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兑录(六)

有力量的作家会制造泥沙俱下的浑然景象

Youth Literature - - CONTENTS - ——关于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文 / 王秀云 骆同彦

——关于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 王秀云 骆同彦

特邀栏目主持:黄德海

骆同彦:我先大胆地假设一下,若是迪伦马特以《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篇小说投稿,你作为编辑,会怎样写审稿语呢?

王秀云:我会这么写:小说看似一篇侦探推理小说,却有着纯文学文本才有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作者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小说故事性很强,结构新颖,情节设计别出心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篇以犯罪为题材的小说,没有像其他类型小说一样,仅仅停留在对与错、是与非、罪与罚这样非黑即白的认知层面上,而是给人物和故事设计了非常宽阔而又幽微的叙事空间。——回到正题上,我很感慨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谈小说。看完这篇小说后,应该说感受还是有些芜杂的。第一感觉,这是一篇典型的虚构小说,几乎完美地实现了自圆其说。

骆同彦:你说这是一篇典型的虚构的作品,看法是怎样得来的?

王秀云:我没有了解作家写这篇小说的背景资料。我想,迪伦马特与这篇小说应该 也来自现实,却又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融入作家的思考,对现有素材、事件,进行重新结构,使这些构成小说的要素进入一种被虚构的程序中,这该是基本的创作过程。再就是,小说中的情节设计,基本是全知视角叙述,作家的主观意志格外强烈,很多情节,都是现实中很难成立的。甚至这篇小说的核心情节,一辈子只为完成打赌,这种事情,也只存在于小说逻辑中,现实中很难出现。另外,我发现这篇小说是对写作课有特别好的诠释的一个文本。也就是说,从中可以发现小说写作是可以训练的,也是应该训练的。这让我想到自己开始写作时,就忽略了技术层面的训练,我太看重生命本身的体验了。所以走到今天,我认为写作训练太有必要了。比如我们熟知的严歌苓,就是典型的受益于写作训练的作家。她非常懂得情节如何铺排,人物性格怎样设定,叙事在哪个阶段需要设计悬念……

骆同彦:同为技术性很强的写作,若在

迪伦马特与严歌苓之间,假设存在一种可比性,你会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

王秀云:就这篇而言,迪伦马特的思考能力强,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观念,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当然要更胜一筹。我觉得这篇小说不仅仅在谈对与错、正义和邪恶,而是站在了更高的精神层面,审视社会、人生,甚至世界,看到了一切的虚妄。但是严歌苓的一部分小说,依然跳不出惩恶扬善的格局。包括我们的一些小说,不管题材如何变换,技术如何精湛,人物命运怎样沧桑,归根结底还是单薄地表达了善恶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但迪伦马特不是。别人见山是山,他看到的一切如梦幻泡影。或者说,别人在非黑即白的区域徘徊,而他的小说,写出了黑白之间那片幽暗的渐变的地方。

骆同彦:理解独到。刚才你说,你的写作太注重生命本身体验。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类似我这样的业余作者中也普遍存在。我也认识到,仅凭这些是不能持久地写下去的。它看似是某种优势,缺乏警惕它就会变成一个埋葬写作者的陷阱。

王秀云:小说的多元图景,为每一种写作和阅读都预设了出路。伟大的作家能最大限度满足各种层面的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就是说,小说有生命本身体验,是一部分,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从技术上讲,小说既要看重生命本身的体验,还要用心设计,旨在让读者进入作者设置的叙述圈套中。让读者跟着他的人物,经历悲欢离合,达到自己的叙述目的。迪伦马特的这个作品,全知视角的叙述优越感十分明显,虽然能看出他的设计痕迹,但是迪伦马特已经凭借他的耐心和毅力,弥补掉许多。他的努力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这种一步步在写作中实现和逼近自己的设计目标,实现某种自圆其说,很考验作家的功力。其实很多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是耐不住性子的。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提醒自己警惕的地方。

