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容:北平照相馆

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Youth Literature - - VOICE - ⊙ 文/侯 磊

我童年时的玩具中,有一个木制手推的小碾子,是一个细小的碾身加上一个柄。小时候集邮,将邮票洗下来,正面贴到玻璃上,用碾子在邮票背上碾过,与过去给照片上光一样。还有个放五金杂物的铁盒子,据说是洗相片的。另有小型铝制的胶卷筒,大个儿的相纸桶,裁花边的相纸刀,还有一大沓三十年代的《柯达杂志》,被我胡乱画上了小王八大鲸鱼,变得似麻袋中的废纸。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些都是民国时的摄影器材。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照相是艺术、技术和商业的三结合,我家算不上是搞哪一行的,就是曾经在北平开照相馆的。

照相馆的故事,一切要从曾祖父说起。他的名讳侯兴,字建庭,生于一八八六或一八八七年,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殡天。他曾于 庚子年间在日本待过几年,不知道做什么,反正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还学会了洗相片。他的职业是商人,回国后便开设买卖店铺。而他开的买卖,是照相馆;买卖的字号,叫德容(TE YUNG)。

德容一看就是照相馆的字号。德容,有品德的容貌。天地之间德为根本,人但凡有品德之心,必有德高望重之容。传统社会以德为美,容貌之美在于端庄正派,绝不是皮肉表面的漂亮好看,更不是对肉体的尺寸衡量。

照相馆的分布,就琉璃厂一带,土地祠内有丰泰,火神庙内有守真,门框胡同的叫荣升,东安市场内的叫恒昌等,多以容、昌、泰、光等来起字号,也有的就叫某记照相。早先的照相馆多在南城,后来发展到了北城,也有走街串巷照相的,但不成气候。

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北平经济发达,照相业最为红火,全市有几百家,单是一个简单的北新桥十字路口一带,就有四家之多。知名的有前门外的“大北照相馆”,擅长拍剧装照,是为妓女和梨园人士服务的。我家会到大北去批发相纸和药水(显影液等)。民国时流行互相赠送肖像照片,还伴随着题词题诗,照相自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有私人相机的很少,凡是亲友聚会合影,都去照相馆,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梳妆打扮好严阵以待。

德容照相馆起先位于北平中南海公园中。查《北京档案史料》二〇〇〇年第一、二辑中的《中南海公园史料》,得知中南海一九二九年辟为公园,在一九三〇年将一些亭台殿宇出租,有了点现代公园的意味,但环境始终是古典园林。中南海的一个景点叫爱翠楼,在丰泽园的西边,离春藕斋不远。楼高二层,有不少画栋雕梁。曾祖父租下爱翠楼,以此名开了酒楼,经营些京味儿的酒食,生意算是兴旺,照相馆就开在爱翠楼旁边。

曾祖父为人踏实肯干。他从某个意义上说是时代的开创者,比如他是中国棉花糖的引进者。在他以前,中国没有拉丝棉花糖机,这是他从日本引进来的。时至今日,棉花糖始终没什么进化,可见他引进时一步到位。“生活可以没有原子弹,但不能没有棉花糖”。他为孩子增添了福祉,这是他能干、有趣的一面,某种意义的伟大,也是值得上“史书”的。他娶了夫人田氏。曾祖母算不上漂亮,但治家很严格。不幸的是,她在四五十岁时去世。他们生了四子一女,四个儿子生了十七个孙辈,活了十四人。小院中每个儿子一间房,一时人来人往,孩子哭大人忙,很是热闹。两个孙女以爱、翠取名,不忘中南海的爱翠楼。所有子辈名中有一德字,孙辈名中有一荣字(与容同音),令子孙不忘德容。

旧时代时期德容留下的照片不算多。北平解放后,德容搬家到了北新桥,地址叫北平东四牌楼北大街(或北平北新桥南路西, 北京东四牌楼北府学胡同口路西),电话是四一一八三,具体位于今天东四十三条(原来叫船板胡同)西口马路对过,有两间房的大小。曾祖父之后,这里由祖父侯瑞麟先生坐镇,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公私合营才改作他用。

德容不大,房子不是大瓦房,而是平顶的,屋顶有一部分是块玻璃,还有一面墙也是块磨砂玻璃,以增加摄影时的光线。一进门是个柜台,有伙计介绍项目和价格,给客人填单子开票。客人拿着票找祖父拍照。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是一个个有整面墙大的卷轴,是厚帆布做的,有山水田园、北海白塔、颐和园石舫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个就一拽卷轴的绳子,卷开铺好,再调试灯光。早先是燃爆镁粉当作闪光灯,但很早不用,改用灯泡照明,有立着的大灯,也有地灯,与戏剧舞台相仿。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在开车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的傻,可当时很流行。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老式桌椅或花盆架子。花盆架子上放上盆花,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摆满清供的文人书房。布景的打造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民国时不论多么新潮,古典尚能保留一分的。

