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精神孤独之一种表达

——白琳近作读后

Youth Literature - - 城市 | CITY - 文 / 王春林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文学批评文章三百万字, 出版有著作《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等十余部。

白琳是山西最近几年冒出来的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她的散文或小说在业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所以说是散文或者小说,是因为她的作品曾经引起过文体界定的分歧。据说,她曾经有一次以散文的形式给某编辑部投稿,结果等到发表出来的时候,却摇身一变,成了小说。这种情形的出现,所充分说明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白琳自己在写作时的某种文体模糊。事实上,中国古代并没有我们现在所通行的这样一种文学文体概念,约略只有诗歌与文章的区别存在。除了韵体的诗歌之外,其他一概都被统称为文章。如果回到那个时候,白琳或许就可以避免文体模糊的尴尬。然而,白琳生活在现代社会却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也因此,她在文体方面所面临的尴尬,也就一定是必然的。一方面,文体模糊,似乎的确应该被看作是白琳写作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散文某种程度上的小说 化,或者小说某种程度上的散文化,却又可以被看作是白琳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某种艺术特点。

这一次即将在《青年文学》杂志发表的《庞然大物》与《马尔堡的伊丽莎白》,某种程度上多多少少也会引发我们的文体疑问。《庞然大物》虽然被标明为散文,某种意义上却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小说。如果我的判断无误,那么,作品所主要描写的那位青年写作者尹会计,从其难称复杂的人生形迹来判断,这个人物的原型,我应该不仅认识,而且还是相当熟悉的。就一般的文体常识而言,既然是散文,所写到的人物便应该是真名实姓。但白琳在《庞然大物》中,却把这一人物更名改姓为一看就带有明显虚构色彩的尹会计。仅此一端,说《庞然大物》具有小说的特质,就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判断。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真正把《庞然大物》看作是一部小说,其故事情节设计却又

多多少少会显得过于简单。这篇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庞然大物”,原因在于,从遥远的湘西跑到晋城来的,且长期一人独居的尹会计,多少带有一点捡便宜性质,从朋友那里接收了一个体量庞大的索尼台式电视机。这家伙不仅体量庞大,而且据说原来价值两万多元。或许是被这种曾经的价位蛊惑的缘故,尹会计似乎义无反顾地在自己非常狭小的居室里接收容纳了这个庞然大物。自此之后,这个庞然大物就成了尹会计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留不得弃不得,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在叙述庞然大物故事的同时,作品同时也穿插讲述了尹会计数次以失败告终的爱情故事。如果说具有明显象征色彩的庞然大物——电视机,意味着现代城市里物对精神的严重挤压的话,那么,尹会计数次流产的爱情故事,就毫无疑问意味着他那一种简直就是逃无可逃的精神孤独。

相对于篇幅短小的《庞然大物》来说,《马尔堡的伊丽莎白》可能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小说特点相对鲜明的、接近中篇的小说。尽管是这样一部体量接近中篇的小说,但小说的故事情节却依然谈不上有多么复杂。这部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小说,所集中叙述的,是已经在意大利居住三年时间的“我”,在意外接到大学时曾经的同窗好友伊丽莎白的求助电话后,从自己的居住地库内奥前往马尔堡,专门去见已经在医院躺了整整三个月的伊丽莎白的故事。具体来说,小说由两条结构线索组成。其中一条主要叙述囊中羞涩的“我”也即贝蒂,如何以最俭省的方式去往马尔堡途中的所见所闻,另一条所穿插叙述的,则是“我”与伊丽莎白、Munro、米兰达这些大学同窗之间的陈年旧事。虽然白琳把主体故事的发生地设定为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是意大利的库内奥, 是德国的马尔堡,但她所集中思考表达的,却依然是现代社会中城市人精神孤独的思想主题。长达十年时间未曾谋面的伊丽莎白,之所以突然给“我”打来求助电话,说自己已经在医院病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月,所表现出的,当然是伊丽莎白的精神孤独。“我”也即贝蒂,在国内的晋城与男友分手后,一个人不惜千里迢迢地跑到欧洲来讨生活,在意大利居住三年,不仅仍然贫穷拮据,而且依然是一个人在生活,所明显透露出的,依然是某种彻骨的精神孤独。我们注意到,在小说文本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两段叙事话语:“忽然就想到了很多年以前那个没有听懂的故事。一个孤独的乐师,拉着小提琴到处找朋友。被吸引来的都不合心意,于是踢开。那应该不是他第一次踢开靠近的朋友了。是惯犯吧。”“没有期待。这样活着更轻松。只有那样,才可以平安地活着。无非就是忍受孤独。”很明显,叙述者之所以特别强调要忍受孤独,究其根本,恐怕也正是她以及她的朋友们在异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地处于精神孤独的状态。

虽然没有读到过白琳的全部作品,但据我的猜测,对现代城市人精神孤独的思考与表达,很可能是她一再反复的一种思想题旨。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说白琳如此一种建基于个人生存经验之上的文学书写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从白琳的写作——其实也并不仅仅是白琳的写作,因为当下时代很多青年作家的写作都存在着与白琳差不多的同质性与相似性——来看,非常突出地存在着对现代城市精神的理解过于偏狭、不够开阔与纵深的问题。难道说现代城市只有精神的孤独与迷茫,就没有其他多元维度的精神存在吗?我想,这一点,理应引起包括白琳在内的当下时代一批青年写作者的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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