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可能和未来的可能之间

——科幻文学三人谈

Youth Literature - - 目录 CONTENTS - ⊙文 / 李伟长 宋 嵩 房 伟

科幻,链接现实和虚拟的桥梁

▲李伟长

李伟长:评论家,就职于上海市作协创联室。宋 嵩:评论家,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房 伟:文学博士,就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特邀栏目主持:金赫楠

刘慈欣和《三体》开启着国内科幻小说领域的新格局,也刷新着主流文学界对科幻文学的认知与评价。科幻文学与科学认知有关,但根本上是一种人文属性的文化形式;它带领读者进入的是陌生、奇异的世界,但最终探究的还是人类此时此地的世事人心。关于当下中国的科幻文学,刘慈欣说“是充满希望的时代,却不是最好的时代”,一直被归类为类型写作,甚至儿童文学的科幻文学,在以后的文化、文学格局中会有怎样的角色变化?而被视为“纯文学”写作的青年作家开始科幻小说的写作,又会给科幻文学带来什么异质性的新鲜元素?本期“青年漫笔”,青年批评家房伟、李伟长、宋嵩,围绕这些话题,呈现出自己的阅读与思考。

关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科幻作家夏笳引用过科幻大师A.C.克拉克一句话,他说:“我写科幻小说,因为科幻是唯一关心现实的文学。”夏笳认为这里的“现实”,是指全体人类的共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文学与经典文学在关注人类命运的主题上不谋而合。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在地球文明遭遇外来文明入侵的想象中,才会谈论起所谓的人类共同命运这个严肃命题。

当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被作为科 幻小说谈论时,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个古老的主题,其次才是科幻小说的认知边界,以及科幻文学以科幻的方式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回应。科幻作家星河在一篇关于克拉克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当年度最优秀的硬科幻和软科幻作品。这自然是星河的一家之言,但这个观点的有趣在于,将《1984》这部带有某些幻想色彩的纯文学作品视为软科幻文学,倒真的是建立在软科幻约定俗成的定义上,即这部文学作品是以人文社科和哲学为思维基础进行幻想创作的。从科幻界

定的角度而言,《国王与抒情诗》被纯文学研究者视为科幻文学,和《1984》被科幻作者列为软科幻,这两件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即科幻文学的界定标准不是大家都熟知的常识,恰恰相反,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观念进行理解和判断。

问题在于,从科幻这个角度,去谈论这部《国王与抒情诗》,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角度?一部文学性很浓厚的虚构作品,同时被人看作是一部杰出的科幻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事情。就我的理解而言,这多少与我们对科幻小说的定义有关。科幻文学素来就有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问题在于,软和硬如何区分?我们通常会下意识地,以书写科学技术的多寡作为评判的一个指标。那些技术多的,我们会认为它是硬科幻,而技术涉及面少的,我们会认为它是软科幻。而从专业的理解来说,以什么学科出发为基础,决定了什么才是硬科幻和软科幻。以物理学、化学、机械学、太空等领域为基础进行幻想的小说,叫作硬科幻。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的人文哲学类的角度出发,进行想象和幻想,才叫软科幻。这基于一个前提,即我们对什么是科学有着彼此接受的定义。

那么,如果《国王与抒情诗》能够被称作科幻小说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关于科幻小说这种文体,我们忽略了一些元素,或者说,我们以往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国王与抒情诗》的思想基础,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硬科幻文学所关注的理工科层面,而是人文社科类层面。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提到的人文社科类和人文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李宏伟的文本是在探讨一个问题,即国王与抒情诗这两者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什么呢?国王代表一种秩序以及秩序的制定和维护者,同我们谈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等现实的秩序不一样,在李宏伟的文本中,国王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文明秩序。抒 情诗代表的是一种被碾压和弃用的人文精神,一种难以被计算、被量化且允许游移并充满不确定的关怀,即作为人的一部分特征。

