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计划到生育自主:中国人口政策的未来趋向

Youth Exploration - - Contents - 王军 贾晓菲

[摘要] 本文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变迁历程,对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影响其立场的生

育率测算在人口学界的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最后得出结论:基于目前中国的社会背景及人口现实,全

面放开计划生育、使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已是大势所趋;即使生育自主,人口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警惕“低

生育陷阱”,并在必要时实施鼓励生育及配套的社会政策,使中国人口更加良性的发展。

[关键词]计划生育;生育政策;人口政策;生育自主;低生育陷阱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5.001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5-0005-10

一、引言

时光飞逝,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在这些年里,计划生育控制住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创造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奇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面对单独二孩、全面两孩遇冷的人口现实,在可能陷入“低生育陷阱”取代生育率太高成为中国人口发展遭遇难题的当下,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进入到需要作出调整的阶段。

本文在对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演变过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展示了人口学界近年来关于生育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去何从的争论:偏向保守和偏向开放的两派学者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和不

作者简介:王军,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青年探索》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方法;贾晓菲,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5 级本科生。

同的数据来源对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估计,即使相近的数据也因为双方的立场而解读出大相径庭的人口评价和政策建议。但是,随着人口发展和对生育状况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共识,学界纠结于生育率究竟有多低已经失去了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低生育状态下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

因此,本文就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演变过程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人口发展作出预测,从而为制定人口政策提供参考。

二、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演变过程

计划生育的出现是基于中国人口过剩、生育过多的历史背景提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新中国建国之初,二战刚结束的背景下,由于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受伤、死亡、家庭分离,生育水平出现了大幅下降;战争结束后,在外征战的男性与家庭团聚,由此出现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婴儿潮”。而就中国而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使得原本较差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全国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提升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此外,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提到,因为卫生条件差和对女婴的“溺婴”现象,建国前,一个家庭存活的婴儿也就一两个;而建国之后,“溺婴”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随着卫生条件的优化,婴儿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生育率大幅度上升,具体的趋势是,60年代开始,人口在增长,到70年代达到了人口增长的巅峰。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三年自然灾害等比较特殊的时期之外,人口始终是在大幅上升的。

快速膨胀的人口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劳动力过剩也使青年人就业变成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初,中国提出了“三个多了,一个少了,两个正好”的计划生育口号,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开展起来:在城市,对企事业等单位体制内的员工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如果生三个孩子被定义为“不先进”,对工作也会有影响;而农村虽相对城市受体制束缚较少,但随着技术的普及和应用,70年代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投放的大量避孕设备、避孕器具和避孕药物取得了一定成效,城乡的生育率都有明显的下降。此时较为柔和、自愿的生育政策相比于后来严格、强

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也较少出现“失独家庭”等社会问题。在这一语境下,很多学者认为,70年代较为柔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必要、有效且力度适当的,即使没有所谓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70年代较为柔和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避孕技术和宣传,中国的人口同样能够在经过缓和的过渡之后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中国7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轨迹与世界人口变化的轨迹比较吻合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文中称《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计划生育进入到新的阶段,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城市,由于单位制控制的影响,反应相对平和,然而这一政策在农村遭遇了激烈的反抗,在时间上一刀切的措施使得很多未生育或刚生第一胎的夫妇感觉不公平,尤其是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保障条件下,如果只能生一胎,仅生了女孩的家庭将会面临生产生活与养老的双重危机。因此,1984年中央办公厅对《公开信》的倡议进行修订,针对大部分农村开始实行“一孩半”政策,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允许生第二个;对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定程度上政策的放宽。而就政策效果而言,虽然国家动员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梁中堂等学者的研究显示,80年代的人口增速和生育率相比于70年代都慢得多,尤其在全国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放宽到“一孩半”政策的时间节点,农村出现了大量补偿生育,1984、1985年等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生育水平的反弹。严格强制的计划生育效果并不如预期。

