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堡的伊丽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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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意大利的第三年,接到了伊丽莎白的求助电话。那是一串长到模糊的数字,打在了国内的手机号上。对于这样暧昧不明的号码,本来是不必接听的,但我仍然好奇。这些年我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通话质量很差。库内奥的通信网络一直都很糟糕。电话让人口吃,划掉了乱七八糟的动名词语助词。划得电光石火,让人耳朵生烟。有一次一家晋城的整形医院打电话来,我在声音的动荡中花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发现对方不是朋友。整形科在电话那边讲解了垫鼻梁的优惠,说,五一了,我们这里有优惠活动,买一送一,您可以和闺密一起来,或者我们帮你组团。我说不了,谢谢,我没有闺密,我的鼻子也不需要重新整修。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挂掉了电话。我很久没 有接到来自晋城的消息了,忍不住想要延长废话的时间,然而声线消失得过于迅捷,连尾巴都没有。如果不是欧美丽民营整形科提醒,我都忘记了五一还有三天假,国内各大商场网站上都有相应的活动。上网干看了半天,想要拥有某种东西的欲念却丝毫没有来临。在意大利,我戒掉了购物欲。这边有丰富的范思哲阿玛尼古驰普拉达芬迪杰尼亚菲拉格慕纳宝缇嘉杜嘉班纳法拉利兰博基尼帕格尼玛莎拉蒂宝格丽宝曼兰朵布契拉提蒙娜丽莎,但是我没有钱。

我也没有闺密。这些年仅剩下几个联系不多的女朋友。有时候想,交朋友也是得有点价值的。像我,一无所有,朋友也是奢侈品。

伊丽莎白是怎么找到我,到后来我才知晓。但那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只不过,那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的时候有一点惊奇。因为我们有十年未曾谋面。这期间我们

如地壳板块一样持续运动,不断受到挤拉,形成了褶皱。也许,只是我形成了褶皱,因为我是有弹性的岩石。但是伊丽莎白呢?也许她是断层,断层发生在坚硬的岩石里,因为坚硬才会断裂,像非洲大裂谷那样。

我记性不好,伊丽莎白圆脸颊还是方下巴,在脑海里一片混沌。隐约记得,她个子不高,大约比我还要低三公分,也就是一米五五的样子吧。在欧洲,尤其是北欧,我们是小矮人,连公共自行车骑起来都费劲。

她在电话里说,贝蒂,我已经在医院躺了整整三个月,我需要你。

那时正值暑假的后半段,我在库内奥,没事干,教房东家的两个七岁的孩子写书法。每个小时十欧元,一个月十次课。我住着的那家,是一栋小型的二层别墅,外墙上爬着紫藤,院子不是很大,支一只圆桌摆三把白色塑料椅子就占了一小半。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全家人用来晾衣服的薄荷绿收纳衣架。房东是一对老夫妇,我住了一年也没有向人家打听从前他们做什么。孩子们假期才来。整个屋子有三个房间,二楼给我用,但是没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是最不方便的地方。价格已经算是优惠了,每个月四百欧元。

我推开木格子窗。库内奥靠北,挨着阿尔卑斯山,气候不算热,所以好多时候我会拉下小木窗。半下午,一棱一棱的阳光从小圆孔和长条缝隙里漏进来,像一群句号和破折号在集会。在意大利,我还没有见到过纱窗,窗户们都不穿衬裙,打开了,房间的内里轰然骤现。我时常替它们感到一阵羞涩,但是我需要气体的流动。流动中我们一起举办欢迎蚊虫的仪式。不过讲真的,蚊子有一些,苍蝇却没有怎么见到。

一阵风冲了进来,不够清爽但也不绵密,有很多呼吸的缝隙。忽然就闻到了自己身上六神花露水的残香。那瓶195毫升的淡绿色液体被我用到了它的脚踝处,我准备到几个街区之外的另一家华商超市里找找看。那 时候已近黄昏,楼下的夫妇正坐在院子里,每人面前一罐啤酒,他们没有交谈,四周都很寂静。远处的街面上也没有人。库内奥是个死寂的城市。这样很好。似乎这样安静,我手机的信号会更好一些,对方的话就不会再磨磨蹭蹭犹豫不决地走到我的耳朵里面来。

你怎么了?我问。求求你来。她说。我先加你微信。她说。Elizabeth210,这是我的微信号。她说。电话断掉了。我在窗口又站了一小会儿,院子的外墙,有一棵橘树,年纪不大的样子,还没有长到房子的肩膀上。湛蓝色浮在树的头顶,白色云絮踩着气流,不断变化。手机屏还亮着,于是想,要不要发个微信问问国内的朋友,米兰达,或者别的哪一个。但是我很快放弃了。因为晋城已是深夜。也或者,我根本懒得联系任何人。

大概五分钟之后,加好微信的Elizabeth210发了地图给我,还有一个联系电话。是她的室友的。那是个台湾人,没有用微信,留下了Skype账号。

两天后,我带着两千三百欧的现金,前往马尔堡。

那是我所剩的最后的钱。有一年多,我常常站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但是到那时我还好好地活着。这笔钱如果省一点,差不多还可以用三个月,撑到圣诞节,米兰的一个朋友会给我找到促销的职位。整整一个多月的打折季,我们最后还是要挣中国人的钱。运气好一点的话,最后搞到三五千欧也不是没有可能。

出国前,我接受了从方方面面涌来的压力,开始我努力清洁这些压力留下的水渍,后来就不堪重负,人们的口水像是山洪一样

灌进了我的耳朵,把我的内里冲得七零八落,多少次我在溃散中自己都会感到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很愚蠢地活着。

