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Youth Exploration - - 特别策划 - ■王广州 周玉娇 张楠

[摘要]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

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

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

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

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 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

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

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

可能。

[关键词]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女性就业;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5.002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5-0015-13

一、前言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我国长达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拉开序幕,生育率持续下降,早在90年代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甚至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就处于不足1.5的低水平(郭志刚,

作者简介: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移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周玉娇,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口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张楠,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 2016 级本科生。

2010;2015)。长期低生育率蕴涵的人口内在负惯性势能一旦释放,生育率将很难逆转。2015年,政府出台全面两孩政策,以期提升我国生育率,缓解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但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出生的1786万人减少了63万。这远低于之前各方学者专家所预测的数据,例如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就预测出生高峰将在2018年出现,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13.2万人(梁建章、黄文政,2018)。从中可以推测出来的信息是,也许由“二孩政策”所引起的生育堆积现象近几年已经慢慢消散,预测中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了。有学者认为随之而来的更大风险就是生育的下降甚至出现人口雪崩的状况(梁建章等,2018)。

单从数字上看,政策放开似乎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是否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生育率的下降如同西欧、日韩等国一样难以逆转了?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以及捷克等国的总和生育率相继下降到1.3以下,到了90年代末,欧洲总共14个国家的生育率降到了1.3以下( Kohler et al., 2002)。经过10多年的家庭支持政策以及鼓励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回升十分缓慢,2008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4(靳永爱,2014)。本文旨在认清中国的人口形势,并对目前中国的生育率水平是否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在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生育水平有无回升的可能。

二、文献回顾: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

简单来说,低生育率陷阱指的是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2005年,人口学家Lutz Wolfgang 和Vegard Skirbekk两位学者在《低生育国家进度效益的解决之道》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一词,对于陷阱,他们描述为“无意中进入且很难逃脱的一种不愉快情况”,并认为人口低生育这种“几乎不可逆”的状况是符合此定义的,因为政府总是宁愿看到更高的生育率,从而这种人口状况的改变就可以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了。除了确认某一生育率临界点之外,在这种低生育率陷阱中,确定自我再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将有助于降低出生率,从而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缩小。他们把这种机制归结于三个:人口学因素、社会学因素以及经济学因素。

在对人口学因素剖析中,Lutz与Skirbekk阐述了大众忽略的人口负面动力——过去这些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已经预示着低生育率的结果,因为育龄妇女的数量越来越少。2003年,他们估计,一些国家和整个欧盟已进入人口负增长,假设死亡率不变且没有迁移的情况下,老化的年龄结构意味着即使生育率立即提高到更替水平以上,未来的人口结构依然是萎缩的。他们认为这种负面动力是一股独立力量,使得未来的出生率越来越少。而从长期来看,短期内生育率越低,负面动力的力量就越大。

其次,他们引用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来说明导致生育率代际传导性的经济机制,相对收入假说

把家庭规模视为消费欲望与收入预期匹配的结果。根据伊斯特林对“婴儿潮”一代的研究,生育率具有从父代到子代呈螺旋式下降的趋势(Easterlin,1980)。“婴儿潮”的出现在于,相对贫困的父代消费欲望低且伴随着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高预期收入和普遍乐观,两者的叠加使得生育率大幅提高。但随着父辈财富的增加,高消费标准的盛行,加上经济不景气,青年失业率高。让子代在消费欲望提升的同时对未来充满悲观,进而收入预期下降。低收入预期与高消费欲望的组合使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因此这种假定的机制具有向下螺旋的可能性。

而在对生育起作用的社会因素分析当中,Lutz与Skirbekk认为生育观念具有传导性——即子代的生育意愿受到父代影响。若年轻一代的期望和规范是在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那么这就形成了从父代的理想家庭规模到子代的理想家庭规模的直接反馈机制。一旦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儿童(包括兄弟姐妹、朋友、其他家庭或媒体上看到的孩子)数量低于一定水平,自己理想的家庭规模会变得更低,这可能导致实际家庭规模进一步下降,而下代人的理想子女数也由此变得更低。

综上,两位学者认为为了不掉进这个陷阱,应该要注意避开其形成的三个机制以及某个生育率临界点。而低生育率临界点,则是由学者McDonald所确定的经验值——总和生育率(TFR)1.5,在他的研究中,低生育率被划分为两种类型:TFR保持在1.5以上或者低于这个数值。他对28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国家政府一致认为生育率水平太低。由此他提出一个假设:一旦生育率下降到1.3或者1.4的水平而不是维持在1.6左右,那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很难提高到1.6的水平。根据这一假设,他得出的政策建议是各国应努力将生育率保持在1.5的临界水平以上(McDonald,2005)。

