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产” (外二篇)

Youth Literature - - 散文 | ESSAY - ⊙文/杜 衡

杜 衡:当过老师,做过记者。作品散见于《星星》《散 文》《佛山文艺》《太湖》等,著有散文随笔集《如风》。

这些年,工作换了几个省,搬家不知多少次,每跑一次都要尽量扔掉不用的东西。但有一床被单,却一直还带在身边。这是父亲去世前留给我的唯一“家当”。

从我记事起,父亲身体就一直不好,但他无法丢下繁重的农活好好休息,为省钱供我们念书他又不愿花钱治病,病也就越拖越重,胃痛,气喘,咯血。他找来偏方,整碗整碗地吃大蒜瓣,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有一股浓重的大蒜味。他一直硬挺着,拖着沉重的病体种菜耕田挑稻子,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可以喘口气。

我终于毕业了,却来到千里之外的沿海。因离家太远,平时很少回家,那时还没有电话,信也写得不多,只是按时寄些钱回家。家里从来没有主动让我寄过钱,直到第三年夏天,父亲来信,让我如果手头不紧就寄些钱回去。我推测,父亲一定是对自己的病有了信心,想一鼓作气把它治好。这是父亲第一次主动让我寄钱回家,而且,这也是 父亲这一生唯一的一次!那年夏天,我决定考研。知道我的想法后,父母让我不必再向家中寄钱,得为以后读书做些准备。考研期间,家中来信总是说父亲的身体很好,我也就放心了。第二年考研成功,家里却来信说,父亲的身体不大好,让我春节回家一次。

寒假一到,我急急赶回家中。见到父亲时我大吃一惊。他蹲在门前晒太阳,穿着一件军大衣,手里还拿着火笼。裹在棉大衣里的父亲,身体看起来几乎比我离家时瘦小了一半。父亲见我回来非常高兴,但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明显是底气不足,而且连微笑都显得吃力。我忙问母亲,父亲怎会病成这样。母亲说,早些时候还差点活不过来了,当时你在考研,他不让说。再看看母亲,她的脸也有些水肿,头发已开始花白。

春节一晃而过。我离家时天还没亮,父亲已披着大衣裹着棉被靠在床头上坐着。他问我,明年春节回不了吧?我知道回家的可能性很小,却安慰他说,回来。父亲没有

说话,只直直地看着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父亲一定知道他已经等不到下一个春节了。但我没能读懂他的目光,也许,当时我已经有了预感,却不敢面对。

四个月之后,农历四月初八。大约凌晨两三点钟,我在研究生的宿舍里猛然醒来,眼一睁开便完全清醒,没有任何残留的睡意。看着空空荡荡的宿舍,我忽然想到父亲,是不是他在给我某种信号?天刚亮,宿舍的电话响了:父亲去了。再次回家时,父亲已满脸平静地躺在棺木之中。母亲说,父亲临去时,脸上眼泪直滚,死后一双眼睛仍然睁开着。在病痛中盼了一辈子的父亲,到死时都没有盼到儿子出息,没有看到儿子成家。

安葬下父亲,我又得匆匆返校。临走前,母亲拿出两床被单,让我挑一床带走,另一床留给弟弟。被单颜色红艳热烈。母亲说,这是父亲去世前两周买下的,此前父亲一直在积攒打针时剩下的零钱。有一天听到屋外有人叫卖被单,父亲的精神格外好,平时从不会买生活用品的他,那天竟然很有兴致地蹲在地上挑选了半天。那时,父亲就已开始默默准备后事了。一生贫病交加的父亲,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为我们兄弟俩各留下一床被单。

现在,父亲买的那床老式被单静静地放在我的衣橱中。衣橱里,还有一大堆各样各式的新款被单,有些是自己买的,有些是别人送的,也有些是单位发的。父亲这一生,大约也没有用过这么多新被单。只是,我没法给他寄去一床。在我开始“出息”时,他却已经不在了。

给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母亲拿起话筒便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弟弟的小孩,更乖了,又胖了,还会嘟嘟嘟嘟地说话。说着, 便将话筒对着那张才十个月大的我还没有见过的小嘴。我听见母亲非常遥远的声音在说:叫大伯,快叫大伯啊,哦——哦,乖,叫啊。然后,我听到一个童音“咯咯,呵呵”地笑。母亲高兴地对着话筒说,叫了,他在叫你!母亲如此兴奋,而那其实只不过是孩子刚学会发声而已。母亲一直想要孙子,虽然她并没有一遍遍向我唠叨。

