婚姻,以及快乐聪明的孩子。一些人在随后的年龄段所要面临的枯燥的、看不到前途的工作,痛苦的离婚,以及令人失望的孩子,都无法进入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想象空间。对于那些出生于问题家庭的年轻人来说,成人初显期是一个摆脱问题家庭所带给自己阴影,重新塑造自我的机会。

为了论证成人初显期,阿奈特还细致地区分了“成人初显期”与“晚期青少年”“年轻的成人期”“向成年期过渡”和“青年”等词语的区别,以及何以不能用后面这些词语来替代“成人初显期”的原因。以“青年”这个词为例,“青年”既包括青少年,又包括三十来岁的人,包括太多的不同的阶段。可见,“成人初显期”是无法用“青年”来取代的。

(二)促成“成人初显期”在美国兴起的宏观因素

结婚和生孩子年龄的推后,在晚期青少年和而立之年(成人期)之间创造了一个空间或插入了一个新兴的生命阶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空间或成人初显期的兴起呢?阿奈特认为,成人初显期作为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是对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宏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反应。这些宏大的变迁主要体现在四个革命上面。它们分别是技术革命、性革命、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

1.技术革命

阿奈特所说的技术革命,主要是指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革命。它导致制造业领域的许多由人所承担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制造业曾经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就业来源,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机器替代人的结果,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而服务行业的工作,如商业、金融、保险、教育和健康等行业,往往要求求职者具有信息和技术技能。这就意味着求职者只接受高中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于是,教育年限的延长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年轻人只有在完成了高等教育以后,才开始严肃地考虑他们所要履行的成人角色,其中包括结婚生子。而这就意味着履行成年人责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到高等教育结束(一部分人则是读完研究生)以后。

2.性革命

阿奈特认为,导致成人初显期兴起的第二个宏观因素是性革命。它也是技术变化促成的:美国在1964年发明了避孕丸。由于避孕丸容易获得,它直接导致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以及性道德标准的放松。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年轻人再也不必等到结婚以后才能有稳定的性生活。今天大部分年轻人在结婚之前,都已经有过一系列的性伴侣。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反对这种行为(只要性生活不要太早,以及性伴侣不要太多)。

3.妇女运动

阿奈特指出,第三个促成成人初显期产生的根源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妇女运动。在过去,美国年轻妇女所面临的一个社会压力,就是尽早找到一个男人嫁了。女青年到了二十多岁还是单身,是不可接受的事情。过去的女青年读大学的比例较低,大部分女性是早早结婚,结婚以后做全职太太。一部分女青年虽然也就业,但主要是短暂的就业。就业选择范围也比较窄,主要限定在秘书、女服务员、教师、护士等职业。人们对女性的期待是她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切都改变了。在每一个层次的教育上(从中小学到研究生院),女孩都超越了男孩。女青年的就业范围也大大扩大了。由于面临这么多选择,同时也由于社会对她们延迟结婚变得宽容了,美国女青年的选择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大部分选择推迟结婚年龄,以便结婚生子之前,最大程度地利用成人初显期,以实现对认同的探索。

4.青年运动

阿奈特还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第四个革命是青年运动。如果说,在过去,青年人在高中毕业以后,希望尽快“安顿下来”,尽快履行成年人角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那么,经过青年运动,年轻人对成年人角色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年人不再是人们希望尽早进入的角色,而是希望往后推延的角色。婚姻、家庭和孩子不是一个青年人要去追求的成就,而是一种需要去避免的负担。这不是说他们始终都不愿意结婚、成家和要孩子。相反,大部分人都想承担这些成人角色,但大部分人都是在接近30岁的时候来履行这些成人责任的。成人期为人们提供了保障和稳定,但同时也代表一些大门的关闭——独立性的终结、自由的终结、广泛开放的可能性的终结。而独立性、自由和可能性正是年轻人希望尽可能延长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的年轻人更加自由地利用高中毕业以后到成家立业之前的这些年份。如果说,过去的年轻人在这个过渡期受到各种限制和约束,且过渡期很短,那么,今天的年轻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对自我的探索,且过渡期延长了。今天的年轻人在新兴的成人初显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三)成人初显期兴起的文化情境

