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生活与心态研究

Youth Exploration - - 目 录 - 黄苏萍 李倩倩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独居同离群索居和孤独联系在一起。在讨论独居和孤独的关系时,人

们也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老年群体。然而,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等迅速发展,近几十年来独居人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增长,因此有必要对独居和孤独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国内大城市中“空巢青年”问题的日益突出也使得对年轻独居群体与孤独的关系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一点出发,本文借助个体化理论和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数据中有关上海部分(年龄在18~49岁)的数据,对大城市中的年轻独居群体和孤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数据结果表明,居住于中国大城市的年轻群体中,独自居住的群体更容易感到孤独。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对处于个体化进程中的独居者而言,选择独居可能部分源自于促进自我发展的需要,但实际上更是城市中巨大的生活压力、住房成本和婚恋成本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被动选择。

[关键词]青年;独居;孤独;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4.007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4-0075-13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习惯过群居生活的人们来讲,独自居住长期以来被认为与“孤立”“与世隔绝”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流放和单独监禁都被视为惩处犯人相当严酷的惩戒方式。这种身体上的隔离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度一般项目“高铁影响人口流动的路径、趋势和制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15BRK015)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黄苏萍,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社会政策;李倩倩,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移民、教育与健康。

犯人在精神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精神错乱、抑郁等)已经被以往的大量研究所指出(Peter Scharff Smith,2006)。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个体主义的兴起、女性地位的提高和通讯方式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婚、晚婚和离婚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独自居住作为一种新的人口结构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也已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兴起。欧瑞信息咨询公司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6年,全球独居人口已经从1.53亿增长到2.02亿(克里南伯格,2015)。而根据《欧盟民众》,2014年,丹麦、芬兰和瑞典三个国家中独居者所占比例已经分别高达40.5%、40.8%和39.9%(刘国伟,2016)。2015年美国家庭调查也显示,美国的一人户在全国总家庭数量中所占的比重达28%。1在历来注重家庭生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2010年日本的单人户在日本总户数中的比重已达到32.31%,2而同年中国的单人户则占全国总户数的14%。3台湾地区也呈现出类似现象,在台湾地区的独居者中,已婚或同居群体中由于就业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独居者人数也呈现出逐渐增长趋势(Li-Min Hsueh et al.,2011)。这并不奇怪,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出于寻求就业机会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独居者数量的增多在其他城市同样存在,比如东京、首尔和上海。东京的独居人口在东京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在1995年已达38.12%,到2005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4.03%。4首尔的独居户在首尔市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4.50%增长到了2010年的24.39%。5即便是在上海,在1996年至2014年将近二十年时间中其独居人口比例从8.73%增加到了23.68%。62010年,上海市的单人户占上海市总户数(包括家庭户和集体户)的比率为19.86%,在全国位居第五。7在上海市的单身人口中,外来人口在上海市单身户总数中占60.1%,而15~44岁年龄组中外来人口的数量占该年龄组上海市单身户人口的80%左右(胡湛、彭希哲,2014)。

独居群体的日渐庞大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对于集聚了大量“空巢青年”的特

1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hs/data/interactive/ ahstablecreator.html#?s_areas=a00000&s_year=n2015&s_tableName=Table8a&s_byGroup1=a15&s_byGroup2=a14&s_ filterGroup1=t1&s_filterGroup2=g1.

2数据来源:2010年日本人口普查,日本统计局网站,https://www.e-stat.go.jp/en/stat-search/files?page=1&lay out=datalist&tstat=000001039448&cycle=0&tclass1=000001065261&second2=1。3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4数据来源:2000年日本人口普查,日本统计局网站,https://www.e-stat.go.jp/en/stat-search/files?page=1& layout=datalist&toukei=00200521&tstat=000000030001&cycle=0&tclass1=000000030898&tclass2=000000030899&cyc le_facet=cycle&second=1&second2=1;2010年日本人口普查,日本统计局网站,https://www.e-stat.go.jp/en/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list&tstat=000001039448&cycle=0&tclass1=000001065261&second2=1.

