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小伙别怕:生命暗流里有个中国准岳母

Zhiyin - - 目录 - □编辑/李明洁

韩国济州岛小伙子李俊明追随中国女友柳蕙来到上海,纯美温馨的恋情让成长在寄养家庭的他,深深依恋与迷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止了这一切,柳蕙当场殒命,李俊明则因外伤而感染波氏假阿利什真菌。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症,医学手段,是无法将这种真菌彻底清除,它暗藏在身体里随时可能爆发,危及生命……李俊明万念俱灰,两次自杀。当他濒临绝境时,伸出援手的,竟是那个因痛失爱女而陷入巨大悲伤、自己的生命之光也摇摇欲灭的人——————柳蕙的妈妈、李俊明准岳母葛兰。这个已经和李俊明毫无关系的人,用三年的时间为他隔离岁月风雨,担当命运的悲欢!最终,他不光打破了生存极限,还收获了一份难得的爱情!

以下是李俊明的口述—————

我和柳蕙相识于2011年3月,那时我还在韩国首尔大学念书。那天,我准备去体育场踢球,远远看到她和另两个女孩走来,我恶作剧地把手里的足球朝她们一扔,那女孩和另一个女孩齐声大叫“:讨厌鬼!”只

柳蕙是独生女,一定要回中国,我选择了陪在她身边。为了让柳蕙的父母接纳我,我和柳蕙商量,就对她父母称我是“孤儿”。柳蕙的父亲在上海市一家超市做后勤部经理,母亲在一家民办培训机构任教。得知我和柳蕙想开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二老主动掏钱支持我们,这在韩国是不能想象的。

我们在相对偏远的辛庄租下一间门面,平时我们就住在店里,逢天气好的周末,我和柳蕙还有她的父母,会一起去黄浦江边,在绿地毯般的草坪上,暗涌的江涛声里,我弹吉他,柳蕙唱歌,头上已有白发的二老牵着手翩翩起舞。阳光和清风像贪婪的手指,翻阅着这属于尘世的平常却温暖的一页……

我和柳蕙商定,就在2015年的4月底领证,5,5月1日举行婚礼。然而2014年3月22日,我和柳蕙开车去机场接货,行至机场高速时,被一辆轿车追尾,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柳蕙当场身亡,死时年仅23岁;开车的我身受重伤,多处骨折,被送入协和医院急救……

我在医院昏迷了整整七天,醒来时,我至爱的女孩已经化做一抔尘灰;而她原本患有心脏病的父亲难以承受打击,在得知车祸的当天发病,两天后因抢

救无效也追随女儿而去;她的母亲、葛兰妈妈,则心力交瘁地躺在这家医院的另一张病床上,和我一样沉浸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与悲伤里。

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去看她,她说“:俊明,你说如果我现在就走,还赶得及和他们团聚吗?”我哽咽而急切地说“:您一定要坚强,我们韩国人认为逝去的生命就像惊飞的蝴蝶,只要花朵保持原有的香气,再生后的蝴蝶就会重新寻着味道飞回来。”葛妈妈苦笑了一下“:说得多好啊,可是……”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很快,我出现高烧不退,且经常呕吐,医生把我身上采集的样本送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做基因鉴定,鉴定结果是,我的颅内感染了“波氏假阿利什”真菌。主治医生告诉我,这种真菌非常罕见。目前医学界还不清楚其发病原理,他只能推断我在车祸中所受的外伤,可能是感染“波氏假阿利什”真菌的途径之一。这种病的治疗难度非常大,活跃在颅内的真菌一旦繁殖到一定数目,便会危及患者生命……

“那,请您告诉我真相,我还能活多久?”半晌,我问。医生犹豫片刻,叹了口气“:不超过一年。”

我虽然对那可怕的病一无所知,但能理解“破坏脑部中枢神经系统”是什么后果。走回病房后,我非常冷静地请护士将我的一条长毛巾竖着对折后剪成两半,当晚,我把它结成长条,挂在卫生间的挂衣钩上,然后勒住了自己的喉咙。在被救回后,我又趁护士不在时,打碎药瓶,用碎玻璃划开了自己的手腕……我的求死之心如此强烈,似乎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我第二次自杀醒来时,葛妈妈就坐在我病床边。她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反问“:我有什么理由活着?”她说“:当然有,你不记得你劝我时说的话了吗?你现在这种样子,柳蕙就算变成了蝴蝶,又怎么认得出你?”我们抱头痛哭。葛妈妈用干枯却热暖的手抚摸着我腕上的伤口,一字一顿地说“:俊明,柳蕙不会想你死,也不会想我死,我们都要一起好好活着。”