谁能够想到呢,十几年之前,我们对到国外念书镀金还有憧憬,但是现在,放开近在家门口的蛋糕不吃,却跑到经济崩溃的意大利来了。我们之中,也许只有米兰达头脑最清晰。她一开始开了一个德语培训班,后来发现生源越来越少,马上就转头投资别的。后来做微商卖了一阵子枣加核桃,后来卖TXT,接着又是火锅料和灌肠,竟然大赚一笔。

反正,现在语言都不重要了,中国话到哪里都好用,实在不行再会点英语就可以。以后小语种根本就不必学。米兰达说。我想她大概所言不虚。在中国,很多有意义的人生已经和钱熔铸在一起。

而第一次到达达芬奇机场,哪怕不懂任何语言,也可以抬头看到顶上的中文指示牌。

从前,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是条条大路通中国。总是逆流而行,我活得非常失败。吃完一只面包,我的晚餐还剩半杯牛奶。我只有一只红酒杯,装水装牛奶装果汁,当然,最开始装的是红酒。只不过一个人喝酒太寂寞了。我一个人开始喝的时候才感觉到。甚至,有时候我并不感到寂寞,但当我开始一个人喝酒的时候,寂寞就来了。后来我就很少喝酒了。

我走到书桌前打开了电脑。不知不觉,开始查去马尔堡的路线。要不要去马尔堡,我根本就没有思考这件事。

只不过,马尔堡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象的都要遥远。在电脑上查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了两条还算合理的到马尔堡的路线,我把它们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方案一:火车—飞机—火车(2017年8月8日至8月9日) ①火车行程

13:24—14:35 库内奥—都灵 7欧15:00—16:00 都灵—米兰(中央火车站) 25.9欧

米兰(中央火车站)—米兰贝加莫机场(大巴,历时1小时多一点) 5欧②飞机行程

21:00—22:20 米兰—法兰克福 15欧(机票)+31欧(行李)

宿法兰克福 50欧③火车行程(次日) 04:49—05:50 法兰克福—马尔堡 19.9欧行程花费总计:153.8欧

方案二:全程火车(2017年8月8至8月9日)

7:24—8:35 库内奥—都灵 7欧9:05—10:05 都灵—米兰 25.9欧11:23—18:59 米兰—法兰克福 183欧宿法兰克福 50欧

第二天

10:02—11:19 法兰克福—马尔堡 19.9欧行程花费总计:285.8欧其实,对比之下,从北京到马尔堡反而更便捷。每天,有十来趟航班可以直接飞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只要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会到达目的地。如果,伊丽莎白没有找我,而是去找了国内随便一个什么人,说不定要比我行动迅速得多。

我们,大概有十年没有见到了。在网页上折腾的时候我想,伊丽莎白知道我在意大利吗?也许她找到我只是因为我的手机号没有变过。在万变的时事中,不变会变得十分特别。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被选中的那一个。我们的情谊,只有那短短的三四个月在301的自习时光。整个大学生活中,没有谁和谁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点也不奇怪。就好像,我们系几十年里没有举行过一次同窗会。每年校庆,别的系都红火热闹

地有聚会,我们的系友却从来没有聚到一起过。大家天涯海角,海角天涯。此时彼时,我们都千差万别。

大学三年级下半学期,蒙罗、米兰达、伊丽莎白,还有我,会在傍晚,每人手里捏一只饱含着黑褐酱料的土豆丝鸡蛋卷饼,穿过一条据说是用苏联人盖房子剩下的红砖头边角料堆出来的林荫小道,回系里的听力教室上自习。

听力教室一般不作为自习室开放。我们专业人少,早早和门卫大爷混熟了。

301不大,有一个个灰白的小隔间,每一个隔间的右上角都标有蓝色序号,三排,十八个格子。A6、B3、C1,这几个是蒙罗、米兰达和伊丽莎白喜欢坐的位置。我一般坐在讲台,桌面上嵌着机器,负责给她们放录音。有时候很无聊,就学着老师的样子,叫号点人回答问题,这样被点到,伊丽莎白都会紧张。

我们做了很多听力练习,几乎把一到三年级的练习册统统做了一遍。后来听力材料比较匮乏了,就到系里刻录了几版德语《格林童话》,故事不很复杂,夜晚都很安静。德语单词浮在小格子的上空,随着录音带的滚动越来越密集。我坐在没有格子的讲台上,看A6、B3、C1,她们被大舌音小舌音赫赫出来的黏液裹成了一只只透明的茧。A6和B3有时候戳破茧,叫我倒带重听某个单词,或者叫我换下一盘找到某一个故事,只有C1始终很安静,就和她在真实的课堂上一样。不过,有一天,沉默的伊丽莎白罕见地发出了声音,就像是聋哑之人找到自己藏匿的珍贵的嘴巴,她说:马尔堡应该很漂亮。那我们就到马尔堡去。马尔堡是德国的一个小城,雅各布和威廉在那里学习生活的时候收集整理出了《格林童话》。我们的背包里每天都装着德语词典《Deutsches W rterbuch》。Die Gebrüder Grimm对于我们不像是甜美而是乏味。但这 不妨碍我们想象马尔堡的城堡、灰姑娘水晶鞋、七个小矮人,还有小红帽。

有一天,我们在301听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故事;讲一个乐师,他很孤独,希望有一个朋友,于是带着小提琴到森林里去拉。琴声优美,前前后后吸引了狼、狐狸、兔子。但是这些对他友好的动物出现之后,他反而陷害了它们,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将其困住。最终乐师遇到了一个樵夫,动物们集体来寻隙报仇的时候,樵夫帮助乐师完美吓跑了所有的小动物。故事的最后,乐师感谢樵夫,对着他拉起了动听的小提琴曲。这是个什么鬼。蒙罗说。麻辣个鸡。米兰达说。我没听懂。我说。为什么跑到森林里拉琴找朋友。森林里能遇到什么朋友。伊丽莎白说。

