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Youth Exploration - - Contents - 张少君

[摘要]通过对战后日本青年文化变迁轨迹的梳理,发现日本青年文化在20 世纪 50年代以后开始

从依附于主流社会的文化转变成拥有自主性的文化。在日本青年文化的主体性觉醒之后,伴随社会发展,

其从每个阶层青年分别共享的文化转换为同一世代共享的文化,并最终演变为多种亚文化集团构成的碎

片式文化。从性质上看,日本青年文化从由精英青年为主的反抗性文化和大众青年为主的享乐性文化所

组成的二元文化逐渐转换为以享乐性和消费性作为表征的多元文化,并影响了日本青年的交流模式。如

今的日本青年文化已很难再用本质主义视点去解读,研究者结合具体论题,多角度地围绕青年文化实践

进行研究,不断挖掘多元青年文化的深度。

[关键词]青年文化;主体性;日本青年;文化社会学;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5.009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5-0102-11

一、引言

提到日本的青年文化,在改革开放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少年并不陌生。究其原因,日本青年文化相关的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漫画、动画等所享有的世界级声誉起了重要作用。另外,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日本青年的生活风格及各种文化现象也随着其文化产品传递到其他国家,对各国青年造成影响。比如,中国年轻人常常使用的“宅男”“宅女”等词汇的源头,便均是出自于日本青年

作者简介:张少君,日本东京首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2015级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中日青年文化研究。

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概念——御宅族(日语:オタク)。近几年在中国发展火热的偶像团体,无论是其表演风格还是商业操作,也都借鉴了日本青年的偶像文化。可以说,日本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享乐文化,又或者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及消费文化,给中国青少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青年文化的享乐性或商业性是日本青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形成的。在我国有关日本青年文化的文献中,刘杰(1992)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青年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前曾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随着日本经济不断发展并在70年代后逐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青年文化的享乐性才愈发突出,政治性则相对减弱。赵宪生(1997)则从关系性的角度,强调这可视为日本青年文化从集团文化转型为个人文化。陈映芳(2002)在著作中则简述了日本青年文化呈现出个人化特征之后的一些具体现象及问题,并认为日本青年文化的个人化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对青少年文化整合功能陷入了危机。她还指出,透过观察日本社会中青少年问题的现状,我们多少能对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与青少年个人化,问题化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并对我们分析中国青年文化有借鉴意义。

正是鉴于当今中国青年文化的特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度梳理战后日本青年文化走向个人化的变迁轨迹,作为中国青年文化的参照对象。而与国内同类文献相区别的是,本文将把分析重点放在身为文化实践者的日本青年主体上。众所周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化及信息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青年文化在近年发展迅速。整体而言,当前中国青年文化的活跃度及多样性,可说处于建国以来最突出的时期(马中红,2016)。而在对于中国青年文化现状的分析上,正如研究者们在近期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转型,中国青年已经从政治的青年转变成了文化的青年(邓蕾,2016),中国青年文化研究里的政治性在不断弱化、隐形化(戴文静,2017)。这意味着,对于青年文化实践者的关注,即对青少年是如何在生活世界中进行文化活动展开考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邻国日本的青年文化也经历过类似的变化过程,并更早开始通过关注青年文化实践者主体来考察青年文化。因此,梳理以文化实践者主体为核心的战后日本青年文化变迁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多元地把握青年文化及开拓研究视点。

最后,笔者想对本文的研究角度进行简短说明。本文并不采取对具体的文化作品进行详细解读的文本分析视点,而是选择参照日本的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方法对日本战后青年文化研究的大量成果进行梳理。理由在于,社会学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是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放在青年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正是要去考察青年文化的主体——青年们是如何被社会及文化变动所影响,并反过来促使青年文化变迁的。本文认为,这种社会学视角的战后日本青年文化整理最为符合本文的问题意识,也对开始重视青年文化实践者主体的中国青年文化研究有着借鉴价值。