那时,收音机叫话匣子,摄影机叫影匣子,照相机叫相匣子,也叫快影子。

家中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机身是一个大方盒子,俗称叫扁匣子,人蒙上布来看镜头拍来照,德国造,已叫不出是什么牌子。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

临拍时,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扁匣子中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在摄影史上要分干版法和湿版法,大约是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药水自带。玻璃底片也分正片和负片,普通照相馆用负片,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有按尺寸提前买来的,也有整个儿的大版,现用尺子比着裁切。每一幅玻璃底片都储存好并有编号,并不用

客人带走。若再来冲洗只需报出编号就找到底片,比现在的照相麻烦了数倍,却又细腻了几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玻璃底片渐渐换为胶片底片(也叫软片,那时还没有胶卷)。一张大底片能拍好几张小照片,早已被祖父划分好如何使用,宛如划分田地一般。扁匣子上有刻度和一个隔板,能只露出胶片用于曝光的尺寸,下次移动一下,再用下一部分拍照。底片最后剩下个犄角儿,没有客人照了,祖父就给家里孩子照着玩。家中照片有不少只有半寸大,还有些奇怪的尺寸,多是这样留下的。拍好后的底版取出拿进暗房。那才是祖父最喜欢的地方。

暗房很小,只有一个红色的灯泡,但那是祖父的乐园与王国。洗相片的过程和胶片近似,只是没有放大这一项,柜上始终也没有放大机。照多大的照片就用多大的玻璃底版,洗出来高清得毫发毕现。祖父最高超的手艺,是修版。

据父亲讲,常年见祖父在一盏小灯下,那细小的毛笔尖部往上勾起,如同一把缩微的镰刀。一个如篆刻磨具的小盒子上固定着玻璃底版,那盒子里带灯泡,他用这“镰刀”在昏光的灯光下一笔一画地修版,如在绘制一枚枚精巧的鼻烟壶。他只要略微点浓一点头发,描一下眉毛,那人立刻精神许多。他手艺高得能给人换件衬衫。同时会给底版中人像的脸部和手部上色,洗出来显得白净。后来有了软片,也可以用松节油和HB的中华铅笔修版,去修掉那些光不匀的地方。软片用柯达的,相纸用爱克发的。

再有的,是给照片上色、上光。上色先分相纸,相纸分为纹纸和光纸两种,上色方法不同。纹纸上色先擦一遍凡士林后再抹掉,有一个墨盘,里面有十二种颜色,用毛衣针顶着一小块棉花,蘸了颜色在相片上慢慢地蹭,要在人的脸上上出有柔和光线的效果,比画画更看重光线的运用。上光是找来一大块厚玻璃, 洗净擦干后抹上滑石粉,将照片面朝玻璃贴上去,用碾子来上光,等照片全干后会自动脱落,画面上就荧荧泛光。

每张洗好的相片都会附带一张硬纸板做衬板。那衬板都有特制花边刀裁出的花边,右下角印有家中的Logo(商标),是德容的字号、地址和电话。每换一批相纸就会换一个Logo,现在能发现近十种,字是民国时的美术字,颜色和风格各异,不知是哪儿的设计。照相馆的业务,后来俗称叫“洗印修放”,还代卖风景照片和明信片,有些风景照片是祖父拍了来卖,也有的是进货批发。这买卖还算是挣钱,除了费水没什么成本,底版和相纸成批进货,相对便宜。

靠着中南海爱翠楼酒楼的买卖,和北新桥德容照相馆的经营,外加在一些饭馆店铺中的股份,全家在黑芝麻胡同住着一个三进四合院,维持着二十多口人小康人家的生活。买卖最兴隆的一阵,是政府要求办各种证件时,拍证件照的人从早上排到晚上,每天的钱论口袋往家里背,家里把妯娌们叫过去,数钱都数不完,不过多是零钱。此时的家中一派老旧家庭的陈设,正房里一明两暗,一进屋正对着是太爷爷太奶奶的方形大照片,二十四寸,挂在墙上很引人注目。屋中是一个通屋的硬木大条案,正中间摆着一个大座钟,两旁一边一个胆瓶和瓷质白底的帽筒。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其他屋子有贴檀皮的多宝阁,后院有佛堂。院子里是两个大鱼缸,两排绿色大木盆的石榴和夹竹桃。堂屋里有一米半高的神龛,出了堂屋左手有个龛,叫天地爷;厨房里有个龛,叫灶王爷;忘了在哪还有个龛,叫财神爷。

德容与爱翠楼都有伙计和徒弟,最多时曾有二十多个,留在柜上睡铺板。有个徒弟大名叫徐义,外号叫凿子,家在十三陵那边,大家都“凿子”“凿子”地叫着。我从小就看他的照片,只觉得不怎么聪明。后来也得知,解放后不叫徒弟叫工人,感情关系变了,他们也不