进入到90年代,计划生育仍然坚持1984年以来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但是这一时期开始实行在地方政府考核方面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计划生育的成果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关键标准,一旦计划生育任务完成不好,其他政绩也被一票否决。因此,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90年代政府对计划生育的控制是在增强的。此外,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世界人口大会倡导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和生育自由,此时计划生育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抓计划生育的同时,也强调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保护、尊重女性的权利。

随着1992年以来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中央的指导开始转向“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2000年以后,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不变,直到2014年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初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三、低生育水平下各界有关中国人口政策的论战

伴随着政策的推进,为了随时跟进中国的人口状况,由于种种原因暂停18年的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又在1982年重新恢复。198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92。就数据的可靠性而言,80年代初,虽然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尚未实行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因此瞒报漏报的情况较少,人口指标测量的可靠性相对较高。针对这一人口现实,学界对实行计划生育几乎没有什么异议。

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2.81;然而短短两年之后,1992年国家计生委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组织的“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发现,全国1991~1992年综合生育率分别为1.65与1.52,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自此,人口学界便展开了整个90年代生育率究竟是多少的大讨论,此时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数据不可靠,存在大规模的出生瞒报漏报现象;而随着对中国人口与生育的认识逐步深入,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于1992年的生育率数据仍众说纷纭:既可以从1990年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育意愿出现转变、生育年龄推迟、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高等角度部分解释(郭志刚,2004),郭志刚(2004)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估计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应在1.5以下;也有学者仍然坚持认为这一数据的出现存在着严重的瞒报漏报,陈卫、尤丹珍(1997)认为应该是2.31;较为中间派的学者则认为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出生瞒报漏报,但较1989~1990年相比生育水平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约在2.1左右(曾毅,1995)。

正是因为人口调查数据“再调整”的标准不一、方法各异,直接估计与间接估计法孰优孰劣尚无定论,再加上间接估计法根据推断的出生漏报数来估计实际的生育率,具有很大的可操控的空间,近年来,中国人口学者关于中国人口现状和政策的争论进入到白热化阶段。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在1.22,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质疑的声音越发不断。郭志刚(2004)通过各种统计数据直接估计得出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23到1.6之间,建议国家实行一个人口生育率区间,但并未被采纳;翟振武和陈卫(2007)根据全国小学入学率的数据估计1991年我国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90年代末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约为1.7;蒋正华(2006)则提到国务院组织的专家经过可靠性分析,当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约在1.7~1.8;然而没有哪一方可以肯定地或有充分的证据说目前中国的妇女生育水平就是1.8或1.2(乔晓春等,2005)。因此,在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和学者的配合下,当时的总和生育率被人为地调整到1.8。

1.8的标准出自蒋正华1997年参加的联合国关于低生育的专题会,提出更替水平2.1虽然比较理想,但从中国的人口现状来看,由于国内就业压力大和贫困人口问题,中国理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比2.1略低,到1.8左右。人口调查数据不可靠,而政府相关部门又提供了理想的标准,从此,中国的人口调查数据陷入了一个调查、否认再调整的“怪圈”,“见到低生育率统计→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郭志刚,2017)。几乎所有间接估计方法都开始向着一个统一的生育率标准努力。此后,2006年中国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调查得到生育水平恰好是1.8,虽然这一调查数据的支持者众,但也有学者认为此次调查的抽样存在问题——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总和生育率回升既不是因为计划生育出现失控,也不是调查数据表面呈现的“一孩出生堆积”,而是因为调查遗漏大量年轻妇女而造成的偏差(郭志刚,2010)。

直到实行全面两孩政策的今天,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在生育率究竟是多少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也无从对话的矛盾:一种观点以郭志刚、顾宝昌、王丰、王广州等为代表,通过使用调查数据直

接测算生育率,认为目前中国的人口与生育状况达到了比较低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5甚至1.5以下;另一种观点以翟振武、陈卫、于学军等为代表,通过间接估计测算生育率,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生育率是1.2,但是数据不可靠,存在瞒报漏报,经过种种间接估计之后确定真实的总和生育率是1.8,基本不需要调整。