骆同彦:我也在阅读中感知到了这一点。其实对于写作,自圆其说很难。这篇小说设计很精致。比如,我想到了贝尔拉赫与加斯特曼打赌这个环节,它对整篇小说的写作进程,以及对这篇小说的完成度都有影响。

王秀云:“打赌”在小说中的作用,类似撬动地球的那根杠杆。

骆同彦: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吧。王秀云:我无法把这篇小说当作经典。真的。

骆同彦:至于是不是经典,你可以表达你的不同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篇经典小说。越是读得细,那些迷人的部分越是能够得到充分显露。

王秀云:这是你的看法。小说中有个情节,就是贝尔拉赫家从来不关门,这个情节你没有疑问?我觉得小说中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啊。

骆同彦:我认为这个情节是贝尔拉赫故意为了迷惑钱茨。这不是小说的问题,迪伦马特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甚至认为,这也是这篇小说精心设计的一部分。

王秀云:也许你说得对,贝尔拉赫是为了迷惑钱茨而故意不关门。小说中他关过一次门,并锁住了。

骆同彦:这是他利用完钱茨之后,把他逼上绝路的刻意举动。

王秀云:你提醒了我,我一直觉得这个情节不太对劲。哦,原来这也是迷惑钱茨的一部分。不过,太刻意了吧!

骆同彦:因为到这个时候,钱茨已无路可走了。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去杀死加斯特曼。其实这是个隐藏很深的设计,特别是贝尔拉赫锁门这个细节,很精彩。

王秀云:是啊,钱茨以为他不关门,但他关了。我意识到这个情节了。但这样的设计,有点刻意。钱茨是傻子吗?作家在低估自己的人物。这样匪夷所思的行为,一定会引起一个杀人犯的警觉。要么钱茨是傻子,要么贝尔拉赫是傻子。

骆同彦:这里有一个钱茨的心理转换过程。他作为一个暗杀者,失手后,接到贝尔拉赫的电话又重返现场,势必要有必要的掩饰。比如小说中这样描述:“钱茨的脸色灰白。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纷乱地披在额头,厚大衣下露出了宽大的睡裤。”这已很说明问题。所以他表露出必要的惊讶、掩藏,甚至是带有警觉意味地试探,都是正常的。但他忽然意识到了,贝尔拉赫才是最大的威胁,他就又动了杀机。但这时,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贝尔拉赫那个“锁门”的举动,其实对于钱茨来说,就是卡住命门的绝望。这是我读到的感受。

王秀云:原来是这样。

骆同彦:这篇小说最让我吃惊的是它的叙事节奏。那种叙述节奏的掌控度,简直是惊人的。整篇小说就迷荡萦绕在一种谜一般的叙事气息中,那种节奏感充满音乐质地。有几段描写印象深刻,就像某种电波尖锐耸起的峰值。它们不断给阅读带来针尖般锐利的刺入感。记忆最深的一段是施密特的葬礼。两个黑衣人抬着花环、醉醺醺唱着歌谣闯入葬礼现场,又醉醺醺地高歌着离去;这一过程看似来得突兀,却意味很深,让小说叙事一峰突起。适时嵌入的三小段歌词,像“魔鬼出没往来,把人类统统打败”“磨坊主的老婆死了男人,老板娘还活着”“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消失”,充满喻指和深味。波浪般层叠推进的叙事把整篇小说推向了高潮的深渊。这很像一首交响乐中的某个高潮章节。还有一个叙事过程也非常精彩,就是钱茨去捕杀加斯特曼那段。这一大段文字没有丝毫心理描写,跟随钱茨脚步移动延展的,只有陡峭的道路、一座座葡萄园、白色山岩的山峰、空旷的田野、安静的农舍,以及偶尔出现在脚下的一只蜥蜴、飘荡在天空的一只鹰隼、充满好奇的一只小狗、安然经过的一群农妇,如果不是想到他是要去杀人,简直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正在欣赏人间美景的旅 行者。这一段虽然没有一字的心理描写,但得到的效果却是极致的心理情境渲染。这一反衬效果奇异。我一直感觉他“不中断地以同等速度向上走”“笔直地越走越高”和“始终向上走”的脚步,就是踩在隐含在文本中的叙事节奏——一把大提琴的琴弦上。可他杀人的过程,作家只用一个很小的段落就完成了。而老探长吃东西那段,叙事恰似小说中所说“像个狂欢的黑人酋长在跳舞”,它的叙事节奏,那种音效当然是无数非洲手鼓在静寂中暴烈般敲响,它带来震慑灵魂的力量。看到老探长像只妖怪似的饕餮,仿佛是在“最后一回消费大地供养人类的物品了”的描述,我有一种荒唐的感觉,那是完全背离文本的东西,像是这篇小说最终谜底揭开,罪责得到惩戒、良心得到安抚、愿望得以整全,不是作家叙述出来,而是经过贝尔拉赫——老探长需要颚骨研磨、不断吞咽食物这些动作来完成的。它太不可思议了。