那些小动物因为喜欢他拉琴才出现的,为什么莫名其妙要害它们。伊丽莎白又说。一点也不像童话。第二天我们去重囍城中村排队买饱含着黑褐酱料的土豆丝鸡蛋卷饼的时候,伊丽莎白还记着那个故事。

出门的那天中午忽然下了暴雨。我举着一把十骨大黑伞帮房东先生吉亚卡摩遮雨。以前我撑这把伞,他总是会说:琳,你看上去很不协调,这把伞太大了。但是那天他感受到了这把对于五英尺二英寸小矮人过于巨大的伞的力量。他正在往旁边的小仓库搬小花园里的桌椅板凳和晾衣架。喜鹊跟在他的身后,湿淋淋的。喜鹊是一只瘦弱的猫,吉亚卡摩说它的肠子被切掉了三分之一,他们都以为它活不过来了。但是,真是奇迹。

琳,你知道,这是生命的力量。吉亚卡摩说。

但是我常常想,这是一种幸运。不被

遗弃的幸运。因为喜鹊,吉亚卡摩至少花了一千欧的治疗费。但是吉亚卡摩从来没有放弃她。

在意大利,宠物不会被随便丢弃。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四年,这个国家最终通过了制裁遗弃宠物行为的法律:抛弃宠物可面临上至一万欧元的罚款和最长达一年的监狱监禁。开始,一些留学生还敢随便养个宠物,过几年回国的时候就扔在当地,后来大家就都不敢这样做了,要么将宠物带回国,要么就是找人依次传承善待。有一些地方法案要求所有的宠物主人为自己的宠物植入芯片,目的是跟踪宠物,同时也可以留意主人。当带有芯片的宠物丢失,根据芯片记录的资料就可以找到主人,这可以威慑那些“故意安排”自己的宠物丢失的人。

喜鹊的脖子上就有这么一个大头针大小的东西,通过注射器注入她的后脖子的皮下。因为猫狗的后脖子皮肤较厚,神经较少,所以注射过程完全没有痛苦。此后,喜鹊的姓名、年龄、性别,家长的姓名、住址和电话,甚至她的健康状况、是否绝育等信息被监控得一清二楚。芯片的信息可以通过一个手持的终端扫描仪读到。扫描仪有吉亚卡摩一个手掌大,贴近喜鹊的后脖子处,数据信息就显示在扫描仪上了。

只不过,喜鹊被注射芯片是在遇到吉亚卡摩之后。他们给她治了病,收养了她。而在此之前,喜鹊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被留学生遗弃的可怜家伙。那个人只给她了一个名字。

从此之后,喜鹊不用害怕再次被遗弃。但是她总是跟着吉亚卡摩。

如果人也可以被植入芯片,是不是也不会被遗弃。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我想。权衡之下,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方案一的行程安排。虽然火车飞机来回倒有点麻烦,但是可以省下来一百多欧。如果加上返程,那就是两三百欧。

我就这么斤斤计较地出了门,带着所有钱。伊丽莎白遇到了大麻烦。我想过好几遍,似乎就已经准备好了放弃了继续拥有我仅剩的积蓄的念头,但是我还是想要节省一点。这是贫穷的习惯。

库内奥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平时没什么乘客,上车下车都需要自己开门。从吉亚卡摩家走到车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就那么短暂的十分钟,雨已经停了。等车的时候,我想吉亚卡摩是不是又从仓库里往外搬那些东西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干脆就会把那些东西一直扔在院子里。

但是如果那样,它们很快就会烂掉吧。在雨水里烂掉。吉亚卡摩是有道理的。那张白色的塑料小圆桌和几只配套小椅子到现在还白白净净,都是被珍惜和厚待的结果。我从未这样做过。我有过很多很多,它们全部都在雨水里烂掉了。

我把那烂成一团即将发酵的我的败絮扔在中国的土地上。

毕业很多年以后,大家的联络渐次减少。蒙罗到了美国,我来了意大利。我的很多朋友知道我要到意大利来的时候,都关切地问是要读博士学位吗?或者说以后会是做大画家吧,一张画卖个几百万上千万,你就发达啦。

我安慰他们,没有读博士学位,我也成不了伟大的画家,以后回国,还是会继续老老实实教孩子们西方艺术史。从前教的时候,毕竟没有底气,一个土生土长的晋城人,讲什么西方艺术史,真是不可信的。朋友们都松了一口气。最开始我在罗马,那里有大片的中国人,密密麻麻。只不过和国内的密度相比,好比是还没有上过浆的油画布,有缝隙,颜料涂上去,会马上有油脂从麻纱的孔洞里漏出来。一个佛美毕业的男人是我的中介,他带着我在罗马绕了三圈,合适的房子似乎

都被中国人租住,最后的合租者也只有中国人。他语言很差,黑框眼镜保存不住眼神。他常常目光涣散,一不小心目光就会溢出镜框。我只好搬到学校公寓去,比外面贵很多,一个月五百五十欧,但是,至少每天回到房间,不会感到和在国内毫无二致。

留学生们群居在一起,恋爱,分手,讲着中文,等待回国。他们都还是孩子,大部分小我十岁以上,未来有无限可能。我认识的很多人里,只有一个一九九五年出生的男孩乔想要留下来。他喜欢意大利,喜欢这边的食物,还有风景。他念完工科硕士之后会到博洛尼亚再去读一个博士,然后找一份工作,把父母接来。每次他这么说的时候,就有人打断他的梦想。说,在意大利生活?你莫不是开玩笑,光是上医院就够你受的。看个病得预约,感冒发烧,烧了三天都约不到医生,一个星期以后病好了才轮到你看,你是不是对你父母太不负责?而且,还有炸弹。那不是炸弹。乔反驳说。那是二〇一七年,过完元宵节才一周多,我还借住在这个离威尼斯广场只有两站地铁的乔的回国室友的房间。有一天傍晚,科索大道耐克专卖店前面被人发现一只被遗弃的手推行李箱,为防止是炸弹袭击当地警察局立即启动紧急反恐应急方案,并对相关道路进行了封锁。最后拆弹小组抵达现场,打开行李箱后才发现里面只是一些个人衣物,并非炸弹。