基于生育率数值的两派争论,也衍生出对目前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两种观点:其一,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了,继续限制生育是雪上加霜,应该实行生育自主,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放开刻不容缓;另一派学者则对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持乐观态度,认为当下仍然处于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极低的生育率调查数据并不真实,维持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一旦放开可能会出现出生人口的反弹,即使是低生育率同样也对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号召紧跟国家政策,认为尽管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但从“战略目标”和“政策要求”出发还必须进一步降低,即使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的省市也应该保持较长时期之后再进行调整(陈卫,1993)。

两派观点各有自己的根据,双方既不认可更不使用对方的数据和方法。例如,陈卫(2009)在对教育统计中的小学生在校人数数据进行估计之后坚持认为2000年的生育水平出现了1.7~1.8的回升;同时近年来由于婚育年龄不断推迟而出现我国生育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可能会造成时期生育率偏低。郭志刚(2010)也回应了几种间接估计生育率的方法,包括用以往人口变动调查出生统计做估计、用教育部小学生入学人数间接估计以及用妇女平均子女数直接作为综合生育率估计、用五普低龄人口对比后来调查同队列人数来证明出生漏报等方法的缺陷。一言以蔽之,二者并不存在共同的科学基础,在学理上无从对话,其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这种矛盾甚至上升到了一种狭义的意识形态的论争,论点似乎已经变得比论据更加重要。

然而,总和生育率1.8的标准其实并无科学依据,只是政府基于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就业形势变化的背景下,1.8也就失去了被提出、被建构时的意义;更何况,2.1是人口的更替水平,那么从长远来看1.8也预示着人口的负增长,一切人口负增长可能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人口总和生育率1.8的情况下都有发生的可能,只是比不上1.5的负增长来得剧烈,问题的严重程度稍微缓和罢了。有学者认为,尽管怀疑调查数据,且其背后存在着漏报的影响,但是不应该简单地拒绝调查数据,更不应该忽视这种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潜在原因(郭志刚,2007);对于普查结果的不同判断,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应该看到存在着认识方面的原因,即由于没有认识到低生育率的到来而阻挡了人们去接受显示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顾宝昌等, 2009)。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1.8的标准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脚步。如果仍然坚持1.8就是当时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水平,而掩盖了中国真实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中央“千方百计维持低生育水平”的要求,很容易使我们忽视在片面强调1.8的背后实际生育率很低的现实,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由低生育而导致的多方面社会和经济问题。全面两孩以后,参考国际上将“很低生育率”规

定为1.5的标准口径(Caldwell and Schindlmayr,2003),1.8的标准已经逐步转向1.5或1.6(翟振武等,2016;陈卫,2016),然而本质上中国低生育水平的问题和这一标准的建构性与1.8标准时期并无差别,问题的重点已经不在于生育率到底是1.8、1.5还是1.2,而在于无论是多少,中国进入低生育阶段既成事实,如何应对低生育可能带来的问题才是目前中国人口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关于计划生育的争论远不仅仅是学术论争或是网络上的辩论战,在这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争论中,体制内外的冲突也表现得异常激烈。

计划生育的调整面临的不仅是学者和舆论的障碍,更面对着体制的障碍:已经持续了逾40年的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需要整套体制以及工作人员相配合,才能使中国的人口政策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四、让生育决策重新回归家庭

党中央在1980年的《公开信》中明确说明,计划生育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人口学上只有二十到三十年,然而从1980年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计划生育已经到了需要划上句号的时刻。唯有调整生育政策,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人民的生育意愿以及背后的原因所在,也是新时代执政为民、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要求。

调整生育政策不仅有其重要性,同时更有其必要性,自2014年计划生育调整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以来,生育率不增反降,我国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

