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现象: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可能影响

Youth Exploration - - Contents - 王炳钰 山永久 覃宽

[摘要]在对不婚现象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运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对不婚群体进行初

步的分析,并探究不婚现象赖以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不婚现象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不

婚群体特征的分析发现,不婚群体在代际、城乡、地区、职业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本文认为社会观念的日

益开放与包容、社会生活的日益个体化、性别关系的日趋平等和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等因素是不

婚现象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从不婚现象的影响来看,如果现代婚姻制度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有利于个体实

现自我发展的功能,或者不能满足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则会有更多的适婚青年选择不婚,从而对现有的

婚姻制度产生影响和冲击,因而现代婚姻制度本身也需要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不婚人口的日益增加很可

能会加剧当前中国的低生育风险。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提升效果也未必佳,低生育风

险依然巨大并长期存在,不可掉以轻心。

[关键词]不婚族;不婚社会;婚姻制度;生育率;低生育陷阱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5.003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5-0028-13

一、引言

婚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叶文振等,1998),不论是在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的组建等方面,还是在经济合作、政治结盟等方面,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

作者简介:王炳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移民与流动,时间与情感,社会关系与日常跨文化交互;山永久,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6 级硕士研究生;覃宽,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2015 级本科生。

作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婚姻和家庭的国度(佟新,2012)。礼记曰:“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夫妇之义,由此始也”。不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社会,婚姻作为两性的结合,人们都会通过举行隆重的仪式——婚礼,来宣告男女双方关系的确立。可见,对婚姻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对其仪式的重视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婚姻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激烈的嬗变,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父辈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一些具有较高的学历,较好的职业和较为稳定收入的“幸福派”们,在他们“当婚”的时候,却对婚姻说起了“不” (梁景和,2018)。这一群体在婚嫁年龄更多的是选择了不婚的态度和行为。当代青年对婚姻这一重要的社会制度以及对待婚姻这一终身大事的观念与态度正在悄然转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生子”等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受到“不婚族”1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婚的趋势。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结婚的人数为301.7万对,比去年同期下降5.7%,若与2013年的巅峰时期相比(2013年结婚人数为428.2万对),更是减少了29.5%。与此同时,离婚的人数也没有变少。中国离婚率相较于过去几年增幅有所减少,但依旧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未婚人口总数为2.18亿,离婚人口总数为2199.28万人,我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2.4亿3。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结婚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单身人数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到不婚族的行列当中。

那么,面对日益庞大的不婚族,我们不禁会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不婚现象?这种不婚现象会引发何种后果?中国社会是否会进入一个“不婚社会”?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并结合描述统计的方法,本文将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另外,现有的研究对于不婚族、不婚主义等概念进行了定义和分析,但尚未对不婚社会给出定义。本文在借鉴单身社会、老龄化社会等概念的基础上,将会尝试对这一概念做出界定。

二、不婚族相关研究

针对不婚这一现象,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不婚族的概念界定、特征描述以及对其不婚原因进行

1 依据《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不婚族是指适龄而不结婚的一类人(亢世勇,刘海润,2009)。现有的研究一般将其定义为:那些经济优越、学历较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终身不婚的社会群体(吕树明,2013)。本文主要采用《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的定义。

2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部2018年8月2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 cn/article/sj/tjgb/2017/201708021607.pdf

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初步分析的层面。

首先,部分学者认为不婚族即坚持独身主义、不结婚的人群(吕树明,2013;梁景和,2018)。学者将其与单身贵族等概念进行区别,认为单身贵族只是表明一个人在特定阶段没有配偶,但最终会选择结婚,从而结束单身状态,而不婚族则更多会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梁景和,2018)。因此,相较于单身族对于婚姻的态度,不婚族对婚姻说不的态度更为坚定。但是这一界定并没有进一步区分出单身族与不婚族的真正区别,例如单身者没有婚恋对象,而不婚族可能有婚恋对象,甚至与婚恋对象同居等。