以脆弱承担脆弱:生命暗流里有个中国准岳母

从2014年6月12日起,我进入漫长而痛苦的针对“波氏假阿利什真菌”的治疗。由于这种感染病例极少,唯一被证明有效的方式就是打一种名叫“莫洛萨”的针剂,这种针剂是从德国进口的,每支需要1500元,我每天打两针,还要进行日常消炎输液以及高压氧舱治疗,以预防可能发生的脑脓肿。

葛妈妈所有的定期存款共24万元都转成了活期。然而巨额的治疗费像狂风,很快卷尽了这笔钱。葛妈妈又将体育用品店店面连带货物一起转让了,将所 得的28万元也用于我的治疗。

“莫洛萨”是一种药性特别强烈的灭菌素,每天打完针后有大约两个小时,我的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痛得不能呼吸。特别是头部,仿佛是一个充气到极致的气球,轻轻一碰就会炸裂。而医生还要求我这时不能躺着,要在特制的健身器材上保持运动状态,以有利于药液的正常吸收。那种难受程度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撕心裂肺、生不如死。每次运动完,我都感到整个人要虚脱,全身从里到外浸得湿透。

葛妈妈向单位请了长假,日夜守护着我,肩膀上像中国旧时代的店小二那样,搭着一条白毛巾,以便随时给我擦汗。

到8月,我已经出现脑部中枢神经受损的初步症状,走路时脚步开始变得不协调,双腿有时候怎么也伸不直。9月的一天早上,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左脸变得比右脸小了很多,而这同样是病情加重的典型表现!正好这时,护士进来准备给我打针时,我突然崩溃,大叫“:我不治了,去死吧!”抓起针管就往地上砸,针头被弄掉了,药液顷刻间洒到地上。

那护士叫陈梅,是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和我已经比较熟了。她急速地蹲下身体,反复用针管吸着那些药液,当然,只是徒劳。片刻后,她站起来,满脸通红、带着哭腔说“:你怎么对得起葛妈妈?!”

从陈梅嘴里,我才知道,被我打翻的这支药液有多么昂贵,葛妈妈所背负的有多么沉重!就在不久前,她还因为长期无法到岗,不得不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之后她每个月只能领2000元不到的退休金。而医生说,到底能否控制住,只能看我的运气。

简单地说,这是一场赌注巨大、结局未明的赌博。不要说我和葛妈妈这种实际上毫无关系的,就是亲生父母也未必愿意一试。我被震惊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陈梅走后,我艰难地爬下床来,跪在地上,低下头,用舌头去舔那些再也回不来的药液,直到那酸涩的药味,都变成眼泪的咸味。

我又一次想到了自杀,就在我准备付诸行动时,发生了一件事:我远在韩国的父亲偶然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那里,知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惨烈变故,于是和我的母亲一起来到了上海。在病房,父母向葛妈妈再三鞠躬致谢,并拿出整整2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放在我床头。但他们表示,由于还有其他子女要照顾,他们能做的,也仅能如此。

看得出,葛妈妈也为这突然而至的真相,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但她尽量平静地问我“:你不是孤儿吗?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说完后,她说“:嗯,知道了,

我回去给你熬汤。”望着她瘦弱的背影,我突然生出一股强烈的眷恋,我把手放在左胸口,对自己说“: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的!!”

我去咨询了医生,开始主动尝试一些辅助性治疗。我一有空就请护士或葛妈妈陪我到楼下操场去,在那里大声唱歌或练习腹式呼吸。2015年1月底的一天,葛妈妈不在,我求护士陈梅推我到操场上去唱歌,突然,我倒在地上,全身抽搐了大约一分多钟。她吓坏了。我却一边喘息一边笑着对她说“:别慌,以前我经常假装摔倒逗我女朋友的。“”可现在你真的病了啊。”陈梅笑了,她以前听说过我的故事,一时忍不住,眼里却旋转着泪花。此后,陈梅常常陪我到操场上唱歌,她说她不放心,怕我再次摔倒。

异国他乡不孤单:涅槃的幸福那么完整

2015年3月9日,我出院了。我的身体对“莫洛萨”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我的头发几乎全脱落了,整个身体左侧从脸到脚都萎缩得更加严重,动不动就突然晕倒。唯一庆幸的是,我的智力和语言神经都没有受到影响,还可以清楚地说话、思考。

6月底,我突然想到了我和柳蕙经营过的那家体育用品商店,我想去那里看看。碰巧葛妈妈去银行取工资,我鬼使神差地打通医院办公室的电话,找到了陈梅,请她陪我去一趟辛庄。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下了夜班后,她直接赶到了我家中。