二、日本青年文化主体性的诞生

(一)青年概念在日本的登场

在日本,青年一词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当时,一腔热血投身政治但欠缺理性与文化素养的年轻人被称为“壮士”,而青年则是用来替代“壮士”这一形象的用词。青年在当时被定义为将来要投身于国家建设,但尚需被指导,还未成熟的年轻人群。在这种定位之下,主流社会看重如何以指导者身份对青年进行观察和教化。如在日本大正时期,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写《大正青年与帝国的前途》一文,将当时的日本青年分为模范青年、成功青年、烦闷青年、沉溺青年及无色青年。除了奋发图强并关心社会的模范青年以外,其他青年都各有问题(長山靖生,2014)。从此文来看,将青年视为让日本实现现代化及强国的栋梁,并以此作为标准要求青年,是那个时期社会对青年的主流态度。正因如此,当时面向日本青少年的文化作品也成为了塑造符合国家要求的少男少女的有力媒介。从事日本青年文化研究多年的社会学者宫台真司总结到,大正时期的青少年小说的主题,几乎都是描写少男少女如何克服各种磨难,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小说都是把少年作为日本帝国好男儿的预备军来刻画,把少女作为贤妻良母的预备军来看待(宮台真司等,2007)。这种文化作品里少男少女形象的刻画,一直延续到日本的昭和初期。总之,在日本转型为现代化国家的初期及帝国主义时期,面向青年的文化是完全附属于主流文化的,真正属于日本青少年自己的文化一直没有成型。日本青年文化主体性的诞生,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

(二)20世纪50年代,精英青年文化与大众青年文化的形成

1955年,后来成为政治家的23岁青年石原慎太郎所写的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震惊了日本文坛。此小说描写了一位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其情节及人物刻画对大人们心中理想青年形象的颠覆,预示着反抗主流社会对其定义及指导的青年们的出现。带有反抗色彩的青年文化开始逐步登上日本青年文化历史的舞台。青年反抗性的显露也与日本当时的社会整体状况有着密切关联。50年代的日本,外交局面复杂,国内各种政治主张与社会思想相互冲突,派别林立。因此,被日本学者称为政治的10年,阶级斗争的10年。以将来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立场自我要求,受教养主义熏陶的大学生们,自然也会与政治运动,学生运动产生关联。这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则必然会产生与主流社会的摩擦,批判主流社会的精英青年团体及其文化氛围开始产生。

另一方面,中学毕业后便开始工作的大部分青少年,则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到另一方向的青年文化,即享乐性的青年文化。传媒社会学者坂本博志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最受日本青少年欢迎的大众娱乐杂志《平凡》的考察,发现当时的非高学历青少年对于娱乐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通过阅读《平凡》里面娱乐性的小说,及对明星的报道,舒缓了他们工作的劳累,获得了身心的休息。更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各地的《平凡》杂志读者会——“友之会”的建立给了青少年相互交流,分享情感的空

间。《平凡》也越来越接近专门面向青少年读者群的杂志。换句话说,一种能让青少年之间共享情感的共同体通过阅读娱乐杂志形成了。坂本博志(2008)指出,20世纪50年代虽然的确可以被视为政治的季节及青年反抗文化诞生的时代,但也同样可以被视为日本走向大众消费社会之前的过渡期。因此,一种有别于精英青年文化,属于大众青年的享乐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不可忽略的。20世纪50年代,分别属于日本的精英青年群体及大众青年群体的两种青年文化共享空间的形成可以被视为青年文化主体性完全树立的基础,而其真正的爆发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

(三)20世纪60年代,日本青年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和反抗性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青年文化的反抗性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是跨国家的。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契机,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青年掀起的反抗文化及青年们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如绿化运动,少数群体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对社会产生极大冲击。欧美中产阶级青年对自己父母一代生活方式及自己中产阶级身份的否定,摇滚乐与嬉皮士文化的兴盛,和学生运动对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拒绝被欧美视为一场震动社会的青春地震(Youthquake)。社会学者難波功士(2003)指出,20世纪60年代,各国的青年文化都反映出了拒绝主流社会及成人指导,青年欲为自己生活做主的倾向。从这个时期开始,青年文化需要被分为明确不同的两种视点去看待。第一种是面向正处于青少年年龄阶段的国民的青年文化(Adolescent Culture),这种青年文化强调对未成熟的青少年的引导性,其内容被主流文化及青少年的指导者们明确规定了范围。第二种则是以青年本身的意志为主,强调青年主体实践并由青年自身确定文化内容,属于青少年的自主性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在60年代以后的日本,第二种青年文化的含义逐渐成为了青年文化的主流视点,这种基于青年主体的青年文化,在日本被称为“若者文化”,也就是年轻人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日本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彻底觉醒与日本世代研究里经常提及的“团块世代”成长为青年文化的主力军密不可分。