王秀云:嗯,的确是非常好的感觉。而且,我还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篇旨在惩恶扬善的小说。如果非要往深处说,我更觉得小说是在说虚无。人生的虚无,世界的虚无,死亡的虚无。

骆同彦:我赞同虚无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意趣之一。但我想听听更进一步的解释。

王秀云:这一点可以从这段叙述中获得求证。“‘我们的游戏,’他最后答复说,‘我们不能够放弃。你在土耳其的那个晚上欠下了债,因为是你挑起了竞赛,加斯特曼,而我,我是接受了挑战。’他们驶过联邦大厦。‘你还一直相信是我杀了施密特?’另一个人问。‘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老人回答,不管另一个人如何疯狂吹着口哨,都无动于衷地凝视着对方。他接下去讲道:‘过去你作恶犯罪,我未能提出犯罪的证据,现在你没有犯这个罪,我却要提出证据。’”还有一些类似的内容,限于篇幅,不能悉数引来。所以我觉得小说不仅仅是写正义与邪恶之战,

而是写虚无,是解构,是撕下世界的面纱。

骆同彦:可以这样讲。这让我想起浮士德和魔鬼订下的那个有趣约定。但哪一个更荒诞或是更虚无呢?浮士德感到的光芒,让他最后说出“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也是虚无吗?——我不这样理解。我反而认为,迪伦马特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好像借用了歌德的那个魔鬼与浮士德打赌的模式。也可称为借了一个“壳”。再说加斯特曼。每个罪犯都有一种时刻感到死到临头的恐惧感。因为在他已是一个罪犯的同时,他还是一个人。虽然犯罪时,他僭越人的规则、伦理以致趋向了魔鬼。但在他自身的生命深处,人性一直像一把随时准备诛杀他的刀子存在。

王秀云:这个对,而且迪伦马特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类似版本——他们互为对手,却又惺惺相惜。迪伦马特升华了这种模式。

骆同彦: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有趣地方(暂时说有趣吧,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词语)。另外,小说中的那个作家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他说加斯特曼“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这简直是惊人之语。我觉得文本中的这个作家就是现实中作家的替身,或者影子。有关他们打赌这件事,从赌局设置,直到最后输赢决出,看似有了胜者,其实两个人都是命运的失败者。

王秀云:对啊,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篇小说的好,就在于它有一种看透。用作家的嘴说出这个世界的虚无本质。艺术家们被邀请参加舞会,可这些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只是一场政治游戏的棋子,那些奢华的物品、热闹的场景和看起来体面的应酬,不过是使用他们的道具。加斯特曼是一个想颠覆世界和解构世界的人,小说中的作家看透了这一切。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你认为作家这个人物存在的必要性有多大?

