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婚庆送礼研究: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Youth Exploration - - 目 录 - 贺婷

[摘要]送礼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婚庆送礼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维持婚姻稳定的重要

因素,送礼情况还能反映出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概念自70多年前由费孝通先生提出后,一直影响至今,

成为研究中国人社会结构的基本范式。通过对湖南中部孙村一场婚礼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对“婚礼礼簿”

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婚庆送礼行为总体上仍受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结构影响,呈现出礼金大小依关系亲

疏远近而不同的规律;然而,地缘群体、亲缘群体与业缘群体中同一“团体”的人们礼金趋于一致则体现

了“团体格局”的影响。因此,文章认为,当今中国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差序格局的社会,而是呈现

“差序格局新态势”:总体仍然是一个受亲缘与地缘影响深厚的差序格局社会,然而,业缘群体逐渐兴起,

团体格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呈现出差序格局为主、团体格局为辅的新态势。

[关键词]婚庆送礼;差序格局;团体格局;中国农村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4.008

一、引言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4-0088-12

送礼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送礼对赠送者和接受者来说,都能表达出某种特殊的愿望,传递出某种特殊的信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形式。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婚庆是农村生活的重要仪式活动,婚庆送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送礼行为。中

作者简介:贺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社会工作。

国人认为,婚庆送礼是人情表达的重要形式。在湖南中部J乡1,人们常说,婚庆活动的规模反映了这家人的“结交程度”,即交际情况,“结交”越好的人情越广,送礼的人也就越多。

中国传统婚姻的意义并非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社会及文化方面(吴重庆,2014)。社会学大师布迪厄认为,婚姻不仅只是一种象征性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策略,其定义取决于它在一个旨在获取最大物质的和象征利益和策略系统中的位置,婚姻是一种再生产的策略,其含义来自于一个由习性生成的、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策略系统(布迪厄、华康德,1998)。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婚礼礼金在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还有维系婚姻关系的功能。“在结婚前,男女双方及其亲属所履行的各种责任,最受人注意的是经济性质的相互服务和相互送礼,而且这些义务时常推及当事人以外的人,并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妻间联系得到加强,即使夫妻间一时感情不和,每会因牵涉太多,不致离婚”(费孝通,1998)。以经济形式出现的礼金,除了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所包含和折射的社会结构方面的意义(黄鹏进,2008)。可见,婚庆送礼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维持婚姻稳定的重要因素,送礼情况还能反映出社会结构。

7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用“差序格局”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此概念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今。具体来说,是用“水波纹”来解释这个结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2005)。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从农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一方面受到国家、资本和现代化的影响而产生变迁,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本文通过收集湘中J乡一场婚礼的礼簿,并结合实地访谈资料,尝试回答两个问题:差序格局下的农村婚庆送礼行为是怎样的?遵循怎样的送礼规律?

二、文献综述

(一)送礼的意义

莫斯在其经典著作《礼物》中提出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呼”(Hau),莫斯把这种迫使受者回礼的力量称之为“礼物的精神”(the spirit of gift)(莫斯,2002)。人类学上也用“礼物的精神”来概括莫斯有关礼物的理论(莫里斯,2007)。马林诺夫斯基(2002)用“互惠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来解释礼物交换问题。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呼”不是对礼物的最终诠释,而只是对某个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意识形式。萨林斯也批评了莫斯关于“呼”之精神的先入之见,与之相应的是对其经济意义的忽视。萨林斯确定了决定馈赠与交换之一般属性的三个重要变量:亲属关系的近远、合群度及

1遵照学术惯例,本文出现的人名、地名全为化名。

慷慨度(莫里斯,2007)。布迪厄(2003)以“礼物”为例,分析了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礼物交换过程中的时间差,给礼物交换带来了不确定性,形成了“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一种逐渐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礼物研究的新方法则强调礼物的不可分割性(阎云翔,2000)。

基于已有研究,阎云翔(2000)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的实地考察,认为下岬村文化中存在四种礼物赠送的操作规则,每一种规则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互惠原则。黄鹏进(2008)通过对鄂东南农村一次婚礼礼金数额的分析,考察了礼金所包含和折射的社会结构方面的意义,即亲缘关系中,所送礼金多寡依亲疏远近而定,地缘关系中,以是否同属于一个村庄为标准,而在业缘关系中,则遵循经济理性法则。而尚会鹏(1996)认为,村落中的随礼现象具有普遍性、等价性和互助性三个特点。陈建功(2002)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探讨了村民随礼行为的结构建构与关系组织,用较大篇幅分析了随礼的规则、通过随礼所建构的社会网络特征以及随礼在地方社区中的功能,作者借助于礼账分析居民的社会网络,提出了“走平”的规则。

也有学者从经济理性视角出发,将“随礼”看作是一种个体基于经济理性考虑下的市场行为。陈云等(2005)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农村随礼行为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农民随礼行为的核心——礼金数量的确定是随礼双方甚至多方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指出农村礼金往来已经成为了农民的负担,呼吁农村礼金往来回归常态。孟涛(2006)关注农民随礼行为的经济层面后果,分析了礼金支出与回流对农村家庭可能造成的影响,透视礼金循环的过程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经济理性在农民随礼行为中的地位。杨华(2008)区分了仪式性人情与日常性人情,提出当市场逻辑进入村庄社会,农村人情连同村庄社会关联逐渐走向功利化和注重短期效应。

