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机器

Youth Literature - - 散文 | ESSAY - ⊙文/杨 瑛

杨 瑛:一九七三年生,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散文》《美文》等刊。部分散文入选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曾出版小说集《城市森林的等待》,散文集《一花一世界》《河流》。

从一九九二年到二○○三年,我的职业是微机打字员。

我用的第一台机器不是微机,是一台国产的四通汉字处理机,STONE MS—2401。STONE,石头的意思,也许是一颗从某一个星座降落人间的没有命名的星星。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百度了这个机型,才知道这种机型生产量很小。我是很荣幸使用到它的人。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也使用过 STONE MS—2401打字的人,一定像在异乡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乡,就像说起故乡才有的风物一样,我们一起说起它的操作,它的打印头和键盘发出的声音,它更换色带的方法,它转动手柄卷进白纸和蓝色蜡纸的不同,它使用的3.5英寸的存储软盘,它窄窄的蓝色液晶显示屏,能显示五行四十个汉字。

也许我们还都拥有过一本磨掉了封皮的《王码五笔字型使用手册》。在使用 STONE MS—2401之前,我还曾在白纸上画出键盘练 习。白纸上落满了看不见的我的指纹。

办公室里的另一台机器是长城0520CH,装着汉卡的显示汉字的电脑。米色的,或者是乳白色。拿来这台机器时,它已半旧。古老的DOS界面和WPS汉字处理系统。CPU很慢,很安静。它使用的5.25英寸黑色软盘,有点像变成了方形的黑胶唱片。用之前要先格式化,磁盘被分成若干个磁道和扇区。我的打字速度比长城0520的显示速度快,只看到显示屏上的一字光标一直往后走,汉字不出现,要稍微停一下等一下,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汉字了。

之后是 IBM 286 和 386电脑,当时的它们像外星人一样奇妙。这两台电脑的价格是旗里一套房价的二十倍。后来,贵族286 沦为网络语,形容蠢笨落后的人。

我在一个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旗里,一台一台更换机器的时候,隐约知道距我们县城五百七十公里外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里,有一

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那里在不停地走动着充满了思维“二进制”的人,他们的大脑里只有0 和1两个数字,他们和生命较劲,要么一无所有,要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们把0 和1这两个数字无限循环排列,扩展着新一代PC机的内存。

我不会把0和1进行无限的循环和排列,我给它们想象,0是辽阔的圆,1是自由的直线。我把它们想成一根法国长棍和煎鸡蛋,一个圆口火锅和在里面翻动的筷子,或是一列火车和它即将通过的隧道,或是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它们像伸出的双臂和打出的一个浑圆的哈欠。像一次直直的发呆和一个圆圆的寥落。也像一条童年的路和路尽头枝叶繁茂的绿荫。像太极的阴和阳,黑和白,黎明和黑夜,生和死,一个孤独的人站在荒原上或苍穹下。

我对0 和1产生幻象的时候,人们对电脑的想象,总是和缝纫机连在一起。电脑桌似两头沉的写字台,台面大一些,两头沉的桌子中间贴着地有一条黑漆铁板,工作时我的脚放在上面。打印机是十六针的针式打印机,声音很大,有时像做木工活,有时像刚学二胡的人奏出的曲子,一进办公楼就能听得见,吱嘎嘎,色带盒像弓箭,打印头在弦上走过去,吱嘎嘎,再走回来,一行字打出来了。一位同事到我那里取材料,我从目录里找出来,开始打印,她惊奇地说,我打字那时候,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找出来,对准,敲在蜡纸上。现在你双脚一踩,字一行接一行地出来。

后来用的机器是康柏(Compaq)多媒体一体机,像一个胖墩墩的小矮人或是森林里的一个小怪兽。多年后,它被人类的理想和创造压缩成一个薄薄的笔记本电脑。我用的那台里面有一个智力游戏,背景音乐是《胡桃夹子》,每做对一道题,王子就向公主走一步,做对了九道题目,王子就走到了公主面前。

这个游戏有故事有悬念有音乐,与我迷上的第一款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相比,复杂很多了。