2007年,Lutz等人又对三个自我强化的机制做了实证研究,他们对比了2001年与2006年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希腊25~39岁年龄组的理想家庭规模,发现有所下降。进一步分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来对比工资的变化后发现,20~34岁年龄组的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增长速度较低。他们认为收入状况恶化很可能是生育高峰期女性推迟或减少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Lutz et al.,2007)。

其他学者也对这个理论做出了贡献,早在Lutz等人2007年建议提升生育率的方法(①TFR进度效应的减弱;②鼓励生育政策)之前,Bongaats和Feeney(1998)就认识到,生育年龄推迟导致的生育堆积会影响最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使其偏高或者偏低,无法真实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因而他们构造了新的指标——去进度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生育水平。进一步证明生育堆积导致的进度效应是生育率回升的重要原因(Bongaarts,2002;Bongaarts&Sobotka,2011、2012)。

三、中国当前人口形势:低生育率已成公认事实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提出后,就在学界引起热潮。根据中国的人口形势,学者们对于我国是否已经进

入低生育率陷阱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而这讨论的空间恰恰是源于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和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存在巨大差距,许多学者对于调查数据的信度以及政府调整后数据的精确度提出质疑。例如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较2005年有大幅跃升,“生育反弹、形势严峻”的言论一度喧嚣尘上,但这个异常的数据很可能是调查样本偏差所致(郭志刚,2009)。如图1所示,卫计委部门常年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固定在1.8 的口径上,这与每年全国性的实际调查数据差之甚远。

若仅仅从人口普查或者抽样数据来看,中国的生育水平在2000~2015年间虽有波动,但总体的趋势是下降的,并且总体长期处于1.5的水平之下。但考虑到抽样误差以及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促使出生性别比常年居高不下且出生婴儿存在漏报的情况,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我国实际生育水平要高于调查数据,但是高多少并不得而知,部分学者采用人口模拟预测的方法(郭志刚,2011;朱勤,2012;李汉东、李流,2012),根据不同的调查数据试图复原真正的人口生育水平。也有学者采用文献研究法,归纳不同研究文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并发现了30多种估计值(任强,2005)。

根据2000年~2015年期间对生育率预测的论文(见表1)来看,在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中,上限为1.75,下限则低于1.5。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稳妥派”还是“改革派”,预测的总和生育率都要低于1.8的生育目标。有学者认为,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极大。即使考虑了漏报比例的情况下,使用1.8作为实际的生育水平已经不合适(郭志刚,2011)。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穆光宗等,2016)。但总的来说,生育率正在逐年下降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现代化和城市化本身就具有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功能,而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则加快了这一过程。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未富先老。

有学者认为由于漏报率高达30%导致我国的出生人数被极大低估,是以他们在漏报率基础上对总和生育率进行调整。又因为漏报本身的数值无从得知,许多学者采用出生队列的推算逻辑,将2010年的普查数据倒推2000年的普查数据,在扣除死亡率后获得一个漏报的比例,进而推测调整后的生育率。而实际上除了漏报问题之外普查数据也存在着由于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分离而造成的人口重报问题。这两个现象叠加可能使得生育率预测无法被证实。尽管数据会带给我们启示并借鉴以往经验,但在种种现实都表明生育率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低的情况下,对数据的沉迷和坚持就显得不可理解了。

我们依然无法得知目前确切的总和生育率,但构成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三个自我增强的机制却是有迹可循的。首先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以及育龄妇女的人数是直接影响出生率的负面动力。据表2可知,2015年育龄妇女人数比2010年减少了1000多万。其中45~49岁年龄组的人数相对于2010年提高了907万,处于最佳育龄期25~34岁年龄组的女性比2010年增加1588万。除此之外的年龄组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相对于2010年普查来说,2015年15~24岁年龄组的女性减少了2849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最近10年的生育高峰期很有可能会出现在2015年前后,因为当2020年20~24岁的女性人口队列步入25~29岁年龄段后,作为生育率分母的育龄妇女数量锐减会使得整个指标出现难以逆转的降低。

