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穗回流外籍华人研究

Youth Exploration - - 目 录 目录 - 梁玉成 黄柯劼

居留情况和就业情况开展研究。实证数据显示,回流外籍华人集中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在专业技能方面优[摘要]本文基于移民社会学的“回流迁移”视角,使用logistic 回归模型针对来广州的外籍华人的

于非华裔外籍人士。研究进一步发现:家庭团聚或探亲是各地外籍华人回流的首要因素,在华丰富的社会

网络能够更好地吸引他们前来;再次,就业或者其他与职业相关的因素对于回流外籍华人长期居留意愿的

影响是决定性的。最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返回移民各自通过不同的机制,受到变化中的全球化社会

经济结构的影响,这导致其有着各自不同的回流决定模式。

[关键词]回流迁移;外籍华人;移民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4.004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4-0037-13

一、研究背景

中国是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每年迁往海外的人口数量在全球遥遥领先(IOM,2017)。据统计, 2015年海外华侨华人总数达6000余万人 (贾益民,2017),是世界上第一大侨民国。随着中国的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型调查基础上中国城镇社区结构异质性及其基层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 15ZB17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回流迁移视角下的在华外籍华人研究:以在粤外籍华人为例”(项目编号:1704030-23000-4129002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社会网、在华国际移民;黄柯劼,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移民研究、在华外国人研究。

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选择回到中国1。为数众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又在海外居留期间积累了大量专业技能和经济资本;他们回到中国,既是中国日益强大、人心思归的体现,同时也将有助于中国全球化布局,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因此,研究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不仅是必须的,也是紧迫的。广东省是中国华侨华人第一大省。据广东省侨办提供的资料,粤籍华侨华人占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止2017年9月,省内约有10.17万归侨、3000多万侨眷(广东年鉴,2017)。作为中国第一大侨乡和外籍人员第一大省,广东省无疑是观察和研究回流华侨华人最好的地区。本研究基于2015~2017年搜集的广州市外籍华人数据,主要考察外籍华人归国后在中国劳动市场融入状况以及他们长期居留的意愿。

二、“回流迁移”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中国的外籍华侨华人群体返回中国的现象,在移民社会学理论对有应专有的类别:“回流迁移” (Return Migration)。“回流迁移”是指移民从迁移目标国返回迁移来源国的流动过程。

基于宏观因素对“回流迁移”这一现象进行分析的视角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结构主义视角(Cassarino,2004)15。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人口的迁移,无论是迁出还是回流迁移,都与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有关。移民的回流要么是由于他们在迁入国的工资报酬低于预期,要么是随着迁出地劳动力的流出,迁出地边际生产率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报酬上升(Cassarino,2004)6。根据这种视角,随着中国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提高,必然会吸引那些曾经迁出的侨民回流。

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等结构对个体的形塑。这种视角认为,个体的迁移行为都是由特定社会结构所塑造,是基于个人对其所身处的结构的反应。个体无法改变宏观结构,但可以通过调整在诸如家庭结构、社区结构、城乡结构、产业分工结构等格局之中的相对位置 (Gmelch, 1980),改善自身处境。Stark提出回流动机需要考虑“相对剥夺”:如果移民很难进入迁入地劳动力市场获得高收入,为了降低相对剥夺感,移民会做出回流决策 (Stark & Taylor,1991)。Vadean和Piracha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更容易回流,他们更愿意利用其在外累积的资源来改变其在国外受歧视的情况(Stark,2003;Vadean & Piracha,2009)。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中国近年来社

1以留学人员为例,《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显示,1978~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21万余人。至2014年,留学生累积回国人数已超过累积出国人数的50%。如果以3~4年为完成学业需要的时间,从2010年开始,完成学业回国人数已经超过四年前出国留学人数,形成了“海归顺差”现象。

会结构急剧变迁,家庭关系、人口结构改变,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模式、分配状况改变以及在全球化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等现象,都必然会重塑迁移过程。