其次是对不婚族的分类。李杨等把当代中国社会女性不婚的类型分为追求自由型、完美型、被动等待型、同居而不婚型(李杨等,2009)。高岩(2010)则聚焦于不婚族这个特定的人群,认为不婚族主要出现在在校大学生、婚恋失败者、自我意识强烈者、物质至上者中。根据上述研究,选择不婚的群体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主动选择型和被动等待型。这些分类使得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和分析不断深入,但现有研究对分类的标准缺乏一定的深入讨论与严格区分。

最后,现有文献主要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不婚族选择不婚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一种观点侧重于从社会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如李晨媚(2012)通过对日本女性晚婚不婚现象的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经济独立意识增强、理想结婚对象难找、工作和家庭不能两存等是造成日本女性晚婚与不婚的主要原因。而另一种观点则侧重于心理层面的分析,李杨等(2009)对当代中国城市女性不婚现象的分析指出,青年在抚养孩子、就业形势等方面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导致青年在婚姻问题上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另外对婚姻的恐惧心理和不信任也是不婚族选择不婚的重要原因。

这些研究不论是从心理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对不婚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大都是基于微观的视角。这种分析的角度更注重个体在婚姻选择中的能动性,不足之处在于,较少从整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去加以分析和解释。

相较于不婚现象,学界对“大龄未婚青年”1“剩女”2“光棍”3等现象进行了较早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我们研究不婚现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不论是“光棍”“剩女”还是大龄未婚青年,他们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和条件而选择了不婚,他们选择不婚更多是被动的、无奈的,他们可以说是不婚族的“前身”。因此,对大龄未婚青年的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当今社会的不婚族。

1 “大龄未婚青年”这一概念的界定较为复杂,刘爽、郭志刚(1999)在研究北京大龄未婚青年时,将城市大龄未婚青年的年龄下限定为25岁,上限定在44岁,其中重点指的是30岁以上的未婚者。现有的研究一般采用这种界定。

2 2006年5月26日,中国经济网以头条报道的方式,首先宣告“剩男剩女时代来临”。2007年8月教育部把“剩女”一词公布为171个汉语新词之一,将其解释为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在婚姻上找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

3 “光棍”是一个婚姻范畴的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适婚年龄的规定,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据此,“光棍”一般是指没有配偶的成年适婚男性(22周岁以上)。

现有的相关研究把大龄未婚青年主要分为两类,在城市表现为“剩女”现象,而在农村则表现为“光棍”现象。刘爽、郭志刚(1999)对北京大龄未婚问题的研究指出,北京的大龄未婚者主要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亚”群体,一极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很高的“甲男”或“甲女”;一极是文化素质很低、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差的“丁男”。鉴于“婚姻梯度选择偏好”,高素质男性拥有较为宽裕的“下行”选择余地,所以北京市大龄未婚青年择偶难问题的真正“难点”和“焦点”,实际上就集中在城区的“甲女”和郊县的“丁男”身上。

对于“剩女”现象的分析首先是对“剩女”的定义。一般对“剩女”的界定暗含了年龄、地域、受教育程度三个主要的因素:一是他们在青年一代中属于大龄未婚者;二是高学历带来的高收入;三是生活在城市(宁鸿,2008;高丙吉,2010;严俊勇,2013)。这个定义基本上把大龄未婚青年锁定在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并且这类未婚群体更多是出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上水平的群体中。因而,“剩女”是自身条件优越而却面临择偶困难,对这一现象,经济学和社会学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

经济学对“剩女”现象的分析主要是运用贝克尔的婚姻收益递减论、伊斯德林的收入决定论以及价格刚性理论、信息成本论等一般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叶文振,1997;高丙吉,2010;严俊勇, 2012)。上述经济学理论对“剩女”现象的基本分析思路为:首先假设存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并且认为个人具有选择偏好和理性“经济人”等假设完全适用于分析婚姻缔结行为(陈鹤、凌静, 2012)。在此前提假设下,大龄适婚女性主要通过分析成本与收益来选择使自己获益最大化的婚配对象。一旦婚姻缔结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低于其成本,适婚女性就会选择不婚,从而在婚姻市场上出现适婚女性供给的“相对过剩”,进而出现大量的“剩女”现象(高丙吉,2010;严俊勇,2012)。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人们对婚姻成本收益的考虑,关注到经济因素对婚姻的重要影响。但婚姻毕竟是男女双方的情感行为,不能单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待“剩女”问题。对此,社会学学者也对“剩女”现象进行了分析。