后来又遇到了公交车燃烧事件。后来又有了一起失踪案。乔的几个女同学,本来都是要继续读的,现在提前结束了这边的学习。

连他的导师卡尔也说,乔,你为什么不回国,中国有那么多机会。

现在,人才与精英大量涌往国内,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都对中国充满兴趣,中文课成了一个热门的语言选修课。我偷懒,选了这个好拿学分的课程。每 个周四的早晨和一群意大利人一起上中文课的时候,我是个智能语言练习工具。嗨,琳。每个人都和我热情地打招呼。中文课是一个双下巴意大利人在讲。他发音还算标准,在中国待了十年,HSK考过了十一级(现在整合成了六级)。有一次我去晚了半个小时,发现他在用意大利语对着一屋子的人讲课。本来不是这样的。他应该用中文来讲。

看到我,HSK十一级有一点尴尬,他折了一下袖口,跟同学们说,好了,琳来了,那么我们还是用中文来上课吧。

没关系,我说,您继续用意大利文讲课吧。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学期,我在上一门用意大利语讲的外国语中文课。但是学校之后没有给他续聘。因为在学生问卷里,有人提出他没有按照课程要求,用中文来上课。

我们平时都叫他教授。在意大利,教授也是一个不保险的职业。

我的斜前方坐着一对父子——我觉得他们是父子,长得很像,都有很高的鼻梁——过分高了。希望他们可以切下来一点给我补上。

是的,我曾经咨询过隆鼻手术,大概是在五年前。那时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而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已经十几年没有换过了。所以整形医院也能联系到我。这世界只要想要与我联系的人大概都可以联系到我。但是并没有几个人真的会挂念我。

我是在网上找到晋城这家整形医院的电话的。只打过一次。手术费太昂贵是我最后没有去做的最大的理由。我当时刚刚和冯分手。那是我最接近结婚的一次,那是一个好人。但是。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和这个好人的尽头。我在结婚的第二年就会有一个孩子,然后我们的生活会围绕这个孩子展

开。住在建筑面积七十三平方米的一个回迁楼里,不知道要住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晋城的房价一直在涨,我和冯当时每个月都只有一千五到两千块的工资。其实,我早应该看透这一切,但是为什么在明白的时候还要继续和冯走下去,甚至消耗了整整八年。分手后我并不后悔青春荒废。因为我知道我再也遇不到冯这样的好人了。他到最后都理解了我,成全了我。

分手后我开始不断贬值了。然后我给整形医院打了电话。整形费用太高,我没有钱。这就是一切。

忍不住还是多看了那对父子两眼。男人穿着靛蓝衬衫和一条有点磨白的牛仔裤。有胡子,褐色,头发不太整齐。男孩子穿了短袖白衬衫和钴蓝短裤,大约八九岁的样子。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意大利人总是紧跟时装潮流并且精于打扮的,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他们并不追随潮流,但是大部分穿得干净利落。

有一只棕褐色小提琴的盒子,平躺在小男孩的腿上。他大概感觉到了我的注意,也伸头往我这边看过来。我掉开了自己的目光。火车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没多久我们就出了城。这是去马尔堡的第一步。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到马尔堡去。那时候,我们的很多话都好像是说说而已。短暂的兴起,是那么常见。怎么会当真。有谁会当真。比如到童话世界去。像伊丽莎白那样。

伊丽莎白也拉过小提琴。第一次当着我们的面拉小提琴是在军训上。伊丽莎白低血糖,晕倒在铺满煤渣的旧操场。操场为什么铺煤渣,我到现在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也许晋城的煤真是多。

伊丽莎白是直挺挺倒下的。她站在第一排,教官刚喊完稍息的口号,伊丽莎白的 身体就发出应景的一声巨响。被扶起来的时候,她的口鼻全是鲜血,十九岁的马教官扛着她往校医院飞奔,跑得很快,像一匹军绿色的马。

从那以后,伊丽莎白得了特赦,她可以不必参加军训,只需坐在离我们最近的庇荫处观看大家被操练。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很羡慕她。但是我们的身体看上去,都好像太健康了一点。

孱弱的伊丽莎白,显示了某种孤独。我们休息的时候,有同学会表演节目,有一天,迷彩绿马教官忽然说,蒋怡,你下次可以把你的小提琴带来。

他比我们了解她又快又多。但是,他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配角,永远的配角,在蒋怡的后来的二十年人生里,他再也没有出现。

迎新晚会上,伊丽莎白演奏了《梁祝》。

第二年迎新晚会上,伊丽莎白演奏了《梁祝》。

那年圣诞节,一个陈姓师兄说,丽莎,咱们来合作,合作熊天平的《你的眼睛》。师兄是个会弹吉他的师兄,年年都自弹自唱。他说,丽莎,你弄副歌部分。

练了大概两周,伊丽莎白每天中午都和陈姓师兄去瀛湖后面的小山上排练《你的眼睛》。不等圣诞节到,她的左肩就又开始麻痹,最后左手也不听使唤了。她说,师兄,我手麻。师兄说,完了完了,你以后是不是再也拉不成小提琴了。

圣诞节,两个人勉强配合完了《你的眼睛》,可惜我们系同学们听力都很了不得,副歌刚开始,旁边就有人说啊呀真不和谐。

后台,我和米兰达还有三个别的同学正在准备艾略特的诗朗诵,看见从台上下来的陈师兄拍拍伊丽莎白的左肩,说,没关系啊,拉不成琴,还可以试试吉他。他斜挎着一把木吉他,脚上蹬着一双黑色马丁靴,

雪花牛仔裤好像太紧,屁股的形状被勾勒得比较鲜明。陈师兄背对着我们站着,比一米五五的伊丽莎白高不出太多。

但是陈师兄那时候还是有很多迷妹的。后来他念研究生的时候,被一个低年级的漂亮学妹倒追了半个学期,我们在重囍村东的出租房背后的小树林看见过他们湿吻。后来陈师兄就东渡东瀛去了。圣诞节之后,伊丽莎白再没碰过小提琴。火车渐渐靠近都灵的时候,男孩子突然拿着琴走了过来。我知道他是来找我的,因为这一个小时的短途中,车厢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他架好琴,有点羞涩地冲我说,帕格尼尼!