5数据来源: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站。http://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101&tblId= DT_1PL1010&conn_path=I3.

6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7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前四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24.82%)、重庆(22.28%)、广东(21.88%)和浙江(20.36%)。

大城市而言,它们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在年轻独居人口日益增长的今天,对他们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异常重要。孤独状况的探讨便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那么,对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年轻独居者而言,独居会不会让他们经常感到孤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外有关独居与孤独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宋新月等,2014;周建芳等,2008;David Russell,2009),而关于年轻独居者的研究则比较缺乏。与年轻独居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大龄未婚群体方面(尤其是“剩女”),主要探讨的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以定性为主(黄志兰,2008;黄碧祺, 2012;傅瑜慧,2007)。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独居并非完全等于单身(未婚、离异和丧偶)。1本文所谈及的独居者,也仅指独自居住的人,包含已婚者。尽管表面上看,独居似乎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实际上,对于大城市中的独居者而言则并非如此,相反,这一群体数量的日益增长是大城市中高房价、高婚恋成本和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下的产物。2尽管对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独居并不完全等于孤独,但对于那些实际上极有可能是被动选择独居的群体而言,孤独感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困扰。尤其是在个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中国,身处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责任自担的社会环境中的年轻群体,在面临着旧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福利制度解体、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居极有可能给奋斗在大城市中的他们带来强烈的孤独体验,甚至会加剧个体与社会的隔离。独居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极有可能导致更为广泛的社会孤立。在房价等生活成本日益上涨的情况下,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努力并不能使自己在大城市立足时,将会产生的是对社会和时代的不满。3因此对大城市中年轻独居者的居住安排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然后运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中有关上海部分(年龄在20~49岁)的数据,4对年轻独居群体的具体情况进行简单的描述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并对比韩国和日本年轻独居群体的状况,运用个体化理论对独居和孤独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1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部分单身者与自己的伴侣或者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一部分已婚者独自居住的情况(尽管对于已婚者而言,独自居住只是一种暂时状态)。

2这种情形并非中国独有,日本和韩国的大城市中同样存在类似情况。以日本为例,尽管导致日本单身率居高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女性的崛起和社会上对不婚或单身的包容度提高有关,但非正式雇佣带来的收入不稳定增加了日本年轻人结婚的难度,使得他们想结婚也结不了婚。研究者发出警告“只要现在的年轻群体面对的问题不解决,一直不成家的人势必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三方构筑的安全网逐渐被削弱的情况下,独居者数量的增加带来的是广泛的社会性的孤立。尽管对于年轻的独居者而言,独居相对不那么可怕,但当他们一旦失业或生病,就会陷入困顿之中。(来源:NHK特别节目录制组,2014.无缘社会[M].高培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3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的《从“88万元世代”到“七抛时代”》指出了韩国流行语“从88万元世代”到2011年出现的“三抛世代”(对恋爱、结婚和生小孩的抛弃和放弃)再到2015年的“五抛世代”(对恋爱、结婚、生小孩、人际关系和购房的抛弃)甚至是2016年的“七抛世代”和“全抛世代”的变化,表现出了韩国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来源:凤凰新闻,2017-02-25。http://wemedia.ifeng.com/8979241/wemedia.shtml)