俄罗斯方块像俄罗斯文学一样令我着迷。还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加班的深夜,等秘书改好稿子拿给我之前的大量时光,俄罗斯方块一直陪伴着我,游戏升级时背景颜色的每一种变化都给我无限的惊喜。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几何方块下落,变形,堆叠,消失。我总会贪心地留出一列的缝隙,等待“1”一样的四格长棍,一次消四行,得分加倍,心底愉悦欢喜。当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搭建的方块越来越高,这样的等待是一种冒险,终于“1”字长棍出现,手一抖,放错了位置,一局游戏结束。再来一局还是果断关掉?这样停顿的瞬间,就像之后在手机上对一款游戏的不断卸载和一次次安装,一款简单的游戏一直出没在我的生活里。

康柏之后的机器是国产的联想,各种各样的联想电脑,从显示器是方方的、呆头呆脑的,到后来的宽屏的液晶显示器,我对机器或新或变化习以为常。上级单位每年都有支援来的电脑,最好的机器总会放在打字室里。

用“四通”打字的时候,我和汉字产生了一种亲缘,不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大脑里迅速变成七零八碎的字根。

“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这像字谜又像古诗一样的句子一共有二十五句,是五笔字型的字根表,我背的时候总把它们当作唐诗,注入想象力和韵律。

当我要打“沉淀”这个词,我敲下“IPIP”,打出的是“深深”。我一边用回格键删除,一边喜悦,觉得这是两个非常有关系的词。

有一次我把一位同事的名字“吉日嘎拉”,误打成了“吉日拉嘎”,这位同事在校对时说,蒙古语里“吉日嘎拉”是幸福的意思,“吉日拉嘎”是理想的意思,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新名字。

我在拆解这些汉字的时候常想,这些汉

字,我不知道它们的本和源到底是什么,当它们被五笔字型拆解又被重新组合后,它们的生命里有重生的一些东西,不同于《尔雅》和许慎的《说文解字》,也不只是《辞海》和《康熙字典》里的样子。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渐渐的我不会拆字了,最初背下的字根也慢慢忘掉,变成手指记忆了。

坐在电脑前,我双手的食指自动地放在键盘的F和J上,这两个键上有小小的凸起,帮助我不用看键盘,手指就知道每一个按键的位置。我的眼睛盯在手写的文稿上,我的手指毫不迟疑地依次落下,我的眼睛指挥着我的手指机械地流动。从职业术语上说,这是盲打。我的大脑基本空闲下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看着这个世界。世界很简单,只有0和1。世界很简单,只有鼠标和键盘。世界很简单,只有F和 J两个键上小小的凸起。F键和J键,它们是只比指甲盖大一点的岛屿,我一直在那里停泊,仿佛没有任何时光流逝。

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我都在机器前打字,每天擦掉机器上的灰尘。那些汉字,逐字又逐行,每一个汉字被我的手指敲碎,在电脑屏幕上聚合完整。我双手停在键盘上,就像一只蚂蚁的两只前足认真地停在大地上。“政府办打字员小杨。”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这样说,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是我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我没有学历,什么也不会做,终于有了一份这么美好的工作。我被这份工作迷住了,我可以自食其力,慢慢地又体会到了游刃有余,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更喜欢打字的人,我想我要为打字事业奋斗终生。开始工作时是单休,后来实行了双休制,但我的休息日都是工作日。单位有十二个秘书,十二个主任,十二个旗一级的领导,他们个个都挥笔如剑。旗里有随时发生的大事小情,我要时刻准备着坐在电脑前。那时旗里只有三两个会微机打字的人,遇到停电,单位的同事会迅速把我和机器转移到旗里的宾馆, 那里有发电机。

秘书们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汉字写的是静中有动的行楷,当他们成了老秘书的时候,他们的字比狂草还要抽象简化,笔画连绵得如同一行行心电图,上面再点着几个点。我毫不费力、准确无误地把曲线折线和点阵化成汉字。秘书们修改后的文稿,有各种标记符号,像深山藏宝图,修改它们的时候,我发现了字、词语、句子的无限变化和各种奇妙的关系,仿佛它们并不是行文规矩的公文。

我喜欢加班,尤其是那些加班的深夜。秘书们逐字校对文稿、挠头修改文稿的时间漫长安静,我把喜欢的书打进机器里,或是在机器上写一封长信。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能写字的桌子,总有不止一台电脑。后来一台机器连上了网络,在等待秘书拿来稿子打印的加班时间,我用另一台机器上网。那仿佛是打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如果没有加班和互联网,我的生命真是另外的样子了。

刚有 QQ的时候,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沟通方式,沉默得像机器一样的我,可以兴奋地说话。我同时和四个人聊天,四个陌生人。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温哥华。对面的人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聊到没什么可聊的时候,就问一句:你那边是几点?

