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火箭与一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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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火箭与一个人的一生多么相似。一次性发射,不可逆,更不可重复。飞行高度与动力成正比,方向感精确与否事关成败。需自带燃料,不靠外部空气支持。唯有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才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要想克服地球引力、达到超常的宇宙速度,必须让自己拥有足够级别的接力能力。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时的王建蒙还是16岁的懵懂少年。他怎么也想不到12年后,西昌发射场第一次迎来火箭进场,他竟然梦幻般地亲身参与火箭、卫星发射,并多年亲历中国航天工程的发展过程。

1982年12月的一天,中国西部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场,指挥部技术参谋王建蒙格外欣喜、激动“:我终于见到了期盼中的火箭!”

三级火箭像三兄弟一样将要叠罗汉升空。一级、二级、三级火箭分别从北京和上海两地运抵偏远的山区西昌。

一时间,火箭发射场区如临战事,戒备森严,铁路专线的两边站满荷枪实弹的哨兵。

王建蒙所在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火箭进场装卸以及火箭与卫星测试、发射计划安排和技术协调工作,任务紧急而繁重。这是我国当时型号最新、推力最大、 使用新技术最多的火箭,全长44.56米,直径3.35米。发射塔高达80米,由1000多吨钢铁构筑而成。

当塔吊的机械部分安装好后,在安装电缆时却遇到了麻烦。

从发射塔架底部引申到顶部的几十根电缆,无法穿过塔吊机房厚厚的钢板。这座大约长20多米的桁架横躺在80米高的发射塔顶端,站在桁架下端直径20多厘米的圆柱体上往下看,汽车如同火柴盒,地面的人就像小蚂蚁。

设计人员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在向施工部队人员讲述实施方案时,他们却感到一头雾水,怎么交代也交代不清。王建蒙一下子热血上涌,顶到脑门,霍地立起身来,三下两下就沿着塔吊下面圆形钢焊接成的倒三角吊车桁爬了过去。没有想到系安全带,也没有任何其他安全措施,竟然很利索地爬到需要穿过电缆的钢板部位,用粉笔在桁架平台光滑的钢板下画了一个圆圈,要求施工人员用气焊烧个洞,好让电缆由这个洞穿过。问题一下变得简单多了,且一目了然。

“难为了在下面看着我做高空表演的指挥员和战友们。他们仰天而望,屏住呼吸,不敢喝令我下来,怕我吓着,可心里又实在紧张,为我捏一把汗。”———或许,是初次见到火箭的兴奋、激动,让平时很谨慎、不张扬的技术参谋王建蒙,秀了一把只有蜘蛛人阿兰•罗伯特才会轻松表演的绝活儿。

世间,有许多令人感到刺激、亢奋的行业,一旦从事这样的工作就会活得很过瘾,甚至令旁观者也觉得很过瘾。航天人,就在从事着这种真正需“仰视”才见的事业。

王建蒙在火箭发射场上娶的妻子马京生是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部机关工作的女军官、航天军旅作家。在散文《牵手航天》中她这样写丈夫“:干他这一行,一辈子都让人提心吊胆。爱他实在太累,尽管我不后悔……”

妻子提心吊胆是有原因的。航天是危险系数很

高的事业。散布世界几大洲的火箭发射场,包括世界十大航天发射基地之一、发射世界第一颗卫星的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都曾发生过连同火箭司令一起伤亡的惨痛事故。王建蒙也亲身经历过几次至今难忘的惊魂一刻:

“一次发射任务中,地面燃料加注系统正在进行火箭加注前的准备工作。燃料加注间里的加注泵轰轰作响,操作手们戴着类似大象鼻子一样的防毒面具。突然,我听到‘啊’的一声高叫,紧接着,加注间的门口向外涌出浓浓的棕红色气体。经过最初的惊恐,我随即意识到:一定是燃料泄露了!”

“即便在正常情况下,没有防毒面具也不允许进入加注间。来不及多想,仗着自己对这个加注系统的管路熟悉,我抓起旁边一人肩上的白毛巾用水浇湿,朝面部一捂便冲进加注间。我看到加注泵管道上一个接口猛地向外喷出棕红色的化学液体。加注泵地脚螺栓的螺丝帽上已经鼓起一堆泡沫,那是被燃料腐蚀的化学反应。这种燃料在一定温度、压力状态下是液体,但暴露在常温常压的大气中,就成为毒性极大的强腐蚀性气体。我发狠地指着管道上一个阀门,对不知所措的操作手高声喊道‘:关!赶快把这个阀门关上!使劲!快点!’说完,我憋着气不呼吸,跑到室外才大口大口地喘粗气。那个阀门被关闭后,加注泵停止运转,泄露被降服。按规定,这个口令无论如何也不该我发布,但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确实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有了这些历练,王建蒙在心理上淬了火,变得坚定、沉稳了许多。生与死的界限可是一个生命的底线。王建蒙说“什么事情都不会使自己失望”,也许那正是因为他知道底线在哪儿。他知道航天有时是会死人的,但也许天性使然吧,有理想、有志向的人,总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航天。

在从事航天事业的40年间,王建蒙最感风光的经历,是被选定担任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时下达卫星发射任务的调度指挥员。

1986年2月1日,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于王建蒙个人也是难忘的日子,是他,在西昌卫星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下达了发射口令———“点火!“”起飞!” 航天人风光的背后有难言的痛楚: “我和妻子忙碌在深山沟里的发射场,女儿在内蒙古爷爷奶奶家出生,满月的第二天就被送到北京的姥姥姥爷家,直到蹒跚学步才回到西昌上幼儿园。为了执行卫星发射任务,女儿4岁时又由爷爷奶奶从大西北来到大西南接到内蒙古抚养,一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和我们团聚北京。女儿很争气,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22岁在英国完成研究生学业。但还有很多深山沟里的航天人的孩子,他们的养育、教育都是大问题,是航天发射人一心扑在发射场,在卫星发射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具体问题。西昌第一次执行卫星发射任务时,就有850多人接到亲人病重、病危、病逝消息而不能离岗,还有许多人推迟婚期、把不满周岁的婴儿送到家里的老人身边……”

人称“四十不学艺”,有了作家妻子马京生的信任和鼓励,知天命后的王建蒙大胆操觚,在人生的秋天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春天。

王建蒙先后到过美国、俄罗斯、日本、瑞典等国家的卫星发射基地考察,国外先进的航天设施令他眼界大开。回国后,他就给一些科普杂志写稿。王建蒙说“:那是第一篇署着我大名的文章,但60%都经妻子的改动。”不过,他的写作灵感从此被调动起来,并一发而不可收……

“如果埋头苦干的科学家鲜为人知,科技明星星光黯然,那么它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将是中国未来的危机。”撰写航天科普,书写鲜为人知的航天故事,已经是王建蒙生活中的常态。就这样,他笔耕不辍,凭借自己的文学创作成果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行列。

对于王建蒙来说,他的人生正像一个三级运载火箭。一级火箭———是跨越清华校园和西昌卫星发射场的青年求学和实习阶段;二级火箭———是在西昌卫星发射场发射卫星和在北京总部指挥发射卫星的壮年实干阶段;三级火箭———则是在国际间通信卫星商业领域闯荡并撰写航天著作的收获果实阶段。或许,这第三级火箭还会加注不同成分的推进剂,从而拥有无限期、更加丰富、更加充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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