2015年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出台恰逢生育理论上的高峰,2016~2017年应该会出现生育突增的情况。而事实上,2016年作为新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数1786万,而2017年仅1723万,预想之中的高峰并没有到来。不仅此前学者所预测的4995 万(翟振武等,2015)没有出现,连较低的2200 万至2700万这个区间(乔晓春,2014)也没有达到。人口政策遇冷恰恰说明了中国的生育水平正在持续走低,或许目前尚未掉进低生育率陷阱,但照这个趋势下去未来掉入的可能性很大。很明显的证据在于,许多对生育率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预测的总和生育率也在不断下降,从1.8到1.5~1.6,低生育率已成公认事实。

其次从社会因素来考虑,子代与父代的生育意愿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与生育率之间有比较强的关系,随着交换性和结构性代际社会流动的总趋势是向上流动,人们的生育率日趋下降。当子女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其受家庭生育观念的影响就被减弱。例如当学校取代家庭成为教育的专门场所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被社会化过程削减了,子女生育意愿多受社会环境或者同辈群体的影响。近三十年来我国居民的生育观念既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又受到少子型社会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在潜移默化之间使子代的生育意愿要低于父代。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3)来论证这个观点,根据经历的社会变迁不同将年龄段划分为17~34岁;35~59岁以及60岁以上三个阶段,与对“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一题的回答作为答案,将3孩及以上的回答进行合并后得到表3。

由表3可得,总体上年龄越小其理想子女数就越少,在生育政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17~34岁组人口其生育意愿为0或1的比例均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而在社会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甚至完成生育的60岁及以上年龄组其理想子女数为3孩及以上的比例为36.96%,远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从整个年龄结构上看,低年龄组的理想子女数低于高年龄组,0孩和1孩的意愿在提高。也就意味着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生育意愿是在不断降低的。而作为意愿生育率>终身生育率>政策生育率(郭志刚,2008)环节的末端,始末之间的传递关系非常明显,生育意愿的降低会使得生育率随之下降。

消费欲望与收入预期的相互关系会影响生育率的变化,这在人口经济学领域亦有丰富的引申。当把夫妇看作理性经济人,而孩子看作一种可替代的消费品时,低生育率就得到了解释。因为与传统社会的差异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孩子有很长一段接受教育的时间,自1999年大学扩招后,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上升。以接受本科教育的时间来看,一个6岁上学的孩子需要到22岁才能成为劳动力,如果考虑研究生教育,时间还要延长。从儿童到青壮年之中漫长的时间跨度,致使儿童这种由家庭生产出来的特殊商品属性发生了变化。

这种产品不仅不能使家庭获得收益,还要不断增加投资。换句话说,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是非常昂贵的,不仅需要家庭让渡本可以购买其它消费品的支出,而且还要挤占人们的闲暇时间。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子代的消费欲望大于父代,而生育成本在不断提高。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孩子,家庭的某些消费品相应的会被孩子所替代。而孩子本身所带给父母“快乐源泉”的效用(Harvey Leibenstein,1957)是固定的,其效用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就意味着人们消费欲望的缺口会因为孩子数量上升而扩大。这对于理性的家庭来说并非一个好决策。

此外,莱宾斯坦的社会性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人口按社会地位可以分为若干群体,同一群体有着共同的生活标准和愿望。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地位高的群体想维持其地位,就要超比例地增加反映其地位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一定的制约下,就必须减少对孩子的需求。所以,社会地位高的群体对孩子的需求量比社会地位低的群体要小。同时,他认为在社会地位相同的群体内部,富裕家庭更有能力满足对孩子的需求,因此会比收入在平均线上的家庭拥有更多孩子。显然,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与社会地位有关。

根据时间偏好理论,人们对未来总是充满悲观,习惯于低估未来的需要,低估未来满足的物品(庞巴维克,1959)。同样一份工资,人们会倾向于认为现在比未来获益更高。因为未来的不确定让人们在做选择时加入风险因素进而削弱了价值。中国的现实是,工资的涨幅远低于房价涨幅,年轻一代当下高昂的生活成本会让他们对未来更加失望,这种失望体现在生育上就变成了少生。为了抓住向上流动的机遇和维持目前的生活品质,孩子很有可能成为“不必要的负担”而非“快乐的源泉”。