“团块世代”是指出生于日本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期(1947~1950)的人群。这个世代步入青少年期的阶段恰好是日本经济开始走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时期。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这个时期的标志。然而,与欧美各国一样,恰恰是在战后经济复苏的背景下,青年们却对主流社会及权威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这在青年文化上,首先表现为强调个性的英国摩斯族时尚风格及摇滚音乐被引入日本并迅速流行,并通过披头士的访日演出达到高潮。模仿披头士,以电吉他等乐器演奏音乐的日本年轻偶像在受到青少年欢迎的同时,这种新的音乐形式明显将上一代人隔离在外了。1967年,倡导共同体生活理念和反商业理念的日本嬉皮士开始在东京等大都市出现,并分散到各地推动嬉皮士社区的发展,而这又直接促进了面向青年的反商业主义民谣及本土摇滚乐的发展。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青年的享乐及友谊里,本身就包含了对主流社会的反抗性。

到了1968年,事后在日本被简称为“全共斗”的以全国大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开始了。社会学者铃木谦介及小熊英二分别从各种角度分析过“全共斗”发生的原因。他们指出,60年代的日本社会,

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做家庭主妇,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以后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标准蓝图已经形成。然而高学历之下的青年却对自己父母一代的价值观以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要求产生了强烈的质疑(鈴木謙介,2012)。另外,受到民主主义理想熏陶的日本大学生们对大学教育本身的大众化、产业化倾向也感到失望,并对自己迎合应试教育进入大学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自我批判情绪(小熊英二, 2009)。种种因素的堆积,最终促使了60年代中后期日本大学生通过学生运动宣泄自己的不满。大学生们试图通过学生运动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并对上一辈人的价值观进行彻底的反抗。这种通过学生运动表现自我的渴望甚至强于实现政治理想的动机。大学生青年主体性的爆发,与当时青年文化里流行的内容也相得益彰,即都是否定主流文化的价值,试图创造及维护属于青年群体自身的新文化价值。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及欧美各国青年文化参与者主体性的觉醒,一系列对于现代青年文化的经典认识范式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在主流社会不得不承认青年文化实践者主体的前提下,将青年文化等同于亚文化,将青年文化等同于反抗文化对于青年文化本质的定义,均是青年文化地震所造成的效果。然而,以青年群体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作为表现形式,并明显与主流社会或上一代人产生冲突的青年文化,在如今看来,只是一个时期的特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青年文化的享乐性开始逐渐取代了反抗性,成为了其最明显的表征。

三、日本青年享乐文化的出现及青年文化的碎片化

(一)20世纪70年代,转为重视个体生活的日本青年文化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日本新左翼政治团体内部的分裂和极端学生运动组织造成的几起严重事件,学生运动开始迅速失去青少年的支持,在迈入70年代的头几年均偃旗息鼓了。此后,70年代的日本青年及青年文化明显减少了与主流社会的摩擦。在20世纪70年代里长大成人的青年,无论何种阶层及学历,都要面对20世纪60年代青年体会不到的就职压力,对自己的生活感受更加敏感,但又错过了60年代后期鼓励反抗的文化环境,这就让青年基本不再从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 20世纪70年代日本青年文化的内容明显开始偏向个体化。曾经以反商业和描写社会问题为核心的日本民谣的转型就很能反映这种变化。1972年,著名的民谣歌手吉田拓郎所唱的歌曲《结婚吧》(日语:《結婚しようよ》)获得了极高的销量。由歌曲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民谣的主题已经从社会转向了个体,且获得了青年听众的认同。此外,对日本年轻人价值观所做的调查也能验证个体主义的崛起。在1975年日本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对15岁到23岁青少年的调查中,有72.4%的青少年将个人自由放在价值观里最重要的位置,而希望获得世俗成功和希望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青少年都只各占11%左右。因此,在当时的日本,常把70年代的青年称为“无共斗”世代或对社会不抱关心的世代,来形容他们对社会的冷淡。

从青年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日本学者们在承认青年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试图对青年文化的个体主义倾向进行解读。这其中的代表,首推社会学者井上俊所提出的“圣-俗-游”理论。井上俊借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著名概念“圣”与“俗”及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的游戏社会学理论,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青年可被视为对维护社会整体价值的“圣”和代表世俗成功的“俗”都失去了热情的青年。他们同时排斥纯粹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而专注于在青年文化的内部游玩。但这种青年文化里作为“游”的实践,由于其与大众社会的“俗”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仍旧蕴含了一定的批判精神和颠覆性,可以说,是以一种更内敛的形式保留着青年文化的反抗性(小谷敏,2009)。井上俊将70年代日本青年文化视为一种蕴藏着反抗性的享乐文化,且并不把这种享乐文化视为大众文化。换句话说,是把青年文化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并寄望青年文化依旧维持对主流文化的批判精神。