勤勤(北京话:第二个勤念轻声,勤奋勤劳、手脚麻利)了。再后来,徒弟们都跑了,早就联系不到了。

还有几个叫东贵、志和、夏印来(音)等,奶奶在世时都念叨过,可我都没记住。家里徒弟多,孩子也多,一个徒弟猴儿搂着(小孩骑大人脖子上)一个孩子,排成一长队从黑芝麻胡同出地安门到北海中南海,曾是北平街头的一景。

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一天,曾祖父打坐在黑芝麻胡同老宅的正房中,他正承受着丧子之痛,思量着当下的时局。就在不到一年前,同样精明能干的长子三十多岁便英年早逝。抗战胜利以后的解放战争,战事渐渐烧到了城外,连一向稳如泰山的北平城也不安生了。傅作义去青塔一带视察,刚走十分钟共产党就打来了,吓得傅作义一改当初的死扛。城外咚咚地打炮,北平百业待兴,没人逛公园了,街头上很多买卖都关张了。通货膨胀,金圆券只能在家里笼火使,还不爱着。外放的钱收不回来,欠的债务堵不上窟窿。内忧外患,使得全家的生计仍压在年过六旬的曾祖父身上。

而他最大的心结,还在于纠结自己并非读书人的身份。他留话说要子孙们必须读书,万不得已再经商,万万不得已也不许做官。他着重培养家中的长孙(祖父侯瑞麟的长子),给他从小就做了一身小西服,花钱上幼儿园,在幼儿园时就请先生教写毛笔字,带出门去参与婚丧嫁娶……就在他思量时,就在电光石火之间,仿佛北平的空中打了雳闪,我想他的大脑中一定唰的一下,犹如听到头脑中血管破裂的声音——曾祖父突然不行了,话都说不了了。

家中求医问药毫无结果,最后请来了位道士,问卜作法一番。道士推算后,留下了这样一句——

祈盼安康增佳月,静等天伦度天年。

道士飘然而去,谶语八十年未解。这事是祖父告诉父亲,又由父亲传给我的,是我对诗歌最初的理解,也是家族最后的断言。字面很白:若盼着身体好能长寿的话,就要求子孙等待天伦之乐以安享晚年。——但再细致琢磨,“佳月”,“静等”,“天伦”,“天年”,预示着时代运势的逆转和气场的变化,又可能暗示着天崩地裂、政权更迭、城墙倒塌、世道人心的巨变。这句断言我遍翻书本查访不到,兴许是道士爷自己编的,状若《红楼梦》中的判词。时至今日,我读古书学诗文的目的,无外乎为了解这句谶语。

而这句谶语狭义的意思是:治不了了,准备装椁吧。

三天后,德容照相馆的第一代创始人,曾祖父建庭公殁了。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心愿,留在了民国时的北平。

一连三天,家中高搭灵棚,吊唁的人不绝。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上烧了大量的纸活,纸人纸马化作破碎的黑蝶。这几乎是北平城解放前出的最后一次大殡,请了和尚老道念经,雪柳儿打幡儿一应俱全,家人披麻戴孝都跟着。家中雇了一辆马车,年幼的孩子们都坐着马车,慢慢地出了德胜门,沿着现在八达岭高速的路线,一直向祖坟去了。

祖坟位于今天四环外五环内的洼里村,一共有三四亩地的样子。周围有几十棵松柏,四周都有界桩,上刻着“侯宅茔地”。正中间有个最大的祖坟,往下是一排排的坟头,按辈分横排好了列祖列宗,没有按照左昭右穆的格局。我们家收留了一户逃荒要饭的人家,姓赵,收留他做了看坟户。就在祖坟处盖了几间房,让他种祖坟的地来谋生,没有什么地租之分,只要上坟时帮着张罗张罗即可。而每年他都会给我家里送点新打的粮食。在离祖坟很近的地方,有一座龙王庙。洼里按地名来看是一片洼地,必然归龙王爷管辖。

据说,曾祖父下葬那天,送葬队伍快到祖坟时漫天狂风,仿佛大地裂开,周遭所有的鬼族全部迸出,而家里的孩子们一进了龙王庙休息,外面风就小了;再一出来,又大了,反复几次风才渐小。之后曾祖父与曾祖母并骨,长眠于这片土地之下。

从祖坟回到家中,在家门口会放一个水盆,水盆中有一把菜刀,每个人从盆上迈过去后,转身把菜刀翻个面,一连翻了十几回才收好,为的是以防带回那过路无家的野鬼孤魂。

曾祖父去世起,家中没了主心骨,家道立刻与先前判若云泥。终因还不上债务,在一九五〇年四月败家卖了房子,从黑芝麻胡同往东搬家到香饵胡同,一座仅一进七八间房的小院中。门洞尚有个“二起楼子”,供奉着曾祖父建庭公和曾祖母田氏夫人各二十四寸的大照片。照片中的曾祖父刮了个光头,双目有神。