骆同彦:我觉得作家这个人物的出现, 很有必要。一些必要说出的话,放在贝尔拉赫那里不行,让加斯特曼说更不行。而作家是最好的那个第三人。他的出现,实质上是在做一种反证。刚才你提到的那些东西,正是作家在内心所漠视的,但作家又绕不过这些。他是一种有着深刻洞察能力、活在世界上的生物。但在世人眼里,却很可笑。

王秀云:我倒没有这感觉。我觉得作家这个人物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迪伦马特本人完成这篇小说,这种意义,比在小说中的意义更大。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小说中写作者自己的影子,可以帮助写作者本人完成突围。

骆同彦:迪伦马特使用作家这个人物,很巧妙。其实我注意到,贝尔拉赫费尽心机和作家在那里兜圈子,用“三刻钟”的时间, “似乎是在内心举行一次冗长的宴会”一般聊美食和烹饪,一个目的是迷惑钱茨;另一个目的,他就是想在作家这里得到自己对一个追踪四十年的对手,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获得一种真正的判断:加斯特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秀云:这好像不太对吧?这小说我只仔细看了一遍,而你是不是看了三遍?但就我看到的,我感觉贝尔拉赫不需要通过作家来看透对手,他很清楚对手。作家的出现,像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一样,是叙述要求的一部分。当然,迷惑钱茨是有可能的。

骆同彦:因为这时他已知道凶手是谁。或者说贝尔拉赫的关注点已不再在凶手身上。他想更多地知道加斯特曼。他不想不明白地让对手消失。你还记得那个情节吗?贝尔拉赫因病痛发作倒在地板上挣扎,望着加斯特曼离去后空旷的房间,他痛苦地说:“什么样的恶人呀?”他反复说了两遍。

王秀云:有印象。但这也许和其他手段一样,是一个装饰性动作。他和对手,更像是猫捉老鼠。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高妙处,就在于执法者和犯法者,都不是我们通常理

解意义上的对立存在。执法者未必守规矩,犯法者意在挑逗,他们之间不是对与错、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他们的对抗,只是在实现一种看似有点荒诞的个人意愿——那个赌注。

骆同彦:但小说中作家所说的这个偶然性,看似偶然,却每每都是精心谋划而得。在叙述中,加斯特曼不止一次嘲笑过贝尔拉赫抓获的那些罪犯,是那样鄙视他们犯罪行为的卑微和低端。他就是想用犯罪来证实自己即便是以魔鬼的样子活着,正义也拿他没办法。但他在一般人眼里,活得却像个天使(他被杀后,有个饭馆的厨娘曾冲破警察对凶杀现场的封锁,不顾一切扑在他的尸体上大声痛哭)。从这些就可看出,加斯特曼这个人物有多么狡诈。他在一个小赌局上玩了一把大人生。而且玩得惊心动魄。我是这样看的。

王秀云: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这篇小说还有很多让我产生疑惑的点。我举出一例,就是钱茨、路兹、施文迪或其他出现在小说中的执法者形象,他们面对同僚的死和罪犯,没有我们在通常小说中看到的反应。小说还原了他们的某种窘迫心态:同僚的死、近在咫尺的罪犯,涉及政治层面的大国利益关系,面对这些,他们都在自己身处的位置上尴尬、可笑地完成着作为一篇小说人物出现在作品中的任务。可恰恰是在这点上,又显出了作家的过人之处。反观我们的绝大部分写作,绕来绕去都是难免流俗的善恶是非之争。但这篇小说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善恶不能涵盖这篇小说的意义。

骆同彦:这确实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执法者形象不同。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低端。至于小说中涉猎到的一些政治元素,我并不认为迪伦马特写好了这些。我觉得作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要去触及政治。不然表现出来的东西会非常空洞而乏味。有所影射和暗指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技巧。但非要在小说叙事中掺入些许政治因素,无非是起点缀 作用的噱头。在《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篇小说中出现的政治元素就是如此。它远不如在一部剧作中出现时,对观众有着庞大而殷实的“覆盖”效果。在这篇小说内,迪伦马特也是影影绰绰地说出什么大国影响、金元利益、政治秘密等大而无当的东西,具体到实体事物,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似的讽刺一番“嘻嘻哈哈”的官僚办事机构。而且在他写这些东西时,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才华或是闪光的品质。但奇怪的是,要是在小说中抽掉这些,这篇小说似乎就会缺少点营造气氛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写作的诡异之处,或是作家内心所具有的那种不怕失败的较劲吧。也有可能是一种大胆的露怯。有力量的作家经常会制造这种泥沙俱下的浑然景象。