四、中国人口未来走向: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可能

2007年,Lutz在回答如何能够提升时期生育率的问题时,指出方法之一是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之二是进度效应的减弱(靳永爱,2014)。其中降低女性生育的平均年龄是他认为有效的方法,毕竟育龄期是有限的,当生育被推迟到大龄后,生育的孩子数量自然而然也就减少了,并且生育年轻化也会减弱进度效应的作用。2015年,我国女性的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为28.48岁,相较于1995年的25.22岁, 20年间总共提升了3.2岁,并且呈现一路攀升的趋势,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则超过30岁(宋健、张婧文, 2017)。

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口激增,2017年出生人数已经比2016年减少。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的生育意愿在排除了政策限制的情况下,也确确实实是下降了。这潜藏的更大危害是,我国持续几十年的低生育政策累积了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当出生高峰消失时,这种巨大的负动力就会显露出来。经推算,我国的生育意愿估计区间在1.82~1.88之间(王军、王广州,2016),且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继续降低。再加上有权利生的不等于有条件生,有能力生的不等于有意愿生,有意愿生的也不等于怀得上生得出(穆光宗等,2016)。从生育意愿到生育结果的过程之中存在一部分的“生育损耗”使得生育率要远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以往的研究(吴帆, 2016;黄玉琴、萧易忻,2017),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一般都在2. 5 左右,即使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处于极低生育率的国家,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也超过了2. 1(刘爽、王平, 2015),但2016年实际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5~1.6。Bongaarts根据新形势还提出了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模型,这个新的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意愿生育数量作为参照来研究TFR (郭志刚,2008)。Morgan 以公式方式将这个模型表达为:

TFR=非意愿生育 替补效应 性别偏好 进度效应 不孕效应 竞争效应 意愿生育数可见生育意愿有一部分在生育决策过程中以及某些客观因素(例如不孕)的作用下耗损了,导致最终总和生育率<生育意愿。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生育意愿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家庭支持政策完善的欧洲在理想子女数高于更替水平的情况下尚维持着一个低生育率,那么鼓励政策并未健全并且生育意愿比欧洲还低的中国,如何能够促使生育率回升?

要想提高生育率,首先要分析是何种因素阻碍其回升。本文认为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二孩政策出台以后给女性带来的更多是损失而非收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不断提高,根据2017年世界劳工组织发布的数据(见图2),199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80%,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Riley,1997),截止到2016年,我国女性职业者的劳动参与率占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69.4%,比世界平均水平仍要高出10%左右。虽然90年代以来,由于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加而使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但性别之间的差异随

时间推移有逐步缩小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了家庭和职业双重压力。

尽管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我国性别政策并没有得到重视,例如夫妇双方自愿选择一方休产假,从而将一部分女性生育而面临的职场压力转移到男性身上,进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随着90年代大学扩招以及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拥有和男性一样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促进生育率的降低,因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必然延长受教育与培训的时间,导致初婚初育年龄后移,同时也提高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而二孩政策的放开,则加剧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与家庭生育职能的冲突。生育是家庭经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庭而言,特别是有职业的母亲来说,生育将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还会影响收入。在受时间与收入制约的情况下,为了谋求家庭总效用最大化,育龄妇女必须在生育与就业之间进行抉择。时间价格是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的增函数,生育的机会成本是由母亲的时间价格决定的(贝克尔等,1985)。

孩子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会占据其他物品的消费空间。即拥有人力资本的女性一方面在职场上获得收入,而选择生育则会增加支出,这是一种双重的损失。个人的消费欲望在商品社会中得到提升,生育不仅会挤占其他商品的消费,而且由于生育造成的职场隐性歧视或者收入减少会进一步降低已有的消费水平,作为理性的消费个体这种行为是不被选择的。因为生育带来的回报远不足以弥补这些物质的付出,生育是为了种族的延续,社会的完整(费孝通,1981),人类从生育与抚育行为之中得到的效用是拥有第一个孩子所能获得的,随着数量增加,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孩子与夫妇构成了家庭的稳定三角(费孝通,1981),这种关系同样说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随着孩子效益的下降而下降。

作为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只有严格控制成本以及提高生产效率才能达到最大盈利的目标。而女性之所以遭遇到歧视的重要原因在于作为人口再生产的承担者(杨菊华,2014),由于怀孕带来的工作效率下降以及产假、哺乳假带来的职位空缺,意味着企业要承担由于职工履行生育职能而产

生的成本,包括增加雇员以及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女性除了在孕期、哺乳期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之外,还要承担更多的日常家庭琐事、教育孩子等责任,这使得女性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考虑到这些因素后,企业会减少对女职员的招录,提升其入职门槛,且更倾向于招录男性。一些企业甚至为了降低用人成本,迫使女职工降低职位和劳动报酬,“主动”辞职,最终彻底结束事业(杨慧,2017)。