妻怀孕之前,母亲听电话通常都很简洁,问两句“你们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单位上班”,然后就挂了电话。通话一次,就得花掉她一餐或一天的生活费,母亲舍不得。自从不久前在电话中告诉母亲妻怀上了小孩之后,母亲接电话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小孩的事了。

聊了一阵,母亲突然说,看样子我过年又不能到苏州去了,你一个人照顾宋洁行不行啊。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不行的话我就请个保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东奔西走,居无定所。直到二〇〇二年底才在苏州买下了房子,当时,我还在海口。待房子装修好,再等我从海口回到苏州,已是二〇〇三年的十一月了。当时给母亲打电话,说要接她过来住,母亲非常高兴,也做好了来苏州的准备,却突然接到弟弟的消息,说是弟媳春节前后就要生小孩,需要母亲前去广东帮忙。我对母亲说,那就等小孩长大一点儿,到一岁左右再带到苏州来吧。母亲也与弟弟商量好了,准备今年春节由她带着孩子到苏州来过年。现在,妻子怀孕了,母亲再带着小孩过来,显然不太方便。

母亲在电话那边说,你告诉宋洁,我只帮你弟弟,不能帮你们,对不起你两个,叫她不要见怪。坐一旁听我们通话的妻连忙说,妈,你怎么说这话,你好好照顾自己不要生病,我们自己会请人帮忙;过两年,小孩长大点儿再带他过来。

停了一阵,母亲问,那你们今年过年能

不能回来?妻答,肯定回不了,我哪能坐车。

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母亲重复了两遍,就不再说话了。电话两端一阵沉默。我知道母亲的心思,这样一来,或许又是一两年不能见面。

沉默了半分钟,我问母亲还有没有什么要说。母亲不说话,过了一晌,才说,没得么事,就是有点欠你们两个。说完,母亲挂下了电话。

母亲的话突然让我鼻子有点儿发酸。她欠我们两个了!白发苍然的母亲,她还在欠着自己的孩子!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欠”是想念、思念的意思。小时候,我们才离开母亲半天,再见时便会一下扑到她怀中,将小脑袋在她怀中拱来拱去。母亲一边亲着我们的小脸一边问,上半天(上午)欠不欠我?我们回答,欠。母亲的脸上便立即荡起了笑容,将我们搂得更紧。问,哪儿欠?我们用一个指头点着胸口说,这儿欠。母亲便用力地亲我们的脸,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亲得啵啵直响。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是一再出现的。离开家乡近十年,如今我差点儿都忘记了这个词语。

现在,这个我们小时对母亲说过千万遍的词,突然改从母亲的嘴中说出,然后顺着一根细细的电话线,传到三千里外我的耳边,让我突然有种想要流泪的感流。

《现代汉语词典》对“欠”的解释是,借别人的财物没有归还。我知道,母亲永远不会欠孩子任何东西,但她一生都在“欠”着孩子;而孩子借了母亲的恩情一辈子归还不完,却时时忘记了要“欠”母亲。

推开门,天还没有完全亮透,眼前朦朦胧胧的世界完全失去了颜色,到处只是一片灰白。浓重的雾气塞满了天空,伸手一抓, 似乎就能握住满满一把。透过雾气,偶尔传来露珠从树叶上跌落到地上的噗噗声,以及躺在树底下的大牯子的反刍声。

我走到门前那棵拴着大牯子的老柳树底下,弯腰解下系紧的绳子。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大牯子的两条后腿已经立起,头努力向上一扬,原先跪着的两条前腿也费力地立了起来。大牯子有些见老了。年轻的时候它很好斗,常常要把别的公牛追赶得跑过好几座山头。现在脾气是非常温驯了,和人之间养成了更好的默契:只要牵起拴在它鼻头上的绳子,它就会知道要带它去做什么;去池塘饮水,或者去山坡吃草,抑或去畈里犁田。