哇哦,我说。他的父亲侧身坐着,一脸的自豪:他想把这首曲子送给您,女士。所以,享受它。

在此之前,我从没听过帕格尼尼。

我们在都灵站台告别。这大概也算是一期一会。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实际见过的人要远远超过我们能记住的。绝大部分都从我们身边匆匆经过。我们甚至从未留意过他们的长相就在心中转瞬遗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脸盲症。而真正我们记住的那些人少之又少,不管我们喜欢,抑或厌恶,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人。他们构成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见证了我们的时间的诞生与消亡。

没有想到,关于帕格尼尼的记忆,像一颗小小的人造水钻,就这样粘在伊丽莎白的壳子上。只是,伊丽莎白不会再拉琴了。都灵到米兰,我睡了一觉。广播总是出现,可是我却睡得很沉。我听到那些声音罩子一样扣在我的身体外,但就是没有醒来。下车后我觉得清爽了很多,但是米兰却在下 小雨。等了半个小时,中央车站到贝加莫机场的大巴终于来了,刚放下背包,就接到了乔的电话。他说他打算过几天到法国去,因为库内奥离尼斯很近,所以他准备先到库内奥来中转。

怎么办呢?我说,我现在正在去马尔堡的路上。

和谁?

一个人。

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收到了乔的微信。几点到法兰克福?大概晚上十点半。我在网上帮你订酒店。会有车去接。我想回他说不用了,但是又觉得很方便。所以最后回了一个“好”。

大概是坐了太久的车,在飞机上,我的颈椎酸痛难忍,怎么坐都不舒服。我的身边盘踞着一个肉松的白人,他的胳膊很白,白色上种植着金黄色的毛茸茸的稻草。但是胳膊上的肉也太松了,因为松汗毛也跟着东倒西歪站不很直。肉显然无法被安置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所以它们总是不小心流过来。像发过头的面从面盆子里流出来。肉松白人还是有些客气的。他感觉到肉的松弛的时候会对我道歉。他说,sorry。一路上我们没讲过一句正经话。他倒是说了十来个sorry。有时候他睡醒了发现肉流过来的比较多,sorry的s就会说的重一点。然后他继续睡。睡晕了他也说sorry。这时候他说得比较敷衍,ry就不发音了。一路上他都在赔不是。

头发留长了,因为没那么多闲钱去剪。我把它们握成一个小球,顶在脖子的某一个穴位上,感觉才好了一点。以前伊丽莎白经常这样做。她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这些都是过度练琴造成的。

三岁起,伊丽莎白开始往脖子上架琴。架到十八岁,颈椎长期左侧弯,伊丽莎白

的中下段颈椎棘突由于耦合运动,向右边旋转。因为头部处于向右的旋转,左侧的胸锁乳突肌长期收缩,导致右侧的环齿间隙变窄,顽固的偏头痛就来了。念高中,伊丽莎白偏头痛越来越严重。如果不练琴,休息一阵子会好。那时候她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了毛病,只是遵命每天练习,练到左肩和左手都疼痛麻木。不吃苦中苦,怎为人上人?教授姥姥白发蓬松地说。教授是教天体物理的。这个名词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弄明白也没有太大兴趣的内容。天体物理教授的女儿毕业于著名的医科大学。她讨厌晋城,讨厌步行街和解放西路。讨厌晋龙医学院大楼蜡黄的皮肤。她听交响乐,曲中琴弦躁动挣扎,让她在喧闹腐烂的市中心崩溃窒息。

伊丽莎白出生之后,医科大女硕士到北京去念博士。她先生那年考博失利。在后来的三四年里,依旧失利。人生的落差,原本就有,只不过博士学位拉宽了两个人之间的沟壑。原本,他们岔开两腿,可以勉力跨上对方的山顶,现在,先生没有练好劈叉,他的脚尖挨不到医科大女博士的山头。这样就友好分手吧。伊丽莎白对医科大女博士反而没有什么印象。她离婚之后直接去了上海,以一个有过短暂婚史的未孕身份嫁给了复旦的一个才子。后来生了一个儿子,没有伊丽莎白想象中幸福。才子远看才是才子。结完婚才子就暴露了极大的缺陷,小心眼,还没有钱。

伊丽莎白的父亲离婚之后一两年一直和自己的岳母住在一起。成年后的伊丽莎白仍然听得到这样的风言风语。但是她无从求证。她从小就没有被灌输正确的父母观。天体物理教授已经和医科大女博士绝交多年。她说蒋怡,你母亲自私自利,一次生活费都没有给过。

她父亲在医院一直混得不好,天体物理 教授说蒋怡,你那个爸没本事到家了,一个男人,唯唯诺诺。

不到六岁,懦弱男人被公派援非。从那以后,他留在了非洲。他遗弃了蒋怡,把自己奉献给了更多人。相形之下,这个男人过得更幸福。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父亲还在非洲。有一次,她给我们一人带了一只木雕的臂环,说那是她父亲回国时带回来的。我知道米兰达和蒙罗的臂环,在毕业的时候都丢到宿舍,最后跟着那些军绿色的床垫小马扎一起被一个光头穿老北京布鞋的男人收走了。我的一直还在。每一次搬家的时候我都想丢掉它但是没有。然而我并不是因为伊丽莎白留下了它,而是觉得那个红黑色有木头纹路的臂环就代表着我从未到达的非洲。还有那个从未谋面的生于晋城的某个村庄最终在非洲某个村落终于找到生的价值的医生。