每一种新的软件我都下载,QQ、MSN、UC,有很多的账号和密码,下载得越多,人却越沉默。即使登录了,也常常隐身着,什么也不说,不知道是开始心疏意懒,还是因为沉默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归沉默。很多人都在线,也都像我一样,隐身、潜水,一个字也不打,却也不关闭,电脑上蓝色的光标不停闪烁。也许我们都被网络里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另一个自己吓坏了。

有一个冬天,雪连下了三天,正遇圣诞节,一位网友在QQ对话框里送了我一个礼物,这

是一个第一次在网上遇到对我说“夏祺”的人,彼此都隐身了一个季节,现在对我说“冬祺”。

我点开那个软件,电脑屏幕上飘起了雪花,电脑上的图标、鼠标停留的对话框上都一片一片地落满了雪花,QQ小企鹅的身上也落着雪花。我把电脑桌面换成圣诞图案,穿着厚厚衣服的圣诞老人,挂满灯和礼物的圣诞树,驯鹿和雪橇。窗外下着雪,雪花在电脑上一片片落下,积在圣诞树上,飘落在圣诞老人、驯鹿和雪橇上面,我仿佛置身旷野,世界很安静,在等待雪橇的铃声。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这句歌声最能代表那些年的心情。那时候,旗政府大院,最里面有一幢青灰色的二层小楼,楼里各种录音机的卡带上常常放着的是这首歌。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些歌声从那栋楼每一扇关住的门里传出来。这幢楼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无论他们曾经有怎样的故事,二层小楼上住的男孩子女孩子们都陆续成家,成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再过了两年,没有了大学毕业后分配这回事,青灰色的二层小楼人去楼空。先是搬来了一个新成立的单位,之后二层小楼被拆除了。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楼里住的两位学法律的蒙古族女孩,长长的腿,长长的发,青春飞扬地在政府大院里走过。我站在三楼的微机打字室的窗前,羡慕地望着她们,只有中学毕业的我,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样的,大学里都读哪些书,我自卑得如同角落里的尘埃。我学着她们的样子,也穿着一件白衬衣,长长的浅紫色的裙子,裹着我那掩掩藏藏的青春。

有一天,我的肩剧痛了一下,我拿在手里的一本书掉在地上,这个时刻很短暂,我的手指重新放在键盘上,我的手指在键盘上 奔跑。可是,我的心里从此有了一个担忧,我成年累月这样坐着,如果有一天我的肩膀出问题了,腰椎出问题了,我打不动字了,我还能胜任这份工作吗?假如是那样,我就做一个收发员。我很羡慕单位里收发员的工作,他负责分发整栋办公楼里的信件。写信、等信和发信,在我看来都很美好。可是,我的同事告诉我,收发信件这个工作你做不了,因为这个工作需要蒙汉兼通,你不认识蒙古文,就看不懂用蒙古文写的信封。我只能放弃了这个理想。

几年后,我真的就不再打字了,我换了一个工作,新的工作异常空闲。那时家里还没有买电脑,网费也还很贵,于是到了周日,我常和父亲一起去网吧,他学会了五笔字型打字。周围的人不理解我们这对出入网吧的父女,为什么老去上网、打字。

那时的政府大院紧邻着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我在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寻找着那些在QQ聊天或是一些网站论坛里知道的书籍。办公室的窗户朝西,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掀动着办公桌上的报纸。我站在窗前发发呆,看落日缓缓落下。