王秀云:政治是每个人具体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诚实地写作,是绕不过去的。个体命运是时代的尘埃,谁又能幸免?所以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写好政治,但伟大的作家能不动声色地写到政治,并且通过恰如其分的政治书写,让小说的空间感更广大、辽阔。所以我又想,迪伦马特他想看透的,绝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虚无,他一定也在试图解构世界的本质。他写到政治,这个用心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骆同彦:我同意你的观点。政治是绕不开的。我也不否定这些。我是说若没有足够的不怕失败的准备,最好不要正面去接触它。

王秀云:就这篇小说而言,他处理的效果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贝尔拉赫、加斯特曼的互为存在,原本就是为着完成两个人年轻时约定的赌局,但世界因此被撬动,这是多么举重若轻的构思啊。他没有正面书写,但比正面书写更耐人寻味。

骆同彦:确实构思很巧妙。我想迪伦马特之所以感觉写作这篇小说充满了痛苦的过程,就是因为这些。他要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味道来。王小波之所以推崇迪伦马特,也正是和迪伦马特有了这样心灵上的契合。他

的《黄金时代》,几万字,也是写了好几年。王小波特别推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的叙述语言和气息。

王秀云:其实这一点,触碰了我自己写作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文学观念里有很重的文以载道思想,潜意识里希望小说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或者能说透点什么。这两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直想让自己有所改变。这篇小说的故事性很强,也在告诉我们,小说就是小说,首先要吸引我们读,有趣,好看;但是,迪伦马特又试图让小说承载另外的东西,很值得我学习,那就是他写虚无,写政治的荒诞,写人性的冷漠和趋利性。

骆同彦:其实这篇小说中的那个作家说的另一句话也值得玩味。当贝尔拉赫说出作家对加斯特曼和整个谋杀事件的判断,可能只是作家“您的某一个梦幻”,而作家的回答是“我们的梦幻”。这句话几乎一下子颠覆了这篇小说。这种回答可做多重理解,甚至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写作的追问和回答。

王秀云:就这篇小说看,迪伦马特偏重故事,他格外用力地要在故事上铺排自己的构思、设置,他又不安于仅仅是写作一个故事,完成一篇侦探小说,就主动丰富了故事之外的思想性。这也符合小说的现代性要求。但和卡夫卡、马尔克斯的小说相比,这仍然是一篇传统小说,并没有真正踏入现代性小说的阵营。

骆同彦:这个判断出乎我的意料。我倒认为这篇小说很现代。为什么说它不够现代性?

王秀云:我想起马尔克斯一篇或可类比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同样是杀人的案件,两篇小说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现代性小说应该提供新鲜的经验和思考,有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故事、情节、人物等等,一些具体的、前所未有的信息。类似迪伦马特的小说有不少,比如日本的东野圭吾的小说,算不算现代性小说?所以,我仍然把这 篇小说归入推理小说,是一篇上乘的推理小说。

骆同彦: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个观点。王秀云:其实我不太习惯理性分析,不擅长理论阐述,甚至有时还抵触过度诠释,我更愿意用我最直觉的感受表达我的看法。我认可这篇小说,但从我的趣味来说,这篇小说没有达到让我眼前一亮的高度。我希望有人说服我,但目前我不能伪饰自己。这篇小说我是心平气和读完的,没有让我为之震惊。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年轻时读过,前几年重读,依然激动不已。

骆同彦:我觉得你提了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我)——被说服。这太难了。我不认为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去说服另一个人。可能在片刻会影响他(她),但说服很难。至于你说,很心平气和地读完这篇小说,我不是这样的感觉。就像前面我说叙事节奏的那几个章节,阅读到它们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秘密的兴奋和紧张。

王秀云:前几天,有人跟我说,因为听了我的推荐,看了聚斯金德的《香水》,感觉不错。其实《香水》我也只看了一遍。当时最让我震惊的是小说结尾,他自己缔造的香水,蛊惑了所有人,最终毁灭了他自己。我们身边很多作家写不到这个分寸。就像迪伦马特这篇小说,估计一般作家就写到凶手被找出,法官制服了罪犯,但迪伦马特的高妙就在于,在你无罪的时候证明你有罪。这是大作家的厉害之处。