不然人该怎么活下去。

下飞机之后,果然收到了乔的微信。法兰克福进入了深夜。到住处时我给他发消息:我到了,谢谢。却没有回复。乔的作息一直像一个老年人。我想,他也许也有一个老灵魂。那没什么不好。

门需要上油了。把门推开时,铰链嘎吱作响。酒店墙壁的颜色是灰白的,没有任何装饰,屋子的中间摆着一张一米五大小的铁床,靠着窗户的地方有一个两人座的平绒沙发。所有的用具都有一点旧。我在墙壁的影子向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一块长方形的街灯灯光爬过去。房间里散发着潮湿的气味。没有电话。

卫生间里有一只铸铁大浴缸,浴缸脚是蓝色钢制的。

我在浴缸里放满水,把水调到所能忍受的最高温度。脱掉衣服,对着镜子检查

了一下自己的裸体。乳房一大一小,还没有下垂。臀部和大腿的肉开始松弛了,用手往上托了托臀小肌,太费力气。松开时它们照旧会落下来。腹部还算平整,现在穿一尺八的裤子也不太勉强。米兰达的这里全是妊娠纹,抹了大量的钱上去,肚子还是和西瓜皮一样。她生完孩子以后再没穿过收腰的衣服。褶皱和肉横流在她的中半段。她戴胸罩,不然乳房会流到腹部,她也穿收腹裤,不然腹部会流到大腿。

身体上的平坦是我唯一会被米兰达羡慕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米兰达的身材,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已经好几年了。我出国的时候,米兰达正在闹离婚,但是到现在,他们过得好好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哪有那么快崩溃。快的都是所谓爱情。

水温还是有一点烫,我的胸部很快就红了。浴缸很大,几乎和我一样长。捏住鼻子,滑到水下,听着头部的血管怦怦跳动的声音,血液奔涌,仿佛云雾一般笼罩了大脑。我感觉终于把自己所有的气息都锁在了身体里。像河豚一样,腹腔气囊则迅速膨胀,整个身体马上就要圆滚滚地浮上水面了。这样的气泡里面,到处都是TTX毒素。听说这样的小东西不光可爱地揣着毒素,它们的皮肤上还有小刺竖起,也长着鸟喙状的牙齿,有疯狂撕咬的习性。

你见过气鼓鱼鼓起来的样子吗?乔说,我泡澡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个气鼓鱼。我浮了起来,把头露出水面。这一年的春节是和乔还有七八个小朋友一起过的。那天早晨我去了美术馆,看了一上午莫兰迪的瓶瓶罐罐。莫兰迪的画面总有一种安定的协调和平稳的色调。他终生定居在故乡博洛尼亚,长期住在封达查街,夏天避暑到格里查纳山居,一生只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这些本土城市旅行,仅有一两次走出意大利边境到瑞士。他活动范围那么窄,像瓶子像罐子,可是他一点也不焦躁。 他理解那些稳定的无比沉静的极致的灰。

出展厅后看到有十几条拜年微信,翻进长时间不去看的朋友圈,大家都在准备年夜饭。罗马太阳当空,微风,穿一条牛仔裤也不冷。某一个日子,忽然泯然众人,就是千万个日子里面长相最普通的一个。我买了两块三明治,回家的时候,却看到乔在厨房忙碌。晚上要聚餐吗?我问。阿尔玛她们要来。操作台上是各种蔬菜的残肢。剁头剁尾,被乔砍得乱七八糟。水池里放着一只沾有污渍的大杯子,又疲惫又孤独的样子。我扔下包,把厨余和垃圾分装。

给你。乔递过来一杯酒。带手柄的玻璃杯里装着绛红的液体。我喝了一口,感到喉咙被一只酸涩的手勉力撑开,一股冷流滑进了胃里。刷盥洗池的时候能听见他在切蔬菜,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在冒泡。家的气味在房间里飘散开来。生白菜的水汽,淡淡的肉腥,料酒的浑杂,还有电饭煲里不断溢出的桂皮八角和甜月桂叶的气息。是排骨。乔说。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么喜欢做菜的男孩子。那一阵子,我住着的时候,他给我们烤过牛排、比萨,做过牛肉汉堡和意大利面。在所有的食物里,我最喜欢他的红烩牛膝。

大概是有一点渴,我连着喝了两杯红酒,空腹喝酒,不一会儿就有一点醉意。有一瞬间,我想,我原本就可以像这样生活,在这样的味道里生活。乔走出来,在餐桌上放了两套餐具,叠起纸餐巾。叠好的餐巾就像两座小小的白色金字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做了一份鲔鱼沙拉,我们面前一人一只盘子,上面盛着番红花风味的茄汁烩肉饭,他喜欢用维阿龙圆米做调味饭,味道好极了。做这个很麻烦的,先在一个小口锅里加热橄榄油,放入一整颗洋葱翻炒爆香,加入米,中小火不断翻炒,然后将火调大,一勺

一勺慢慢加入高汤和一点番红花,等到米粒变软之后,再用黄油和磨碎的帕马森干酪铺垫,鲜亮金黄。乔管它叫意大利阳光。中午先吃这个,晚上会有很多好吃的。因为喝过两杯了,所以我没有再要酒。乔打开电视,仍有障碍的语言在我们的身体外侧嗡嗡响着。我感到头晕,支着胳膊看见对面窗户里另一家男人烧饭的烟火。