然而,井上俊对于青年文化的冀望并不符合日本青年文化的实际发展。从结果来看,青年的“游”并没有摆脱世俗社会的“俗”。铃木谦介(2012)指出,游离于主流文化,独属于青年群体的享乐性文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面向年轻人的电台节目的增多和以漫画为代表的日本青年文化作品质量的提升而迅速发展的。到了70年代,曾经在60年代参与反抗文化的青年们成为了青年文化作品的设计者。他们的文化作品在给青少年提供乐趣的同时,也确实坚持强调着青年的个性。然而,随着日本消费文化的普及和日常化,享乐性的青年文化内容里所带有的抵抗性及游离性逐渐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青年们在渴望表现自我个性及感受自由的时候,恰恰是要通过购买青年文化的相关商品去实现的。此外,70年代青年文化的另一个重大表征,那就是以1970年女性时尚杂志《an·an》的创刊为起点,女性青年成为了推动消费文化与青年文化融合的旗帜。随着面向各种女性青少年读者的都市时尚杂志的相继发售和因此带动起来的面向男性青少年的时尚杂志的流行,完全稀释了60年代那种倡导回归田园的生活方式(難波功士,2003)。各种时尚杂志读者共同体的产生,使青年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自然。总的来说,70年代是日本青年文化从试图脱离消费主义及主流文化的反抗文化演变为与主流文化和平共处及与消费市场相互刺激的享乐文化的十年。而这种以消费文化及享乐文化为表征的日本青年文化的最高潮,是在80年代到来的。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消费热潮之下的青年文化

有关80年代日本文化的研究,已经累积了大量的文献。而在这些文献之中,几乎都会提及日本当时的青年文化。为何80年代的日本文化及青年文化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要回答这个问题,仍旧要考虑80年代日本社会的总体特征。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步入泡沫经济期。尽管到了8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暗云密布,但社会表象则极其繁荣。从政府、企业,到普通百姓,大部分人对经济发展保持着乐观态度。“日本第一”“日本没有穷人”等想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在整个80年代,深深植入了日本国民心中。在这种社会环境里,80年代的日本整体形成了一种鼓励消费的文

化。那么,从70年代起,本就成为了消费急先锋的日本青年文化自然也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社会整体的消费风潮和享乐风潮,使得日本青年文化的“游”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界线彻底模糊了。

由一些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事件也能明显看出,日本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在融合。比如, 1983年东京迪斯尼公园的开业,及后来风靡全球的任天堂家用游戏机的发售,造成的影响是波及全社会的,但又是以青少年作为受众的典型代表。此外,日本的广告业及实体销售业在80年代发展势头迅猛,一系列赞美消费及享乐的广告宣传语,如出自著名的广告宣传语创作者系井重里之手的“美味的生活”(日语:おいしい生活)作为一大型百货商店的宣传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东京的涩谷地区,一系列主要针对年轻顾客的大型百货商店及小型时尚店铺形成了一大片消费空间的包围网,涩谷由此成为了日本青少年的消费文化及时尚文化圣地。时尚杂志则在80年代成为了青少年不可或缺的读物。日本的消费社会研究者三浦展(2009)指出,80年代是面向日本年轻人的各种时尚杂志的巅峰期。这个时期时尚杂志的特色是,从一种列举时尚商品名单的杂志演变成了全方位指引青少年如何通过消费达成生活愿望的指南型杂志。如“想体现自己的斯文气质的话,必须买这个!”或“穿这类款式的裙子是约会时给男生留下好印象的关键!”之类的煽动性语句充斥在时尚杂志里。通过消费表现个性,通过消费塑造自身,通过消费完成与别人的交流,成为了80年代日本青年文化的主题。所谓的日本青年文化的个人化,正是这种以享乐和消费为表征的文化在日本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

