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深渊与人生的悖论式情境——关于杨方的《苏梅的窗子》

徐 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近几年来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专著三部。

Youth Literature - - 小说 - ⊙文/徐 勇

杨方的小说,似乎对死亡叙事情有独钟,比如《城南哀歌》《风吹木札尔特》,以及《不会是世界尽头》,都笼罩着死神的影子,这一篇《苏梅的窗子》更是以一个意外死亡事件起笔。以意外死亡事件起笔的小说,在文学史并不少见,远的有茅盾的《子夜》,近的有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对于茅盾和阿乙来说,他们是想以死亡事件及其随之而来的葬礼,作为整个故事的扭结和线头,各路人马借此出场,各种矛盾借此展开。如果说茅盾侧重外在的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剖析,阿乙倾向于人物塑造,杨方则与他们都不太一样。表面看来,杨方也是借意外死亡事件,集中展现各色人等,但她侧重的不是事件本身,甚至也不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杨方是想通过意外死亡这一事件让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围绕要不要报警,葬礼如何展开,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做出不同的反应或表态,以此勘探人的本性或本心。虽然说杨方的这一小说,社会指向及其语境都较模糊,但这正是杨方小说的特点,她有意淡化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及时代背景,她想在这种淡化中凸显自己对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

诗人杨方从事小说写作不久。本以为,自诗歌写作的跳跃式构思转向小说叙事的绵密细致,需要一个过程。《苏梅的窗子》的出现终是让人大吃一惊。小说对叙事进程的沉着把握,人物性格的差别塑造,及其叙事结构的冷静处理,充分显示出杨方的高超叙事能力。这一小说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诸如叙述者“我”、大姐苏梅、大姐夫、高峰、大姐的大女儿胡灵、二女儿胡翩翩、胡灵的男友信、二姐、三姐、父亲、母亲、二姨、表姐、舅舅、舅妈,以及小编等等。虽然杨方无意于去塑造这些人物,但她通过寥寥几笔就把这些人物写得跃然纸上,不能不说是她的功力所在。但作者的重心似乎不在于此,甚至她的叙述重心也不在于大姐意外死亡原因的勘探,虽然说大姐的意外死亡事件疑窦重重,作者也试图揭示出这一谜底。她只是想通过叙述者“我”的观察视角,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反讽的和审视的距离中,借以完成对众人、自己以及大姐短暂一生的审视或反省。

换言之,大姐的死,就像“所指”缺失的滑动“能指”,在这一向“所指”的滑动(即谜底的勘探和揭示)的过程中,呈现出来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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