从微观角度分析“回流迁移”行为的视角主要包括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新迁移经济学将家庭而不是个体看作追求最小化代价最大化收益的单位。血缘和家庭继承关系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家庭成员联结在一起,移民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规避风险、做出理性选择。Co等人将回流迁移的决定与家庭和个人的储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工资对比纳入统计模型来分析,并指出在外居留一段时间后,回流就业是回流移民将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大化之后的选择 (Yang et.al,2000)。Galor和Stark通过对比移民和本地人的储蓄和汇款行为发现,那些将更多收入汇往迁出地的移民更有可能回流,因为他们与迁出地的家庭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Galor & Stark,1990)。

生命周期理论则从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迁出和回流。Vadean和Piacha (2009)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循环迁移者相比,年龄越大的迁移者选择返回概率更高,其原因在于迁移者年龄越大,融入能力越差,承受的迁移心理成本越大,因此更倾向于返回家乡。这两位作者的另一项研究将回迁的时机选择与回迁后的职业相联系。通过研究回流阿尔巴尼亚的移民,他们指出,这些回流的劳工教育程度更高、外语水平更好、有更多储蓄;因此,回流创业是他们基于对生命历程的规划,在完成资金积累后做出的选择 (Piracha & Vadean,2010)。Dutsmann和Kirchkamp(2002)研究了在德国客籍劳工的回流,并指出他们回流后的经济活动与决定回流的时间点相关;通过在外居留积累储蓄和侨汇,将消费留在国内,并在一定年龄时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回流创业。

移民的社会网络理论强调存在于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移民网络,即由迁移者与其在迁出地的朋友、亲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社会网络。该理论将迁移行为放在个体或者家人决策过程当中理解,同时强调迁移行为也会改变社会网络。根据这一理论,移民群体会不断自我扩张,迁移行为会不断自我持续(Douglas et al.,1993)。对于回流移民来说,社会网络一方面降低回流风险和迁移成本,另一方面又会增加返回和迁移收益(梁玉成,2013);相反,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则会阻止回迁行为(Haug,2008)。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代移民的在华社会网络无疑比第二代移民更发达,因此第一代移民回流的成本应该比第二代移民更低,回流可能性也更大。另外还必须提及的是移民的跨国主义理论,这一视角认为回流这一行为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回流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移民与来源国的联系,同时也不放弃其他跨境的流动性,移民通过这一行动实现了向上流动(Cassarino,2004)。

关于中国回流移民的现有经验研究虽然较少,但也已经与以上理论视角形成了一定的呼应。陈程(2016)对浙江省侨情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指出浙江华侨华人的回流呈现较强的正向选择性,技能型和专业型回流比例较高,许多创业者携在国外积累的资本回国创业;外籍华人比华侨更倾向于为了职业目的(就业和投资)回到中国。吴瑞君(2015)基于上海市侨情普查数据的分析也证明上海市回流华侨华人同样存在高学历、年轻化的特点。王蓉蓉(2016)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指出回流高学历人才在

回流后的社会适应上呈现高期待值下的被动适应特点。我国能够吸引高学历华侨华人以工作为主要目的回流这一事实,证明人力资本回报因素同样对我国的回流移民发生作用。华人投资占据了我国大部分外商投资的事实,也证明在华社会网络对移民回流后的经济行为存在影响。1由于“回流迁移”现象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以上经验研究多是根据已有理论对我国现状展开的实证研究,对理论视角的贡献较少。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所述,对于“回流迁移”现象的研究,更多是从移民自身特点进行分析,多从移民回流意愿、动机和行为机制开展探讨;但与此同时,迁入迁出两地的宏观社会结构差异也不容忽视。尤其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结构不断改变的情况下,研究华侨华人回流迁移的现象,必须将个人微观选择放在宏观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考虑。因此,回流华侨华人的研究应考虑其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在华获得最高学历、中文水平和外语水平)、家庭特征(移民世代)、迁移经历(移民史)等。在此基础上,同时应该将华侨华人的迁出地特征(来源国类型)、迁回地特征(在华地位预期、居留时间、在华活动、是否有工作)等包含社会结构的因素纳入考虑。同时,社会因素对个人因素发生影响的机制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也必须阐明。因此,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由于回流主要是加入中国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首先提出“劳动力市场融入假设”。劳动力市场融入假设:因工作目的回流者在华居留意愿更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理论提出,个体倾向于迁往人力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地区。海外华人中,具有更高学历者具备的劳动技能在中国获得回报的机会更大;与此同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提出两个“回流迁移的人力资本假设”。