曾祖去世后家里分了家。德容照相馆算在祖父名下。祖父的两个弟弟也会摄影,但顶了家中其他的买卖。自此,祖父全心都放在柜上,家中的孩子也多有帮忙,但德容仍是风雨飘摇,勉强维持。五十年代经营环境恶劣,人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生活。街道说不让养狗,连家里多年看家护院的大狼狗都被架上杠子抓走了,从此音信皆无,家人至今还在念叨。

照相馆客人时多时少,若赶上外出给单位、学校拍证件照能收入一些。很多时候,都要先收了客人的钱,告诉客人没底版了,请您明天再来。紧跟着拿客人的这点钱去进货,买了底版、劈柴和白菜,以供当天晚上的嚼谷,这样才能在第二天给客人照相。最小的照片能拍到半寸照,仅六分钱,虽然经营惨淡,但对于熟客或街坊邻居却从来不要钱。

一九五六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举压倒了群芳。很多私营照 相馆还要到那里去进货相纸和药水。一九五七年,德容照相馆公私合营,家中的相机等贵重器材一律归公,连暗房里的椅子、煤球炉子都没放过。在合营的前一天,祖父看到扁匣子里的底版还有一小块富裕,叫家族中最小的两个男孩(我的父亲和伯父)合了张影,这便是德容最后的一张照片。

照相馆的账目整整齐齐,曾有几大抽屉民国时开的票,后来都扔了。还曾有几块老匾,当劈柴烧了。家什都卖给打小鼓儿的(走街串巷收旧货的)了,二起楼子没了,二十四寸的照片也没了。

祖父被安排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商场照相馆去上班,算是有了公家的工资,每月七十元上下,他给家里分一半。再后来被调往北京丰台区云岗照相馆。那时的云岗只有一条破旧的黄土街道。他始终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永远闲不下来,不是记账,就是不停地擦抹桌案,对公家的买卖比自家时还上心。他在路上要倒三趟公共汽车,花费上三个钟头。他不管家,宁愿把时间都费在去照相馆的路上。

“文革”中红卫兵来到家里,看家中已穷得一无所有,用不着再抄一遍了。可就在临走时,有个人随手拿起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一纸证明:德容照相馆公私合营时的证明。红卫兵组织立刻找到祖父的单位——云岗照相馆。祖父因为舍不得扔这张证明而一礼拜没回家,被单位办了学习班,被批评为革命不彻底,总是想着自家的买卖。侯家的长孙曾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以图继承家业,却因家庭成分而未能录取。

“文革”后祖父退了休。一九八四年,他因肺气肿去世了。他终身是位照相馆里洗相片的老师傅。他为人和气,喜欢吃祖母做的芝麻酱糖饼,喜欢看两分钱一张的《北京晚报》。晚报每天都有谜语,他认真看认真猜,等第二天的报纸看谜底。他把每天的谜语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旁边用圆珠笔标注上谜底,像是重复当年照相馆的记账。他也曾热衷于买彩票盼着

得彩,但从来没中上过。

父亲成了知青,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待近十年,回来后家如敝屣,待我出生时,家中已无钱买糊窗户纸,天花板上能跑耗子,已接近房倒屋塌。父亲回来后还去了趟祖坟,凋敝如荒野,看坟户还在。而祖坟、阳宅连带松柏在一九九〇年亚运会以前被扫平,现已开辟成奥林匹克公园,除了那座龙王庙,连界桩都没留下。黑芝麻胡同的老宅几经易手,已不见原貌。后庭曾有棵大枣树,家兴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不可辨认矣。

德容的斜对面的照相馆叫久光,公私合营后成了北京照相馆,至今还在。我看到家中残存的一点老照片,看到公园里卖棉花糖的小 摊,我都会脑补出传说中的曾祖父带着祖父洗相片时的情景,尽管它们已无法凑成我家成员的编年史。百年来照相技术蹦着高儿般地发展,民国时没有上光机、放大机,也没有幻灯布景,而今这些都已不再使用。从曾祖父至我已四代,而玻璃底片在“文革”后彻底退出历史,连胶片都少有人用,而修版这手艺已绝了。

在一个阴雨天,天将傍晚,我悄悄溜到当年祖茔的地点,躲开奥林匹克公园里的保安,在地上抓了一大抔湿土带走,改天又去八宝山请了个骨灰盒把土封好存在家中。这就是我的祖宗,我不会忘记他们。

而曾祖父从事摄影的一生,最终没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

⊙ 刘 年· 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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