吃了午饭,我睡了一觉,和现在一样,泡在棉被里暖暖地睡了很久。乔敲门的时候,说,再过三十分钟就是大年初一了。起来吃年夜饭。

看了看表,四点半,我穿好衣服,出了卧室门,餐桌被拉到了客厅,几个乔的同学朋友聚在一起,他们忙了一个下午。睡着的时候还听到叮叮咣咣的做菜声。每人做了一道菜,乔的摆盘很漂亮。阿尔玛带来了一把矢车菊,插在冰箱的手柄上。新年新愿望。申请到哥大的博士职位。回国,考到翻译资格证。遇到王子。插画书顺利出版,大卖。

……那你呢?乔看向我。我吗?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沦落到和一群孩子讲我的愿望和未来。

他们还有。我的几乎已经现形。它长了一张丑脸。毫无期待的价值。

大概,好好生活吧。我含含糊糊地说。话题却已经跑远了。

是最后一程了。只睡了三个小时,早上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身在何处。屋子里的湿气紧紧抱着我,我感到自己似乎还沉在水底。

我为什么要到马尔堡去呢?

街灯还亮着,在暗沉的夜与晨光的交汇处照亮清醒的梦境。过去与现在,空间与时间纠缠在一起。我没有开灯,就着混沌的光线刷牙洗脸,把从背包肚子里掏出来的内脏再塞回去。手机里放着帕格尼尼第二十四首随想曲。

忽然就想到了很多年以前那个没有听懂的故事。一个孤独的乐师,拉着小提琴到处找朋友。被吸引来的都不合心意,于是踢开。那应该不是他第一次踢开靠近的朋友了。是惯犯吧。

没有期待。这样活着更轻松。只有那样,才可以平安地活着。无非就是忍受孤独。

可是为什么感到这么空。肚子胀气,鼓鼓囊囊装满了毒素。

天光未明,我退了房,前台的女孩子画着精致的眼线。我从背包里翻出帽子,扣在了头上。出了酒店沿着曲折变化的小路边看地图边走,一会儿就迷了路,我在一个路口站了十分钟,一个女人,穿着运动衣,从街对面缓缓跑过来,她牵着一只贵宾犬,那只狗明显不想再跑了。嘿!我站在路对面和她打招呼,她脸上一副迷惑的神情,那只狗也是一脸没有睡醒的样子。教堂的尖顶,在屋脊上探头探脑。我衣服上还有潮湿的欧舒丹香皂的气味。

我喜欢坐早晨的第一班火车。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乘客。我习惯了孤独,无法忍受密切的群居。可是为什么,要到马尔堡去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好好去想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们说,有一天会到马尔堡去。但不是因这样的理由而来。后来马尔堡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可有可无。

忽然想要逃跑了。从法兰克福回到米兰,米兰回到都灵,都灵回到库内奥。库内奥回到哪里去呢?我已经退无可退。

我想要去买返程票。法兰克福美茵主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着的人,比我想象得多一点。有人从我身边经过,不小心磕了我的帽檐。他太高了,高到超过了竖在一边的标示杆。他停下来,蓝眼睛里泛着诚恳的歉意,抱歉。没关系。我回他。他走了,在离我二十米远的地方和他的同伴们会合。我发现他们都小心地朝我看过来,不一会儿,如我所料,这个俄国人重新走回来,用卷着舌头的蹩脚的英文问,你达拉知道达拉,达拉这里去达拉马尔堡的达拉站台吗?他的卷舌和意大利人不一样,他的舌头好像很长,卷积起来,大概能折叠两下,所以达拉的声响很大。

他身边的两个女孩子又高又瘦,三个人,站在我的面前,像是童话里的巨人。但是是三个和气又有点惭愧的巨人。巨人们背着最大行囊的旅行袋,旅行袋都比我高,我想。他们因为不确定而显现的惭愧,和我第一次用北京地铁站的卡不知道怎么刷差不太多。但是,只要一次,一生中只要有一次这样的经验。这种惭愧就会被击溃。比如现在,我们都要到马尔堡去。我也很惭愧。因为我知道的不比他多,只不过,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到德国来,所以惭愧少一点。但这次之后,我们对未知的惭愧就会变成一种羞耻感: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小心翼翼地疑惑过。我说“呀”(是的)。我说的是德语。我说完才发现自己说了“呀”。于是我想起来伊丽莎白后来在上英文课上,总会把“也是”说成“呀”。每一次,老师就那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了她。说“呀”谁都能听懂。俄国人也听懂了。冯也听懂了。冯说,有点意思。后来他会说的德语单词有:我爱你、我想你、对不起。

我和冯是在刚刚完成装修的婚房里分手 的。他对卫生间的改装十分满意,拿了一块旧毛巾,把新装的玻璃镜子和盥洗台擦得发亮。那天他还买了草莓。因为厨房的水管还没有接好,所以在卫生间里洗了它们。他把这些满脸痘坑的小东西装在一个一次性保鲜袋里递给我。

一次性保鲜袋的袋口被我拧成了麻花。湿淋淋的草莓跟着麻花不停旋转。我感觉到它们的体积越来越小,袋子里的水渐渐变红了,它们开始流血。

你疯了吗?那时候我听到的最多的话是这个。几乎所有长了嘴认识我的人都会露出他们的牙齿来嚼一遍这几个字。你会后悔的。他们的舌头还会弹出这些字来。我大概是后悔的。但是我很少感到后悔。为什么呢?冯问。因为我不爱这样的生活。那么你爱什么样的生活?我要去罗马。那是我第一次和冯提到罗马。那也是我第一次和自己提到罗马。那年我三十岁了,从来没有去过除了晋城以外的任何地方。

最初我并不真的想到罗马去。我那么说只是因为头一天我们看了一个旅游卫视的节目。

后来我真的想去了。这个词从我的脑子里蹦出来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坦然,是的,我可以一个人。因为我自己才可以给自己安全感。