《国王与抒情诗》包含几个层面。第一部分,就是目前被我们看作是科幻小说的内容。李宏伟虚构的几个概念,如意识共同体、意识晶片和移动灵魂。在未来的人类世界,人们可以将自己通过某一种技术,进入一个意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人类所有意识组成的一个网络。这当然是对未来的人类生活、思考方式以及社群特征的一种想象。李宏伟感兴趣的并不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这种技术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他虚构了一个小说家获得了二〇五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是一次精心演算的结果,一次被过去预测的“偶然”事件,因为小说家的所有作品,都是通过意识共同体进行了多年无形的影响、渗透和培育,就连他的获奖发言提纲,都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写好了。这样的意识共同体意味着什么呢?人的抒情本能,也就是独立的、自由的、发自内心的创作渴望,是否还可能存在?李宏伟以文学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国王和抒情诗作为两种文明的代表和象征,他们彼此在争执、暧昧,又相互纠缠不清。作为技术的发展趋势,意识共同体值得肯定。抒情诗作为文明一种,特别是作为人的独特存在,作者不愿意看到它的衰落和被取代。

如果到这里为止,《国王与抒情诗》的确是一部科幻小说。有意思的是,李宏伟还在小说后面附加了两个文本。一个文本是十二首抒情诗。这部分内容看上去有些凌乱和率性,叙事不规则,词语不断跳跃,行文混沌暧昧,逻辑不严密,但是又充满激情,还蕴含着叙事。这部分内容纯文学性很强,如果不是作为这部小说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

把它当作纯粹的诗歌来看待。作为抒情功能的例证,如此富有诗意的文本是机器做不出的,也是国王系统做不出的,它不符合机器计算的准确规则。第二个附加文本,关于人和人类意识共同体之间的连接方式,文中提到在更早时期,国王曾经制造过一种富有原始意味的硬件设备,以此链接人和他人意识,以及众人意识聚合而成的人类意识共同体,这个硬件就像今天的“手机”一样。我对这个像“手机”一样的硬件充满兴趣,且不说此物件在当下的对照和隐喻。李宏伟先是解决了一个“技术”变化问题。从个人意识到意识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得有一个设备进阶过渡,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升级,从类似“手机”的外在链接,发展到晶片植入身体的内置模式。其次,这是虚实之界,链接现实和虚拟的桥梁,犹如齐天大圣孙悟空使用金箍棒,需要“晃一晃”,金箍棒就会变得如碗口大小,也正如“摇身一变”的“摇身”,就是连通虚实之间的渡口。“手机”为实,“晶片”为虚,过了“手机”之后就进入虚拟,从实到虚,从现实到虚拟,文本由此变得更加可信。

这是我对科幻小说的一种理解,想象不是空穴来风,科幻不是胡编乱造,所有的可能都是真实的。即便是软科幻,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顾逻辑和技术限制。在现实的可能和未来的可能之间,必须千方百计搭建互通的桥梁,好的科幻小说都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年,中国科幻文学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得感谢一个人,就是刘慈欣。刘慈欣的科幻巨著“《三体》系列”,帮助中国科幻文学在国际认知层面实现了弯道超车,使得中国科幻作家和世界科幻作家站在同一个层面谈论问题。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不能因为这个弯道超车,就盲目自信起来,真的认为中国科幻文学和 世界科幻文学已经平起平坐了,从而忽略中国科幻文学,特别是在硬科幻创作方面存在的不足。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多的扎扎实实的硬科幻文学,而不仅仅是“《三体》系列”和一堆跟风之作。即便是像《三体》这样取得同行认同的优秀作品依然被人认为语言显得粗糙,人物形象单薄,不够立体和丰富。与其说这是科幻小说的问题,不如说我们一直在期待,能够将科幻和文学性结合得严丝合缝的理想作品。这种期待让我们面对科幻小说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变得苛刻起来。

硬科幻依赖于我们目前的科学程度,从技术的可能出发,寻找新的超生活可能,这和一个写作者所在的国家的科技水平息息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作品,基本上都在欧美国家。当年克拉克就认为,保持科学的精确性对科幻作品的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科幻文学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学问题,不是科普问题。如何将最尖端的科学发展成果写入文学作品当中,不仅仅是科幻作家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作家同样面临的难题。譬如,金融知识如何进入文学,工业知识如何进入文学。披着纯文学外衣的写作者,回避了这些问题,不断地往后退,退回到自己内心世界,退回到个人的生活层面。在我们挑剔科幻作家缺少文学性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对纯文学作家缺少现实关怀、缺少未来关怀,同样保持挑剔。《国王与抒情诗》的出现,恰恰呼应了我们的这种焦虑。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科幻层面的内容和文学性追求可以合二为一,这就是理想的科幻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幻文学和纯文学的分界,可以变得不那么清晰。我们既可以谈论其科幻性,也可以谈论它的文学性。不会因为贴着科幻文学的标签,就降低了对他们的文学要求。这对科幻文学不公平,对其他的文学创作也不公平。