了0.52‰,仅为12.43‰,自然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政策遇冷已成各界共识。强生育控制、低生育意愿和高生育成本等制约二孩生育的因素(Cai et al.,2010)早已驱使中国进入持续稳定、内生性的“低生育陷阱”(穆光宗,2017)。如果再不让生育回归家庭、推动生育自主,势必会让人口问题进一步恶化,加剧中国低生育的严峻形势,为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安全都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其它国家在应对低生育的人口状况时所积累的经验对中国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发展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新加坡、泰国、韩国(Suzuki,2003)和中国台湾等都曾有过适应计划生育政策而后废除的历史,而造成上述国家和地区转向生育自主的主要原因就是发现人口低于更替水平。在许多国家中对低生育率的认识以及政策应对都有一个时间差,在大多数国家,从认识到这一问题,到真正改变政策均存在着约10到15年的滞后,在人口政策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即人口惯性。就中国而言,由于体制障碍、对低生育水平的认识不足以及1.8的标准长期干扰,自1992年以来,我国人口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已经持续了26年之久,因此人口现状也较为严峻。

更何况,即使放开生育,中国的人口问题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仍然存在。放眼世界,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美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长期处于很低的状态,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即使是丰厚的物质补贴和陪产假等多方面的努力,上述国家的生育水平也仍显低迷,生育率并无显著提升(Kohler et al.,2002)。因此,就中国而言,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断,在二孩政策遇冷的状况下,放开计划生育、实行生育自主,乃至鼓励生育,很可能都会面临生育率仍旧疲软的状况(王军、王广州, 2016)。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所传达的观点,生育意愿和数量与生育目的有关,当社会分工日益优化,社会保障越发完善,生育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家庭生产的劳动力供应和养老,而仅仅是为了人生更完整时,中国特有的男孩偏好文化事实上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大幅减弱,多年前为生男孩而生很多孩子的情况早就不复存在了,因此生育率不会再反弹到很高的水平。同时,随着妇女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晚婚、不婚现象也愈来愈普遍,而非婚生子目前在我国还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心理层面的生育意愿都不会允许女性生育很多子女。郭志刚(2008)的研究显示,如果已婚人群的生育水平能够达到平均每个家庭1.6个孩子,那么加入不婚的人群共同计算,生育水平会下降到1.1、1.2。日本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在借鉴发达国家之余,同样也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美国人口学家摩根认为,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在中国更加棘手也更加危险,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产和职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生产性部门占主导的经济结构需要年富力强的劳动力支撑,低生育水平则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即使实行积极的老龄化政策,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也无法获得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提供的经验性、非生产性的职位,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不仅会造成社会经济危机,社会福利、教育等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也与人口结构不匹配,最终影响我们现代化强

国发展目标。

此外,长时间、超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改革存在结构和认知上的双重障碍。从人口学的解释来说,生育水平的下降不仅与结婚率、晚婚率有关,同时也与育龄人口的不断减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70年代初计划生育开始实施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女性早已经逐渐取代了上一代成为育龄妇女的主体,因此代际之间育龄妇女在明显下降,所生育的孩子数也随之减少,即使调整或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有效果,因为育龄妇女基数的变化,生育率的减少幅度也会比政策增加孩子数剧烈得多。而从社会学的解释来说,成长于少子化的人口环境下的一代人必然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相对更偏好或无意习得一种少子女的文化,从而使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很低。而面对“计划生育既然无效,何来取消”的质疑,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几乎随着历史发展消失了,而保留它的负面作用却仍然存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让很多人对人口和生育的看法是负面的,将人口视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甚至因此而打消生育的念头。也正因如此,计划生育的放开同时应伴随着对人口与生育积极正面的宣传,扭转多数民众仍然坚持中国“人太多”的观念,使其认识到适度生育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来讲,取消限制生育已经成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题中之义。自2014年以来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初的全面两孩政策,效果都很不明显,因此反对者所担心的生育的反弹几乎不可能发生。早在2008年,顾宝昌等(2008)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二孩政策的四个试点地区多年来保持人口的低增长,总和生育率小于2,低于相近条件下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的调查研究,已经证明了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不会带来反弹;而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状况、生活高成本和社会观念都趋向于少子化的今天,甚至取消限制生育、让生育回归家庭也无法保证取得明显的效果,这更显示出“低生育陷阱”的棘手之处。事实上,全面二孩政策应该成为生育政策调整的中点而非终点,完全放开计划生育已然是大势所趋。