社会学分析“剩女”现象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婚姻挤压理论、婚姻梯度差异理论、社会结构流动理论以及后现代理论(宁鸿,2008;唐利平,2010;沈晖,2010)。其中婚姻挤压理论和社会结构流动理论是基于人口、社会的结构从宏观角度分析,而婚姻梯度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更多是基于个人选择偏好、个体追求差异性、多元性婚姻等微观层面进行分析。从社会学视角对“剩女”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剩女”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更是客观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农村地区大龄未婚青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地区“光棍”现象的分析,最主要的是对“光棍”类型以及对造成农村地区“光棍”成群的原因分析。

刘燕舞(2011)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根据“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四种经验类型,并认为经济贫困型“光棍”逐渐成为

农村地区光棍的主要类型。此外,杜姣(2018)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把农村“光棍”分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型、父母责任缺失型、自致型,较好地揭示了“光棍”形成的地域性差异。

对于农村“光棍”形成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进行分析。社会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农村地区人口比例结构失衡、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农村青年择偶交往机会很有限等因素(李凤兰等, 2009)。个体层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体在经济条件、文化教育程度、交往能力等方面条件均比较差,从而难以找到婚配对象(韩庆龄,2018)。

上述研究将大龄未婚青年群体分为“剩女”和“光棍”两个类别,指出大龄未婚青年在城市和乡村表现为不同的形态,造成他们婚配难题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然而,不论是城市的“剩女”现象还是农村的“光棍”现象,他们虽然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适合的婚配对象,但却忠实于婚姻制度。也就是说,婚姻生活仍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期待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在家庭中寻求归宿(童星,2003)。然而在当代社会,不婚族更多的是主动选择不婚,婚姻不再是他们唯一所认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婚姻的态度是模糊不定的甚至是否定的。本文认为,以往对大龄未婚青年的研究不能充分地解释和探究当今社会出现的不婚族这一新现象。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本文尝试从以下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扩展。首先,从不婚族的分析来看,现有研究对这一群体的分析主要是对其进行概念定义、分类和描述,以此来认识这一群体的特征。大部分学者主要通过心理层面和个体微观层面的角度来分析不婚现象形成的原因,而相对缺乏从宏观、整体的社会环境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因此,本文将采用相关的数据对这一群体进行整体的研究,并从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来对形成不婚现象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对于大龄未婚青年的现有研究或多或少地暗含了婚姻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今后生活的主要选择和必然归宿。不婚或者未婚被视为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选择,或者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但是,本文认为,我们应该看到当代社会出现的不婚族在选择不婚的背后虽也有被动消极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更关注这些积极主动的因素。

最后,以往对不婚现象以及大龄未婚青年现象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其原因的分析上,而对不婚人口不断增多、不婚现象会生产何种可能的影响鲜有涉及。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的背景下,不婚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生育水平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对不婚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相关的分析。

三、当今中国步入“不婚社会”?

在赵莹(2013)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对“不婚”做出如下定义:不婚,又称作“结婚延

迟”,不单指长久意义上的独身,而且也指包括晚婚、未婚同居、恐婚、(暂时性)独身等在内的婚姻延迟现象。使用这一概念,是把不婚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体现,也是个体在婚姻生活中的主动选择(沈晖,2010)。此外,对于此概念所指代的群体,本文认为既可以包括主动选择不婚的群体,也可以包括被动选择不婚的群体。

那么如何定义不婚社会这一概念?美国社会学者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其著作《单身社会》中指出,随着独居人口的增长,独居现象将长时间地成为当代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特征(张鹏,2016)。作者在书中虽然没有开宗明义地对单身社会做出定义,但作者所说的单身社会主要是独居单身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已经占据相当的比例,独居生活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生活方式。单身社会的定义对不婚社会的定义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单身与不婚有所不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单身者是没有婚恋对象,而不婚者可能有婚恋对象,甚至与婚恋对象同居。

本文认为不婚社会可以采用类似于老龄化社会的概念定义方法。我们通常说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见,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这一特定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而不是指所有人都是老龄人口,只不过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比较高而已,而这个比例如何规定,通常是约定俗成或者是一个通常的称呼,没有严格的规定。