骆同彦:你其实说到一个很实质的问题,精确设置情节确实胜过散漫铺排。

王秀云:《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中,设计了那么多细节,但是在串起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总感觉缺少了行云流水般的从容、自然。或许吧。记得我看京剧《红娘》,开头,莺莺父亲去世一场戏,莺莺和母亲都在表演哭泣,这很正常,不出意外,但是,一个仆人也撩起衣袖,做擦拭眼泪状,那个细节让我

想到了小说创作。每一个人物都是关键人物,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细节。这篇小说除了贝尔拉赫、加斯特曼之外,在其他人物的用笔上,过于依从推理小说的逻辑,人物脸谱化,性格描写戏剧化倾向明显,就像舞台上表演痕迹很浓的戏一样,给这篇小说减分了。这方面,《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就做得非常好。

骆同彦:这一点我认同。越是次要人物,越要写出他的特点来,让他短暂的亮相被人记住。你说的这篇小说存在戏剧化倾向和脸谱化,这可能和迪伦马特是个戏剧家有关吧。

王秀云:小说中,戏剧化的东西太多,小说就会少了味道。

骆同彦:让迪伦马特扬名的作品是戏剧。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也是他的戏剧成就。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在他小说中,这种有戏剧效果的地方很多,也很明显。如小说最后一段,路兹见到贝尔拉赫,完全没有了此前一天他和钱茨在一起的样子。这也应该说很戏剧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太好了。王秀云:是构思太好了。

骆同彦:嗯,构思似乎更准确些。王秀云:也确实不能勉为其难,迪伦马特写这篇小说时才三十一岁。一个人在三十一岁时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构思出这样的细节,已经很了不起了。

骆同彦:是啊。太让人羡慕了。

王秀云:嗯,你说得对。这篇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像看一场表演,话剧表演。

骆同彦:但是,我不太认同你前面说的“在你无罪的时候证明你有罪”的说法。起码我认为这不严谨,似乎也背离文本所揭示出来的东西。贝尔拉赫坚定地认为加斯特曼有罪,他只是困于找不到足够将他置于死地的铁证。当他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完成对他的有罪认定时,就果断对他做出了宣判。而这个宣判看似意外却又一直处于他精心谋划的范畴内,并最终得到执行。

王秀云:这一段和我的理解不同。我是 认为,贝尔拉赫知道他有罪,但并不着急让他死,他愿意看到他的表演。他自己身患绝症,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就是想在临死之前,玩弄加斯特曼。如果是你说的那种走向,小说会逊色很多。我重复一下之前的观点:他就是想在临死之前,玩弄加斯特曼。

骆同彦:这个地方我们的认知有很大差别。我坚持认为他没有时间来玩弄加斯特曼。

王秀云:贝尔拉赫就是想在加斯特曼无罪的时候,证明他有罪。这个细节就像《香水》中的结尾一样,别致、出人意料,为小说增色。加斯特曼那种所谓的智力优越感,一直在贝尔拉赫的俯视之下。

骆同彦:其实关于宣判这个桥段,我有点体会。当贝尔拉赫“站在晨曦中的广场上”,以一个“衰老而且有些冻僵了”的形象,最终说出:“我现在审判你,加斯特曼,我现在判你死刑。”我立即想到此前的一个场景,加斯特曼潜入贝尔拉赫家时,他们之间曾有过的对话。那时,加斯特曼曾不无得意地对贝尔拉赫说:“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还能再活一年。”那时,我感到加斯特曼是在代表魔鬼对正义进行着无情的宣判。但这个衰老的“法官”贝尔拉赫(我一直认为正义之神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法官”形象)熬过来了,他努力让自己死在了有着像死神一般旺盛精力的加斯特曼后边。小说结束时,垂死的贝尔拉赫喃喃说出“还有一年”。那个刹那,我觉得他是在代表着人类发声,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乌托邦的完美社会,他最后这一句话说出的就是生命的全部希冀和光亮。我有理由认为这个声音还会一直延续下去。一年又一年绵延不绝的是生命的希冀和光亮。它可能中断,但不会被扼杀。