回流迁移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假设:教育程度越高,则回流意愿越高。回流迁移的人力资本国别假设: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华人的教育程度越高者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回流意愿更高。

由于第一代华人移民相比第二代华人移民的中文水平更好、在华社会网络更发达,因此在华的可迁移性比起在其他国家来说更强,获得回报可能性更高,回迁成本更低。因此我们提出“回流迁移代际差异假设”。

回流迁移的代际差异假设:与第二代华人移民相比,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回流意愿更强。

1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5年年底,由华商或华商主导的企业为我国带来了累积4170亿美元的投资,这一数量占全部外商投资的67%。(沈丹阳,2006)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考虑到所有常住外国人需要在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各种手续,本研究选取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办证人群作为抽样框。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条例》,所有在华持D字(永久居留)、Z字(就业)、J1字(新闻记者)、Q1字(家庭团聚)、S1字(探亲)、X1字(留学)签证的外国人,都需要在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居留证件。除此之外,持短期有效的M字(商务)和L字(旅游)签证的人员如果需要延长停留,也需要来此办理。1

本次针对所有在穗外国人的调查分别在2015年1月、2016年8月和2017年8月期间在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开展,三次调查分别持续一个月。这一调查专门针对外籍华人设计了一份问卷,以英语和中文开展。调查问卷一共五部分,包括基本情况、在华情况、迁移历程、子女情况和健康医疗情况等。在这三个时间段内,我们调查了所有来办理停居留证件的18岁以上外籍华人。由于单次调查获得的样本量较少,本研究采用混合截面数据方式,将三年数据合并到同一样本中加以分析。同时,建立变量对这三年的数据进行区分,以标记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三次进入调查的外籍华人人数一共726名。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在穗外籍华人基本情况

接受调查的外籍华人中有242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占总量的36.50%,421人来自发达国家,占63.50%。回流外籍华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占93.2%)掌握汉语普通话,大多数人(占88.18%)掌握英文。来华者中,男性占59.42%,女性占40.58%。图1显示,他们的年龄结构较年轻,18~60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80%以上,呈现鲜明的就业人口特征。如果更仔细地划分年龄组,可以得知,18~30岁年龄组的男性人数占总男性人数的22.05%,30~60岁年龄组的男性人数占总男性人数的63.33%; 18~30岁年龄组的女性人数占总女性人数的24.53%,30~60岁年龄组的女性人数占总女性人数的60.75%。这一发现与Vadean和Piacha在2009年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发现的原籍阿尔巴尼亚的回流移民比永久移民年龄更大的结论相反。这一发现也提示我们,到目前为止,在华外籍华人的生命历程中, “回流”的决定仍主要与职业发展相联系。

1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类外籍华人,他们是拥有被外国政府承认的外国国籍,但通过“中籍儿童入户”和“中籍儿童寄养”手段在华生活的未成年人,他们因未成年,不在本研究调查的范围之内。此外,根据2014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民实行的签证新规,持有十年有效旅游和商务签证者可以在不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证件的情况下在中国居留一定时间。因此,本调查无法通过现有方法接触到这类美籍华人。

图1 在穗外籍华人年龄结构条形图(单位:人)

在表1中可以看到,来穗外籍华人的受教育水平较高,74%都拥有大专或大学以上学历。这一现象已经在我国其他地区得到证实。同时,77.29%的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有大专/大学以上学历,比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的这一比例(70.55%)略高。这一现象说明,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回流者相比,发达国家受教育水平较高者回流的可能性更大。

实证数据显示,移民世代和国家类型呈现显著相关。表2显示,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多为出生在中国后出国取得国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移民,这一比例达77.17%;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华人多为出生在当地、一出生就有外国国籍,这一比例达67.37%。他们是移民的第二代或后代。

这种状况很可能是由广东地区人口海外迁移的历史决定的。如果仔细查看参加本次调查的各国华人的国籍,会发现发达国家来源国主体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传统移民国家,例如英美澳加。这些国家占据全部发达国家的84.17%;发展中国家来源国主要是有更为悠久的华人移入历史的东南亚国家和南美