可见,国外学者主要从关系、互惠等视角考察“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中国学者则主要从网络、经济理性等视角出发,解释“随礼”行为的意义。

(二)乡土中国与送礼社会网络

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认为“差序格局”所描绘的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状态(杨玉宏,2013),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特点(孙立平,1996),这一概念十分契合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杨善华、侯红蕊,1999),“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生动表述(马戎,2007),是现代社会科学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诠释之一(吴飞,2011)。近年来,“差序格局”也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挑战。张江华(2010)认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概括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特点,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阎云翔(2006)对这类“同心圆”模式提出了批评,上官酒瑞(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出现解体,乡村社会结构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团体格局成为一种应然选择。

而谈及中国的给礼现象,西方观察家往往指出另一种社会现象——人际关系,认为给礼和其他互惠交换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尤其在维持、再造和改变人际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杨美惠(1989)对中

国城市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礼物经济”和关系网络建构了一个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相对的非正式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对已分配的国家经济进行了再分配。孟凡行(2017)通过对周至县G村及周边乡村的田野考察,发现关中乡民直接将礼物称为“礼”,赋予礼物种类、适用场合、送礼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内涵而不是礼物本身建构了社会网络。

也有学者对送礼的社会网络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尚会鹏(1996)通过对西村婚礼上四份“礼簿”的分析,指出村落社会中的“随礼”网络有两类:第一类是亲属集团内部的网络,这个随礼网络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不公开、迂回等价;第二类是非亲属者的随礼网络,遵循的原则是礼的数额依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公开和直接等价。张艳玲、屈锡华(2006)将参加礼物交换的人划分为三部分:一是核心亲属,包括夫妻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二是外围亲属,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即叔、姑、舅、姨,可能还包括堂叔,以及他们的已成家的子女家庭;三是由农民往来域的一部分纳入礼节域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礼物圈的最生动写照。和立勇(2007)通过研究丽江宝山石头城村的送礼情况,提出传统礼俗尤其是礼金交往在当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冲击下呈现出一个“三级交往圈”,礼物交换现状既保持原来按“差序格局”建立的礼物流动的原则,又出现了新的以利益驱动为标准的“差序格局”,社会成员通过“人情+利益”的机制整合在一起。

可见,送礼社会网络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而进行划分,但总体来说,送礼的社会网络反映了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成为影响送礼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

三、案例描述

(一)田野点情况

本次田野调查地点为湖南中部J乡孙村。J乡地处湖南中部长株潭地区,全乡农业以优质稻、牲猪养殖为主导,2009年人均纯收入4768元。交通便利,距长沙仅50公里。孙村位于J乡西南一隅,傍靠罗塔山脉,村民多依山临水而居。全村1548人,共辖8个村民组1。其中一组常住人口177人,41户。村内姓氏以孙姓为主,多是未出五服的本家,村民称之为“自家屋里”。其余姓氏为陈姓、贺姓、李姓、董姓等。村民虽然收入都不高,但是村民在送礼方面都十分看重,“种人情”“送人情”是村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婚庆喜事尤其是村民生活中头等大事,婚庆送礼情况能集中展现出村民的日常社会关系现状。

(二)案例描述

新郎为J乡孙村一组人,新娘为邻村人。新郎新娘为高中同学。婚礼于2017年1月举办。婚礼席开

1又称生产队。

42桌1,“上情”人数219人次,总礼金103310元。在当地算是规模宏大的婚礼。

新郎有三兄弟姐妹,新郎排行第二,姐姐已出嫁,妹妹尚未出嫁。新郎父亲有三兄弟,新郎父亲排行第二。新郎伯伯与叔叔都在湖南其他城市工作,平时不在乡下住。新郎母亲有四兄弟姐妹,新郎母亲排行老大。新郎80岁的爷爷健在。因新郎家孙姓在孙村一组是主姓,在孙村本家、同族众多。本次婚礼本家兼邻居来得比较多,且许多随礼比一般邻居“市场价”200元要高;孙村一组地处几个生产队交接处,新郎的父亲担任一组组长,平时好交际,乐于助人,在各乡邻处种人情较广,所以来随礼的邻居也比较多;且因为新郎的80岁高龄的爷爷尚健在,爷爷德高望重,爷爷辈的亲戚及亲戚后代来随礼的也比较多。新郎新娘皆为本地人,家人朋友、同学众多,婚礼因在农历年前举办,许多在外面工作的人也回老家了,因此也有不少同学朋友来参加。而因新郎新娘皆在深圳的公司上班,公司同事因距离太远,没有人来参加婚礼,其中新郎有6名同学发微信红包送礼祝贺。

本次婚礼中来了许多主人家意想不到的亲戚朋友,超出了原来35桌酒席的预算。所以摆酒席时因场地有限,是分两批次吃饭的。本文中根据送礼人群与婚礼新郎/新娘的社会关系将送礼人群分为亲缘、地缘、业缘三个群体。经整理后的婚礼礼簿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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