那些书籍使我有了一些勇气,有过几次觉醒,对自己进行过几次“格式化”,“格式化”如同凤凰涅槃,很多次以后也会得到重生。我找到了另外喜欢做的事情。我的手指依然长时间停在键盘上,按键里藏着汉字、细节和命运。

二○一七年夏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张二○○五年夏天的旧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长城公司在寻找长城0520 第一位用户。为什么在这一年寻找,是因为2005 是 0520的重新排列吗?看着报纸,我也想起了这位老朋友。

时间返回到一九九二年。那时没有苹果手机,没有苹果电脑。比尔·盖茨在微软提出了“指尖的信息”,只要鼠标点击,就可以选择信息。乔布斯正年轻,在NEXT 电脑公

司展示他设计的最新电脑,看到的人说:“它太难了,为什么让它这么难用?”他们是孤独的摸索者。人对电脑的追求是一种无限。在二〇〇七年,人的指尖和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发生了异常密切的联系。“苹果”店人来人往,电脑和电话早已连在一起,缩小至掌中。双手捧着iPad,对着屏幕憨笑,不停地更换着手机,两年后一部手机会变慢,会进维修店,五年后会变成零部件被回收,成为一些电子垃圾,深埋进一个荒僻的山沟。人们不再看星空,而是低头盯着屏幕闪烁。一会儿微信叮咚一声,一会儿QQ的图标亮了。在停电的瞬间手足无措。

古老的谚语说:“一切都在改变,我们随之而变。”

年复一年,我不断升级,也不断老化。有一天,看着镜子里满是皱纹的自己,我想起坑坑洼洼、被换下的灰色的色带。打印针头在它的上面一次次滑过,吸走了乌黑光亮。单调相同的日子,如同被复制粘贴,记忆里是虚无的碎片,时光如重叠的幻影,即使可以用 WORD命令查找,却不能替换。我像一台老机器,等待着一个命令使我恢复到出厂的状态。如果能恢复,也是不合时宜,不珍贵也不稀奇。人到了四十几岁,遗忘忽如冰山,冰冷而巨大地进攻着大脑,手头上的事常常整片地被删除,如同电脑的E盘或F盘突然消失了。

一九九二年,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小女孩,细瘦,木讷,曾在一张白纸上画下微机的键盘,常在下班时找不到自行车钥匙。

二○一七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我从政府旧办公楼的楼下走过,抬头看了一眼我曾经站立的窗前,空空荡荡,曾经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站在楼下向楼上张望的异乡人,一个十六岁女孩的母亲,一个四十多岁的微 胖女人,爱唠叨,每天早晨都要对女儿说: “钥匙,水杯”。我的嗓音像边缘磨损的光盘,有了几道划痕。故人已成异客,往昔成了异乡。人生到处知何似。一个人的变化足以令一台机器惊讶。同学朋友多年未见后重逢,在内心惊讶彼此的衰老,却不愿也不肯说出来。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间老政府楼的打字室里,那些我用过的机器出现在我的面前,它们包围着我。看到似曾相识的我,它们一起启动,我曾敲打过的键盘像智能的无人弹奏钢琴的琴键一样依次起落,速度比时间更快,屏幕上出现了相同的一句话:“是你吗?”

这些机器现在散落在何处呢?是否被另存在我找不到的路径下?

曾珍藏在 3.5英寸软盘里的信,再也找不到地方打开。

那些丢失了密码的邮箱,消失在茫茫网络里。

机器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是电脑键盘上的字母键,像已排好的日月星辰一样,有序而规律。从一开始就各就各位,各得其所。我的手指从最初的八十三键到现在的一百零八键上滑过多少遍?那些轨迹如果连起来,比天空上的星座还要神秘。

第一次觉得电脑和星空有关,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时市里也还没有专业的计算机维修机构,旗里更是没有。来修电脑的是一些漂泊的南方人。与北方人相比,他们瘦、白、小,说话低声细语。他们从江南来到塞北,随身背着一个公文包,拎着一只小箱子,不合体的西装从肩膀上松垂下来。我看他拆开了长方体的卧式机箱,里面的排列神秘有序,使我想到了星空。绿色电路板上,无数的小元件、小圆孔和一群群错落有致的小锡点,像一个个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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