对不婚社会的定义也同样如此。不婚社会只能说不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不婚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生活方式,并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但是至于这个比例多高才算进入不婚社会,学界目前还没有对此有过讨论。由于没有像老龄化社会一样形成一个约定俗成、学界公认的比例,所以本文对不婚社会进行定义只是一种尝试,它还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学术概念,只是方便对不婚行为、不婚现象做初步的探讨,同时也指出不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

对于不婚族这一群体的描述,以往的研究大多以个案访谈的形式呈现,很少采用相关的数据对其进行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不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针对不婚族所采集的数据还比较少。本文主要采用《2016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1中全国15岁以上的未婚人口数作为参考数据进行分析。但这个数据把所有的未婚人口都包含在内,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今社会不婚的趋势。因为15岁到20岁的女性和15岁到22岁的男性尚未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另外,这个数据也包含了单身而想结婚的人数,他们只是没有找到婚配对象而成为未婚人口。基于此,本文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剔除了15岁到20岁的未婚人数。现有的研究对大龄未婚青年的年龄也没有统一的定论,但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大龄未婚青年主要集中在30~34岁和35~39岁的年龄段(叶文振等,1998;刘爽、郭志刚,1999)。所以为了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便于说明问题,本文所分析的未婚群体的年龄阶段为20~39岁。尽管如此,本文必须指出,这个数据在分析不婚群体时仍然有很大的偏差,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婚的趋势。

对《2016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中全国15岁以上的未婚人口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首先是代际差异。根据《2016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中女性20~39岁的未婚人口数据(见图1),20~24岁的未婚人数在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的比例为67.03%,25~29岁的未婚人数的占比为25.61%,30~34岁的未婚人数占比为7.17%,35~39岁的未婚人数占比为2.14%。相比于“80后”,“90后”更可能选择不婚,当然,这很有可能是因为“90后”还尚未达到“必须”结婚的年龄阶段。

其二是城乡差异。王志刚(1991)通过对中国女性终生不婚率的考察,发现中国城镇和农村女性在终身不婚率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城镇和乡村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存在较大的不同,传统文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志刚的研究重点分析了女性的不婚行为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情况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但并没有对男性不婚的行为进行分析。刘爽、郭志刚(1999)通过对北京大龄未婚青年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大龄未婚群体主要分为两类,即城市中的“剩女”和农村中的“光棍”。因而,中国未婚群体的特征在城镇和乡村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都高于农村地区,而在30~34岁这个拐点之前,城市未婚男性多于未婚女性,而在这个拐点之后,城市未婚女性的比例则高于未婚男性。但在农村,不论在哪个年龄段都是未婚男性的比例远高于未婚女性(见图2)。

其三是职业方面的差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不婚的人数比例也存在差异。一些新兴的行业,例如IT、生物科技、媒体以及效益较好的事业单位,单身女性的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于宛尼, 2009)。这其中有职业的性质、要求等不同而导致的,也有不同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交往等因素的影响。

最后是地区差异。根据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结婚率最高的是安徽、贵州和西藏等地,分别为3.53‰、3.29‰、3.17‰。而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比较低。其中结婚率最低的城市为上海,结婚率仅为1.15‰1。

地区之间的结婚率差异进一步显示了地理区位因素对不婚现象的影响。

四、“不婚”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

不婚是个体主动的选择,同时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对不婚现象的原因分析需要从宏观的经济社会方面入手,才能全面地分析这一社会现象。

首先,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在人们选择何种婚姻模式上变得的日益开放与包容,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曹媞,2012;曲文勇,王芳,2009)。在不婚现象尚未形成之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生子”等被看作是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就是

说人们到达一定年龄阶段结婚、通过婚姻组建家庭、生育下一代的婚姻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人们对婚姻的价值观是一元的。如果出现晚婚和不婚现象,则会被人们视为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选择,而不被人们所认同。在社会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结婚生子不再是唯一的婚姻模式和生活方式,不婚、“半糖”夫妻1等也成为了婚姻方式的选择(梁景和,2018)。人们选择不婚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无所谓对错,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现代人在选择生活方式上拥有更多的自由。