此外,从女性自身职业发展来看,生育导致了女性职业中断,阻碍了她们的职业晋升。在原本劳动力参与率性别比不平等、存在性别歧视的背景下,中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状况对其就业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无论城乡,家中有婴幼儿会显著降低母亲的就业可能性;曾因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会显著降低妇女的就业可能性(宋健、周宇香,2015)。Brewster等(2000)也提出,妇女的就业和生育呈负相关(Bowenwg et al.,1969)。Morgan和Cain则进一步说明,由于生育和抚养子女,造成了女性的职业中断,减少了人力资本的存量,进一步导致了男性员工比女性员工更容易得到培训和晋升的机会,甚至一些岗位上的培训与晋升完全剔除已育女性(Brewster et al.,2000)。由于生育,职业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工作经验、劳动投资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出现显著差异,培训和再教育机会的缺少使她们自身在职场中缺乏竞争力,阻碍了职业晋升的机会。

企业的利益和女性职场发展的需要使得女性的实际生育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当女性开始考虑组建家庭时,她们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自由和两性平等,因此她们敏锐地意识到,一旦她们有了孩子,这些成果就会明显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会对自己的生育进行谨慎的控制,推迟家庭的形成,生育的孩子也会减少到非常低的水平(McDonald,2006)。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会导致女性在职场中受到更多的歧视,对于未生育过的女性来说,她们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女性员工可能会有两次生育,使企业的工作成本增加;对于已婚已育一胎的职业女性,本来就是职场中的弱势群体,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会使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面两孩政策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女性可能不会选择生育多个孩子。

2018年7月,辽宁省政府在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提出,要有效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完善配偶陪产假制度,给有生育计划的家庭更多便利和服务。

但截至目前,除辽宁省之外并无其他地区有所行动。而在前人对欧洲地区的家庭化政策研究中,提供家庭支持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没有很好的效果(吴帆,2016)。或许正如Lutz对低生育所形容的陷阱那样,一旦进入,就像泥沼一样被困而难以动弹。政策对生育的影响难以用数据衡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老化的进程,在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已步入老年社会,在人口负惯性作用下,中国恐难持续今日速度。

五、结论

关于中国是否掉进低生育率陷阱的论题由来已久,学者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随着我国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变革,全面两孩政策出台以后的出生数据表明,我国依然维持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由此以经验数据总和生育率1.5作为临界点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在中国就引发了讨论热潮。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低生育陷阱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内在机制,结合中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分析目前中国的生育率是否已经降到总和生育率1.5的分界线以下,并进一步探讨全面两孩政策是否能促进生育率的提升以及中国人口的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比实际调查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和前计生委口径的总和生育率,收集各个学者对该指标的推算。发现无论“稳妥派”,还是“改革派”,其预测的总和生育率都要低于1.8的生育目标。甚至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极大。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被广泛认可。

除此之外,本文分别对影响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三个自我强化的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因素进行分析:首先,从直接影响生育率高低的育龄妇女人数上看,除了24~35岁年龄组外,其余年龄组妇女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15年15~24岁年龄组的女性减少了2849万,这意味着当这个年龄组步入最佳育龄期时育龄妇女数量锐减会使总和生育率出现难以逆转的降低;其次,子代与父代的生育意愿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社会地位变化与生育率之间有较强的关系,近三十年来我国居民的生育观念既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又受到少子型社会的影响。根据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3)整理发现,代际之间存在着生育意愿差异,年龄越小越倾向于少生。最后,消费欲望与收入预期的相互关系会影响生育率的变化。生活成本的上升而对未来收入持有悲观态度,加上由于经济改革使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增加,两者叠加也是生育意愿下降的经济原因。

2017年的出生数据已经表明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本文分析了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之间的差别,两者中间环节的损耗使得生育意愿>总和生育率。而问题在于生育意愿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损耗会使得生育率更低。本文从生育主力——育龄女性入手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为何没有很好激发居民的生育热情,原因在于女性在政策出台以后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纵观目前的生育率以及生育形势,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这使得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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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

表1 总和生育率预测值汇总

表2 2000~2015年育龄妇女人数(单位:万人)

表3 各年龄段理想子女数频数分布表(单位:百分比)

图2 女性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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