4这主要是依据国际上对育龄妇女年龄段的界定。

二、文献回顾

(一)个体化与独居群体的兴起

个体化与现代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鲍曼(2002)和贝克等(2011)认为,个体化意味着以往的传统不断消解,个体从家庭、邻里和传统社会的脱离,人们不得不面临众多选择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以往的标准化人生被所谓的“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人生”所取代。它是一种必然发生的趋势,个人无法自由决定,也无法逃避。在个体化进程中,“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自我实现成为个体化过程中的核心,即“为自己而活”。在“对个体的推崇”这一价值观主导下产生的结果是离婚率的提高和不婚人数的增加以及人们对分离价值的看重。独自居住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模式逐渐兴起。当然在独居的人群中也存在被迫的、非自愿的独居。在台湾地区,已婚者也呈现出明显的独居倾向(Li-Min Hsueh et al.,2011)。克里南伯格(2015)在分析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独居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时,也强调了“个体推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然而,伴随着个体化而来的不仅仅是自由和解放,还有个体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以及以往人们用作参照的模式、规则和标准的缺乏使得个体不得不独自去感知和面对以往在初级共同体中已经规定好了的不确定因素(贝克等,2011)。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人会指导社会中的个体去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专家的意见和他人的例子只能够作为个体处理自己事务的依据,并且个体还要为自己这种对他人的意见和事例的信任负完全责任(鲍曼,2002)。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做出选择,同时还要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就独自居住而言,选择这一居住模式的个体在享受独居带来的益处的同时,还需要独自承受独居产生的种种不便,比如更高的生活成本、孤独等,对于年迈的老人而言,形势或许会更加严峻。

当然,贝克等人关于“个体化”的讨论主要是在西方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尽管西方社会民主国家为减少个体对福利国家的依赖而进一步强调对个体的推崇、自主性、责任承担和“自助式生平”,但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福利制度对个人强有力的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去抵御个体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风险(阎云翔,2011)。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并且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受到工业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Inglehart & Baker,2000)。中国正处于传统、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历史时期不断叠加和激荡的时代,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且互相交织(肖瑛,2012;王建民,2013)。多重历史时期的叠加和激荡连同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使得处于这一社会情境中的个体自然带有与西方社会中个体不同的特点。在王建民(2013)看来,与西方相比,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缺少自然权利观基础及民主制度保障的中国个体化过程中的个体,更多的带有“自我主义的色彩”。在国家社会保障制

度缺位的情况下,这样的个体更容易依赖亲缘和拟亲缘关系来抵御和化解个体化过程中的风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作为他们在遭遇疾病、贫困、失业等风险时的唯一支撑——家庭对他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贺美德、庞翠明,2011)。这就使得中国的个体化过程有着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方面个体不断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解放,希望摆脱传统的邻里和家庭的束缚,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提供社会保障的集体单位仍十分有意义,它甚至是“崛起的个体追求的终极目标”(阎云翔,2011)。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逐渐兴起的独居人口,也极有可能带有这样的特点:他们既注重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同时又十分珍视甚至是依恋家庭。在本文中,我们打算用孤独感对这一情形进行测量。

(二)孤独与独居群体

尽管孤独是人类生命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克里南伯格,2015),但长时间的孤独情绪则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孤独更多的是心理学、文学和哲学关注的话题。国内社会学界关于孤独的探讨更多是集中在导致孤独的因素及减少孤独的措施。大量研究表明有效的社会支持对减轻人们的孤独感有着积极影响,它能够起到“压力缓冲器”的作用,不管这种社会支持是来自现实生活还是社交网络平台(吴捷,2008;Peggy A. Thoits,2011;闫景蕾等,2016)。Chaeyoon Lim 等(2010)在分析宗教如何促进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时强调信教者在宗教圣会中形成的社会网络是影响他们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婚姻也通过配偶和扩大的亲属网络提供的经济和心理支持对降低人们的孤独感有积极作用(Frech & Williams,2007)。

此外,大量研究指出居住类型也是影响人们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与子女、配偶或其他人居住的老年人相比,独自居住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躯体疼痛、焦虑和孤独等症状,存在躯体功能障碍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更高(郝世超等,2016;Xiaojie Sun et al.,2011)。也有研究表明,与独居的单身者相比,与家人居住能够明显地降低单身者自杀的可能性(Denny,2010)。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独居者在不改变自身居住方式的情况下与家人、朋友及他人进行方便、跨时空的交流成为可能(克里南伯格,2015)。而这种与他人的交流可以减轻独居者的孤独感。也就是说,在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日益发展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今天,独居者可能不太会感到孤独。不过,国内一些关于大学生网络使用与孤独感的研究指出,网络交往会导致大学生孤独感的增加,原因在于用于网上交友时间的增多会减少现实生活中与周围人的互动(刘加艳,2004;李云峰、帅煜朦,2016)。特克尔(2014)也支持这一点,尽管她承认手机的随身携带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独处也逐渐变得不再可能,但她也担心随着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的加深,电子邮件、短信被视为更安全的社交方式更多地代替了语音通话和面对面的直接交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淡漠,并因此而陷入孤独当中。