其次是社会生活的日益个体化。所谓个体化,就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一步发展和开放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单元,他的独立性、独特性和主体性日益得到充分显示和表达的过程(郑杭生,2013)。追求自我、张扬个性是现代人追求的生活方式。而不婚这种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个体拥有独立的经济人格,活得自由自在,集中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李杨等,2009)。这种生活方式给个人实现独特的自我提供了更多自由的空间,使得人们在追求个体自由、个体独特性时,不再受来自传统婚姻模式和家庭等各方面的束缚。

三是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两性关系不断趋于平等(曹媞,2011;吕树明,2013;朱磊, 2014)。在对古代社会存在的晚婚或者不婚现象的研究中,更侧重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古代社会,男性晚婚或者不婚行为更容易成为焦点,而女性不婚现象则很少被关注(王跃生,2012)。而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女性不婚更容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朱磊,2012)。另一方面,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现代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性大大降低,这为两性关系的平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宁鸿,2008)。不断趋于平等的两性关系,使得女性在择偶方面变得更加苛刻,如果找不到符合条件的婚配对象,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也不会愿意屈就不合心意的婚姻。

最后是有关择偶观的变与不变。虽然在传统社会中婚姻是以“门当户对”作为择偶条件,而择偶的权利和自由因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被剥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律上赋予婚姻自由的权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择偶观念趋向于多元化和自由化(梁景和,2018)。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1982年开始的“5城市家庭调查”和1986年开始的“14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夫妇双方家境、个人条件相当的占多数,可见“门当户对”仍然是择偶的潜在准则(张琢, 1998)。从不婚族的择偶观来看,他们在择偶方面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和自由。但他们的择偶条件看似趋于理想化,但由于择偶梯度偏好的存在,不婚族的择偶观念事实上仍然是要求双方各方面条件均衡,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仍遵循“门当户对”的逻辑和选择标准。因而,不婚族“理想化的择偶观”其实也反映了在当代社会尽管择偶的标准和要求变化多样,但择偶的条件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 “半糖”夫妻是指流行于高学历、高收入的都市年轻夫妻间的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夫妻选择同城分居的形式,工作日分开过,周末团聚,且认为这种模式有助于维护个人空间,保持婚姻的新鲜感(梁景和,2018)。

五、不婚现象的影响及未来趋势

首先是对婚姻制度的影响。美国学者Andrew J.Cherlin认为,人类的婚姻已经经历三个历史阶段:1850年以前的制度婚姻,满足人们最基础的生活和生殖需求;从1850年到1965年的友伴婚姻,人们婚嫁的重心逐渐转向了亲密和性的需求,双方开始注重爱与陪伴;1965年至今的自我表现婚姻,当事人越来越需要在婚姻中自我表现的空间,感受到尊重、自身的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婚姻作为手段的意义超过了作为一个制度的作用,人格的自由度与选择性更强了(叶文振,2016)。可见婚姻对个人需求的满足十分类似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第一阶段的婚姻满足人们第一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第二阶段的婚姻满足情感和归属的需要;而当代的婚姻则更多的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婚姻制度在不同时代满足着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