如果完全放开计划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低迷,则需要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实行与鼓励生育相配套的,包括生、育、教三方面的社会制度安排(Mcdonald,2006):“生”的时候,不影响女性的求职与职业升迁,对产假与陪产假的规定更为细化并严格执行,同时优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为更多婴儿的出生做好基础设施方面的准备;“育”的方面,应将养育成本尽可能外部化,减少年轻夫妇的负担,全面解除家庭生孩子的顾虑,努力消减生养给家庭所带来的从经济到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尽量使国家与社会在孩子生养方面承担更多责任(陈友华,2016),例如,在个税方案设计时,根据孩子数量对其父母进行一定的税收减免等;而在“教”的方面,则应准备好婴幼儿托管,直至义务教育及以上的公共教育服务资源,减少由于资源紧张而造成分配不均的可能,减少父母的后顾之忧。最后,将备受40年计划生育“污名化”的人口和生育本身的形象扭转,使人民认识到国家的持续发展、每一代人口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合理的生育相配合,最终营造

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五、结论

本文从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历史背景及其变迁、各界关于生育率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以及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别国经验等多个角度,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使生育回归家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低生育陷阱”提出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好社会的政策建议。

自70年代初计划生育开始实施至今,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及其深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度过了建国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四十余年,社会背景的改变——自人口过载转向人口低迷的现实使得我们需要思考,曾经适合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还适合经过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之后的中国。尤其是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尝试所得到的结果,更说明当前低生育的形势不容乐观。

人口学界已然对中国的低生育现实达成共识,然而对生育率究竟有多低、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回应这种变化的争论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在当前中国的人口背景下,参考别国经验,结合中国的经济结构、婚育状况、育龄妇女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计划生育的放开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使生育回归家庭才是适合当下社会背景的出路;而考虑到低生育并非政策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致,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我们仍需警惕“低生育陷阱”发生的可能,因此需要结合鼓励生育及其一揽子配套政策,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

参考文献

陈卫,2016.中国近年来的生育水平估计[J].学海(01):67-75.陈卫,2009.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J].人口学刊(03):3-8.陈卫,1993.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J].人口研究(05):14-20.陈卫,尤丹珍,1997.中国人口的变化:1990—1995年[J].人口研究(06):76-77.陈友华,2016.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J].学海(01):62-66.顾宝昌,蔡泳,陈友华,陈卫,2009.再论中国生育水平[J].人口研究(04):22-43.顾宝昌,宋健,刘爽,王金营,江立华,2008.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J].人口研究(04):33-49.郭志刚,2004.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J].人口研究(04):16-24.郭志刚,2007.认真做好当前生育水平的监测与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05):14-18.郭志刚,2017.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J].中国人口科学(04): 2-14+126.

郭志刚,2010.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J].学海(01):5-25.郭志刚,2008.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总和生育率的估计[J].中国人口科学(05):26-33+95.蒋正华,2006.新时期人口政策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06):2-6+95.

穆光宗,2017.“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和前景[J].中国经济报告(01):24-26.乔晓春,翟振武,于学军,马瀛通,任强,2005.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J]市场与人口分析(06):24-35.王军,王广州,2016.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J].人口学刊,38(02):5-17.翟振武,陈卫,2007.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J].人口研究(01):19-32.翟振武,李龙,陈佳鞠,2016.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目标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计[J].人口研究(04):35-51.曾毅,1995.我国1991—1992年生育率是否大大低于替代水平?[J].人口研究(03):7-14.

CALDWELL & SCHINDLMAYR,2003. Explanations of Fertility Crisis in Modern Societies:a Search for Commonalities.Population Studies,Vol. 57,No. 3. 241 - 263.

HP KOHLER,FC BILLARI,JA ORTEGA,2002.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28(4):641-680.

P MCDONALD,2006. Low Fertility and the State:The Efficacy of Policy[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32(3):485-510.

T SUZUKI,2003. Lowest-low fertility in Korea and Japa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Problems,59(3)1-16. Y CAI,F WANG,B Gu,Z Zheng,2010.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Dallas-Fort Worth.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