去了罗马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是旧秩序的打破,新秩序的建立。不过是平庸的无限重复。你真狠,我看不到你的心。他们都这么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也看不到地球之心。地球是在四十六亿年前由宇宙中飘浮的尘埃和气体形成的。密度大的矿物质聚集到地球的中心,因为密度太大,所以即使最

坚硬的金刚石,在这里也会被压得黄油那样软。大家都觉察到了它的坚硬。而实际上,那里是一个极不平静的世界,各种物质始终处于不停息的运动之中,它们温度很高,像白蜡、沥青一样呼呼冒着热气。

因为如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伤害我。哪怕是金刚石撞击而来,我也能好好活着,只有我自己,这样才是安全的。

和伊丽莎白一样,我们都是小矮人。身高不够,胆量也不够,连头都无法从地壳伸出来。如果一定要说马尔堡是一座童话之城的话,我们谁也没有成为最后会幸福生活的主角。有谁会知道小矮人的最终结局呢?也许,在童话里,配角以后也会是幸福的吧?

我只是这么说说。因为格林兄弟原本也不是这么写的。

大片大片的风景从我的眼睛里掠过。一帧帧画面,像旅游卫视的节目。配乐是北极光吉他曲。快到马尔堡的时候,我接到了乔的电话。乔说,我在想……他停顿了好久。我以为电话又断掉了。乔?我问。不知不觉,我的问号里充满了鼓励。

我在想,下半年我到博洛尼亚去,会租一间两室的小公寓,你要不要来?

火车停了。

马尔堡有一条兰河。在火车站附近,就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第一处景观兰河。兰河是德国莱茵河的支流之一,它从罗塔尔山脉的埃德科普夫山流出,在绍尔兰达到最高点,再向前二百四十二千米,在科布伦茨附近的兰施泰因汇入干流。

再向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小城的老城区,伊丽莎白大教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里面有三个巨大的半圆室,作用类似圣坛。在教堂正面,还可以看到鲜明的垂直线条用以分割结构,独立的塔楼也是教堂的特色之一。向着小城的高处攀登,可以看到小城最最吸引人的地点所在。马尔堡的伯爵城堡位于二百多米的山丘上,占据着城区的高地势,从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区的风貌。现在,当年的伯爵城堡已经开辟成大学的文化史博物馆,传说马丁路德曾在这里和旧教徒展开辩论。在到达伯爵城堡的途中,还可以经过两座教堂。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这两座建筑相隔不远。

马尔堡很小很小,是一座迷你又古老的大学城。马尔堡大学学生大约有二万人,是这个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校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散在市中心,另外一部分集中在山上。

站在伯爵城堡的高处,眺望整座城市,也许,伊丽莎白就在那里看到过格林兄弟。

车上的大部分人,都会沿着这一条景观线来度过马尔堡的一天。

我照着伊丽莎白微信传来的地图,在一条小巷里缓慢行走。巷子往下延伸,两边是一些高低错落的旧建筑。左手的半截棕褐半截灰白,右手的是剥落斑驳的姜黄。有红色的涂鸦,写着大大的Fuck,不知道是不是颜料不够用,红色的最后发出孱弱的白。它瘦骨嶙峋,只有词语的骨架,甚至连它的灵魂都没有。往前,是那些红的蓝的屋顶,是装饰过的格子小窗,再远一点,可以看到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只有远看的时候,才感觉是在童话书里,每等我走近一步,童话书就被抠掉一块。天光已亮,但天际仍是一片青灰,街道上几无人迹。一个盲人牵着导盲犬,从我的身边走过。他背着大大的书包,拄着盲棍慢慢走在安静的小路上。和我看到的很多欧洲人一样,他也很高,大概有一米九的样

子。这样的身高让他看上去不像一个盲人。

马尔堡,是一座童话之城,城的心脏上,原来有一个大大的Fuck。

伊丽莎白住在一间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公寓分租给三个亚洲人,伊丽莎白的那间最小,她也需要和其他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她提前给一个室友打了招呼,告诉她我的到来。室友说她等了我整整两天,因为我,她的一个登山计划完全破灭。她丝毫不见外,她说她完全是觉得伊丽莎白很可怜才在这里等我。虽然并不客气,但是她甜甜的台湾腔调还是拖出一条娇气的倩影。不过,她的脸上爬满严肃,她看着我,贝蒂,你的朋友有问题。还是叫我琳吧。我说。我和伊丽莎白分开太多年,她不知道,毕业之后,贝蒂这个名字我早就扔掉了。现在,我向一个陌生人解释,但显然她并不在意这些细节。

只有在伊丽莎白那里,我还是贝蒂。虽然怪异,但是我允许她那么称呼我。因为。因为。我到马尔堡来了。我没有遗弃她。冰 山很多时候并不喜欢同类。因为太冷了。无话可说。冰山本人对温暖十分期待,但是融化之后,变成平庸的海水怎么办。世事总难两全。

伊丽莎白卧室的小橱柜,里面是空的。房间里有只书架,我看了看她收藏了哪些书。那些书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书桌的旁边,有一只碎掉的灯泡,台灯的头颅斜靠在书桌前的墙壁。它被人拗断了脖子,一条线挂在木支架上,像是没有断的神经。咖啡方糖撒了一地,一群蚂蚁,正与那些方糖的碎屑纠缠。那是甜的山脉,被玻璃碴包围。蚂蚁们在糖拌玻璃碴里跋涉。

房间床头的墙壁上有很多黑色的斑点,走近一看是黑色的血渍。

一盆叫不出名字的藤生植物从窗台爬上了床沿。

我在有点潮湿发霉的床上坐了下来,伊丽莎白灰色的泡泡纱水洗棉被堆在床脚,上面也有血渍。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见到她。无论如何,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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