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去生活,再去写作?

——“现实主义“三人谈

Youth Literature - - 声音 - 文 / 于 枭 来颖燕 梅 驿 ▲于枭

于 枭:评论家,就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来颖燕:评论家,就职于上海文学杂志社。梅 驿:作家,就职于长城杂志社。 特邀栏目主持:金赫楠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原则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观察、理解和表达世界的方法和路径的现实主义,时到今日,依然有太多话题需要讨论。本期“青年漫笔”,邀请到来颖燕、梅驿、于枭三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结合各自的阅读与写作、生活与经验,各抒己见。

当我们谈论现实主义,我们在谈论什么

“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概从它产生之始就势必麻烦缠身,至少我们一贯认为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就对其意见颇多,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憎恨人们时下流行称为现实主义的东西,虽然他们奉我为这方面的权威。”福楼拜的反感一方面来自于对当时美术界写实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来自于跟风研究者们站在反浪漫主义立场中对现实主义模糊又粗糙的定义。相比起来,为本书作序的波德莱尔的态度更加恶劣,他痛斥道,现实主义就是“为无能之辈指明书写琐事而不是进行创 新的模糊、狡猾的术语”。

现在看来,几位先贤似乎对“现实主义”太过严厉,然而现实主义在与浪漫主义分庭抗礼出现的第一刻起,确实就面临着天生的自我阐释的困难——古典主义之后的文学枝杈是朝着四面八方延展而去的,按照现实主义者最初的划分标准,如果以排斥浪漫主义为出发点,那么这个定义的更新速度必然完全跟不上浪漫主义以外文学本体延伸的广度与宽度;文学发展越宽越远这个定义就显得越单薄越尴尬,如果按照“现实性”为出发点, “现实性”或者说“真实性”本身在高度文

明的社会中也具有非常不稳定的属性——因为人类社会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向着反完成方向发展,苏格拉底圆圈越来越大,那些已完成已固定已结束的进程重新进入了新的认识过程,“现实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量。

所以,当达米安·格兰特在他的《现实主义》宣传册中列举了诸如批判现实主义、动态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战争现实主义、主观现实主义、上层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三十余个现实主义流派后,无奈地声称“现实主义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靠不住的概念,我不想陷入为现实主义下定义的泥沼”。而《批评术语》一书则给出了多达四十个不同前缀的现实主义,坦诚地说“现实主义长期以来变动不居,以致它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指向困难和阐释困难”。举个例子来说,十九世纪末,俄罗斯学界已然把意识流先驱普鲁斯特和象征主义导师波德莱尔的作品更多地纳入现实主义视野中来研究,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大概是“内心深处现实主义”的概念,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现实主义的界定到底是什么?而它的边际大概在哪里?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在现代同样也遭遇到了类似的挑战,在无数次讨论和争吵中,利里安·弗斯特在《浪漫主义》一书中抱怨“谁试图为浪漫主义下定义,谁就在做一件冒险的事。浪漫主义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意义,以致它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这句话放在现实主义身上却显得更加适用,因为现实主义膨胀泛化的速度和广度要远比浪漫主义惊人得多,在加洛蒂一九六三年发表了《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后不久,伊格尔顿就激烈地批评回应“没有界线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成其为概念,正如没有堤岸的河流可以是一个湖泊或大海,但它肯定不是河流”。伊格尔顿的批评当然中肯在理,把“无边”加给任何一个文学思潮都显得太过激进和大胆,然而“无边”这个词确实从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对艺术新经验无辨别吸收的某种优势或某种困境——当售货员不能够或者仅仅是懒得去辨别一位女性顾客的长相、身材、学识、财富、年龄、喜好、情绪或其他身份标签的时候,叫一声“美女”无论是否得体准确,至少没错就是了。所以,不同于现代主义及其后各型各样棱角分明的文学潮流,当我们谈起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形象的、固定的、可以被准确丈量的实体,而是一段庞大的、流动的、充满变数与杂质的文学断代史。而这个学术难题的存在反而赋予了我们当代人可以轻易谈论现实主义的能力,因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无论此时此刻我们在谈及什么,它大概就是现实主义的某一个片段没有错,总能或多或少得到某些现实主义流派的学术支持,这也正是当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既开放包容、体量巨大,又良莠不齐、高产低效的原因之一。