从硬科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把它和非虚构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在谈论非虚构

落地的麦子不死——一个非“科幻迷”的科幻小说读感▲宋嵩

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把它看作一种叙事方法。非虚构讲究生活的真实,这对写作者构成一种压力。硬科幻写作同样要求写作者在虚实之间保持一种自由,如果我们把硬科幻对应的科学基础视为一种现实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写作技术作为保障,无论是科幻文学,还是我们熟悉的非虚构创作,听上去美好的克制都会变成笨拙。只有在技术的保证下才能够让写作者,在虚实之间、有无之间,自由地游弋。正如虚构的目的不在于虚构,科幻文学的根本目的恐怕也不在科幻,在于将人类命运的思考,通过一定的文学“肉身”得以完成虚构。如果说在科幻文学创作当中,关于科幻的部分算是非虚构的话,那科幻之外的叙事就是虚构,从这个角度来讲,优秀科幻小说其实就是虚构和非虚构的完美结合。

越是优秀的科幻小说,在这一方面,就越会提供出卓越的令人惊讶的创造性,正如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如果缺少第二 部分和后面的附录,这个文本的丰富性就会因此而大打折扣。李宏伟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将虚构和非虚构进行了结合,这种结合是巧妙的,也是有匠心的。如果李宏伟缺少足够的文学训练,《国王与抒情诗》也就不会显得这么独特。从科幻的角度来说,李宏伟关于未来人类意识的想象,放在科幻文学创作当中也称得上是独树一帜。从文学性而言,李宏伟提供了很多科幻小说作者做不到的纯粹。

李宏伟这部作品的出现,让我们重新对科幻文学在软科幻和硬科幻的分类上,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甚至对科幻文学的定义产生了兴趣。这个分类之所以重要,在于提醒我们,科幻文学首先得是文学,其次才是科幻,而不是相反。《国王与抒情诗》是一个范本,他一方面告诉我们科幻文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强调纯文学和科幻并不是水火不容。重要的是,李宏伟提供的文本,给了我们讨论问题的样本。

作为一名非“科幻迷”,我的科幻小说阅读史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的小学时代,但随后便是将近二十年的接受空白期;一直到近年刘慈欣、郝景芳等作者的作品获得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我才陆陆续续又读了一些科幻作品。刘慈欣曾表示,他对中国的科幻读者群充满信心,因为与西方国家科幻小说读者年龄普遍偏高不同,青少年是中国科幻文学(文艺)受众的主力。但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中国,以科幻小说为代表的科幻文化和“二次元”的动漫文化一样,也只是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而终究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的圈子?

仅就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念而言,刘慈欣 在创作《地球往事》三部曲(或称《三体》系列)前后逐渐形成并坚定了自己的科幻文学观。在各种场合,刘慈欣都对英国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及其代表作《2001:太空漫游》不吝赞美之词,并将其视为偶像和范本: “像阿瑟·克拉克那样,只把现实当成发散想象力的平台——之所以要有现实这个平台,只是为了让读者获得一种依托感,至于从这个平台出发后,就可以天马行空了。《2001:太空漫游》……归宿不是现实,而是科幻,一切故事和人物都只限于科幻之中。我个人比较赞赏这种风格,而《三体》也是严格遵循这一方向创作的。”而在另一则访谈中,这种对科幻创作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看法被他

阐释为:“我认为科幻的长处就在于探讨那种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很远的现实,或者说超现实也好,所以现实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国社会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不依据这些东西来创作。我总是反复提醒自己,我写的是另一个世界。”