(三)御宅族的出现与日本青年文化的碎片化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日本消费文化热潮的简单回顾,我们发现,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结合马克思的著作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分析的问题,即现代发达国家消费社会里物对人的全方位包围及商品的符号化,在80年代日本的消费文化及青年文化里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鲍德里亚批评消费社会对于人真正个性的摧毁及导致人最终的符号化(让·波德里亚,2000),而在80年代日本社会的特殊语境中,通过消费表达个性及消费与自我认同的结合却得到了媒体,乃至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正面肯定。在这种氛围下,指代当时通过消费而站在潮流与个性最前端的日本青年——“新人类”成为了80年代盛极一时的流行语。而另一个同期出现,实际影响更加深远的概念“御宅族”则象征了日本青年文化的参与者——青年之间关系性的转换,对之后的日本青年文化,乃至日本社会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人类”与“御宅族”最早都是通过杂志传播开来的。1984年,日本的《朝日杂志》本着迎合及进一步刺激青年消费欲望的目的,祭出“新人类的旗手们”这一概念,对当时一些从事各领域工作及青年亚文化活动的已经成名的青少年进行介绍。接着又推出书籍《新人类图鉴》,对一些青年进行专题报道及形象包装。在大众传媒的造势之下,“新人类”一词俨然成为了80年代日本新青年形象的代名词。“新人类”是指这么一种人,他们追求个性,对亚文化的涉猎极为广泛,在打造外型和表现生活品味上投入极大热情,并关注着最新的时尚情报。可以说,他们将社会作为表现自己的舞台。“新人类”

及其跟风者们正是通过购买商品来表现自我及借此与别人交流的核心群体。而“御宅族”一词则由于漫画杂志编辑中森明夫在1983年所写的专栏文章而逐渐流传开来。他在专栏中提到,当时无法在社会舞台上光彩照人的一群年轻人,即对漫画、动画、偶像等青年亚文化领域内的部分作品极其了解,只与同一圈子里的年轻人交流,这一群对穿着打扮毫无兴趣的年轻人会相互戏称同伴为“御宅族”——也就是整天窝在家里的人(永田大輔,2017)。随后,不善言辞,打扮老土的“御宅族”逐渐成为了被“新人类”及大众传媒揶揄的对象。而1989年,一名男青年由于犯下一系列恶劣罪行被逮捕,而媒体则大肆渲染他是一名“御宅族”。由此,日本社会对“御宅族”的态度从揶揄演变成了猛烈抨击,并持续了数年的时间。然而,当对“御宅族”的道德恐慌过去之后,日本的社会学者及文化研究者们发现,对日本青年文化发展轨迹带来最大影响的80年代青年文化产物,恰恰是“御宅族”。

宫台真司根据大型问卷调查的结果指出,“御宅族”与“新人类”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均是通过消费进行享乐及通过消费获取生活意义的青年,也都处于作为消费文化及享乐文化的80年代青年文化的大框架之内。区别在于,“新人类”有着强烈的表现意欲及交流意欲,专注于如何通过商品体现自己与别人的差异,表现自己的性格,并借此与别人交流。对“新人类”来说,现实世界对他们有着作为自我表现舞台的重大意义,他们也在意外界对他们的注视及评价。另一方面,“御宅族”的交流意欲较低,不喜与没有共通爱好的人相处,对表现自己没有兴趣,而是将自己的感情投入进亚文化所虚构的世界里。更重要的是,“新人类”文化的参与者们会随着表现个性商品的迅速大众化和潮流频繁地更新,而逐渐厌倦或放弃这种文化形式。尽管仍旧会有对潮流商品感兴趣的青年,但他们逐渐也不再在意志同道合者以外的眼光。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新人类”文化开始明显衰退,青少年都是在自己的文化小圈子里自取其乐。有关文化的纷争和比较,是发生在每个文化小圈子内部的,而圈子与圈子之间几乎互不干涉。亚文化小圈子内与小圈子外的青年之间交流的切断,标志着任何一种日本青年文化的内容或多或少都可被看成“御宅族”式的文化(宮台真司等,2007)。日本青年文化也就由此走向了完全的碎片化,青年们在各种文化小圈子的内容中各取所需,试图以整体来分析日本青年文化将越来越困难。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青年文化研究的动向

在90年代之后,日本的青年文化研究开始把精力集中于对各种亚文化集团日常行为的考察,尤其是对“御宅族”的生活世界及女孩们的时尚亚文化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另一方面,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开始被更多的日本研究者关注,日本青年文化里蕴含着的对抗性和政治性开始重新引起关注。在进入21世纪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少子化问题,青年研究的热点开始逐渐转移到了青年的婚恋及就业问题上,而社会学者山田真茂留提出的青年文化融解论(山田真茂留,2009)也标志着研究者