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误读现实主义上表现在两个极端。其中一个极端便是过分泛化或矮化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概念,这点突出表现在写作者对历史或战争体裁长篇小说创作的过分热忱,盲目地把文章时代跨度、笔下人物寡众以及全篇字数多少作为衡量现实性的标准,动不动就跨度上百年、人物上百个、字数上百万,忽视现实主义反映客观现实、反映历史真实的根本要求,写作前不做深入调查考究,照猫画虎,赶时赶工,然而故事单薄、人物扁平、叙事多余,印出来便成了废纸——殊不知《白鹿原》主要内容的时间跨度前后也就四十来年,写作过程却耗费了作者毕生的精力。另外一个极端是过分窄化现实主义的创作的手法,这点在中国可能比上一点还要更加严重,很多作家披着当代经验的外衣,喊着最新潮的口号,继续顽守几十年前的现实主义创作教条,有意造假或无意造假,以口号为纲领、以政策为内容,丝毫不去理会了解发生在中国当下的社

会变动,接着在文学里搞“三突出”“高大全”“以……为纲”等等虚无缥缈的运动,打着现实主义的幌子搞着现实主义最为反对的东西,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反映生活还是提供经验上都毫无价值。事实证明,类似于《虹南作战史》《西沙儿女》,甚至是《红旗谱》《创业史》的作品,我们实在是很难把它们与真实的历史认识和经验匹配,这些作品的存在反而反映了当时时代的某种病态。而当下写作者的这类创作,也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文学创作的某种病态。

谈到现实主义我们不得不谈谈“生活”和“经验”这两个词,因为无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定义有多宽泛或者创作的手法有多严苛,反映现实的真实、塑造典型的真实和还原历史的真实,都是所有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要遵守的清规戒律,无论是矮化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概念还是窄化现实主义的创作的手法,都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生活”和“经验”要求的无视,必然将导致作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缺失,不会因为现实主义文学天然具有社会教化和记录历史的功用,然而这点现实主义文学的“额外绩点”却往往被放大,代替“生活”和“经验”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属性”面目出现。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因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但绝不意味着“小说就救得了中国人”。在这里不仅小说的功能被过分放大了,现实主义文学也被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实,这完全是多余的嘱托,因为五四之后,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之后,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疯狂地接受并模仿了西方自现代主义以来的所有流派的主义和精神,创作技巧和手法有了较大的改变,但现实主义精神却是从文化救亡图存以来一直保留在中 国文学创作的精神图腾之中的,写作手法变化越大、写作态度越激进,反而越有可能成就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者,这一点同样在小说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余华、刘震云等急先锋,在停下脚步的时候依然可以创作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地鸡毛》等新写实主义作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反之,为了现实而现实、为了主义而主义的要求只能把文学创作逼上伪现实主义的方向,柳青在《创业史》中着力塑造的“高大全”的梁生宝反而远远没有畏手畏脚、首鼠两端的梁三老汉令人难忘,赛珍珠站在西方人立场上看中国的《大地》或莫言为西方人提供的他们眼中什么应该是中国的《丰乳肥臀》,不能让中国人产生共鸣的原因大致也在这里。

在这个问题上,李云雷的观点可能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他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影响深远,也发展出不少艺术流派……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这些基础上,我依然认为,当前中国文学界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先在的‘批判’或直接将其视作‘荒诞’,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理念或方法,而是要以一种清醒、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做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当下,我们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然没有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有些作者会走了歪路,或钻了空子。

在现实主义产生之初各派学者争论不休的时候,瓦雷里揶揄他们说“酒瓶上的标签既不能醉人也不能解渴”,而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先去生活,再去写作,最后再谈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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