除此之外,在刘慈欣的若干访谈和创作自述中,还随处可见诸如“科幻是内容的文学,不是形式的文学”“人性不再是这种新兴文学(指科幻文学——引者注)的灵魂”“传统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文学需要超越自恋,最自觉做出这种努力的文学就是科幻文学”等表述。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反省“自己过多地关注道德,是在向一个很落伍的方向走”,因为“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以上每一对引号里的文字都是惊世骇俗的,而将其贯彻到创作中,直接体现便是“《三体》系列”里“零道德宇宙”的创生、“黑暗森林法则”的拟定,以及“宇宙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凡此种种,都使我在阅读“《三体》系列”的八十余万字时,思绪却总是跃出文本之外,神游回到整整一百年前。那时堪称中国科幻小说(或“幻想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甚至连名字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如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投身此类小说的创作中去;然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些场景和细节:中国变得强大之后,“其实我们政府要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国,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消几时,都可以平定”(《新石头记》);黄白人种大战中的“化水为火”之法顷刻间便烧死七万多人,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迫使西方各国签下“十二条和款”(《新纪元》);强盛的中国甚至在“痛打欧洲七十二国”后直接将欧洲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新野叟曝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强权政治被展示得淋漓尽致。我甚至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倘若晚清“科 幻 /幻想”小说中的情节成为现实,人类是否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威慑纪元”?——以《三体Ⅱ·黑暗森林》中人类的表现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初读“《三体》系列”,很难不被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宏大气魄与瑰丽构思所折服。倘若将这三部曲视为一座摩天巨塔,“零道德宇宙”的创设则可以说是第一块基石;况且这一设计本身就堪称是空前的。此前的“主流文学”虽不免极力渲染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却从未有人敢于去构想“零道德”。在此意义上,作者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是一种“创世纪”式的文学,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可以在这种创造宇宙、建构规则(“公理”)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其心理机制,似乎与在电脑游戏中可以获得“主宰一切”的感觉是一样的。但这一做法的负面效应,则是导致作品的过于理念化。在晚清科幻/ 幻想小说中,理念被聚焦在足以富国强兵的改革(“维新”)措施上,导致作品的审美性大大削弱,而这正是对“文学”最沉重的打击。针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黄遵宪一面赞扬此作品“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一面也并不讳言“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以透彻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并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文学观:“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谚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无论“富阅历”还是“积材料”,都要求作家的运思不能脱离实然的现实;即使是高尔基式的“第三种现实”,即一种应然的、未来形态的现实,也绝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具体到“《三体》系列”的文本上,也许直到《三体Ⅲ·死神永生》完成,刘慈欣才真正得以实践自己写“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很远的现实”、写“另一个世界”的科幻创

作理念。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对整个三部曲的评价是:“第一部最有历史感和现实性;第二部的完成度最高,结构最完整,线索最清晰,也最华丽好看;而《三体Ⅲ》则是把宇宙视野和本质性的思考推向了极致。”对此,我深以为然。虽然科幻小说有其本体意义上的特殊性,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承认“科幻小说”是“小说”之一种,仍然承认人物、情节和环境是构成小说的三要素,那么由此出发去考察《地球往事》三部曲(或称“《三体》系列)便可明显看出,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无论是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情节的复杂程度还是环境营构的合理程度,小说的前两部都在《三体Ⅲ》之上;第三部的想象与思考固然宏大深邃,但作为主人公的程心,以及作为主人公助手的艾AA和对情节推动起到关键作用的云天明,形象都显得单薄,似乎只是用来完成展示作者理念这一任务的道具,只是奇诡气氛的传感器和宇宙毁灭壮丽景象的旁观者。

“三部曲”各部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刘慈欣科幻创作理念的发展与成形过程。第一部(《三体》)的历史感和现实性,在气质上更接近作者在世纪之交创作的那批中短篇科幻小说。在“三部曲”声誉如日中天的当下,仍然有读者怀念写出了《地火》《带上她的眼睛》《中国太阳》《乡村教师》和《全频带阻塞干扰》的那个刘慈欣。那时候的他,不会超然地拒绝现实社会对创作的影响,而是将目光投向这片干旱、贫瘠、愚昧而又苦难深重的黄土地,投向为了充实乡村小学图书室而放弃癌症手术的民办教师(《乡村教师》),投向无数个像水娃(《中国太阳》)一样用辛勤的劳动改变自身命运,进而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更加宏伟的事业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投向在现代战争中为了祖国的主权和荣誉而驾驶空间飞行器撞击太阳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时期舍身堵枪眼的苏联英雄)式的将门虎子(《全频带阻塞干 扰》)。那个阶段的刘慈欣是道德化的,对现实绝不退避三舍;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审视也许不如今天这般深远玄妙,却有着无比的凝重,宛若一支悠长的俄罗斯民歌,忧郁的旋律里透露出抗争的动机。在我看来,将宏观而卓越的幻想构思、幽暗又不乏壮阔的历史场景与对人类现实困境的观照把握相结合,这或许正是“三部曲”第一部赢得雨果奖的原因。