1注:由于存在变量缺失的情况,不同的表格和模型中样本数量都不太一致。后文出现此类现象时不再特别说明。

国家,这两类分别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的57.74%和20.75%。

在表3中,可以看到,在穗外籍华人中,无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来华目的排第一位的都是“探亲”。发达国家外籍华人来华探亲的比例尤其高,为52.62%,而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的这一比例仅有31.74%。来自不同类型国家的外籍华人来华就业的比例中,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为27.39%,略高于发达国家华人的这一比例27.19%。同时,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来华学习者的比例(占22.61%)远高于发达国家外籍华人学习者的比例(占3.49%)。这一现象说明,首先,在华亲属网络在吸引外籍华人回流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最强的;其次,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更多以探亲为原因回中国,而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华人更多以就业和学习目的回中国。

结合表2和表3的信息,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发达国家的回流移民主要是第一代移民,而发展中国家的回流移民主要是第二代移民。基于问卷中对来华目的的调查,以及前文提到过的移民网络理论,可以推测,发达国家华人的回流更多地受到跨越移入地和返回地的移民网络的影响,后者则较少因为移民网络返回。这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回流移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迁移影响机制。调查中,我们让受

访者对于自己在国籍所在国和在华地位按“1”到“10”进行赋值。由图2a可见,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对于自己在华地位的自评比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略高。由图2b“分国家类型在国籍国地位自评”可见,来自两类国家的外籍华人对于自己在国籍所在国地位的自评相似。通过将在华和在外地位赋值相减,能够更明显地看到一个现象: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在国籍所在国生活时,倾向于感受到自己处在更低的社会地位;回到中国后,他们倾向于感受到自己在华的社会地位更高。(见图3)这一情况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华人来说,则刚好相反。根据Stark提出的回流移民“相对剥夺”理论,返回中国可能会降低发达国家回流移民的相对贫困感,促使他们做出移民回流决策。这种在华和在外相对地位差异对两类国家华人回流决策的影响将在后文的模型中进一步探究。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得知,在穗回流外籍华人大部分处在18~60岁的就业年龄阶段。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回流外籍华人比来自发达国家者有更好的受教育水平,更倾向于为了就业和学习目的回到中国;发达国家的回流外籍华人在华拥有更多以亲属为主的社会网,他们更可能是为了降低“相对剥夺感”而回到中国。

(二) 研究假设的检验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第一个模型将是否在中国有长期居留意愿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程度、移民世代、在华地位、在华与在外的地位差异、是否因为工作目的来华、国家类型。

居留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调查年份、是否因为工作目的来华和国家类型这两个因素对于外籍华人做出回流决定存在显著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是否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类型的外籍华人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分别考察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结果显示,是否来华工作这一因素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的影响不再显著,但对发达国家外籍华人仍显著。前文讨论过的外籍华人在国籍所在国地位自评、在华地位自评和在华在外地位差这些因素对是否在华有长期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综合模型结果和实证数据反映的情况,我们认为,虽然发达国家外籍华人多为第一代移民,在华具有更强有力的亲属网络,能够在返回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便利,但是“在华有工作”这一要素,

才是影响发达国家外籍华人做出在华居留决定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假设”对于发达国家外籍华人被证实。

然而,“劳动力市场融入假设”对于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没有被证实。从回流移民的宏观结构视角出发,我们推断这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特征有关。不同于发达国家本身已有充分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可能难以吸纳这些以第二代移民为主的劳动力,因此迫使他们即使在亲属网络不充分、在华就业前景不明、第二代移民对中国融入能力差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也不得不返回中国寻找机会。这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而言,做出返回中国的决定,主要不是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偏好,而是宏大社会结构诸如就业市场、国际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崛起的中国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他们自发前来。

移民世代和国家类型之间的交互项模型显示,如果是移民二代并在华有工作,则会更强地增加其在华居留的意愿。并且,这个交互叠加效果只对发达国家显著。这个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就业对发达国家外籍华人居留意愿的显著作用。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应考虑到发达国家移民后代在当地的融入情况。在穗发达国家外籍华人主要来自英美澳加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对亚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歧视和刻板印象,因此在当地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与当地人相比,反而更容易感受到相对剥夺感(Zhou & Lee,2007)。因此在在华有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回流定居的意愿愈发强烈。