那么互联网的使用真的增加了人们的孤独感吗?Axel Franzen(2000)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通过对包含瑞典15842名互联网使用者和 1196名非上网者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互联

网的使用对上网者的社交网络规模和交友时间并没有消极影响。相反,电子邮件的广泛应用还对调查对象的社交网络有正向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较小,但可以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并不会增加人们的孤独感。与Axel Franzen观点相似,雷尼和威尔曼(2015)认为,在网络时代,互联网在帮助人们维持弱关系、参与社区活动等社交活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它连同汽车和飞机等交通工具一起推动了人们的社交网络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扩散。也就是说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反而对减轻人们的孤独感起着积极作用。当然他们也承认频繁使用手机和互联网会导致一种“在亦不在”的情形1。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而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和儒家的“家本位”思想都有可能使他们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发展的同时,又充满着对家的依恋。在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飞速发展的当下,独自居住究竟是否使人感到孤独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使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中有关上海部分(年龄在20~49岁)的数据对独居者群体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该数据包括吉林、甘肃、河南、云南、广东、上海等6个省(直辖市)出生于1942~1995年的群体(包括出生于1942年和1995年的人)。本次调查主要采取分阶段抽样方法,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745份。考虑到独居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本文主要选取该数据中有关上海地区年龄在18~49岁部分进行分析,共有样本584个,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为584个,样本有效率为100%。其中,独自居住者占样本总量的18.32%,同他人居住者(包括同家人及其他人居住)占样本总量的81.68%。

(二)变量设置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个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出于对自我的关注及其他原因,独居者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尽管克里南伯格认为独居并不等于孤独,但对于生活在注重家庭生活的亚洲国家的年轻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奋斗在中国大城市中的年轻人而言,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高房价和巨大的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实际上是被动选择独居的个体很有可能在追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孤独感的侵袭。近些时间被热议的“空巢青年”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本文致力于考察年轻独居群体的孤独状况。由于目前并没有关于年轻独居群体的专门数据,但考虑到独居群体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上海作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代表汇集了大量年轻独居人口,本文认为使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

1在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格根看来,所谓“在亦不在”指的是人们身在一处,但他们的社交关注和沟通焦点却在别处的状态。

心“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中有关上海部分(年龄在20~49岁)的数据对独居者群体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前中国大城市中年轻独居群体的具体状况。具体变量设置如下:

1.因变量

由于本文旨在考察年轻独居者的孤独状况,因此将“是否经常感到孤独”作为因变量,通过“您的生活中是否有以下情况:您经常感到孤独”来度量,没有=1,有=2。

2.自变量

在自变量方面,“是否单独居住”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否=1,是=2。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可知,以往的研究在探讨孤独感的影响因素时往往还把是否信教、社会交往情况、上网频率和社会参与等变量考虑在内(蒋艳菊等,2006;闫景蕾等,2016)。其中是否信教(不信教=1)、上网频率(从不=1)和社会参与(没有参加任何组织=1)均为分类变量。考虑到户籍制度在我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户籍制度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户籍也是本文考虑的因素之一,其中上海户籍=1。

其中社会交往情况包括“过去一年与亲属直接或间接保持私人联系的情况” “过去一年与朋友直接或间接保持私人联系的情况”“过去一年与同事(非工作事务联系)直接或间接保持私人联系的情况”三个问题,根据联系频率,赋予1~5的分值,将三者相加生成一个测量社会交往状况的指标。数值越大说明社会交往情况越好。社会参与用“是否参加社会组织”来测量。