就在《三体》获奖后一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又受到了雨果奖的青睐。相较于刘慈欣和《三体》获奖的众望所归,郝景芳的创作一直以来都是争议不断。作者自己在小说集《去远方》的“前言”中也承认,自己的作品“对科幻读者来说不够科幻,对主流文学作者来说不够文学”。后者或许不成问题,因为“主流文学”的队伍毕竟庞大,郝景芳的“不够文学”不会对主流文学造成多大影响;但前者对于科幻小说的小圈子来说,却俨然有一种“冒犯”的意味。在我看来,郝景芳的作品并不像刘慈欣那样凝重、大气,但与现实的关系就目前来说可能更紧密:《北京折叠》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分明的等级分化与公平缺失,反思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情感基调不可谓不深沉忧虑;《皇帝的风帆》以近似童话的形式写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在挑战面前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险恶,一种揶揄、反讽的意味贯穿作品始终;姊妹篇《繁华中央》和《弦歌》写人类面对文明更高等、技术更先进的外星“钢铁人”入侵时以音乐为武器,通过引发共振而与入侵者同归于尽,对“末日危机”主题的书写与刘慈欣暗合,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因此得以弘扬,构思更为轻灵;《去远方》是作者自己最珍爱的作品,除了略带奇幻色彩的场景转换,几乎看不到任何“科幻”成分,但主人公面对在弥留之际仍牵挂研究手稿的旅伴,终于悟出了“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远方”的科学研究真谛,作者的用意在于

未来世界的诗性忧思——评李宏伟的科幻小说《国王与抒情诗》▲房伟

展现一代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真理的非功利性追求,这个自科幻文学诞生之日起就被一再书写的母题,在《去远方》灵动的文字间又一次得到重述与升华。有了现实的基点,郝景芳的创作具有开放性,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在避免了时下众多科幻小说“理念化”窠臼的同时,指向了科幻创作开阔的前景。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新约·约翰福音》)麦子与土地的关系,恰是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写照。据说科幻文学是一种“速朽”的文学,因为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唯有如此,“落地的麦子不死”的道理,才应该被科幻作家们铭记在心。

《国王与抒情诗》是李宏伟的最新长篇小说,我反复读了几遍,一是惊讶于他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与理解,二是佩服于他在小说之中表现出的“经典作品”的哲学深度和阔大气质。作家李洱说,在《国王与抒情诗》之中,他终于看到了最具有文学性的、成熟的中国科幻小说。而对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国王与抒情诗》是一部展示中国人想象能力的“超品”之作,而他对人类未来世界的哲学阐释和理解,具有异乎寻常的预见性和反思性。

近些年来,随着科幻文学的影响扩大,韩松、刘慈欣、郝景芳、夏笳等作家的作品进入了我们的阅读视野。他们的作品纠正了我的很多“童年偏见”。那时候,科幻文学大多作为科普文艺与儿童教育出现,语言单调呆板,在低幼化的故事、科普式的宣传之中,充满着很多意识形态、清规戒律。比如,那时很多描述火星殖民、建设月球的中国科幻小说,都透着点国营大农场“开疆支边”的味道。当下纯文学领域,主要是三分天下,即乡土文学、都市文学,还有一小部分先锋叙事。其类型的发展非常不充分。我们将类型文学的领域,都让给了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近些年来,科幻文学的发展,恰恰弥补了纯文学领域——从小处说是类型文学的发 展,从大处说是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科幻文学也是中国人扩大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无论农村转型,还是城市个人情感体验,中国文学书写的还是一个小范围的、民族国家范畴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想象图景。但科幻文学恰如其分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自我和更大范围的世界,比如,人类和宇宙这个更大“他者”之间关系的想象。又比如,发达的科技社会的“虚拟自我”,如何导致传统社会的崩溃,再比如,机器发展带来的“人和机器”的伦理问题。网络文学之中,也发展出很多科幻作品,如黑天魔神的“废土”系列小说,天下飘火的《黑暗血时代》等,都是代表。