阿奈特认为,成人初显期不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新出现的生命阶段,这个阶段不但是一种当代现象,而且仅仅出现在某些文化当中。尽管成人初显期主要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但成人初显期主要是文化的特征,而不是国家的特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会存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其中某些文化具有成人初显期,而其他文化则没有这个时期。例如,在美国,摩门教成员的成人初显期就比较短。他们的信仰决定了他们不可以在婚前有性生活,并崇尚大家庭,因此,摩门教青年必须更早结婚,以便生育更多孩子,他们的成人初显期则比较短。除了文化对成人初显期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境况的差异也会影响年轻人是否经历以及经历多久的成人初显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成员可能会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成员更早结婚生子,更早进入成人期。

如果成人初显期是发达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呢?阿奈特认为,成人初显期有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迹象。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城乡差异。这些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的城市已经出现了成人初显期现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青年的结婚和生儿育女的时间都出现了延迟的现象,尽管乡村青年还是按照传统的模式早早就结婚生子,早早就承担起成人期的责任。阿奈特预言,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成人初显期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普遍(Arnett, 2015)。

二、从“成人初显期”到“准成人期”

阿奈特的成人初显期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的人们所经历的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之间的中间阶段的独特特征的创新性理论解释。在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大部分男女青年一过二十岁就结婚,其中,女性的结婚年龄的中位数是20.3岁,男性是22.8岁。到2010年,女性结婚的中位数年龄达到26岁,男性达到28岁。西欧国家的男女结婚年龄的中位数比美国的还大(Arnett,2015)。很显然,这样一个普遍的推延成人责任履行时间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阿奈特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这个现象,从理论上界定了这个现象,提出了成人初显期的研究范式,并对这一现象的形成根源进行了理论分析。我对他的理论基本持认同的态度。但是,对于“成人初显期”这个词语,却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我的这种疑惑来源于他对于“成人初显期”与其他词语的区别的论述。首先,我同意他说的“成人初显期”不是“晚期青少年”。青少年往往是跟父母同住,而处于成人初显期的人已经离开父母到外地高等院校就读。同时,晚期青少年在法律意义上还不是成年人,没有投票权,不具备签署法律文件的资

格。而成人初显期的人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成年人了。其次,我也同意他说的“成人初显期”不同于“年轻的成人期”(Young Adulthood)的说法。在他看来,“年轻的成人期”意味着成人期到了,但是美国大部分介于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是成年人。同时,如果把18~29岁叫做“年轻的成人期”,那么,如何称呼30多岁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成人期,但他们也是年轻人。第三,我也同意他说的“成人初显期”不同于“青年”,因为青年涵盖从青少年到30多岁的年龄段,覆盖范围太大,未能显示成人初显期的独特特征。

但是,我不同意他说的“成人初显期”与“向成人期的过渡”(“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的区分的说法。他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向成人期的过渡”强调的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变成”过程(becoming),但忽略了他们“是谁”。第二,“向成人期的过渡”暗示从青少年到年轻成年期的阶段是很短的,它把两个更长的、更显著的阶段(青少年期和成年期)连接起来,因此它被当作是一种“过渡”,而不是本身被当作一个阶段(Arnett,2015)23。

阿奈特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显得勉强。“过渡”的说法尽管强调了“变成”的过程,但同样也揭示了这个阶段的人“是谁”——既非青少年,也非成人。第二个理由同样勉强。过渡期既可以很短,同样可以很长。事实上,阿奈特之所以用“成人初显期”与“向成人期过渡”区别开来,就是试图把他所偏好的心理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区分开来,因为在社会学领域,存在大量的有关“向成人期过渡”的研究文献。既然“向成人期过渡”可以指称阿奈特所说的新的生命周期现象,为什么还要发明一个新词来指称呢?阿奈特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强调“成人初显期”是人的生命阶段的一个独特阶段。而“向成人期过渡”没有突出“独特阶段”的特性,而是强调了把青少年和成人期这个独特阶段连接起来的过渡阶段,如此一来,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就显得低于青少年和成人期了:“过渡”一词无法突出“成人初显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既然要强调从十八岁到二十多岁(保守一点的说法是18~25岁,宽泛一些的说法是18~29岁)作为一个独立阶段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那么,为什么要用“Emerging”(渐现、初始)这个词呢? “Emerging”同样是一个侧重过渡、变成过程的词,而不是强调这个阶段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强调18~25岁或18~29岁作为人生一个重要的生命阶段,不如采用“准成人期”。