王秀云:也许这正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不认为这篇小说仅仅在谈正义和非正义之类,也没有你所说的审判。谁都没资格审判别人。以善之名和以恶之名,他们最终殊途

同归于虚无和荒诞。

骆同彦:这种理解的差异的存在,我觉得才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王秀云:贝尔拉赫不能简单地用善或者恶来定义,加斯特曼也是如此。贝尔拉赫执法的本意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完成一个赌注。他抓凶手不是因为凶手犯下了死罪,而是因为凶手是他命定的对手。他放了钱茨不是因为他慈悲,而是因为他实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如果说小说的现代性,这一点,这篇小说配得上。——从我俩对小说如此天差之别的理解看,一个人的经验和世界观,对理解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有多大。

骆同彦:但还在一个话题上。这也许更有趣。

王秀云:如果是你说的那个方向,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平庸的小说。恰恰是因为我看到和理解的这一面,我才承认这篇小说的过人之处。也许从大的格局上,迪伦马特也遵守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分寸。但我看这里的时候,也一度认为加斯特曼在挑战贝尔拉赫,并且占了上风。他让贝尔拉赫无能为力。可你忘了,小说一开始贝尔拉赫就说了,我知道凶手是谁。他早就知道结局。他就是要在最后关头让对手死亡。他才是胜券在握的人。

骆同彦:这个胜券在握,像是之前我们已讨论过。他是知道凶手是谁,但他并不知道他能否有效驾驭这个打断他精心计划的可能“替身”。也只是在他看到事情已经完全按照他掌控的方向向前发展时,才对加斯特曼做出有效而坚定的审判,并且说出“我现在判处你死刑”,这样充满金属质地的声音。而那个凶手——钱茨——急于摆脱自己,在被猎物盯上后,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落入贝尔拉赫这个老狐狸精心设计的陷阱内。最终完成了一个在贝尔拉赫看来“是野兽对野兽”的杀戮行为。这时,幡然醒悟的钱茨说出了那句话,“你成为法官,而我是刽子手”。这时, 他也间接帮助迪伦马特说出了小说主题。当然,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和寓意的主题。

王秀云:小说中唯一可能的真正正义之人应该是施密特,一上来就被杀的人。

骆同彦:我也觉得施密特这个像是虚设的人物,他自身的倥偬形象,就很是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你认为他是正义化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至正义的脆弱和无奈呢?我觉得有这种倾向和可能。

王秀云:对,这样理解我们就接近了。他让施密特这样一位或许为维护法律而存在的人物,在一上场就死了,太具有讽刺意味了。骆同彦:但差异还是存在的。

王秀云:嗯。这又让我想起我们讨论的钱茨去袭击贝尔拉赫,那个关门的情节。现在,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真是一篇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迪伦马特用推理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了一篇现代性小说。

骆同彦:这篇小说不仅“壳”借得好,还很有“料”。这个料,就是我们提到的诸多细节。迪伦马特的这篇小说,显然和我内心已被概念化的侦探小说不一样。它就是一篇围绕着一个命案写成的小说,是很艺术也很了不起的一篇小说。它早已突破了某种被类型化的小说概念,但有人非要较真说它就是侦探小说也可以。我只能说,它的经典性和艺术性,非一般侦探小说所能比肩。

王秀云:这个创意好,用推理小说的壳,完成现代性的叙述。你的说法对。一个古老的命题。迪伦马特也在围绕这个命题写作,但他不是写这个命题。和借用推理小说的物质外壳一样,这个命题也只是他的叙述圈套而已。

骆同彦:看来你的认识在变化着啊。王秀云:当然啊。所以再综合考虑一下,我基本说出了我的第一感觉,基本判断是用推理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了一篇很成功的现代性小说。

骆同彦:应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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