这次是去犁田。父亲挑着担子走在前面,一条扁担在他肩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担子的一头是犁,另一头是耙。西山山腰里的弯四斗还没有开犁,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犁好。太阳当顶时,就要赶去南面山脚下耙掉昨天犁好的两块田,再撒上麦种。我牵着大牯子跟在父亲身后。还没走出村庄,我就停下来,将提在手中的小半蛇皮袋子麦种放到大牯子背上。大牯子一动不动地站着,眨一眨睫毛长长的眼睛,忽扇几下比巴掌还大的耳朵。

走出村庄,走下山坡,隐约能够看到前面浓重的雾气中有人走动的影子。慢慢靠得近了,才看清那人也牵着牛,挑着犁和耙。在村庄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所有成年牛都已经翻山越岭地走向了散布在山岭之间的田畈。一年春秋两季农忙,每一天,牛们都得这样在天还没有亮透时起身干活。它们在田地里使劲地低下头,耸起肩胛骨,四脚深陷进泥土,拖起沉重的犁或耙,一步一步前行;犁翻起已经板结的土地,耙再一遍遍将泥土耙得疏松细软。干完一天的活儿,天空再次撒满星辰,它们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翻山越岭地回家。丘陵地带的农村生活,至少有一半是被牛承载起来的。

在鄂东北丘陵地带,放眼望去净是连绵不绝的山峦。考上大学离开之老家之前,我一半的身份是学生,一半的身份是牧童。逢周末和寒暑假,我每天都要放牧,紧紧跟住大牯子,看着它在山坡的庄稼边放草(吃草)。农忙之后,除了偶尔有些零星的小活,牛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养膘,吃得肥肥壮壮,等待下一个农忙季节的到来。这时候,孩子们也都牵着自家的牛来到同一处山坡。牛们聚集到一起吃草,或者撒开蹄子奔跑嬉戏。它们摇晃着耳朵,甩动着尾巴,偶尔抬起头一答一应地叫唤几声,哞——?哞——!有时,它们自由自在地从一座山头跑到另一座山头,看起来那么欢快。中午时分,太阳很毒了,牛们就跑到山谷之间的小河里,将整个身子泡进水中,躲避直射下来的阳光和总是死死盯着它们的牛虻和吸血蝇。我们也随着牛下水,和衣将自己一起泡进水里。总有小鱼误认为卧倒的牛群是一个巨大的石阵,于是游到牛们的身下藏身。我们就围着牛摸鱼,或者躺在它们身边给它们驱赶飞虫。

冬天来临时,山坡上已经没有青草可啃了,牛的食物要由干枯的稻草代替。整个冬天和早春,稻草成为它们唯一的食物,为了增加营养,有时也会在草料里拌上一些花生饼(花生榨过油之后的残渣)。但每天,仍然必须把牛们赶到山坡上走走,让它们晒晒太阳,长长腿劲。

让我们一家悲伤不已的是,大牯子终于还是日渐消瘦,尽管给它的草料添加了更多的花生饼。它已经老了。每天早晨牵它到村子底下的水塘里喝水时还好,但返回牛栏的那一段坡路它走起来越来越吃力。父母打算把它卖掉,再换一头年轻的小母牛。牛贩子认为大牯子这种年迈体衰的样子,怕是难以出手,只有卖肉。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屠夫来了。宰杀大牯子的地点,就在它夏天每晚睡觉的老柳树下面。为防反抗,屠夫将大牯子的四蹄用很粗的麻绳捆住,拴在几棵树上。令人意外的是,宰杀的时候,大牯子没有丝毫挣扎,甚至没有大声地叫唤。也许它实在太老了,也许它早已意识到了自己最终的命运。只有泪水从它那双大眼睛中一串串流淌下来,无声无息地流到它瘦长的脸上,挂在它长长的睫毛上。屠夫把肉和骨全部带走了,只余下牛皮还铺在那棵大柳树下。那张巨大的牛皮我至今印象深刻,它足以卷裹起五六个成人。两天后,晒得半干的牛皮也被屠夫取走了。

第二年,家里买了一头年轻的母牛。白天,它自己爬到那些或高或低的山间,啃吃着自生自长的野草,喝着天降的池水河水;夜晚,就躺在大树底下眯起眼睛看月亮或星星,忽扇着耳朵听虫叫或风声。我总在想,大牯子,还有后来那头小母牛,不是我们在养它们,而是它们在养我们,用它们一生的力气和最后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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