要把18~25或29岁期间当作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独特的阶段,就一定要找到某些标准。依据这些标准这个阶段可以明显地区分于其他阶段。阿奈特的区分标准主要是青年人自己所界定的成人标准:第一,接受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第二,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第三,经济自立或财务独立(Arnett, 2015)15。这些仅仅是社会-文化标准。但问题在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往往会有关于成年人的不同界定标准。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一辈子不结婚(单身族),而且不生孩子(丁克

族)。当这些人到了40或50岁的时候,他们依然不履行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但难道他们不是成年人吗?反过来,在一些贫困的国家,不少青少年就开始履行成人角色,如早婚早育,他们也能独立做出决定,实现经济自立。但他们的生理并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他们在生理上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

很显然,要判定18~25或29岁阶段的独特性,必须把生理年龄和社会和文化关于成年人的角色和义务的集体性界定结合起来。从当代西方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年龄阶段之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具有独特性,是因为它出现了生理成人性和社会成人性的脱节或不一致。一方面,人在这个年龄段生理上已经发育成熟,具有了生理意义上的成人特征或成人性。另一方面,社会和文化却还没有赋予这个年龄段的人以成年人的规范性强制,还没有要求这个年龄段的人一定要履行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如:结婚生子)。简言之,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都还不具有社会成人性。

正是由于在18~25或29岁期间出现了人的生理成人性和社会成人性的断裂或不一致,才使得这个阶段成为人的生命周期中新兴的一个生命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准成人期”。它意味着处于18~25或29岁阶段的人们既是成年人,又不是成年人。或者说,他们在生理的意义上是成年人,但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还不是成年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履行成年人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在传统社会,人的生理成人期和社会成人期是一致的,因此,传统社会不存在这样一个“准成人期”:人们要么是成年人,要么不是成年人(儿童或青少年)。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的生理成人性和社会成人性发生了脱节,二者之间出现了时间落差或间隔。这个间隔期,就是“准成人期”,这个“准成人期”是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在微观私人生活上所呈现的结果。

如果我们按照是否成年人来划分人的一生,那么,传统的划分是这样的模式:未成年期+成人期。但是,在后工业社会,由于新出现了“准成人期”,人的一生的划分就变成了这样的模式:未成年期+准成人期+成人期。在这里,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都可以归入“未成年期”(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一致),中老年可以归入“成人期”(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一致),而那些处于18 ~ 25岁或18 ~ 29岁年龄段的人,则属于“准成人期”(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不一致)。它是伴随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新出现的一个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既是成年人(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人),又不是成年人(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人)。社会成人性和生理成人性的脱节和不一致,是“准成人期”的根本特征,而导致社会成人性和生理成人性断裂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宏观变迁。

三、中国的本土化情境与“准成人期”问题

阿奈特注意到,中国城市社会也出现了他所说的“成人初显期”现象。城市男女青年结婚生子、成

家立业的时间越来越迟(Arnett, 2015)。他和他的中国学生钟娟关于中国打工妹的研究显示,打工妹对成人期的界定不同于西方社会,她们认为成年人的标志在于能够赡养父母、有长期稳定的工作、懂得人情世故,并承担家庭责任和角色。对于她们来说,在经济上不依附于父母,对于界定是否成年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可见,中国的打工妹对于成年人的界定,受到中国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Zhong & Arnett, 2014)。