李银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现代社会,婚姻家庭的形成不像过去基于传宗接代或者经济互助,婚姻越来越以感情、追求浪漫爱情为基础,婚姻于是就成了一种约束,其他什么都不是了”(王惜琴, 2016)。当代不婚族之所以选择不婚,主要是他们不再把“结婚生子”看成是人生必要的经历,认为事业发展更为重要,结婚反而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这是看到了婚姻对个人发展限制的一面,为了追求个体发展,所以选择不婚。可见,如果婚姻这一制度不能满足个人实现的需要,就个体的发展而言,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对个人的制度性约束,是爱情的“坟墓”,也如钱钟书所说的是已婚人要逃离的“围城”(叶文振,1997)。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结构,在当代社会如果不能发挥有利于个体自我实现的功能,或者不能转变为有利于实现个体发展的新型制度结构,适婚青年就会倾向于选择不婚,从而对现有的婚姻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其次是对个体的影响。美国人口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不婚独居者的寿命通常要比结婚同居人口短(Goldman,1993;Goldman & Hu,1993)。然而,最近一项研究指出,不婚独居者与孤独感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与未婚在家居住者并没有显著的差异(Ho,2018)。这就表明不婚对个体的生理方面可能会产生影响,但不一定会对不婚者的心理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不婚现象会对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如图3所示,即使存在波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曲线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图4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各年龄阶段的未婚比例均有上升,而这一上升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低生育水平。郭志刚(2017)通过分析育龄妇女晚婚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认为育龄妇女未婚比例不断上升是促使生育率不断走低的重要因素,其作用的大小与生育水平本身的高低有关,生育水平越高时其作用越明显。因此,中国生育水平过低不只是由于生育政策较严而引起的,也不仅仅是调整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此外,李晨媚(2012)在对日本女性晚婚不婚现象的分析中,指出日本女性晚婚和不婚现象日趋严重,直接导致了日本少子化社会的到来。可见,不婚人数的增多,不婚比例的上升会对生育率的下降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不婚族以往研究进行梳理,指出现有文献较少从整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中来对不婚群体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也较少把不婚看成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已有的调查数据,对不婚群体从整体上展开分析,探究不婚族这一群体在代际、城乡、职业、地区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本文指出不婚这一群体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形成不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婚现象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我们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准确、直观地反映不婚群体的现状,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数据,间接地反映不婚群体的状况。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对不婚群体的认知和把握需要采用更加准确、直观和全面的数据加以分析。

本文从整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变化的因素展开分析,认为社会观念的日益开放和包容、社会生活的日益个体化、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择偶标准仍然遵循着“门当户对”的逻辑是人们选择不婚的重要原因。从本文总结的这四个不婚现象产生的原因来看,不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三个因素变化和推动的结果,而最后一个因素不论是在选择结婚还是选择不婚自始至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说明解释不婚现象的原因不仅要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即社会的动态变化来解释,而且要从社会静力学的角度,即不能忽视原有的社会结构因素对不婚现象的影响。此外,前三个因素为当代青年自主选择婚姻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而最后一个因素却制约着人们自由择偶的空间,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了择偶的自由并不一定都能自由择偶,这是因为婚姻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择偶是一个复杂的受客观规律支配和制约的过程(潘允康,2002)。

另外,本文尝试着对不婚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首先是对婚姻制度的影响,如果现代婚姻制

度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有利于个体实现自我发展的功能,或者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则会有更多的适婚青年选择不婚,从而对现有的婚姻制度产生影响和冲击。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出发,吉登斯把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或者一种规则、资源,认为作为制度的结构不仅制约和再生产着行动,更重要的是对行动给予支持,促进着行动的发生和持续(刘少杰,2012)。如果婚姻仅仅只是停留在作为一种对个人约束性的制度层面,不能为个人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那婚姻就仅仅是约束了。如果婚姻制度有利于实现自我、促进自我发展,则婚姻是为个体行动提供有力支持的制度,所以当代婚姻制度本身也需要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指出不婚人数的增多,不婚比例的上升会对生育率的下降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婚姻在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为生育提供合法性。当讨论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婚姻制度时,它必然地要与生育联系在一起,婚姻制度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前提(佟新, 2012)。在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生育和婚姻是不分离的,也就是说婚姻为生育提供合法性,不结婚意味着很难生孩子,所以在东亚社会不婚族生育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而在西方,“大龄”未婚者和永久单身者的生活多数已由同居等方式得到补偿(谭林等,1997)。因此不婚在西方可能不成问题,在东亚却可能导致生育率的降低。

本文主要是对不婚现象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及采用相关的调查数据对不婚群体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索。因而本文的论证重点在于分析不婚族的研究现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而论证不婚行为及其现象形成背后的具体因果机制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数据和材料。但是,本文必须指出,在当前中国低生育水平的状况下,不婚人群的日益增多可能意味着中国将逐渐进入一个所谓的“不婚社会”,而这一趋势对中国的生育水平则会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进而加剧中国社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1的风险。即使完全放开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提升效果也未必佳,低生育风险依然巨大并长期存在,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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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年,Lutz Wolfgang 和Vegard Skirbekk两位学者在《低生育国家进度效益的解决之道》一文中率先提出低生育率陷阱,其是指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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