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叫

Youth Literature - - ESSAY - ⊙文 / 谢宝光

谢宝光:一九九〇年出生,江西南康人。出版有散文 集《捡影子的人》。现居杭州。 一

我依然记得那些无所事事的夏天,在南康乡下、赣江上游边生活的夏天,这夏天里的一切和我一样无所事事。

那些在烈日下愣怔的房子、池塘、稻田和树,田埂边萎靡的喇叭花,窝在屋檐下瞌睡的猫,在碎叶间乘凉的青枣,一切都像画在纸上的静物,那么寂寞无聊。热气腾腾的午后,水泥马路面色惨淡,灼烫的光线把路人打扫得干干净净,忽然一辆摩托驶过,高速转动的车轮带起一阵风,沙子就会愤怒地跳起来,咒骂几句,然后无力地落下来。之后就是一片废墟般的静。静,却不空洞,而是有高亢的分贝混淆在午后的空气里,像一杯勾兑了大量酒精的开水,一刻不停地往耳朵里倒灌,早已使它丧失了敏锐。

如果仔细去听,还是可以分辨出这安静里的成分中,知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音色。 我家门前不远有间茅房,茅房边是一块不大的树林,一到夏天,知了就在那里聚会、欢唱,它们仿佛在每棵树上都安了个巨大的喇叭,树与树之间彼此呼应。白天,知了的叫声还很规律,鼓足了劲,一顿一挫,叫得很有力度,音段窄而密集。到了傍晚时分,声音就开始有点疲软,不再高亢,叫一声,后面便拖着长长略微起伏的尾音。和知了的嘶鸣相比,另一种声音就显得有点小众而癫狂。发声装置也完全不同。声源散落在村里大大小小的家具厂里。灰白的墙面,魅蓝的棚顶,一架长满锋利獠牙的切割机在里面鼓腹而歌。和知了独立随性的演奏方式不一样,它的欢唱必须有木头和至少一位木匠的配合。说得文艺点,木匠才是演奏会的灵魂人物,切割机和木头只是他的乐器。在他的指挥下,一根粗壮滚圆的杉木被拆分成一块块平整修长的木板,板再肢解成块,在这个过程中,木屑四溅,音符般在鼓突的厂棚顶下乱舞。我听到木头被锯齿贪婪地撕咬,整个夏天我的

耳朵都泡在这样的声音里。

这时候我在干吗呢,可能泡在哪本书里,或者在老厅堂的方桌上吃力地临帖。那是十年前的夏天,我迷恋王羲之与怀素,迷恋那些飞白的线条。与此同时,知了与木头的尖叫在窗外,在村庄的上空,作为我枯燥的日子的背景而存在。没有想到,多年后,当我回望那个夏天,它们却构成了记忆最透亮的一条甬道。首先从里面走出的,是我的一位从初中同学关系发展而来的女朋友。她高考落了榜,没去复读,有几年就待在她父亲开办的家具厂里,帮衬着干点杂活。那个家具厂离我家不远,但她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她不愿我深度介入她的空间,那个充斥着木头惊叫的脏乱驳杂的空间。我们每次见面都约在潭口镇上的金牛广场,坐在东面一个假山上,喝奶茶,聊天,看街上越来越暗的人影和越来越亮的灯光。她似乎有意避开糟乱的当下,把聊天内容泊靠在一些虚缈的话题上,我能感觉到她眼神里有一种不甘,那是她身上唯一没有被命运驯服的地方。

相比高中时,落榜后的她瘦多了,脸上没了赘肉,身材也匀称了,坐在假山上,来点风,裤管就会吹得鼓鼓的。她瘦了以后就开始嫌弃胖的模样。只有一个人还记得她胖的样子,这个人就是我。高二时,我们通过一段时间信,有一次,她在信里夹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座浮桥,她背倚河岸,两只手搭在栏杆上。不知道是河风,还是闪光灯的缘故,她的脸有点潮红。潮红沿着颧骨向周围蔓延,蔓延到哪里,哪里就被照亮。这让她至今耿耿于怀,因为被照亮的都是脸上最肥的部分。这在当年,或许是她最看好的一张照片。可是多年后,她身体的上上下下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她就对那张揭露她过去模样的照片感到担忧了。她说你把照片还我。我说为什么要还?她不吭声。索要无果,她便趁来我家做客时潜入我房间,照片就不翼而飞了。