那么,中国究竟是否出现了“准成人期”呢?这可以从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的趋势和各种结婚年龄的比重看出端倪。一方面,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不断升高的趋势。根据刘昊(2016)对“六普”数据的测算,中国1970年出生的同期男性初婚的中位年龄是22.8岁,同年出生的同期女性初婚的中位年龄是21.2岁,1980年出生的同期男性初婚中位年龄是24.2岁,同年出生的同期女性初婚中位年龄是22.3岁,而1984年出生的同期男性初婚的中位年龄则是24.5岁,同年出生的同期女性初婚中位年龄是22.5岁。这些数据没有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但足以说明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呈现不断延后的趋势。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口比重较大的晚婚人群(25~29岁登记结婚人口)。根据国家民政部的居民结婚登记统计数据,从结婚年龄来看,2005年20~24岁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占47%,25~29岁占34.3%,位居其次。但20~24岁办理登记结婚的公民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12年,20~24岁办理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尽管比重依然最多,却已经降到35.5%。从2013年开始,当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首次变为最大,占35.2%,第一次超过20~24岁办理结婚登记的比重。到2016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人口比重上升到38.2%,依然占比最大。可见,在整体上,中国公民办理结婚登记年龄出现了不断后延的趋势。这体现在20~24岁办理登记结婚人数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而25~29岁办理登记结婚人数所占比重的持续上升。尽管25~29岁所占比重依然小于40%,但它已经说明中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晚婚化趋势。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比重和绝对数都很大的“准成年人”。“准成人期”存在于中国,尤其是存在于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中。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运用阿奈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所出现的“准成人期”?我认为,阿奈特的“成人初显期”理论可以借鉴,但不能生硬地套用在中国青年的“准成人期”上。尽管一些西方社会的原因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青年的“准成人期”,如: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和教育年限的延长(王鹏、吴愈晓,2013;刘昊,2016)、婚前同居、妇女地位提升、追求个性自由和认同探索等,但中国青年的“准成人期”受到本国的情境变量的形塑。一方面,中国的结构性情境变量不同于西方社会;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性情境变量不同于西方社会。

从结构性情境变量看,造成中国青年的“准成人期”不同于西方青年的“准成人期”的一些原因,

是本土性的,而不是西方社会所具有的。第一,中国社会呈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准成人期在城市社会更为显著。城市居民的初婚年龄比农村居民要大。阿奈特说的中国的“成人初显期”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Arnett, 2015),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二,农村青年也有不少人出现了晚婚现象。但这种晚婚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而未必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造成部分农村青年晚婚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迁移。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打工生涯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城市留下来的困难,促成了婚龄的延迟。这一人口迁移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青年初婚年龄的推迟(曾迪洋,2014;许琪,2015)。第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财政”及其相应的高房价现象,导致城市生活成本急剧提高,结婚成本也相应提高,人们为结婚条件所进行的资金准备期延长(王仲,2010)。第四,中国的服务业经济还不发达,导致城市大学生就业困难,就业的不稳定性也导致大学毕业生推迟了婚龄。

从文化性情境变量看,中国所具有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助推了中国青年初婚年龄的延迟。第一,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养育文化的影响,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家长的子女养育观念。子女数减少为一个,使得子女养育标准大大提高,子女从过去的穷养变成了今天的富养。由于子女养育成本提高,使得人们为此所进行的准备期延长,在职业不稳定之前,人们不愿意过早结婚,更不愿过早要孩子。第二,传统上遗留下来的男权主义文化的影响。40年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青年思想观念的变化,但男权主义依然还有一定市场。男权主义不但意味着男性更高的权威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男性更高的责任(如:有房有车)。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提高了对男性配偶的要求。这导致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男性必须承担买房买车的责任,使得男性为买房买车的准备期延长而推迟婚龄。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女性把男性的责任和角色界定过高,这使得符合标准的男性的数量相对减少,也导致女性择偶周期的加长。第三,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阿奈特和他的学生已经注意到中国青年对成人期的界定标准同西方社会的标准不同(Zhong & Arnett,2014)。中国青年把有能力赡养父母、照料其他家庭成员当作长大成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西方社会没有这个标准。同时,家族主义也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例如,父母往往会资助子女购买婚房,这使得西方青年所说的财务独立是成人期的标准的说法,在中国不成立。

可见,既然中国的“准成人期”有这么多特定的特征,我们就必须从本土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人的“准成人期”现象,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准成人期”理论。

四、结论

在过去,青年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分门别类地对青年的特征进行研究。但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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