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职青年择偶模式的行业差异研究

Youth Exploration - - Contents - 贾志科 沙迪 风笑天

[摘要]基于江苏南京、河北保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

社会组织等五大类行业1028名城市在职青年的调查资料,探讨了青年择偶模式的行业差异。研究发现,

青年在择偶时间、择偶途径选择、择偶条件自评、择偶标准、择偶参谋以及择偶地域范围上具有较为显著

的行业差异。此外,不同行业间的青年拥挤感差异显著,择偶拥挤感与择偶结果存在一定关联,但从事教

育业的青年在强烈的择偶拥挤感之下呈现出“假象”。青年是否存在择偶烦恼与青年所属行业关系不大。

新型择偶方式能否取代自主择偶成为主流择偶途径、择偶标准差异与择偶结果的矛盾关系、行业对青年择

偶地域范围的影响是否会持续下去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城市在职青年;行业调查;择偶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5.006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5-0067-13

一、问题的提出

“结婚成家”作为青年社会化阶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青年在走出家庭、踏入社会、迈向工作岗位后对其成长发展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在传统劳动角色性别分工的影响下,青年在行业选择上存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性别失衡对青年择偶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CSH046)阶段性成果;河北省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科研项目“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项目编号:A201500167)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以及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资助。作者简介:贾志科,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方法;沙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服务管理;风笑天,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较为明显的倾向性,造成了行业间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差异。一些行业被标签化为某种特定性别人员的所属行业,如卫生、教育等领域,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中,被标签化为女性行业,这类行业也就聚集了大量的女性工作人员。行业中同性工作人员的聚集,意味着该行业较少能看到异性的身影,从而导致该行业“场域”中的性别结构失衡,这在一定程度上极易导致择偶拥挤。但行业内性别失衡程度的不同,青年的择偶拥挤感可能也会有所差异。

因此,在择偶过程中,一些行业(如卫生、教育行业)的在职青年因受到行业内较大的择偶压力不得不脱离“同单位恋爱结婚”的传统择偶模式,而逐渐探索新的择偶方式与途径。本研究所选取的这些行业,如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业内性别结构失衡。本研究在探讨城市在职青年择偶问题时,选取了可能会影响青年择偶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属行业进行深入剖析,并试图探讨在现实择偶过程中,城市在职青年的择偶模式是否因其所属行业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即青年在择偶时间、择偶途径、择偶条件自评、择偶标准、择偶参谋以及择偶地域范围等问题上是否存在显著行业差异?表现如何?这是本研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青年择偶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其中行业差异成为重要视角。《2013年职场婚恋观深度调查调研报告》显示,从事导游、自由职业者、公关和新闻媒体等行业的青年,在择偶时很难受到异性的欢迎,其中近六成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自己的对象从事导游工作;而从事教师、公务员、私营业主、律师、医生等职业的青年,则相对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中国红娘网,2013)。《2016年度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单身“高危”职业已经演变为计算机、销售、生产运营、技工、教育培训等职业(中国百合网,2017)。可见,在这三年间,单身“高危”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更多行业被标签化,列入择偶的“黑名单”,不少青年可能会因为所属的行业不受异性欢迎而面临身边“无合适对象可选”的困境。

然而,从学术角度探讨城市青年择偶模式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大部分侧重于研究青年的择偶标准、择偶观念及择偶现状,或是从征婚广告与相亲层面探讨择偶行为,以城市在职青年为对象探讨职业或行业对择偶影响的经验调查研究相对较少。主要的研究有以下两项:一项是风笑天于2008年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五大城市对1216名已婚青年进行的抽样调查。该研究在探讨职业状况对已婚青年择偶方式的影响分析中,认为行政干部人员以及文教科卫人员中通过“原来的同学”来结识对象的比例均超过25%,个体经营者与商业人员则更多地是通过“偶然机会相识”,近20%的服务人员择偶方式为“父母亲戚介绍”(风笑天,2012)。另一项是郭显超、黄玲于2012年在成都市4个县区对316名

已婚青年进行的择偶方式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职业状况对城市青年择偶途径的选择有着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从事管理类工作的人员多倾向于通过同学、同事、邻居关系、工作交往关系等自我结识方式来结识对象,而他人介绍方式则在技术类和劳动或服务类的人员择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郭显超、黄玲,2015)。