很多时间都不翼而飞了,包括在广场假山上的夏夜。我们坐到天都黑透了,但说了些什么话,我一句也没记住。只记得她的眼神,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寄居在里面,倔强、不甘,或者别的什么。总之,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二〇一二年初春的一天,在她的婚礼上。那时我也刚结婚不到半年,我们很默契地先后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大事,此后,再未谋面。

木头在记忆里尖叫的时候,另外一些遥远的人事开始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响动的锯齿只是耳朵边似有若无的音符,对于好友Y的爸爸、L的妈妈,却是日常的全部。他们每天必须蒙上口罩来缓解木屑和油漆对肺部的入侵。

Y的爸爸是木匠,一生与刨刀做伴,那时家具行业在南康尚未形成规模,木匠工基本上是游击作战,谁家里要做张凳子、加张床,他便拎着刨刀木材上门服务,收取一些微薄的劳务费。我记得小时候老屋厅堂里常常摆放着一张四米长的杉木立架,很沉实,那是木匠干活的台面,一块铁片嵌进木头里,露出顶部的一部分,抵住木头,木匠手里的刨刀在上面来回滑动,刨花散落一地,蓬松,打着卷儿。那些漂亮的富有弹性的刨花没过几年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一并消失的还有刨刀,它的单薄落后已不能再为木匠们提供高效而自足的生产力了。二〇〇三年,有天晚上,我在一个介绍南康家具产业的新闻节目上看到,那时整个南康的家具厂已经发展到了五百家,它们遍布国道县道的两旁。比如出南康城往北十公里,一路扎堆着好几十个灰蒙蒙的小厂房,满载木材的货车往来不息,把这条省道折腾得千疮百孔。再后来,家具厂就开始向我们镇的一些村子大肆入侵,现代化机械落地为王,很快就瓦解掉了刨刀以及刨刀背后的匠人。Y的爸爸和他手里的刨

刀就是那时候下的岗。很快,他便摇身一变,成了龙岭工业区一个家具厂里的工人。手里玩转了大半辈子的刨刀被切割机正式取代,成了一件无用的摆设。

他的手显然对冰冷而聒噪的铁器感到陌生,他发现那些长满獠牙的机器完全不听他的使唤。他把木板推向嗡嗡作响的齿轮,手还未挨近,就吓得缩了回来。此外,他还必须忍受四处喷溅的噪音,黏湿的杉木腥味,如果不蒙上口罩,喷嚏就会气泡似的,一个个排队从肺里冒出来。他的右拇指的命运就是被一个喷嚏改变的。那天,他把口罩落在了家里,失去屏障的鼻子,喷嚏不断。每打一个喷嚏,他撑在木板上的手掌就要发生一厘米的位移。日头偏西时,就是这一声喷嚏,将他的拇指送到了齿轮下面。可是,齿轮早就对重复的劳作感到了麻木,它分不清木头与手指,也懒得去厘清,它们都属于可被切割的事物。接着,车间里就响起一声尖叫,人的尖叫声混在木头的惊叫里,慌乱的鲜血混合在更加慌乱的木屑里,四处飞舞,把地上的家具染成了一片红。这声打破常规的尖叫,顿时导致整个工厂的停工,工人们跑过来拔了切割机的电源,然后在木头堆里寻找那根被它吃掉的半截拇指。聒噪了一天的车间,此刻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们搀扶着Y的爸爸,每个人都脸色煞青,牙齿抖颤,好像被吃掉的是他们自己的手指。这是二〇〇九年的夏天。那个下午,被改变的不止他的拇指,还有我们的行驶路线。Y的爸爸打最后一声喷嚏时,我和Y、L正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奔突在去往南康县城的105国道上,准备找个泳池,释放一下体内过剩的能量。进城后停好摩托,走到夜市街上时,Y的手机响了。接着,我们的目的地就从泳池切换到了南康市中医院。在病床上,我们看到Y的爸爸。事实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他,而是那截被纱布厚厚缠绕的拇指。他的脸和窗外的暮光一样安详、 自然,他看到我们进来,说了句你们来了。Y的妈妈不发一语,脸色惨白。她不知道该怎么办。Y,还有我和L,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木偶一样站在那里,替那半截拇指默哀,并忧虑着它的未来。

