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

方格子:浙江富阳人,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两度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排行榜,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双溪岸边》,小说集《冥冥花正开》《锦衣玉食的生活》《谁在暗夜里说,冷》;长篇非虚构《留守女人》《他乡是故乡》《一百年的暗与光》等。

Youth Literature - - 气声 象音 PHENOMENON VOICE - ⊙文 / 方格子

长篇纪实作品《留守女人》是作家方格子近年完成的心血之作,从多个角度书写了乡村留守妇女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为了完成该书,作者历时数年,横跨河南、安徽、浙江、福建、贵州等十几个省份,走访了一百多户留守家庭,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悲悯之心。此后,方格子又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深入麻风村,写出了以浙江省百年麻风病防治史为题材的长篇纪实作品《一百年的暗与光》。她的书写是将温情传递给那些被冷落的群体,更是意图呼唤社会对每一个生命的关爱。本文系作者根据在某些地方走访调查时的经历写成。(编者)

五月,我在安徽潜山天柱山下一个小村采访留守家庭,清晨五点多,我跟着住在山上的老方走了九里山路到学校。学校只有三十多个孩子,从学前班到五年级,六年级到中心小学就读,住校。我有心想留下来当十天半个月的支教老师,也好跟着孩子回家,我想借着家访,采访留守家庭。

我跟校长提出这个想法,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年轻的校长轻声拒绝了我:“老师很抱歉,学生还没有被家访的经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家访是怎么回事,我担心吓到他们。”

这没什么,我近两年的乡村行走,常常被拒绝。拒绝开门,拒绝跟我说话,拒绝让我进入某个村子。我已经习惯于形式不一的拒绝。

午餐时间,我找个角落,掏出一个苹果,一个面包,一瓶水,这是我的中餐,或者晚餐。有时连续几天,我都是这样完成我的一日三餐。咬一口苹果,很甜,就一口面包,很干,再喝一口水,甜的干的一股脑儿往肚里吞。微风走过,五月的花香弥漫。我想着这一天一天的行走,采访近百户留守家庭五百多个留守者,老人,妇女,孩子,我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完成我的留守三部曲了。

午休时间,我独自坐在教学楼的过道上,蓬勃的春天,蝴蝶翻飞,黑板报旧了,露出白

色的墙体。一行字浮现在黑板上,不是粉笔写的,像是用刀刻出来:青山不问人间事。

放学铃声响起,一个中年女子带了一个苹果来接她的两个孙儿——她居然有孙儿了。姐姐三年级,弟弟学前班。孩子的母亲生下弟弟后没坐满月子便跟着丈夫外出打工,姐弟俩跟着奶奶过,奶奶才四十八岁,罗大姐。

一路走着,才知道他们也住山上,就在我夜晚借宿的那个村子。这九里山路,罗大姐和这两个孙儿,是如何一路走着上学,傍晚又一路翻山越岭地回家?我想了想,追上罗大姐,我想帮她一起带孩子回山上的家。

我们七八个人,陆续走出校园,我背着小男孩,转身看了看,校长站在铁门内,羞涩地对我笑。我微微笑了笑,大声跟他告别,校长明天见。他没有搭腔,他有些歉意,我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因为拒绝我留下来支教,他感到抱歉。

山路蜿蜒,水田,旱地,我们顺着崎岖的小径,往山腰走。这条山路,以前常有人走,近十多年,山上小村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回来时,大都坐农村中巴,很少有人走山路回家。路过一个凉亭,一个菩萨端坐亭内,身上镶了五色油彩,看不出是哪路神仙,面相和善,加上菩萨端坐的底座不高,我们站着,无端地觉得菩萨亲切温和。

停下来休息,几个人七七八八瘫坐,男孩跟姐姐熟门熟路捉迷藏,躲到菩萨身后,男孩把菩萨手臂上的纱巾扯下来盖在头上。罗大姐一边把纱巾抓过来,挽到菩萨手臂,一边嗔怪孙子:“你看你又扯菩萨奶奶的纱巾了,菩萨奶奶保佑我们牛样高马样大狗样健。”

罗大姐嘴里念念有词,到山溪洗了手,反身回来站到菩萨跟前,祷告起来。

男孩从菩萨身后冲出来,撞到奶奶腰际,奶奶“哦哟”喊了一声,说:“罪过罪过。”男孩说:“奶奶跪,奶奶跪。”我们闲闲地坐着,山风徐徐吹过,我汗渍渍的脖子有些凉意。内心有些倦意,三天了,我记不得自己走了多少路,见了多少人。有一 次,坐在小店,看那些人打牌,为一块钱争得面红耳赤,他们的无聊迅速感染到了我,我怀疑自己行走的目的和意义。

奶奶念叨结束,我们重新上路。我背着小男孩,说翻山越岭,怎么都不为过。偶尔地,罗大姐停下来问我:“你写了能拿到钱吗?”