上述两项经验调查研究虽然对城市青年所属职业是否影响其择偶模式的内容均有所涉及,但也存在参考上的局限性: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前述两项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城市已婚青年,而未将未婚青年涵盖进来;二是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上,两项研究虽然以城市青年的择偶方式为研究角度,但仅仅探讨了城市青年从事的职业对其择偶方式或途径的影响,而未能全面分析青年在择偶地域范围、择偶参谋、择偶时间等方面的行业差异及表现;三是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郭显超、黄玲的研究样本规模相对较小,且调查地点仅为一个城市,调查范围较小。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2014年在南京、保定两地开展的城市在职青年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全面地分析城市在职青年择偶模式的行业差异及表现,并总结、概括青年所属行业对其择偶模式的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如何。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课题组于2014年3~5月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5大类行业18~35岁的1028名城市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以下简称“2014年调查”)数据。

“2014年调查”样本抽取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在南京和保定两个城市分别简单随机抽取3个城区;其次,分别根据5大行业类别,对单位进行分类抽取;第三,在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部分住宿餐饮业(如五星级、四星级酒店)的单位中由调查单位协助选取调查对象,而在批发零售业和部分住宿餐饮业(除五星级、四星级酒店外)的单位中由笔者直接选取调查对象。两地的调查,大多采取的是“现场发放问卷,当场填答,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部分不能集中填答的单位,则采取“现场发放问卷,约定时间回收”的方式进行。调查采用的是自填式问卷,问卷填答的时间约为15~20分钟。调查中,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2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028份,有效回答率为85.7%。剔除漏答或拒答年龄信息、性别信息、婚姻状况信息以及部分填答不完整、经审核存在胡乱填答嫌疑的问卷后,实际纳入数据库进行分析的问卷为957份。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概念界定与变量操作化

本研究中所提到的“青年”指的是年龄在18~35岁(出生于1978~1995年)之间的个体。“择偶”是指男女青年在进入婚姻之前,受一定的观念影响,秉持一定的标准和条件,通过各种方式所进行的选择配偶的活动与行为。“择偶模式”是指青年在择偶活动与择偶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择偶时间、途径、条件、标准、参谋和地域范围等方面的观念与认识。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是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具体调查中,主要涉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5大类行业。因变量为择偶模式,研究中具体操作化为八个变量,主要包括:择偶时间、择偶途径、择偶条件自评、择偶标准、择偶参谋、择偶地域范围、择偶拥挤感和择偶结果。其中,择偶时间是指青年对恋爱和结婚在时间上的一种认识或观念,如合适恋爱年龄、合适结婚年龄、自身理想婚龄等;择偶途径是指在择偶过程中所利用的各种途径或方式,通过这些途径或方式便于择偶者成功选择到配偶,如:在一个单位工作、偶然机会相识、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介绍、父母或家人介绍、工作关系认识、从小就认识、通过互联网认识、通过婚介介绍、通过电视相亲节目认识、通过相亲会认识,等等;择偶条件自评是指择偶者在选择配偶时对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与状况的评价,自身条件包括择偶者个人的身材、相貌、健康、学历、职业、经济收入、能力以及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在调查中分为“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等5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由被访者进行打分;择偶标准是指择偶者在选择配偶时对对方所具有条件的要求,如对配偶的身材、年龄、人品、相貌、职业、收入、住房、户口、孝顺、婚史、责任心、事业心、家庭背景、两人感情、能力才干、身体健康、性格脾气、气质修养、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等多个方面的要求;择偶参谋是指择偶者在选择配偶时倾向于找什么人来商量或帮忙做决定,是人们在择偶时选择商量对象的一种偏好,其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同事、同行、老师、同学、朋友等;择偶地域范围是指择偶者在选择配偶时倾向于选择哪一类地域的人作为其配偶,也称择偶半径,是人们在择偶上的一种地域偏好,如:

乡村、镇、县城、城市等;择偶拥挤感是指择偶者在择偶过程中是否感受到压力或烦恼,在本研究中,具体指的是在行业性别结构失衡的特定背景下,人们对于周围大龄未婚青年数量的主观感受以及自身是否面临或曾经面临客观的择偶困难,在主观感受上,主要询问被访者对周围未婚青年数量的感觉,分“很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很少”5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在客观择偶困难上,主要询问被访者是否曾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烦恼;择偶结果是指择偶者通过各种途径方式所达到的目标和结果,在本研究中是指择偶者有或没有对象的择偶状态。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行业青年的择偶时间与途径选择差异

通过对不同行业青年在择偶时间选择上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青年在男性合适恋爱年龄、女性合适恋爱年龄、男性合适结婚年龄、女性合适结婚年龄和自身理想结婚年龄上,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换句话说,青年所从事的行业与其择偶时间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行业青年在择偶时间选择上表现出了认识和态度上的差异。

从表2可见:首先,从事住宿餐饮业的青年所认为的男女合适恋爱年龄、男女合适结婚年龄以及自身理想结婚年龄均低于其他四大行业,尤其是显著低于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教育业的青年,这可能与从事住宿餐饮业的青年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早婚有关。其次,从事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业的青年更倾向于晚些恋爱,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恋爱保守性。在合适恋爱年龄的回答上,这两个行业的青年所认为的男性与女性合适恋爱年龄均晚于其他行业,而这种恋爱的保守倾向很可能与其行业的工作性质和学历要求有关。调查发现:从事卫生和社会工作的青年每天工作时间较长,有时还要经常加班,基本很少有谈恋爱的时间;而从事教育业的青年一般要拥有较高学历才能在教育单位工作,这可能会促使他们认为只有当达到一定学历水平时才合适谈恋爱。最后,从事公共管理的青年在结婚方面更倾向于慎重选择。在女性合适结婚年龄、自身理想结婚年龄的回答上,从事公共管理业青年的平均数最高,且通过均值比较可以发现,该行业青年所认为的女性合适结婚年龄和自身理想结婚年龄均显著高于从事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的青年,其中工作情境与结婚想法可能是关键性影响因素。

在择偶途径方面,交互统计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行业青年在择偶途径选择上同样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分析发现(见表3):一是在择偶途径上选择“一个单位工作”的,住宿餐饮业青年比例最高,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究其原因,可能由于他们的工作形式特殊,经常需要互相配合与帮助,并同吃同住,有较多的交流机会,因而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擦出火花到相爱结婚的比重较其他行业更大。二是“原来的同学”这一择偶途径成为除卫生和社会工作业外其他四大行业最重要的结识方式。其中,教育业的比例最高,而其他三个行业的比例也基本在30%左右,这四个行业的青年通过原来的同学关系而发展成为恋人或夫妻关系的比例均排在择偶途径的首位。三是“同事朋友介绍”在卫生和社会工作青年择偶中承担着“牵线搭桥”的关键性作用。在“同事朋友介绍”这一择偶途径上,从事卫生和社会工作的选择比例最高,明显高于其他四个行业。这可能是由于从事该行业的青年日常除了与患者和同事接触往来外,缺乏其他重要的社交关系,因此多数青年以同事朋友为中间人来结识异性。四是父母或家人在为教育业的青年链接择偶资源、搭建婚姻桥梁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父母或家人介绍”这一择偶途径的选择上,教育业的比例最高。现实中,从事教育业的青年由于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多数会主动或被迫选择晚婚,有些女青年甚至到了28岁还没有对象,他们的父母表现得更为焦急,甚至有父

母主动替子女相亲。笔者曾以南京大型相亲会为例进行实地研究,发现父母是集体相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青年群体是缺位或迷失的(祝西冰、贾志科,2013;贾志科、许荣漫,2016)。

(二)青年所在行业对择偶条件自评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行业青年的择偶条件自评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青年在相貌、身材、健康状况、学历、职业和家务操持能力等择偶条件自评上,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青年所在行业对这些择偶条件自评具有一定的影响。

表1 城市在职青年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957)

表2 不同行业青年在择偶时间选择上的方差分析

表4 不同行业青年在择偶条件自评上的方差分析

表3 青年所在行业与择偶途径的交互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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