我们的忧虑显然过头了。因为一个礼拜后,Y的爸爸就回到了家具厂上班。只是这次,他没有忘记戴上口罩。以后也再没有忘记。

两年后的一天,我也获得了一份戴口罩的工作,在我们村的一个家具厂。角色是包装工,远离切割机,因此不必为手指感到担忧。工作是L的妈妈介绍的。那时临近毕业,大学停了课,我回到南康,有点无所事事,便想着先打份工练练手。

L的爸妈都在家具厂上班,两人又都是油漆工,只是一个在村里,一个在村外。L爸爸行踪成谜,没人知道他在村外的什么地方、哪个家具厂,偶尔回趟家,也是一溜烟工夫,倏忽便不见了人影。每年除夕夜,怕人上门要债,饭也不敢回家吃。债是陈年旧债,五万块,二〇〇六年办制衣厂借高利贷欠下的。厂在他手里倒腾了没两年,就破产了,此后全家一直为之所累。他想,既然当不了厂长,干脆就给厂长打工。后来就谋得了份油漆工的工作。活是累,但工资不低,只是这不低的工资只有少量用于还债。其余的钱去哪儿了?这和他人在哪儿一样,都是个谜。我无所事事的那段日子,L妈妈问我,厂里缺个包装工,你去不去?我点点头。厂不远,就在村河边,穿过一个窄弄,跨过一片枯田,再走上几百米黄土路就到了。

和我搭手的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汉,姓陈,赣县人。个子瘦矮,走路有点跛。蒙着口罩,头顶一个浅绿的圆环帽,披一件乳猪饲料厂标志的蓝大褂,每天在车间里无声地穿来穿去。我也蒙着口罩,每天和他一起打包柜子

床板,床板很沉,必须两人协作,一左一右,同时使劲,谁偷懒,床板就往谁身上倒。我们像两个神秘的蒙面人,面对面工作了十天,谁也没有见过对方真容。直到工厂放假那天早上,我刚进车间,看到他俯身弓背,抱着几个纸箱一瘸一拐从车间走出来,头顶光秃秃的,好像一块被一夜收割尽的稻田,面孔也是陌生的。有点疑心,这是老陈吗?我喊了一声,他即刻就应了。我说老陈你理发了吗?他说没有呀。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遍,这才恍悟,他之前一直戴着帽子。现在帽子不在了,头顶就显得有点荒凉。老陈话少,只顾干活,没到上班的点,人就忙开了。我有时故意迟到,他也没怨气。

我曾在一篇日记里记录了和他在一起的工作场景:

三十八张床的高低屏从货仓搬出来,在车间一块不大的空地,站成齐整的两列。深色、红色、茶色,三种。它们等待穿衣、上轿、出嫁。负责给它们化妆上漆的是一位结舌的中年师傅,这项工作是隐秘的,在一扇封闭的门内进行,我没有偷窥的可能。机器浮躁的轰响挤着门缝逃出来,进入我的耳朵。我和老陈蹲着身体,距离是一米八或一米五,这取决于床的宽度。这个姿势要保持到用螺丝将高低屏紧紧衔好。这时老陈站起来,用鸡毛掸轻悠悠拂去上面的尘土。我将螺丝刀丢进工具箱,取过一张裁好的白色塑料薄膜,盖在高屏上。这个过程需要几秒的时间,一些与眼前工作毫无相关的念头或画面会突然闪进脑中,冻住我,几秒钟后我在老陈的催促声中清醒过来,到身后搬一只纸箱,罩住它。老陈说:“8016。”我就在纸箱侧面型号那一栏填上:“8016。”在深色两字后面迅速一勾。往往我比老陈写得要快,我总像忙着要做别的事,急于把眼前的活干完。老陈的动作却有条不紊,或者说迟钝。很多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盯着老陈看,琢磨一幅活的人物画像。他每天都穿着那件乳猪饲料厂的蓝 大褂,顶一个浅绿的圆环帽,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缠了厚厚一层纸贴膏,有一次他将手递到我眼前,我看到一条条皲裂的细沟,杂乱无序撞在一起,然后四处逃散……

这段文字读来平白如水,生涩无趣,多年后我却被字间的冷峻、叙述的零度深深触动。很多早已失散的细节、气味、场景,在里面得到了逼真的还原。它像一块磁铁,把那些被时间拆得七零八落的碎片,重新缝合到一起。它将我带回到二〇一一年的天空下,将我从一个报社的编辑还原为家具厂的一个包装工,将我从干净舒爽的办公室拽回到灰屑弥漫的车间。那里没有空调、书籍、办公桌、凳子,有的只是在耳边穿行的木头的尖叫,在鼻尖起舞的木屑,干冷的家具,难闻的油漆,以及面无表情的机械面孔。那里使用的是另一套简陋却富足的语词系统:同事叫作工友,单位叫作厂里,上班叫作赶工。一个“赶”字,形神俱现,只有赶,你才能比别人多挣一点,晚餐的品质才能改善一点。