除了上述变量之外,剩下的变量如年龄、性别(男=1)、婚姻状况(1=已婚或同居)、收入(取平方根)、受教育年限为控制变量。

(三)使用模型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所以本文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探索独自居住给年轻人带来的孤独感的影响。该模型认为当x ≡ (x1,x2,…,xk),有

p(x) ≡ p(y=1|x)=p(y=1|x1,x2,…,xk)其中p(x)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1-p(x)是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伍德里奇,2007)。本文

采用发生比(odds ratio)对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解释。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选择独居的人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群体1,超过七成的独居者是非上海户籍,并且

1根据李培林、张翼在《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一文在测量中产阶级时给出的收入划分方法和上海市2012年全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本文将收入在100470元及以上定义为高收入,把收入在20094元及以下定义为低收入,把收入在20094元到40188元之间定义为中低收入,把收入在40188元和100470元之间为中等收入。

大部分独居者处于未婚状态。此外,独居群体的受教育水平相对比较高,超过五成的独居者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我们还发现,独居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要高于非独居者。在独居群体中,男性的数量要多于女性。而非独居群体中,男性的数量和女性的数量相差很少。独居者和非独居者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社会参与水平均比较低,以往关于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也表明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壮年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很低(陈洪涛、王名,2009)。在上网情况方面,独居者中经常上网者所占的比重高于非独居者中经常上网者所占的比重。在信教情况方面,不管是独居者还是非独居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信教。

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独居群体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经验上(包括媒体报道)关于“空巢青年”的判断相似,比如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中等、单身且以外地人居多,对互联网的依赖比较大。

(二)模型估计结果

表2是回归模型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在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后,是否独居从模型1到模型6始终表现出对孤独感极显著的影响(p<0.001),且符号为正。这种影响程度从模型1到模型3出现下降,不过在模型3到模型5中又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在模型6中,是否独自居住对孤独感的影响概率比为

2.849。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独居者比与他人居住者更容易经常感到孤独。这与克里南伯格的调查结果明显不同。克里南伯格(2015)的访谈结果表明,独自生活的人们尽管会偶尔感到孤单,但这种孤单并非源于独居。独居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关注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

随着中国个体化进程的加速,我们并不否认在大城市中奋斗的年轻群体做出的独居选择包含有追求自我发展和事业成功的成分,然而实际上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是导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独居的关键因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及由此加深的对家的依恋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孤独感。从某种程度上讲,独居一方面是年轻人追求自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城市中的高房价、昂贵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下被动选择的产物,而且后者的成分明显要更多。同样,日本年轻人对独居的态度也比较矛盾,既享受独居生活带来的自由,对孤独死充满了恐惧(NHK特别节目录制组,2014)。尽管缺乏有关韩国独居者的专门研究,但根据新闻媒体,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孤独死不仅在老年群体中存在,还发生在其他与社会缺乏接触的群体中。有媒体报道称从2011年到2014年,韩国孤独死的人数从682人增加到1008人,在三年时间内增加了47.8%(彭海艳, 2015)。2016年播出的韩剧《独居生活》也呈现出了独居者的矛盾心理:尽管独自居住能够带来更多的自由,但也会遭受孤独感的侵袭,面临着生病无人照料的窘境。