们开始普遍承认日本青年文化整体论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青年文化不再受到学者关心。各种青年亚文化实践对于青年的意义,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青年文化与中小地域青年文化的区别,及新媒体普及对各种青年亚文化的影响等,是近年日本学者关心的青年文化课题。笔者在对这些研究问题的整理中发现,尽管日本的经济下滑,社会问题增多,但青年文化里涉及消费和享乐的内容仍旧占据研究的主要位置。可见,无论对此持何种观点,青年文化与消费文化及流行文化的结合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但现在的日本学者们更加关注青年文化的消费性及享乐性之下潜藏的自我认同问题及青年之间的关系性问题。此外,社会性别研究、现代性社会研究,关于权力的话语分析等领域也开始更多的与青年文化研究相结合。总的来说,日本女青年通过亚文化作品表现自我的意欲加强,青年利用爱好构筑友谊社群的欲求以及青年在文化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的个性多元化倾向,是21世纪日本青年文化研究中的新特征。总而言之,90年代以来的日本青年文化研究,非常看重从青年主体的文化参与及实践入手,更多的去倾听作为各种青年文化现象当事者的青年们的声音。学者们从文化表象与青年主体的关系,亚文化与爱好者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与青年文化参与的关系,这三个角度不断尝试着对青年文化做更深的挖掘和更多样化的解释。

五、日本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总结及其对中国青年文化的启示

综上所述,二战以后日本青年文化的结构变迁,是首先完成了从同阶层青年的共享文化到同世代青年的共享文化的转变,再到80年代以后,从同世代青年的共享文化逐渐演变成以各种亚文化圈子构成的碎片式文化,这种碎片化结构延续至今。另一方面,从青年文化的性质变化来看,主体性觉醒以后的日本青年文化从早期明显反抗性的文化慢慢演变成以享乐性和消费性为表征,内部则是极其多元的文化,这就提示日本的研究者们必须通过对青年文化实践的观察及亚文化集团的考察来分析青年文化。这种研究视点的转换也符合现代社会学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失效及个体化趋势的关注(贝克等, 2001)。简单而言,在文化日益多元化和制度日益碎片化的当今社会,试图通过同一阶层、同一世代等概念去理解社会文化或社会事件变得愈发困难且容易造成观点的片面化。因此,在青年文化研究方面,加强对个体及各种亚文化小社群的关注,从对应集团主义社会的研究视点朝能够对应个体化社会的研究视点转向正是日本青年文化研究对应日本青年文化变迁所做的改变。

最后,本文想简单探讨一下日本青年文化变迁轨迹对于我们理解及研究中国青年文化的启示。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文化的发展历程,青年文化的意涵有着从偏向宏大叙事的理想主义逐渐转为关注个体的趋势。这种变化一般被理解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在90年代开始加速,到21世纪以后成为中国青年文化的常态。参照日本青年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社会转型及消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但在我们回顾或研究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文化时,正如

日本学者一样,我们可以试着从关注文化实践者主体的角度思考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青年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呈现主体化觉醒的,标志主体化觉醒的一些文化事件和现象是什么?第二,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中国青年文化和普通青年的文化是一致的吗?不同群体的主体实践有什么差异?我们是否过于强调了八九十年代大学生的文化实践,而忽略或误认了大多数普通青年的文化实践?第三,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和青年文化是怎样在改革开放后一步一步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时期的青年们对这种结合的态度是怎样的?又是怎样实践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各种质性调查方式试图把握各个时期青少年的集体回忆和个人体验;还需要通过对各种时期杂志、报纸、电视节目里出现的青少年话语进行分析,这样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青年文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或帮助我们发现中国青年文化历史里被忽视的一些内容。

另一方面,论及中国青年文化的现状,可以发现,正如80年代的日本一样,在消费舞台上做自我呈现的年轻人是近年来最吸引社会及商家眼球的青少年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与参考有关80年代日本文化的研究,考察年轻人是如何通过消费展示自我并与外界交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如今的中国青年文化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且中国各个地域及不同阶层家庭青少年的消费能力有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导致中国青年文化在处于消费文化及享乐文化热潮的同时,有着文化内容之间横向的多元性和消费能力之间纵向的差异性。因此,青年网络文化与线下青年文化的结合模式,大都市、中小城市及农村青年生活风格的区别,男性青少年主导的文化和女性青少年主导的文化的差异性等,是我们需持久关注的内容。总的来说,回顾日本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中国青年文化发展史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些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可参考的思路:那就是更多的关注青年主体的文化实践,避免草率的用本质主义视点捕捉青年文化,更多的考察各种青年文化对青年的意义及亚文化内部成员的关系性,借此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下青年文化的新倾向与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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