我妈、Y和 L爸妈、老陈,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都在赶,前赴后继,赶了一辈子。我的两个叔叔在东莞压抑的车间里赶了十年,后来回到了江西,又赶果园、赶饲料、赶生意……他们的身体如同一个胃口极大的容器,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盛纳的。我的朋友L,他的命运也是被赶着改变的。大学是医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漂了几年,卖药,四处跑医院推销医疗器材,跑,跑到时间前面,工资却躲在后面嘲笑他,西单的灯柱也在嘲笑他。首都大街日新月异,只有他一成不变,孑然一身,追了几个女孩,也没到手。他在租来的陋室里黯然伤神。后来的一天,他被高中同学一个电话拽回了南方。同学家在南康县城办了家具厂,为拓广销售渠道,开了淘宝店,公司运营刚起步,承诺L不低于北京的工资,任务是帮他打理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公司当年就亏得倒闭了。L没有拿到同学承诺的工资,只能另行择业,药是没法再

卖了,回北京也没意思。得益于半年淘宝管理的经验,他从零开始,一脚跨入了陌生的设计行业。他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被迫重新设计起了自己此后的人生。

我也在赶,从乡村赶到都市,内地赶到外省,从医院的软文写手赶到报社的一名记者,从五平米的出租房赶到更大的房间。我从来都不气馁,摊开人生的卷轴以理想的方式涂鸦,没有比这更有实验快感的了。我的赶是从家具厂的一个包装工开始的,那段时间,每天破晓时蹚露水出门,晚上扛月亮回家。那十一天带有实验目的的打工经历,是我迄今唯一的一段蓝领生活。是的,蓝领,我第一次从舌头上发出这个音,它一点也不概念,就是蓝色的领子。我和老陈一样,每天穿着蓝色的沾满污垢的工作服,从事着工业时代里,最低级也最廉价的劳动——用手臂肌肉的酸痛来换取微薄的报酬。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装好一个床头柜三毛钱,一张床板一块钱。我们一天紧着点,可以装一百个柜子、七十张床板,分摊下来,每人每天的报酬是五十元。很快就到了领工资的日子,那天,一堆人把财务室围堵得水泄不通,终于轮到我了,一个体型臃肿的中年男人按了一通计算器,把薄薄一沓钱递给我,说,你数数。其实有什么可数的呢,也就五张钞票。轮到老陈,他不放心,沾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眼眶若有光,那是多少个柜子、多少张床板、多少个拼命赶工的日子啊。这天,工厂放假,来接老陈的是他儿子,跨一辆笨笨的摩托车,后面捆扎着老陈厚厚的被褥。他马上六十了,人生已到暮年,明年就不来家具厂赶了,在家养养鸭子,种种菜。他那么瘦,歪坐在后车座,身体有点僵,摩托突突一声没影了,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的生活再次与木头的尖叫发生关联, 是五年后的事了。但是,为了明晰其中隐秘的宿命勾连,我不得不把时间顺序颠倒过来,做一些冗长而必要的叙述准备。就从我家隔壁的院子说起吧。那院子有点神秘,因为把房子圈起来的不是篱笆,而是一道将近两米高的水泥墙,墙顶还嵌了一些尖锐的玻璃碴,似乎在强调这是一片禁地。挨着墙顶的位置有一排碗口大的孔,透过这些孔,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几棵枣树和一畦绿葱葱的菜地。只是这些孔眼很高,手臂够不着,我在长到差不多八岁以后,才刚好借助微弱的弹跳力,用手扒住两个孔,第一次窥探了一番院子里的情况。

在乡下,很多东西都是世袭的,比如锄头,比如仇恨。院子里有个比我大五岁的男孩,叫什么,现在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我们偶尔在路上碰到,却从来不说话。后来发现,不仅是我,我爸我妈,爷爷奶奶,也从来不与院里那户人家说话。在我家与院子之间,似乎有一道膜,我们两家常年在膜的两侧互相观望,谁也没有捅破它的打算。这道膜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但显然有些年份了。它像一种生存能力强悍的细胞,顺着血液的方向从爷爷那儿流淌到了我的身上。这导致我一直以来不能通过正门进入院子,只能透过墙上这些孔去悄悄打探里面的情况。

