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的可能性

刘大先:青年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Youth Literature - - 出发 DEPARTURE - 文 / 刘大先

我与宋阿曼的两次见面皆因出差的机会,第一次是二〇一六年十月在西安召开的当代文学年会,她还在读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再见到是二〇一七年四月在南宁召开的“少数民族八〇后九〇后作家对话会”。两次见面,宋阿曼给我的印象是漂亮和沉静。我后来读到她的小说《午餐后航行》,却惊异地发现小说写了一个激烈而貌似离经叛道的年轻女孩何溪。这个人物有种没来由的原欲。不过读后又发现,年轻女孩何溪此前那些在日常道德中反常的行为最终被确认为是河溪(何溪)支流汇入大海的“正确的流向”之前的“倒流”,而最终她还是会融进一致的方向中。因而又使人觉得叙述者其实并没有那么叛逆,内心的惊涛骇浪,也许不过是在寻找“正确的流向”过程中的波澜。

女性欲望主题在小说创作中曾经一度被书写,尤其是在刚刚进入写作不久的女性作家那里,毕竟这是最为切己和方便的途径。不过宋阿曼倒是显示出一种早熟者的通透。从心理和生理上来说,女性普遍比男性要早熟一点,在对于世道人情的体察上这是一种优势,但往往这种体察里既有天性禀赋中的因素,也有因为天赋所带来的对于间接经验的汲取,后者反倒可能导致俗套的出 现——对于早熟者而言,直接经验的单薄是不可避免的,而更为深邃的逻辑与思辨还有待成长,通过教育与自我教育中得来的陈规容易奠定一个写作者最初的模式。我在宋阿曼的《普通乘客》《第九个人》《公孙画梦》《小亦庄》这些作品中都看到了一个学习者在自我训练时的机敏和巧妙,它们浮现出前代作家在故事、形象、结构与语言的隐约身影。这是初学者必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读者逐渐可以辨识出那些勤奋、有天赋、有潜力的写作者。

我觉得宋阿曼是一个有潜力的写作者,这种潜力体现在她的共情能力以及因为共情能力而带来的想象力。荷兰的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通过对灵长类动物行为的观察研究,提出了一种共情理论。简单点说,就是从生物演化的角度而言,感受他人的能力是一种生理本能,人人都有同情心,只是绝大多数人后知后觉而已。人们做出道德决策和判断,往往并没有经过脑子(理性)的缜密思考,情感先就做了决定。较之于普通大众,敏感的作家无疑是少数在本能上就能够在情感和情绪上先知先觉的人,他们可能从个体关注直观地就抵达了社会关怀,由“我”走向“我们”。在我看来,这基本上

可以说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合格的标志。而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途径就是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宋阿曼而言,她的经历中不可能涵盖中年危机、老年寂寞、漂泊生涯、矿工生活……较之于过于庞杂的现实,她很难做到直接在“人群中认识人群”,这些东西来自于她通过想象将那些零散得来的间接经验整合在一起,然后进行的形象化地表述。

《她从谜楼逃散》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含辛茹苦的老母亲和丈夫几乎将一辈子都搭在了先天脑瘫的大儿子身上,退休之后,丈夫又去世了,责任所带来的折磨和苦难似乎无穷无尽,眼见着还会搭进去学业有成的小儿子,后者出于对母亲的爱主动切断了自己的美好爱情和生活的多种选择可能。面对黑洞一样的未来,老母亲在绝望中决定毒死大儿子甚至自己,让所有人获得解脱。毒药已经买好,已经拌进了粥里,静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这个悬而未决的时刻从开篇就让小说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宋阿曼以克制而绵长的心理描写一再延宕着这个时刻,在延宕的过程中不断呈示出残酷与温馨交织的绵密生活。片刻即永恒,老母亲的责任构成了一座“谜楼”,而最终她能否从谜楼逃离,取决于责任向爱的升华。小说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叙述者不仅要展示老妇人激烈的内在交战,同时也在叩问敲打着读者的灵魂,强制性地逼迫着自我与他者的共情。支撑着这种共情的是对于人的情感与社会的温度的基本信任——它们也许已经或者从来都很稀薄,却也从来没有荡然无存。

这种细微的信任一直隐伏在宋阿曼的作品之中。我很喜欢她的《领灯》和《贤良》这样有质感的小说,没有太多已经成了窠臼的“先锋”技法,甚至还有些许生硬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设定,但是最终还是传递出现实的某些层面。失败者和底层的故事已经司空见惯,难得的是宋阿曼在一片阴霾和绝 望中写出了有情有义和患难互助——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也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但如果这点愿望都没有,那还要文学干什么呢?我们所知的人性黑暗还不够多吗?社会阴冷和烦琐丑陋还不够恶心?这里会涉及一个如何重新界定作家“自我”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宋阿曼,同时也是新一代作家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于内心(延伸到肉体和欲望)、精神(转化为抽象的灵魂和人性)、思辨(扩展为形而上学)的“自我”,由此伴生的是大规模的对于现代主义一系列手法与风格的借鉴,时至今日已经成了一种文学的定规,新生的作家在这种先天语境中生长首先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观念无意识。但时势变迁,如果新作家要想在文学史中铭写下自己的形象,必然要在继承中谋求扬弃,从而确立这个时代真正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仅仅来自于文学本身的熏陶,更要来自于生活给予的实际感受、体验、痛与爱、乐与怒。如此,他(她)才有可能在自己的文本中成为“他人的邻居”,他(她)的文本才不会成为与生活漠不相关的分立存在。

《贤良》里面有一个耐人玩味的情节,王晓龙在部队中学习认字读书,那种对于文章的隐秘的热爱将他从战友中区别开来。退伍之后在煤矿的工作让他更深入地理解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然而,这个时候的煤矿生活已经不同于孙少平时代的煤矿,显然,那些曾经让他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文章在现实中失效了——文学与生活之间发生了分离。如何重建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关联,这才是一个有追求的当下写作者所要思考的真正命题,也是使文学重新获得尊严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日益窄化的小群体中的自我安慰和自我瞒骗的途径。宋阿曼的作品部分地显示出缝合的努力。我相信她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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