我笑着,不置可否,一闪念间,我会想到稿费,也想到这个项目有五万元的扶持资金,用于采访、写作、出版以及销售宣传。但我没有如实告诉他们,我固执地认为,这跟钱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写作有时候需要与金钱保持适度的距离。我越语焉不详,他们越是好奇,终于,老方停下来,说:“是政府让你来调查的吧?”顿一顿,又问:“你们写文章,能改变世界吗?”

他这么一说,罗大姐便觉得我怀揣了政府的好处,到这山村来,只是观光。她有些愤懑,脸色也阴沉了些,仿若我获得了很多便宜,而她吃亏。走了一段路,她忽然说:“你们公家人就是好,吃政府的,拿政府的,我们农民吃亏。祖祖辈辈都是吃亏的命。”

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每月有适度的工资收入,有舒适的办公。可是我突然想起我的姐妹来。她们年轻时躬身土地,她们十指粗糙,在锄头扁担泥土中埋葬青春和梦想。想起我两个姐姐的儿子,他们刚从学校出来,还没有工作,但是他们快乐,与世无争。他们大汗淋漓从篮球场回来,拐弯时,因在路口走得慢了点,被车上下来的三四个中青年打,青年人用墙角的竹片揍,用散落在地上的废红砖砸,我两个刚从职高出来的外甥,完全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打趴在地。

然后,租住在城西的二姐出去给人做钟点工,看到路口围着一些人,他们在议论那些人下手狠,像打仇人一样,打这两个愣头青。暮色里,我二姐无暇顾及这些,她越过人群,要去一户人家完成一天里最后一份钟点工的工作。二姐的电瓶车过去二三十米,忽然想起来什么,转过来,她扒拉开人群,看到她的儿子

满脸满头的血,看到我大姐的儿子她的外甥下巴裂了一个大口子,血淋淋往外涌。

我在临近事发现场不远的联建房的五楼的家,听楼下二姐带着哭音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我才知道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两个外甥被坚硬的车里下来的青年人,伤害着。而我那年被好运光顾,招聘进了文艺部门,成为吃皇粮的人。我这个吃皇粮的人,带着二姐去派出所看监控,可我居住的城乡接合部所有的监控都失灵,偶尔有一个路口监控可以用,路灯昏暗,那辆车疾驰而过,看不清车牌……

我的联想多么不合时宜,在这春风拂面的美好日子里,我行走他乡,心里却无限惦记二姐家。二姐夫二十年前在他乡,低血性缺钾,当地医生误诊为关节炎,他鲜活的生命在乡里小医生挂了三天盐水后,终于流光了最后一点钾元素,客死他乡。我的农民二姐,以及她的两个农民儿子,在城乡接合部,为谋得温饱,偶尔地也会捡一些废纸废饮料盒子,卖给收废纸的小贩。我不会跟老方说这些,也不会把这些略微的抱怨流露,我爱面子。

过了一座山,来到两座山中间的空地,这是一片杂草丛生的低洼湿地,我气喘吁吁地步步往上攀爬,过了这个山头,我们就能走到一片开阔地带,离我们住的村子不远了。

紫红的山果,常常吸引我们停顿,摘几颗吃。男孩晃着腿想下来,我不让,我说快到了,快到了。事实是,我已经背了他那么长的路程,不希望最后的那段崎岖山路,是他自己走完的——我的私心是,老方,罗大姐,还有那三四个孩子,一路见证了我的不易,是我背着男孩走了九里山路回家,我需要他们的认同。因为我的加入,他们回家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只要我们再努力一把,天黑前,我们定能回到村里。

我默默地沿着山路往上,只觉得右脚小腿处隐隐疼痛,我出生长大在山村,去往都市谋生后,很少再这样高强度地走山路,大约是我 的腿疲惫了,越走越疼,终于顶不住,弯腰,男孩顺势下了地。我捏了捏小腿,敲打敲打酸麻的双腿,感觉有什么不对劲,捋起裤管,看见了密密麻麻的蚂蟥——它们叮满我的小腿,吃饱了肚皮,身子胀成了圆球。我这辈子第一次被蚂蟥密集性地袭击,我惊恐得大叫起来,像坠入了无尽的深渊。