就户籍变量而言,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在模型2中放入户籍变量时,是否独居的系数明显变小。当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从模型2到模型6,户籍制度呈现出对孤独感的显著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程度呈现出逐渐下降趋势,但始终对孤独感的影响非常显著(p<0.001),且符号为正。即在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时,没有上海户籍的居民更容易感到孤独。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城市化背景下,许多人从农村和其他中小城市到上海寻求发展机遇,在远离家人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感到孤独。另一方面,户籍不仅意味着人们的流出地,还意味着他们能否享受到户籍背后相应的福利待遇。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是否拥有当地的户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户籍制度影响着流动人口对当地的认同和融入(李涛、任远,2011),从而进一步影响着他们的孤独感知。同样,作为著名世界城市的东京也集聚了大批来自其他地区、寻求发展机遇的年轻人。与奋斗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不同,在日本,人们的迁徙虽然不受户籍限制,但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解体和地缘关系的日渐弱化,在大城市中奋斗的年轻人很少与家人和亲属保持联系。通常情况下,他们主要的交流对象是同事,一旦他们失去工作,这种与同事的联系便会中断,从而陷入无人交流的境地。而在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为直接接触式,接触的时间长短、时期和连续性都会影响着人际关系的亲疏。长期疏远后的突然问候(与对方的期望相反)往往被视为是十分失礼的行为(中根千枝,1994)。正如橘玲(2013)所言:“在日本,人际关系源于‘场’,如果失去‘场’的话,人们只能够回到孤独”。这种社会环境和他们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心理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接受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组织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因而容易陷入孤独无助的境遇之中。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表2,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后,收入的平方根在p<0.01的水平上对孤独感有比较显著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与收入高的人相比,收入比较低的人更容易经常感到孤独。对于经济上有保障的独居者而言,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交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也能够更好地应对。而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群体,独居可能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克里南伯格(2015)看来,对于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人而言,独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护隐私、促进自我复原和成长的机会。而对于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人来说,独居则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与外界的隔离状态。总之,表2的回归模型表明,与同他人居住的人相比,独自居住者更容易感到孤独。同拥有上海户籍的人相比,那些没有上海户籍的人更容易感到孤独。此外,收入低的人要比收入高的人更容易感到孤独。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运用probit 回归再次对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模型的结果与本文在前面的分析完全一致。

五、结论

“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超级活跃、24小时年中无休的社会文化中,……独居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克里南伯格(2015)在《单身社会》一书的结尾写道。在他看来,独居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机会。然而这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于注重家庭生活的亚洲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大城市地区)的人们而言,尽管独居给这些处于个体化进程中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自我实现的机会,但他们也面临着孤独感的侵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独居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自我的关注,但实际上更是住房成本、婚恋成本和工作状况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这种看似“主动选择独居”“主动选择单身”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的是个体的无力感。Jones等(2009)研究发现亚洲社会的单身或者独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自愿的行为。对于东亚的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大城市)的单身者而言,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压力、离婚率的增加和昂贵的住房成本使得人们在面对婚姻时更加慎重。

中国的情形更加复杂,与其他处于个体化过程中的国家相比,中国大陆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个体化进程在带来了个体自由的增加的同时,还可能导致“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和对集体的义务”(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传统单位制的解体带来的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崩塌加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使得家庭几乎成为个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最后堡垒(Yingchun Ji,2015)。这使得身处于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当中的人们一方面不断追求个人发展、关注自我,同时对家庭又充满了依恋。这种纠结与矛盾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传统的儒家“家本位”思想相互碰撞的结果,同时还是国家福利制度的缺位导致的产物。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连同大城市中畸高的房价、高昂的婚恋成本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他们当中的单身者对婚姻望而却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推迟结婚年龄。对于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外地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NHK放送文化研究所(2013)在2004年开展的“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调查”也发现有17%的未婚者因经济原因而不得不保持单身。同样,在大城市中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一些已婚人士也不得不承受同配偶和子女的分离。这一点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中便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独居群体中,有73.83%的独居者是外地人,而拥有上海户籍的独居者仅占独居者总数的26.17%。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由于传统观念认为男方应当承担大部分的结婚费用,而住房对于中国人而言又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随着住房费用上涨,未婚的男性数量也越来越多(江涛,2013)。而在不

断地去寻找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男性的过程中,未婚女性的数量实际上也在不断地增长。在房价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工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越努力工作,越买不起房;越买不起房,越努力工作”。这种情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着底层和中产阶级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可能性,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的道德观造成了冲击(黄平,2010)。这种情境再加之户籍制度的影响难免会使这些被迫选择独自居住的群体发出“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的感慨。这种感慨和孤独感的背后有离开家人的不舍,更有年轻奋斗者的焦虑和无奈。在这个全社会号召共筑中国梦的时代,如何有效地解决这部分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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