李宏伟是不一样的。考察他的创作经历和成长过程,他并不是刘慈欣、韩松那样天然地成长于“科幻圈”的作家,而更像是纯文学领域培养出来的一名作家。无论是他的诗歌创作,还是他的《平行蚀》《并蒂爱情》等小说作品,都透着股非常纯正的纯文学的味道。然而,正是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脑洞大开”的未来世界想象,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中国纯文学界对自身边界的拓展,对新的主题和内涵的介入能力。它超出了我们目前热议的七〇后、

八〇后的代际文学的概念,也超出了新乡土、非虚构、网络文学等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进而表现了中国文学在跨越代际、类型,创造出更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特色的故事上的勇气和信心。从这一点而言,《国王与抒情诗》对当代文坛的意义,绝不亚于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的冲击力。

但是,《国王与抒情诗》并不是一部“好读”的小说。我读第一遍时感觉艰深晦涩,但读到第二遍、第三遍,才慢慢体会到了作者的深意。它并不是《三体》那样带有科普语言和故事元素的作品。它充满着文体试验、象征隐喻、类型交叉整合,及深刻紧张的哲学思辨。未来世界的构想,李宏伟设计了一个最大的“脑洞”,就是意识共同体、移动灵魂、意识晶体“三位一体”的主流化社会信息交往平台,在这之外,则是“信息游击区”的非主流网络社区设计。这个创意非常有意思。网络社会之后,人类将往何处发展?这是目前科学家和很多学者热衷于预测并讨论的话题。网络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虚拟”性。这种对于虚拟与共享的担忧,就表现在了李宏伟对于“三位一体”的设计上。这种设计对于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来说,更是一个超前的大胆想象。人类可以将所感知与回忆的事物,按选择存放在自己的“移动灵魂”,并通过安装在后脑的晶片——意识晶体,上传到“意识共同体”这个超级共享平台,同时你也可以分享所有陌生或熟悉朋友的意识。手机不需要了,人们无限地进入信息世界,分享无限精彩经验,感受无限精彩人生。如果你想要更私密的互动,则可选择“信息游击区”这种类似高级网络社区的信息工具。然而,在这个超级互动的世界,一个极大危机来自于文学、艺术等人类想象力和情感力的沦丧。这个危机表现在小说开头的一个悬念:诺贝尔奖得主宇文往户死亡之谜。整个小说以往户的好友,前帝国员工黎普雷对往 户的死亡调查而展开。黎普雷通过往户留下的种种蛛丝马迹,及宇文往户的获奖诗歌《鞑靼骑士》,深入帝国最高领袖——国王与宇文往户的复杂纠葛之中。小说整体语言风格冰冷、干净、理性,但又掺杂了很多诗一般的语言和诗意场景描述,及大量隐喻性东西。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时空点、诗歌、意象,都含有着极强隐喻性。比如,黎普雷将往户的骨灰送往他指定的埋葬地点,也是《鞑靼骑士》之中骑士的最后归宿之地:“无定之城”。那些人工建造而成,却空无一人的城市,象征着人类丧失与现实世界交往能力、丧失诗意想象能力之后的死亡之城。

随着黎普雷调查的不断深入,真相呼之欲出。帝国企业的总裁“国王”与宇文往户是多年好友。宇文往户也参与了帝国企业的EP文化设计。但是,往户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国王利用理性操控一切的野心,从而果断地辞职,但依然无法摆脱国王对他的人生控制。从他的女友到他的情感体验方式、文学思维,都在国王的设计和控制之下。当宇文往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写获奖词的当天,发现这份获奖词居然在二十年前就被国王设计好了。在绝望的反抗支配下,宇文往户选择了自杀。小说之中,也出现了文学艺术消亡的意象,最触目惊心的,是文字博物馆和纸张火葬场。帝国企业试图将所有文字管理起来,目的不是推广,而是有计划地使之消亡。小说第一部分结束时,死去的国王和宇文往户的意识,在与黎普雷对话之中,透露了国王的终极思维:无限虚拟与无限在场共享的意识幻觉,只有取消了文学、艺术等一切涉及人类不安分的想象力和情感的东西,才能无限接近“永生”目标。世界变成了一个按照规则无限运行下去的机器,无波动,无错讹,永远正确地运行下去。

然而,我们能因此将《国王与抒情诗》看作一部类似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这类反乌托邦类的小说吗?