我记得院那边的男人有一辆摩托车,跑起来拖着一长串烟尾巴,咿咿呀呀乱响。有一次,车停在院门口无人照看,我就蹲下身来研究它的构造,从烟筒到发动机,我的视线在上面长时间抚摸停留,完全没有注意到男孩的爸爸此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在我研究摩托车的时候,他就在身后研究着我的背影。他不吭声,放任我的研究,似乎想探究我究竟要干什么。就这样,我蹲在地上研究车子比人内脏还更复杂的构造,左边研究完了,起身时刚抬起头,我和那男人的眼神就撞到了一起,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怀疑。因此,我的

第一反应就是跑,对,拔腿就跑,我慌不择路地跑回了家。后来想想,这其实不只是我与男孩爸爸之间的偶然对视,而是两个相互隔绝的家族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这才是我狼狈逃窜的内因。

差不多十年后,我家把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推倒,在原先后院的菜地里盖了栋三层的砖房。这样我就第一次收获了俯瞰院子的视角。那户人家显然不甘于生活在我们家的阴影里。在乡下,家族之间的角力通常是隐秘的,事实上却是腥风血雨,互相掣肘,谁也不甘示弱。这一次,对方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他们几乎在一夜间就把那个阔绰的院子给消灭了,瓦房给拆了。没多久,在院子的空地上就立起了一栋猩红的砖楼,它与我家的房子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那时我已经离开了老家,去了外省的城市工作。二〇一二年春节回到家,是个有暖阳的冬日,进得房间,居然一派阴沉,从靠东的窗户望出去,不见蓝天白云,只有一扇砖块垒成的高墙,它吃掉了原本可以照射进来的阳光,并吐出了大块的阴影。为了抵抗它的困扰,白天我也必须把灯打开。更可怕的是,两家人的博弈仍在无声地进行着,直到隔壁忽然轰隆隆办起了家具厂。木头的尖叫声从远处直接爬到了我们家的屋檐下。它的性质也从尖叫成长为了惊叫。它首先波及的是我的妻子。

二〇一六年夏天,我妻子被拽入这场与她无关的博弈中,患上了失眠症。那时她刚意外流产,随我妈回乡下休养。因为坐了一夜火车,她很需要睡眠。她准备好好睡上一天。她躺在床上,眼睛和嘴巴不到十分钟就进入了睡眠,只有耳朵莫名其妙地醒着。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要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她 的耳朵便不肯就范。只是这次,它表现得更加执拗,显然是受到了什么声音的冒犯。至于那是什么,妻子听不出来,感觉上好像是几只蜜蜂在耳朵里打架,也像是知了在聚众闹事。但是,又都不对。那声音的形状显然比蜜蜂与知了更加尖锐修长,像一根长长的刺。她顺着这根刺的方向走到了窗台,一定是这堵墙出现了问题。声音就来自墙的另一面。没错,是切割机和木头联合发出的。那根刺,就是它们炮制出来的。墙真是一道完美的屏障,它遮蔽了凶手的长相,而这又偏偏超出了妻子的经验。她不知道那堵墙下在进行着什么勾当。就算知道了,也无法制止。她知道,根据我们的家族史,窗外那条田埂是难以逾越的楚河。

她选择忍。可是,那声音不仅制造耳鸣,还引发了头痛。到了晚上,切割机和木头的联合喊叫终于停止了,耳鸣与头痛却仍无意停歇,还在她脑袋里逗留,并炮制一派狂欢景象。它们有时折腾到深夜一两点,有时是通宵达旦。妻子一夜无眠。之后的几天,她一直试图寻找对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听歌或者钢琴曲,对,用声音抵消声音,用乐曲打败木头的惊叫,这个办法偶尔能奏效,后来基本上每天能争取到六个小时以上的睡眠。但祸根也自此埋下了,切割机和木头联合在她的脑袋里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之后,妻子的头痛愈演愈烈,强度也越来越大。按摩、熏艾草、吃药,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依然无济于事。

一年后的夏天,妻子脑袋里的灾难终于彻底爆发——一颗体积接近鸡蛋大小的瘤,来到了她脑颅里定居。时至今日,我们仍感费解——一年前,木头在她脑袋里的惊叫究竟是善意的提示,还是一场为了掩盖真相而蓄意炮制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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