到那里后,我发现店门紧闭,打听得知,接手的人由于经营不善,只做了半年就走了。我突然有个想法,也许可以让房东先把房子借给我经营,等赢利了再交房租。我越想越兴奋,情不自禁地给陈梅说了我的想法。陈梅有些惊奇“:开店?你的身体可以吗?”我靠着尚能活动的右腿支撑,歪歪斜斜地扎了个马步说: “你看我可不可以?”想想又说“:还有葛妈妈呢。”

让我沮丧的是,我辗转打通房东的电话后,他一口回绝了我。只是第三天,他突然打电话过来,同意把店面先借给我。原来,陈梅去找他面谈了,把我和柳蕙以及葛妈妈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房东非常感动,改变了主意。但他也和我约定,一旦有客户来租房,我就必须随时搬走。

店面有了,进货的资金却仍是问题。按照以往的经验,至少需要5万元以上。陈梅又一次帮了我,拿来一张8万元的存折。我问“:你还只上了一两年班吧,怎么有这么多钱?”她有些羞涩地说“:里面有5万是奶奶临终时给我的嫁妆。”我突然觉得手里的存折有些烫手。我握紧陈梅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辛苦筹备,2015年9月18日,我们的体育用品商店开张了。白天葛妈妈和我守店,晚上下班后的陈梅就去楼上做饭,然后端下来,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吃。葛妈妈感叹“:我真有福气啊。走了一个女儿,又捡了一对儿女。”听着这样的话,我总会忍不住感动,这就是我的葛妈妈,相比她巨大的付出,她所得的如此微薄,却仍然心满意足。

在我的悉心经营下,商店逐渐有了盈利。我的一位韩国客户偶然将我和葛妈妈的故事发到了韩国最大的论坛之一赛我网,仅一周点击率便超过了百万,3万多名网友跟帖留言。首尔电台随后播报了这个故事,标题是,最美的中国妈妈和最坚强的韩国儿子。不久后,我接到一个从韩国打来的电话,韩国最大泳装品牌的总经销商向我发出邀请,他们请我回到韩国总部,担任中国大区经理一职,负责开发中国地区的市场……

这一次,我没有半点犹豫,决定带着葛妈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韩国。葛妈妈得知后说她不去,去了韩国,她就会成为我的负担。我拉着她的手说“:妈妈,从今往后,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你,没有你,我的生命也找不到根。”葛妈妈红着眼睛点点头。

2016年10月,我带着葛妈妈飞回韩国,正式接管了中国区业务。因为对陈梅的信任,我请她辞掉医院的工作,正式加盟,成为了中国区总代理。

2016年12月,陈梅成为了我事业上最有力的左膀右臂,我们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10%的份额。

2017年元旦这天,我向陈梅求婚了!她羞涩地点了点头。更令我高兴的是,也许是日渐顺遂的事业和温暖的家庭生活给了我力量,我的身体也没有继续恶化。面部的肌肉渐渐有了弹性,左右脸部轮廓恢复了平衡。2017年2月,我带葛妈妈前往协和医院做了详细检查,从中国科学院返回的检查报告显示,我颅内的波氏假阿利什真菌密度竟然有所减少。此时,距我被医生宣判死刑的日期,已经超过了两年,医生高兴地说“:这是了不起的医学奇迹。”

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个奇迹,有一个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我发病至今,葛妈妈已经花掉医药费共计70余万元。在接受《知音》记者采访时她打趣说“:幸好我和俊明一个是左边瘫痪,一个是右边瘫痪,就像两双鞋子各掉了一只,合起来还可以撑着把路走下去。”说着她轻轻地笑了。我也笑了。生命虽然已经残缺,但幸福却依然是完整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有她没有作声,弯腰捡起球,递给跑过来的我。目光相对时,我一下子爱上了她。

我是一个风一样没有根的孩子。6岁时父母就离异了,然后各自组织了家庭,我被寄养在叔父家里。我变得孤僻、暴躁,开始逃学、抽烟……所有坏孩子的毛病我都有了。叔婶都对我很失望,渐渐不再管我,我索性搬到政府为流浪者设置的居住所长住。我就这样在孤单里跌跌撞撞地活着,直到遇见柳蕙。

柳蕙是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跟我同届,主修经济学。因为她,我报读了中文培训班,迫切地想要了解关于她的一切。年轻的心总是容易相通的,何况柳蕙是那么善良温和的女孩。2013年5月大学毕业时,我和柳蕙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