原先约好采访的村子,临近了,却被告知不欢迎我去。问原因,说最近村里新农村建设搬迁,村民正闹矛盾。“你是记者,村里不欢迎记者。”帮我联系的小李告诉我。我说我不是记者。“横竖你要写出来,怎么写都一样。”小李说。

任凭我怎么解释,未果。第二天,我摸索着到了汽车站,问了下一个要去的村子,叫土坡地村,我坐上中巴,一路颠簸着出发了。快到村口时,乘客差不多下了车,司机回头,一眼看到我,猛然想起来还有一个乘客,问我去哪里,我说到土坡地村。他说:“你就是那个记者?”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明白。

司机掉转车头,路不好,车颠簸十几分钟,停下,车门打开,司机没好气地说:“别多事,走吧。”我再想说些什么,司机一脸鄙夷,我自感无趣,下了车。刚站稳,一辆摩托车停在我身边,问我上哪儿。我想了想,说:“土坡地村。”摩托车主头一偏,示意我上车,我窃喜,赶紧坐到后座。他说坐稳咯,往前一冲,摩托车飙出去十几米远。我开始打听他的情况,家里几个人,家人都在哪儿,他一一作答。等我再想深入地了解村里的情况时,却发现已经在刚才出发的汽车站了。我说错了,我要去土坡地村。“下来,该去哪儿去那儿。”摩托车没有熄火,突突突地响着。

我不再纠缠,掏钱付车费,他摆摆手,说:“前些日子,有几个人冒充修房子隔山架

梁,到村里转悠,被打成脑震荡拖回去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的,犯得着吗?”

在河南,我辗转联系上一个煤矿,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挖煤工,我决定采访他们。不承想进煤矿比进村还费劲,他们都认为我是披着作家外衣的记者,到煤矿就是为了抓到新闻点给曝光,然后赚取高额稿费。

商丘无果,辗转永城。有人说,永城的大半个城市,地下是空的,成千上万的人,在深井挖煤。又是一番波折,好不容易有一个税务官愿意带我去一家煤矿,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在煤矿。我不知道此行能带给我什么,甚至于,作为一个要记录中国留守家庭的作家,这样的采访是否能够触及中国农村的内核,我没有把握。再者,我只是记录。

常常听到周边有这样的声音:“你是不是要揭露阴暗面?”我无语。四十岁以后,对于世界,对于自我,我有了更多的宽容。

十月的豫东,有些寒意了。那天大雨,税务官借了一辆工具车,一路颠簸着,在黑色的道路往前。路面坑坑洼洼,有时过一个坑,人被抛起来,头撞到车棚顶,会有片刻的晕眩。

快到目的地时,税务官联系了他的远方亲戚,对方又说不让我进去了。我懊丧不已,湿答答的路,破旧的车厢里浓烈的腐酸味,我用力拍打车门,要下车。终于忍不住,把中午在医院餐厅吃的那份中餐吐了出来。

天色渐渐暗了,我跟税务员茫然地站在路上,两旁的杨树,平添了一份秋雨的惆怅。我在心里暗暗盘算:这次出门,舟车劳顿,花在路上的费用,占据了我本次出行的大半预算,且毫无收获。时不时涌上来放弃的念头,又被我沾满泥浆的鞋子给踩下去。我看着税务官,他有些抱歉地看着我。我跟他其实不太熟。他是我联系了远在西藏拍片的老师,再通过另外三个人联系上的。税务官原是安徽人,家在跟 永城交界的一个小县城。税务官热忱、真诚,但是,这并非代表他可以帮我一路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为我的采访做好平缓的铺垫。我说:“回吧。不走了。”税务官脸色开朗起来,掉转车头,雨下得更大了,车窗上,雨滴连接成水流飞快地往后歪歪扭扭吹了去。我闭上眼,无措地再一次想起我的费用,忽然一个急刹车,税务官双手在方向盘上打转,他掉转车头,一直往前冲。“你写这个有用吗?”税务官忽然问。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用。”他不再说话,开着似乎快要散架的工具车,黄昏时分,停在了一个黑漆漆的路口。

下车,远远看过去,锈迹斑斑的两扇铁门,跟我想象中的煤矿不一样。我所有对于煤矿的了解,来自于有限的影视画面,这两扇紧闭的铁门,和我想象中的煤矿形象相去甚远。我失望至极,重又坐回车上。税务官开始打电话,透过玻璃窗,我看到一个中国小公务员的低卑,他把手机紧紧贴右耳上,对着空气点头哈腰。然后,他敲车门,示意我下车,我刚跨下车,他一把拉着我就跑,我不明就里,惊吓之余,跟着他的步伐往前,大铁门边上,一扇木头小门开了,我们缩进门里,门悄悄合上。