长期居留意愿的决定模型揭示了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外籍华人而言,来华居留和工作的意义是不同的。同时,我们也已经证明在华“是否有工作”对居留意愿有很大影响。因此,深入分析影响来华就业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外籍华人来华决定的发生机制。为此,我们补充了在华是否有工作的决定模型,将在华是否有工作设为因变量,探索哪些因素会促使外籍华人回流工作,进而增加在华居留的可能。这一模型的自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程度、移民世代、在华地位、在华与在外的地位差异、国家类型。

在华是否有工作的回归模型显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移民世代这些因素对于是否因为工作原因来华均有显著影响。分国家类型来看,所有国家的华人后代比起他们的父母辈都更倾向于来华就业,发达国家华人后代的这一意愿在更高水平下显著。这一发现与居留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中得到的结论吻合。发达国家内部,男性比女性来华就业意愿更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性别对来华就业则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提出的“回流迁移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假设”在就业模型中得到了验证。但是,“回流迁移的人力资本国别假设”并未得到验证,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并未显示出比发达国家外籍华人更强烈的在华就业意愿。这说明,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中国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外籍华人回流就业的主要考虑因素。由于相对地位的改变这一要素在模型中也不显著,我们推测,其他要素例如新兴市场、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可能才是外籍华人决定回流时考虑的因素。这也提示我们,仅通过“在华和在外地位自评”这一方式探索其回流原因,可能不足以揭示影响外籍华人回流的心理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长期居留意愿的决定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假设”得到验证。这首先证明,外籍华人与其他国家的“回流移民”一样,在回流就业时考虑自身人力资本的回报;同时,“人力资本国别假设”未被验证,进一步说明对来自不同类型国家的外籍华人来说,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人力资本回报差异并不是导致回流就业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本文提出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假设”得到验证:出于工作目的来华者更倾向于在华定居。在控制了国家类型后,这一现象对发达国家外籍华人来说依然显著。这说明,发达国家外籍华人只有在在华有工作的情况下才愿意回流。再次,有意思的是,长期在华居留意愿分析揭示了与我们假设相反的“回流代际差异”:尽管第一代移民在中国出生、成长、对中国更熟悉,其具备的人力资本在华获得回报的可能性更大,但总体而言,移民的后代却比第一代更愿意回到中国。在控制了国家类型后,这一现象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华人尤为显著。

综合我们的研究结果可知,从个体层面而言,就业是影响外籍华人回流意愿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无论来自哪类国家,获得大学学历都对来华就业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进入中国的回流就业者都已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但是,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外籍华人而言,就业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华人相比,发达国家华人在华找到工作后才更可能回流定居。这说明,只有在有满意工作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外籍华人才愿意回流;而对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来说,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差异越来越大,无论是否出于工作目的来华,他们本身就已具备较强的回流意愿。因此,分析发展中国家外籍华人在华居留的决定,我们在其中能够看到更多宏观社会结构造成的结果。同时,发达国家的移民后代比起他们的父辈更愿意回到中国,这提醒我们,未来必须关注发达国家外籍华人后代的同化与适应可能遇到的障碍(蔡思杉、陆新和,1991)。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是初步性和探索性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与同期调查外国人相比,回流外籍华人在学历和专业技能方面普遍更优,这一群体是新出现的宝贵的人才资源;其次,家庭团聚或探亲对于各地外籍华人的回流都是首要的因素,在华丰富社会网络能够更好地吸引他们前来;再次,就业或者其他与职业相关的因素对于回流外籍华人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最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回流移民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在全球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下,导致这两个群体各自有着不同的回流决定模式。

由于调查样本量和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没能将移民捐赠、海外汇款等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中,这导致暂时无法分析回流迁移行为对扩大核心家庭的作用,而这对于华人社会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不同国家外籍华人在回流追求人力资本回报时,考虑的除经济因素之外的回流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最后,既然华人回流的目的是就业,那么他们在满足了职业发展的目标之后是否会再度迁移,他们将在华居留视作生命历程中的哪一部分,需要放在更大的视角下考虑。针对“回流外籍华人”这一主题,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基于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人微观选择的相互作用,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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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国家类型的在华与在国籍所在国地位自评

图3 分国家类型的在华与在国籍所在国地位差异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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