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长久以来,科幻文学界也有所谓硬科幻与软科幻的区别,偏重不同,有的注重科学设计“脑洞”,有的则是带有意识形态讽喻性的寓言式写作。但以此标准来看《国王与抒情诗》,好像二者兼顾,又有着新特点,即所谓“诗性”。小说对未来科技的反思与批判意味不言而喻,例如,小说第三部分“附录”,作家通过“植入日”散文叙事场景,“信息奴”第一人称叙述体,及“意识晶体幻在感”的医疗报告,“拍卖零”拍卖演说词等几种文体,为我们以“点”的方式,虚构了未来世界的生活场景。但小说整体结构并非故事体,如同罗兰巴特说的“可读”的文本,相反,它却是一个有大量能指,而所指并不确定,需要读者来参与解释的“可写”的文本。小说比较少出现激烈叙事冲突,充满了大量哲学思辨、隐喻性暗示、不同文体的交叉。特别是小说第二部分,纯粹是一个“可写”文本,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主义装置性色彩。那些不断如同疯泉般涌现出的语词,像是隐喻,也像行为艺术,更像对文字与文学最后的哀悼,痛苦疯狂的纪念,集中而压迫性地宣泄。作者似乎在通过对“马”等意象的凌乱描写,表达出文学即将死亡时的“绝望反抗感”。一般科幻小说不会这样去处理文本。它们往往不太在乎文本形式建构,而专注于想象力世界描述。李宏伟的这些做法,更接近品钦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艺术手法。

同时,这种诗性科幻,还表现在小说对于国王、宇文往户这两个人物的态度上。国王并不是类似“BIG BR0THER”这样极权主义的符号,而是一个人类理性的象征。小说结尾也颇具意味。国王和宇文往户的意识,共同指定黎普雷作为帝国继承人,其原因竟在于黎的诗性能给予整个系统新可能性。企鹅帝国的继承人,却在黎普雷、信息游击群的群主阿尔法这样对帝国持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人之中寻找,这无疑表现了在“张力之 中寻找生存动力”的高度理性智慧。如果说,国王代表理性、科学,宇文往户代表了文学、艺术与感性,那么,黎普雷似乎是二者的折中选择。在他的理解之中,往户和国王最后都将归于“抒情性”。因为抒情性恰是人类面对世界的好奇心、努力尝试的毅力与毫不犹豫的担当:“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人生,不就是抒情诗吗?”因此,这篇小说也就摆脱了一般乌托邦小说专注于权力控制与反抗的福柯式景观的局限,试图在更高的“诗性”上为人类未来社会寻找新的希望。从这一点而言,李宏伟又是温暖而乐观的。或者说,在未来世界的想象上,中国作家试图为世界在冰冷的毁灭、超级虚拟的恐慌之后,寻找到新的生存意义。《国王与抒情诗》表现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未来观念和人生态度。这样的科幻写作,也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种强有力反省,除了乡土故事与都市男女情爱,我们其实还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而利用文学形式,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情感体验与可能性想象,这也是“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故事”从来就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一个“他者”与“自我”互为镜像的写作。作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既是民族国家想象的一部分,也考验着一个作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经典作家”的潜质。它映衬与折射出了一个作家摆脱“他者”限定,展现“中国自我”心像的能力有多强。如果说,这部优秀的小说还有发展的余地的话,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更为“细节逼真”的世界设定,更多具有描述性的未来景观,以及更丰富复杂的人物冲突。小说的诗意太浓,似乎过于乐观,也似乎低估了人类的野心、欲望、残忍、愚昧。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七〇后作家,李宏伟的思考与写作,给我们展现出了中国文学异乎寻常的生长能力与创造力。《国王与抒情诗》,也注定会成为当代文坛的一部重要的标志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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