当然我没有采访到什么,税务官的远方亲戚是一个瓦斯监控员,为了让我能够进入这个大门,他关了监控三十秒。三十秒里,所有的监控都将看不见,我们被屏蔽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们在瓦斯监控室里心照不宣,没有谈到任何关于煤矿上的事,采访结束,我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信息。

我要写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民,他们如何背井离乡,或者如何坚守那片贫瘠的土地,我对自己即将完成的书稿,早已有了既定的模板。本该马上离开,这里没有我要的素材,然而,在这间远离故乡的小小的瓦斯监控室,我安静地坐了两个多小时。瓦斯监控员给我讲解瓦斯浓度的数据(偶尔的瓦斯爆炸事件,他不会在这里披露),我偶尔看看监控器

上我完全看不懂的数据、图案,偶尔无聊地看着漆黑一片的荒原。

后来,税务官发给我一组照片,我戴着矿灯帽,穿着宽大的工装,像一个在地下工作了十多个小时的矿工刚从井下上来。这一组照片,适时地告诉不明就里的人,我如何在不可知的地下采访,又幸运地活下来,重见阳光。

孙家庄,是我行走两年的最后一站。村子里有座教堂,在通往村庄的路上,有红色油漆画成的十字架。

我在这里借宿,住户有个宽大的院子,住着一个老人。这一天,比往常热了一些,奶奶独自住平房,院子空旷,右侧院门边,一个破砖头搭起来的空间,是她的茅房。晚上,我喝了奶奶做的南瓜面汤糊糊,我的肠胃不适应这样的食物。夜晚,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的肠胃在翻江倒海,想呕吐,又想拉,辗转反侧,不敢起床。肠胃每蠕动一次,膀胱就负累一次。我做梦,全身奇痒,长出很多疹子来,我害怕,担忧,对家念想。我在手机上查红斑狼疮的各种症状。我想我要死了。我刚学会用微信,我想在微信朋友圈呼救,可我如何跟人描述我这难以启齿的情景呢?其实,我应该起床,蹲到院门右侧的茅坑解决问题。可我害怕,外面黑漆漆的,总感觉门外是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他们的魂魄从他乡归来,要把我这个陌生的来窥探他们生活的女子永远地留在豫东这片土地。忧惧的情绪紧紧控制了我的灵魂。

我最终发了一条微信:“我在荒原,给你写信。”文字安静,图片是一朵莲花开放在暗夜。然后,我对自己说:“如果明天起来,我还活着,我要热爱自己的身体,包括心灵。”

第二天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太阳升到平 房右侧第一个窗户时,九十五岁的奶奶在吃早餐。她一天只吃两餐,每一餐吃的都一样,南瓜面汤糊糊。她早已经失去听力,她看天看云劳作,用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安排她的人生。傍晚,她关上院门,用井水冲澡,裸露着上身,她疑惑我为什么不把身子晾出来。我们坐在院子里,奶奶因为听不见,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高声重复一次。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跟这位奶奶前世应该是一家人,我甚至想到我们这个姓氏(我真名姓应)最早是从中原迁移到南方的。这一刻,即便家人没有给我电话,我也不再觉得被遗忘。

熬过一个夜晚,我再也不敢喝面汤糊糊,每天都去小摊买馍,奶奶见我不喝她做的中餐,觉得亏待了我。隔一天,我离开奶奶家,去往另一个村子,路过一条杨树密布的小路。一群羊正在吃草,一个男孩正抱着小羊羔,他的妈妈在不远处打毛衣。这一刻,她是不是我要的采访对象,她是否是留守女人,都不重要,我要抱抱小羊羔,那似乎是我离开故乡二十年后,第一次觉得应该有那么一只温驯的小羊羔依偎在我怀里,像是故乡对我的抚慰。

我抱着羊羔,内心有瞬间的感动,甚至想落泪。我请男孩的妈妈给我拍照,照片看起来,我身穿白色棉布衣服,头戴米色草编凉帽,怀中抱着洁白的羔羊很温驯。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四肢僵硬,一直在挣扎,它紧张、恐惧,犹如我在他乡的恐惧。

离开羊群,路过八月的苹果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还长在树上的苹果。那些青嫩的果子缀满枝头,密密麻麻的,偶有一些红了的果子,在广袤的平原,烟火一样绽放,又烟火一样寂灭。它们有好听的名字,青冠。

树底下,一些果子掉落,我捡起来,咬一口,还很酸涩,如我这不知所措的人生。但终究有甜驻留在舌尖,生活显出和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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